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皇順治起，朝廷就在鄉間廣諭民人，以《聖訓》教化人心，這與你所言之鄉約有何不同？”

“均平之言，是視人有男女老弱、心向上下之差。人既有差，家業也將有差。日積月累，丁多勤儉之家得業，雖小農也能得百畝田地，丁少怠懶之家敗業，雖萬貫家財也不餘一文，此平由何處而均？”

“至於井田制一事，而今天下，千年變幻，沈積已定，如何重行古制？漢時王莽所行，便是借了儒家所言，以儒亂政。國與家畢竟不同，國事根底，千頭萬緒，為君者要衡諸方之利，而非照爾等臆想之語行政。”

從曾靜交上來的作業裏，雍正欣喜地看到，這個窮酸是在真心悔改了。但曾靜還在堅持，只有呂留良所述那一套政制，才能清除華夏頑疾，度那五德轉運之劫。

因此雍正也認真地教導著曾靜，希望他能在這條正確而光明的道理上再進一步。為這個曾靜，他頂住了滿朝堂的壓力，如果曾靜不能表現出透入骨髓的懺悔，又怎能對得起自己這番心血。

雍正這番教誨，所涉及是國政實務一面，用上了諸多他家學思，更是只埋頭讀儒家經典的曾靜這等窮酸所未能觸及的新知。這些東西，曾靜如果能南行廣東，甚至繼續就在永興縣學裏呆著，其實就能接觸到，可惜，到了北京，卻是從雍正這裏聽得了仔細。

批閱完畢，將折子交給等候在旁的南書房行走，雍正拍拍發熱的額頭，對著書案上那一大堆奏折皺起了眉頭。

這都是求請盡快誅殺曾靜的本章，開頭只是刑部跟雍正對著幹，現在是整個朝堂都沸騰了，都認為雍正繼續留著曾靜張熙是壞了一國人心。

如此反應，讓雍正既喜又憂，喜的是，這些朝臣是在借曾靜之事，向他表絕對效忠之心，是為他這個皇帝的位子，為他的臉面著想。憂的自然是在跟他搗蛋。

矛盾之下，雍正就不好對這些朝臣太過強硬，免得傷了臣子們拳拳護主之心。

思來想去，雍正嘆氣，攤開折子，再寫了一封上諭。

首先，雍正認可並且讚揚臣子們的用心，其次，雍正再次強調，曾靜不過是學識粗鄙，受了呂留良遺毒。呂留良遺毒之深，遠不止曾靜，天下怕是有千千萬萬。將曾靜簡單地誅殺了，這些人的遺毒就很難清理了。

因此雍正希望，臣子們能齊心協力，幫著他一起完成這一樁誅心工程，滌蕩這一國人心，大家團結起來，為抵抗南蠻，為光覆華夏而努力。

這封諭令用詞之懇切，一改雍正往日嚴厲作風，讓朝堂臣子們嬌軀一震，撒潑打滾的激烈手段不好再用，雖沒停了鬧騰，言辭卻溫婉了許多，讓雍正終於松了口長氣。

雍正跟朝堂纏纏綿綿之際，雍正四年八月，《大義覺迷錄》終於成書。雍正再度以雷厲風行的手段，給每省遞去樣本，讓督撫在當地覆刻刊行。

這是大清有史以來最大一樁官印事業，除了京城百官、國子監諸生，每省從官到學子，雍正都要求人手一本，甚至鄉間一般民人也能看到。當然，印書的錢，就得由民人來掏，地方官府奏報數目。

這個數目就很嚇人了，在李肆那個時空裏，僅僅只是臺灣一府，知府就奏報了1230本的數量，全國總數怕不下上百萬本……

跟李肆之前時空裏的《大義覺迷錄》相比，早產八九年的《大義覺迷錄》差別不大，分為四卷。第一卷是早前雍正對曾靜投書的駁斥，這部分言論，朝堂和地方官府都基本熟悉了。第二卷則是雍正跟曾靜的對話，當然，在書裏為了凸顯皇帝的威嚴，雍正的問話都是大字，曾靜的回答都是小字，而且還不提姓名，而是自稱“彌天重犯”。

第三卷是雍正為曾靜之罪開脫的內容，包括了在荊州和京城審訊曾靜的內容，以及雍正跟臣子們討論該如何處置曾靜的多道奏折和諭旨。前半部分是顯示曾靜是受呂留良學說蠱惑，以及曾靜自己有所悔改，後半部分則是從雍正和朝臣的討論中，應證曾靜的確罪不至死。

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為雍正必須要將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綁在一起，所以這裏他摻進了一些私貨，借駁斥曾靜關於他雍正篡位和殘害兄弟的言論，彰示他得位的正當。這部分內容在第一卷裏也有所鋪墊，如今結合起來，宮廷鬥爭的內幕，至少是從皇帝口中道出的宮廷鬥爭是怎麽回事，就這麽在民間廣為流傳。

朝堂對第三卷內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間卻由此大飽眼福，他們還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國政來往，甚至第一次這麽近地接觸皇帝的秘聞，即便只是駁斥謠言。實際上大多數民人，都不怎麽清楚這謠言的真正面目，這下卻由皇帝自己說了出來。皇帝是在辟謠，可辟謠的效果……往往與辟謠者的願望背道而馳。

第四卷收錄了雍正關於處置呂留良和其門徒，以及相關人等的諭旨，這還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個時空相比，多出了數落呂留良後人叛逃南蠻的指控，同時將呂留良學思廣傳民間的罪責推給了南蠻，由此避開對康熙“仁治”的牽連，同時也替江南官場作了開脫。

最後部分則是曾靜的《歸仁錄》，也就是曾靜自己的悔過書。曾靜在這部分裏總結了自己的認知之失，自承學識淺薄，沒有明白人倫乃是華夏之根。

曾靜總結說，“今日之正義，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人倫，以全其天理之大公，覆我所性之固有。”

他懺悔道：“常以靜之至愚不肖，誤聽誤惑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天之道，長享無疆之福，斯不枉為聖世之民，而為生人之大幸耳。”

黃埔無涯宮，李方膺一臉慚愧地對李肆道：“沈在寬依舊頑固，雖承認理學確實不合如今時局，華夏也非靠理學才能成其為華夏，但他仍舊認為，他所作沒錯。他說，以利導世，為禍太深，只能靠孔孟正道，才能驅逐韃虜，光覆華夏。”

李肆將一本書給了李方膺，笑道：“無所謂，只要他能承認，理學不是天生就能統治人心的東西就好，反正他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這書你可拿給他，讓他看看，他北面的同行是什麽面目。”

李方膺接過書，正是《大義覺迷錄》，再粗粗一翻，皺眉道：“這曾靜……可是咱們治下之人，就這般被雍正拿來揉搓，咱們這一國的臉面何存？”

李肆淡淡道：“此事跟一國臉面有什麽相幹？朕還巴不得有更多人北投滿清，與其讓那些天生要作奴才的人在我英華一國裏搗蛋，不如放他們去北面。”

李方膺也笑了，的確如此，那些個死不悔改的腐儒，最好是都學曾靜一般，跑到北面去。

接著兩人相對嘆氣，這是不可能的。還滿心堅持著自己那臆想世界的腐儒，在國中也許還有一萬，但能像曾靜這樣還有一腔血氣，敢於丟開英華現今蒸蒸日上的前程，悍然北投，怕是再找不出十個來。

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人不止人才，更是人心。

接著李方膺擔憂地道：“雍正在人心上如此大動幹戈，這南北局勢還不知要如何變化。”

李方膺只是民間身份，李肆不好跟他深談國政，同時李方膺這話也要糾正，只是笑道：“這就是大動幹戈了？熱鬧的還在後面。”

李方膺瞪眼，將國政乃至皇室密辛都廣告天下，幾乎每個學子人手一本，這還不是大動靜！？如此景象，當年明太祖朱元璋殺胡惟庸時，印書天下，昭告胡惟庸等反賊之罪，動靜也比不上現在。

李肆像是自語地低聲道：“雍正這是要跨出第二步……”

雍正登基後，前四年就忙著兩件事，一是清除異己，穩固龍椅，一是收緊銀根，搜刮錢糧。為此他不得不向李肆低頭，保持著諸多默契。如今兩件事他都辦得差不多了，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英華這四年裏跨出的步子更大，國力膨脹更為驚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須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擁護，要得到更多的錢糧來成軍，為此他就必須獲得更大的權柄。而將曾靜一案與大清一國的根基聯系上，就能更深層次地攪動人心。

讀書人以為，出書就足以攪動人心了，可對權柄在握的人來說，這遠遠不夠，除了殺頭，還得作另一件事。

北京紫禁城養心殿，張廷玉對雍正道：“成書倉促，不僅有諸多學思未能徹底批駁，書中還有一些細節，還容易導那些愚人思及宮闈之事。”

雍正也註意到了，書中關於他得位之事的辟謠，惹人更加生疑。此時他還沒想透，就問張廷玉有什麽想法。

張廷玉道：“就該將此書如早前宣講《聖訓》之事合在一處，派出得力學士，深入地方，細細宣講，既能將書中未盡之理講透，也能防止人心誤入歧途。”

這辦法好，雍正連連點頭，他也有了想法：“書中駁斥呂留良之說，礙於主旨和篇幅，確實未能講透。你可另尋名士，深入批駁，另成一書，跟《大義覺迷錄》一同去地方宣講。”

張廷玉拜道：“臣正有此意，本已尋了方苞、顧天成等名家，將呂留良餘毒好好滌蕩一番。”

當雍正點頭時，張廷玉心中狂喜，這下好了，遺禍華夏數百年的浙黨餘孽，將因呂留良之說被徹底毀貶而徹底滅絕……

有張廷玉推手，曾靜呂留良案，在《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之後，再起一波高潮。

清廷從翰林院選出若幹翰林，奔赴各地，掀起一波宣講風潮。這些宣講使加上地方官，目標是將《大義覺迷錄》的內容盡可能傳播給天下人，堆場次，湊人頭就是功績。

宣講會一場數百人、數千人，在陜西甚至有兩萬人的宣講大會，人人手握《大義覺迷錄》，隨著主講人聲嘶力竭地呼號，如旗幟一般揮舞。在雍正四年的八月，但凡官場、讀書人，乃至地方鄉紳，不拿到一本《大義覺迷錄》，不參加一場宣講會，都自覺是不忠於朝廷，不忠於皇上。

宣講會不止是《聖訓》、《大義覺迷錄》，張廷玉牽頭，方苞、顧天成等文人動手，《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一書的內容也廣傳天下。這本書更從學理上，徹底打倒呂留良之說，尤其是“糾正”了華夷之辯，將其導入君臣大義的“正確”道路上。

當李肆得知，四川、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英華與滿清交界處，清兵加強了防備，對雙方來往商賈開始作嚴苛限制時，他對內廷司諭楊適說道：“召集與江南事有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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