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揚。也是出於同樣的追求，在《伏藏》中，你通過講述一個懸疑故事，意在發現一種真正的西藏精神。

可以說，這種追求未必能真正療救人們的靈魂，其姿態本身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但我不免感到一種隱憂。放眼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優長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處。然而，無論是張承志、張煒，還是你，都對自己認定的精神資源，持一種近乎無條件的激賞與推崇的態度，這似乎背離一個嚴肅作家所應具有的獨立的文化立場。

楊志軍：我沒有放棄文化批判的立場，無論是《藏獒》，還是《伏藏》，或是我過去的作品。《伏藏》本身就是反思文化、宗教和信仰的結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麽呢？是揭露嗎？摧毀嗎？不是，是建樹。因為我更在乎的不是歷史的黑暗，而是靈魂的擁有、愛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們永遠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動。從《藏獒》開始，我就認為建樹一種心靈比摧毀一種心靈更迫切，也更艱難。用幾天、幾個月的功夫摧毀幾百年的建樹，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從“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樹一種具有普及意義的精神價值，建樹一種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為了建樹，我睜大眼睛盯著歷史，有一點光輝我就要放大。因為這是照亮現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別人的不同。也許我的建樹說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說服我自己。沒有信仰建樹的沖動，就沒有《藏獒三部曲》和《伏藏》。作家應該是悲情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就是這樣放大了懸疑的價值。

為了建樹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種偉大的媚俗

傅小平：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信仰真空的問題日益引起關註。這些年，明星、名人參道、信佛幾成一種時尚，旅游愛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熱度也一直不減。前陣圍繞信仰的真偽之辯，道士李一辟縉雲山清修的事件就鬧得沸沸揚揚。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們至少對信仰的構建投註了自己的熱情，但細想下，所謂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錢有閑人士的特權。作為一個信仰的身體力行和忠實追隨者，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楊志軍：你說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說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臨時抱佛腳。有錢有閑人士的燒香磕頭，和信仰從來不沾邊。在我看來，人可以沒有宗教，但不能沒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開講，宗教歸宗教，信仰歸信仰。不是說皈依了宗教就等於有了信仰，信仰並不等同於宗教。皈依宗教是尋找一個集團，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為一種精神現象，信仰首先關註的是人類精神的純潔與高尚，是虔誠的自我奉獻，而不是可恥的損人利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清貧、節制、利他、救度、和諧，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們這個時代並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們需要一種更加大眾化和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信仰，一種博愛、泛愛、兼愛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師香波王子是個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煉“七度母之門”的古茹秋澤喇嘛甘願放棄布達拉宮峰座大活佛的職位，去做一個改變家鄉面貌的鄉長；倉央嘉措最終由教主領袖變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進入世俗，由佛性回歸人性。信仰因此而更加純粹、更加赤誠美好地凸顯了出來。

傅小平：就信仰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追問下去。或許因為信仰的難以界定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同時也容易被濫用。比如，我們有過社會主義信仰，這種信仰有段時間卻成了盲從，最終導致了“文革”這樣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正是沖破這種信仰，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人性得到了解放。然而，失卻了信仰，我們卻感到如此的茫然。

於是，我們開始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國學熱”應運而生，曾經失落的儒釋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從國學大師們活靈活現的宣講中覆活了起來。細一看，“國學熱”熱了那麽些年，其實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民的素質，倒更像是成了一種時尚的爭逐。其實，這也用不著奇怪，試問在我國，信仰即便是在我們從物質困境中解脫出來後，又何曾從實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剝離出來過？

當然，你說的信仰，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信仰，是一種美好的設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揚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為，信仰更關乎個體生命的完善，卻不具有對他人的約束力。而群體性的信仰，可能使社會趨於完善，也可能導致惡果。對此，你是怎麽考慮的？對於如何重建我們社會的信仰，你又有著怎樣的思考？

楊志軍：首先國學不是信仰，因為它先天缺少主宰靈魂的力量。國學因其古老而日益變成了一種學問和知識，而不是改變國民素質的法寶。是期待出了問題，不是國學出了問題。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靈，而不是物質困境。實用和功利並沒有錯，錯就錯在很多人把它當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標。

任何脫離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麽什麽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謂“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動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會性的綜合體現。我們說“這個人壞得沒有人性”，就是指他喪失了道德性和社會性。道德性好理解，社會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環境的理想關系。真正的信仰，不僅在乎個體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種平等、利他、尊重、包容、愛人的良好風尚。這不是我的發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歷史中的不朽的精神價值觀。

許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你若問一個磕著等身長頭、千裏迢迢去拉薩朝拜的普通牧民：為什麽要這樣？他會告訴你：為了所有人的幸福。當他為全人類祈求幸福的時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種自足寧靜的心境和一個好的來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幹凈，從心靈到舉動：不貪、不恨、不起惡念，只做好事不做壞事，道德水準浸透在骨血裏，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這就是一種精神，精神來源於信仰。正是西藏讓我有了堅持不懈地表達信仰的沖動，讓我看到了實現信仰的可能和意義。

傅小平：在談到為何寫這本書時，你說你想通過《伏藏》來填補我們時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說過，現在社會缺什麽，就得補什麽。這一方面凸顯了你寫作的救世情懷和使命意識。但也容易給人留下急於事功的印象，會讓人認為這是你的一種寫作策略，而非心靈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紅，歸結為迎合了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價值。當然，如果拋開這樣的成見不說，你的使命意識反映到現實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謬的，比如你極力宣揚的藏獒精神，導致的卻是藏獒成為一種富人的新寵。對於近於執拗的這麽一種寫作姿態，你自己是怎麽理解的？

楊志軍：藏獒成為富人的新寵，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義，說明真正的藏獒已經和新寵們區別開了。當我總結藏獒的特點，把它看成是一種精神符號時，就已經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於失去的悲哀，才讓我那麽激動地寫了《藏獒三部曲》。契合這個時代的生存法則、精神趨向和主流文化價值，是我的願望，可惜完全沒有契合。難道我在《藏獒》中描寫的高貴典雅、沈穩威嚴的藏獒儀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藏獒風格，大義凜然、勇敢忠誠的藏獒精神，已經成了我們的生存法則和精神趨向？要是那樣，就太好了。可惜沒有。正是因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讀者的期待。為了建樹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種偉大的媚俗，我倒是願意扛在肩上的。至於是“寫作策略”，還是“心靈使然”，我的新作《伏藏》會告訴大家。什麽樣的人寫什麽樣的作品，僅靠“寫作策略”，只能越寫越假。

傅小平：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民族。要這麽說，如果身處其中的個體有信仰，多半也是後天的修煉，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遺傳。在多年的創作中，你始終不渝地堅守信仰之道。我想問的是，你有信仰嗎？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種意義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創作？

楊志軍：寫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註定。愛和信仰的確與物質世界是沖突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質日益豐富的副產品，我們的焦慮就是無法在物質和精神之間找到平衡的支點，或者根本就沒有這個支點。物質在膨脹，人欲在膨脹，道德卻在淪喪，信仰卻在消失。這就是我寫《伏藏》的理由。我說過，精神的沖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茍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沖突之前就死得一幹二凈。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屍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屍走肉時，不至於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藏獒》走紅以後，你一直深受媒體和圖書市場關註。從一定程度上說，你是名利雙收了。而你所倡導的愛和信仰，與物質世界多少是有沖突的。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很可能會面對類似晚年托爾斯泰所面對的難題。基於此，我想了解，你有著怎樣的名利觀？你對生活持何種態度？

楊志軍：偉大的托爾斯泰應該是一切作家的榜樣，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閉和憂郁，他其實非常絕望，他的離家出走和客死車站就是證明。我有時想，托爾斯泰挽救了數代人的靈魂，卻沒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莊園等精神和物質的沖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倉央嘉措的精神一脈相傳，都是摯愛、博愛、大愛，為此有了我們早已忘卻的“托爾斯泰主義”，有了我們讚唱不已的倉央嘉措情歌。

但他們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他們的存在讓我們恩愛、崇敬、向往、感動，卻又讓我們憂懼和害怕；他們是悲壯的，我們是悲怯的。寫作有時候是寄托，有時候是逃避，有時候是謀殺自己。拯救的是別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隨遇而安，隨遇而喜。我常常處在虛無和幻滅之中，根本就沒有什麽可以啟迪人的生活態度，能讓自己平凡、平淡、平靜地活著，就已經不錯了。

傅小平：最後，來談談你的生活經歷吧。你在青海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常年定居青島。有意思的是，兩個地方起頭都是一個“青”字，給人一種純凈的感覺，跟著的“海”和“島”似乎也有種內在的對應關系，用佛家的話說，這也算得一種因緣。然而，這份因緣，也有幾分特別。你現在生活在青島，青島的生活經歷卻始終沒有進入你的寫作視野。而你遠離了青海，筆觸所及，卻全是青海時期的生活記憶。這是為何？如果說，這兩個地方是你生活和創作經歷的兩個重要關節點，不妨由從青海到青島這樣一種生活的變遷引發開去，談談你所走過的心路歷程。

楊志軍：我對都市有一種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寧時，我就很少感覺到都市氣息的存在。鄉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觸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訴我必須生活在城市，但感覺卻常常放浪不羈地跑向遠處的寂寞和荒涼。可是，一個人的一生怎麽能不經歷都市呢？當外面的喧囂朝我頻頻招手時，我便從青海來到了青島，十幾年一晃過去了。我發現我仍然感覺不到都市氣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覺不到。我仍然覺得青藏高原就在腳下，就在衣懷裏面。所以我說，青藏高原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代表思念和寄托的家鄉故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靈魂所在。我依靠青藏高原，寫出了迄今為止的所有作品。有時候想，我非常慶幸自己出生在那片高峻、寒冷、缺氧的原野，並在那裏摸爬滾打了那麽久；非常慶幸我的媽媽和兄妹以及許多親友迄今仍然生活在青藏高原，促使我年年回歸，看望他們，也看望家鄉故土上每一寸不變的古老和速變的新奇。我的寫作常常是為了報答，報答滋養了我的一切，《伏藏》也不例外。

關於青島的生活經歷，我現在還顧不上，即使將來顧上了，也還是一個草原游牧者走進大都市的感覺。強烈征服的欲望和無奈落敗的沮喪，會讓我的內心悲風陣陣。忘記說了，我的祖先是馳騁草原的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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