高麗實際掌權的大院君是個老油條，接到了金三順的電報之後並沒有大喜或者大驚失色。向中國提出請求還真不是剛奪回權柄的大院君想出來的主意，而是到中國留學過的金玉均等人提出的建議。

民朝很重視城市建設，金玉均等人在武漢鐵道學院上學，眼看著中國城市快速發展，大量基礎建設瘋狂推行，又聽了些發展理論。讓這幫人理解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畢竟金玉均他們想理解看到的民朝生產力，就得先理解現代科學。這對於這些認為讀了聖賢書就理所應當的成為官員的人來說未免太過於脫節。對他們來說，理解基礎建設拉動社會支出倒是比較容易的，這種無須科學與數學支持的玩意通俗易懂。錢麽，民朝開動印鈔機之後就隨處可見，金玉均等人還非常支持紙幣發行。

就在去年，高麗剛清洗了閔妃集團，中斷了與日本的通商。經過大半年的肅清，高麗國內局面倒也穩定了一些。稍微穩定之後，那幫心懷國家的高麗官員就蹦出來要求“發展高麗經濟”。

“王上，”金玉均神色堅定，聲音也非常堅定，“我等在民朝的時候，就見民朝國內對重點城市大力建設。特別是都城南京，民朝花了極大的錢。就我們所了解，這些錢都給了幹活的工人，工人有了錢之後就能生活，置辦家什。整個民朝經濟立刻活躍起來。王上已經看過那麽多民朝南京的照片，也聽過諸多講述。都城百業興旺，稅收立刻就是一大筆錢。微臣已經寫了數份奏折，想來王上已經看到。民朝這些年遠勝滿清，就是因為他們用了這等法子。我高麗雖然人口沒有民朝那麽多，也有千萬之眾。若用此法，百姓生活定然也能好上許多。”

金玉均講完，其他到過中國留學的官員也紛紛表態。民朝的富庶給他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民朝的經濟政策也讓這些人在不明白之餘心向往之。金玉均提出的建議並非金玉均一人所想，這些官員們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

如果只是某幾個人的建議，大院君或許還真的肯聽聽。現在有這麽一批人支持，大院君內心深處本能的就出現了反對的意思。對於君主來說，任何政治上的變數都會引發政治上的動蕩。政治上的動蕩不管原本目的何在，都會引發政權的震動。所以一切都能在國君利益最大化的那一瞬凝固不變才是最好的發展。只有這樣，權力才能千秋萬代的延續下去。

不過大院君畢竟是經歷過種種風雨的老油條，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不過是自己的想象而已。世界絕不可能一成不變，在大院君的前半生，統治中國的是滿清。然後滿清就在短短不到十年內滾進了歷史垃圾堆。新崛起的民朝可不是過去的延續，而是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永遠生活在舊日的好時光裏是所有人的渴望，不過這僅僅是一個渴望而已。

“國庫尚且空虛，哪裏有錢來大興土木。”大院君找了一個非常常識化的理由。不過他這話說的其實很沒道理，因為當年大院君真正掌權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興土木，重建了景福宮。景福宮是高麗王朝的正宮，占地面積廣闊，殿宇規模宏大，可謂是巍巍王權的象征，但它在高麗宣祖年間的壬辰倭亂中被焚毀。此後歷代國王都居住昌德宮等別宮中。由於景福宮重修需要耗費巨資，因此其重建計劃被擱置了260多年，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剛剛執政的大院君就果斷下令重建景福宮。

自己就有這樣的行動，此時又冠冕堂皇的來反駁別人新建首都漢城，不管大院君的語氣如何行若無事，對這段歷史非常清楚的諸臣心裏面很不以為然。金玉均等人如何苦勸，大院君一句“與民休息”就把此事給死死堵住。畢竟麽，推翻閔妃集團的政變剛結束沒多久，高麗現在表面上需要的就是安定。

走不通這條路，金玉均等人大為失望。眼看這麽好的機會就要流失，年輕人自然沈不住氣。他們商量一番之後決定，先盡力推動這件事。如果走不通大院君這條路，那就不妨去求民朝皇帝韋澤，若是韋澤肯下令，以大院君對民朝的服從，定然能夠讓他回心轉意。

高麗使團接到再去央求韋澤的電報，此時大大會議已經結束，他們根本沒了見到韋澤的機會。前去民朝相關部門請願，得到的回覆是“此事找民朝駐高麗辦事處咨詢”。等高麗使團把這道消息傳遞回高麗，李鴻章以及中央派來的人已經抵達漢城。

韋澤對“李中堂”的能力並不否定，但是他也不可能真的任由“李中堂”在高麗獨斷專行。新成立的“民朝駐高麗辦事處”是一個局級單位，辦事處主任李鴻章，辦事處黨委書記則是一位剛過三十歲的年輕幹部嚴覆大校。

與李鴻章這幫汙點重重的家夥一比，同樣是身為降將的嚴覆已經算是根正苗紅了。還在福建水師學堂上學的時候，嚴覆接觸到了光覆軍的傳單。這位年輕學員看了傳單，見到了被光覆軍打得落花流水的福建清軍，對養家深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就動了心思。看了光覆軍在佛山大敗英國侵略軍之後，十三歲的嚴覆就離開學堂跑去了廣東光覆軍那邊。

有文化，還是海軍專業出身，更懂些中醫，嚴覆這種覆合型年輕人才很快就成了部隊裏面重點培養對象。十幾年在海軍摸爬滾打，數次進軍校深造。嚴覆上校參加了好幾次海戰，就在他參加了錫蘭海戰，與戰友們一起大敗英國艦隊之後，忽然接到命令，讓他到英國當使館武官。兩年後工作期滿，他回國後就到了黨校深造。學習期滿準備繼續回部隊效力，又接到韋澤的命令，讓他出任民朝駐高麗辦公室黨委書記一職。

臨走的時候嚴覆的老領導韋澤還親自見了嚴覆一面，會面的時候韋澤說的明白，“李鴻章的能力我並不擔心，但是我們是黨指揮槍，領導工作的是黨。從這個角度來看，李鴻章的政治理念我就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安排嚴覆政委到高麗當黨委書記，就是要你把高麗辦公室的工作承擔起來。”

背負著祖國的使命，背負著都督的重托。嚴覆書記抵達高麗的第一件事不是接風洗塵，而是立刻召開正式會議。

“同志們，大家都是新成立的辦事處成員，我們就是一個整個團體。在團體裏面處於領導地位的自然是黨委。所以從今天開始的一個月內，我們要在整個辦公室體系內對黨組織進行梳理。光覆黨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組織，對於有上進要求的同志我們並不拒絕，只要符合黨員標準，經過黨組織的考核之後，我們就會有選擇的吸納合格的新同志。我身為黨委書記，這也是我的責任。”嚴覆現在處於預備役狀態，所以他穿的不是海軍軍服，而是橄欖綠的預備役軍服。頭上帶了橄欖綠的八角帽而不是大檐帽，預備役軍服的更接近普通服裝多些，這是為了明確的區分出現役與預備役的不同。但是兩杠四星的階級章令袁慰亭等人甚為羨慕。只要再升一級，嚴覆就是將軍。一位共和國的將軍，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真正大人物。雖然年齡和嚴覆相差不多，雙方的地位差距可大有天差地別的意思。

嚴覆並不在乎別人的這種眼光，他從加入光覆軍那一刻，就已經把身家性命都投在了這個當時讓嚴覆覺得無比強大的軍隊。十幾年來這支軍隊，這個政黨從來沒讓嚴覆失望過。此時面對新同事，嚴覆卻還沈浸在不久前和韋澤的談話的情緒中。

在艦隊裏面幹過軍醫，幹過駕駛，幹過艦長，幹過政委。嚴覆稍微有些不太能理解韋澤的意思，他沈聲問道：“都督，我是去當書記還是去當監軍？”

韋澤從容答道：“當然是要當書記。我之所以選你，是因為我們在高麗工作考慮的是國家利益，這和在國內工作還是有區別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我們在國內推行的政策，目的是人民的富裕、進步、解放。在高麗的行動，某種程度上讓高麗人民變得富裕和進步，是因為只有按照這種基本規律去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滿足中國的利益。我們不能對高麗竭澤而漁，因為竭澤而漁是沒辦法讓中國利益最大化的行動。這麽講你能明白麽？”

嚴覆能理解韋澤的話，他答道：“我會努力按照規律去做。”

十幾歲的時候除了扛槍，還要當護士，當醫生。第一次給人治療脫臼，第一次給人縫合傷口，第一次掌舵，第一次參加海戰。做這些工作之前，嚴覆都進行了充分的預習，而實踐過程與預習和準備相差甚遠。隨著成長，經驗豐富了，預判和現實的差距也不斷縮小。可嚴覆也深深明白一件事，想象和實踐之間的差距之大往往如同天地。

很快穩定了情緒，嚴覆說道：“我是軍隊出身的，軍隊這地方講的就是紀律，同樣也是要講民主的。我們先確定新的駐高麗辦事處的組織結構。什麽是領導單位，什麽辦事單位，這兩個單位之間的關系，責任，以及相應的民主決策過程。大家對此有什麽意見麽？”

李鴻章、袁慰亭、王士珍、曹錕等人都沒真正幹過上層，對於領導單位和辦事單位這兩個名詞稍微有些聽聞，卻從來沒有真正明白過。現在嚴覆提問，一眾人紛紛搖頭，“請嚴書記給我們好好講講！”

領導機構就是制定決策的，辦事機構就是執行決策的。在韋澤的理想中，他是希望能夠完成這個制度的建立。並且把優秀成員吸納進光覆黨，最終形成一個穩固的體制。當然了，在傳統的官僚體系中，這也可以被看成是官與吏的區別。

幸好嚴覆是軍人，軍隊裏面稱呼的指戰員是指揮員與戰鬥員，而軍事民主就是事前的討論，不能因為指揮員負責指揮，就可以簡單粗暴命令戰鬥員們“給我去死！”除了嚴格執行“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戰術訓練之外，平時為何而戰的政治宣傳，以及戰時要把執行的基本向部隊講清楚，各級指揮員要能夠起到帶動作用。這是個很覆雜又很簡單的事情，核心就是有沒有組織觀念。如果認為自己是組織的一員，這就很容易做到。

李鴻章一直是沒機會真正混進上層，所處的地位只是個辦事人員。他原本以為嚴覆只是要明上下，定尊卑。沒想到嚴覆竟然能夠講述如此道理，李鴻章心裏面最大的感覺是懊惱。當韋澤沒給他機會的時候，李鴻章發現他連核心權力階層的門都沒摸到。

袁慰亭和王士珍等人則是驚喜，他們原本以為通往權力頂峰的路和真正的道路之間的迷霧終於被徹底揭開。這兩人都發現，只要跟著制度走，並且表現出自己的能力。權力之門對他們這樣出身不怎麽好的人也沒有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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