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所謂“宣撫”與“宣撫文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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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兒、老太太、小孩兒，約集中了五十來人。都是一種惴惴不安的眼神。我和萬宣撫官登上十字路口的一輛牛車，慢慢地開始了演講。
諸位，我們是日本軍。我們今天在這個村落的前面和你們國家的軍隊打了仗。激烈的槍聲把你們給嚇著了吧。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把你們這樣的善良的中國民眾作為敵人的。我們的敵人，只是懷有錯誤思想的中國的軍隊。請看，你們的皮膚和我們的皮膚有什麽不一樣嗎?你們的眼睛和我們的眼睛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嗎?諸位和我們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們和日本人流著相同的血液。我們日本人希望和你們中國手拉起手來。但是蔣介石一派卻抵抗我們。我們沒有辦法才拿起武器懲罰他們。再說一遍，我們日本人的敵人，只是繼續抗日的中國軍隊。我們日本軍不是侵略者。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如果我們是侵略者的話，現在就直接把你們殺了，把你們的財產搶了，把你們的家放火燒了。可是，你們現在圍在日本人的身邊，一個被殺的也沒有。這個事實你們看到了吧。有人在日本軍隊進入亳縣城的時圖26日軍“宣撫”照片：日軍正在進行“醫療宣撫”
候，就警備著縣城，保衛著民眾的安全，並且已經成立了自治委員會，正在縣城建設王道樂土。你們當中有看到的吧? 日本軍隊的行動就是這樣，是神聖的行動，所以我們把這場戰爭叫做聖戰。諸位現在必須和日本軍隊合作，在這個十字河建設王道樂土。這是你們的義務，也是你們的幸福。這樣，你們就再也不受支那軍隊的掠奪了。如果有人暗通敵軍， 日本軍隊會毫不猶豫地把鐵錘砸在你們頭上。怎麽樣?都聽明白了嗎?明白了就趕快行動吧!(《宣撫官》第201～203頁)
“演講”裏充滿著謊言、欺騙、勸誘、恫嚇與威脅。那麽，這樣的“宣撫演講”效果怎麽樣呢?從“宣撫文學”中的描寫看，淪陷區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在敵人的槍口和刺刀下，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從。凡表示服從的，日軍“宣撫班”就發給他們所謂“良民證”，然後，為了進一步籠絡民心，“宣撫班”還利用淪陷區老百姓物質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向他們施一點小恩小惠。那就是給老人一支煙，給婦女一盒火柴或一點食鹽，給小孩一塊牛奶糖或一塊點心。還有專門的所謂“醫療宣撫”，即給患病的老百姓打針吃藥。而施小恩小惠、發“良民證”和進行奴化宣傳，往往是同時進行的：
茶的味道很好。〔土民〕聞著茶，連說“好吃，好吃”。不光是茶，這次把叫做“小孩兒印”的紙煙也拿來了。每人分了一支。我們自己不抽，所以有時間從衣兜裏拿出煙來，一人一支地分發。不夠的話，就從屈和蔣(均為“宣撫班”的漢奸——引者註)的雜物包中取出給他們。土民們見狀，做出“這怎麽行”的不好意思的表情。……廬宣撫官趁機向他們說明共產軍和國民黨如何是惡黨，像那種欺負良民的人，應該快消滅他們。說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識的土民聽得明白。“八路軍如何向日本軍開戰，他們終究沒有勝利的指望。看看日本的飛機，看看大炮、重機槍吧，八路軍哪有這種東西?”這麽一強調，土民中有人高聲說：“沒有，沒有，就連短槍也不是每人都有。”“是啊是啊”。太陽照到了山岡上，遺憾的是良民證做的太少，只好把十四五人的姓名、年齡、性別、村名記下來。按序號交給他們。規定良民證戴在胸前，一個老人戴上了，我笑著對他說：“好看，好看。”……(《宣撫班戰記》第107～108頁)
日軍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種“宣撫”活動，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從近處說，就是企圖收買人心，破壞抗日的群眾基礎，破壞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直接為日軍的軍事行動服務。為此，他們除了用小恩小惠對當地老百姓進行拉攏以外，還扶持成立“治安維持會”等各種漢奸組織。小島利八郎的《宣撫官》中寫到日軍在安徽亳縣扶持成立了漢奸武裝“警備隊”，編成了兩個中隊。平時由日軍宣撫班進行軍事訓練，還對他們“施以東亞新秩序的理念為中心的教育”，戰時則為日軍作倀。在鐵路沿線地帶，為了保障日軍的運輸暢通，宣撫班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進行所謂“鐵路愛護村工作”。他們對村民軟硬兼施，扶植偽村長，劃分責任區，在鐵道邊建造“監視小屋”，讓村民監視、阻止抗日武裝對鐵路的破壞。並讓他們每天都向“宣撫班”匯報鐵路運行情況。如稍有松懈，“宣撫班”便傳換他們，“嚴加訓誡”。
為了長期占領中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宣撫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進行奴化教育。宣撫班對老百姓進行奴化宣傳教育，手段多種多樣。除了上述的貼標語、宣傳畫、做演講等方式之外，據川夜瀨不逢的《宣撫行》(東京：作家社)中的描寫，“宣撫班”自辦新聞小報，並且把小報送到各家各戶，還在街頭朗讀。另外還到各村放映以“宣撫”為目的的所謂“慰安電影”。《宣撫行》中寫道：
從昨天開始的讀報和放映的慰安電影，非常地受歡迎。作為會場的女子學校擠滿了民眾，他們在畫面上看到了我們的宣撫工作的情況，似乎有了深刻的認識。我們拼命地費盡千言萬語，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撫行》第142頁)
“宣撫班”在進行奴化宣傳的時候，特別註意以兒童和少年為對象。《宣撫班戰記》中寫著，宣撫班在曲陽縣把一批饑餓的頑童少年組織起來，用日軍吃剩的飯加以引誘，讓他們為日軍跑腿做事，成員達到30多人，稱為“少年吃飯隊”。小島利八郎在《宣撫官》中記述，宣撫班在江蘇宿遷縣成立了“宿遷縣覆興小學校”，那是一所“日語學校”，由“宣撫官”任教，還培養中國教師作日語教師。小島寫道：“要真正地把握中國的兒童，真正地把日本的偉大的精神植根於中國兒童，就必須首先牢牢把握與兒童接觸最多的〔中國〕教師的心。”可見，開辦日語學校，是“宣撫班”對當地的師生進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徑。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1）
“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些“宣撫”活動，效果如何呢?單從“宣撫文學”中來看，日軍在很大程度上，在許多方面達到了他們“宣撫”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壞了八路軍的抗日鬥爭，維護了日軍的後方基地，特別是一定程度地對中國淪陷區的老百姓進行了奴化宣傳和奴化教育。在“宣撫班”的胡蘿蔔加大棒的威逼利誘之下，淪陷區出現了一些事敵或媚敵的事情。對此，《宣撫班戰記》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寫：
前面出現了可疑的影子。於是，尖兵小隊的戰士們屏息靜氣、系緊頭盔，貓起腰來。 以懸崖為屏障輕步前進。但是，我們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軍的槍口，而是十四五個土民的身影。他們打著用奇怪的染料描畫的自制的太陽旗。他們鞠著躬從棗樹林中現出了鈍重的身影。挑著破桌子擔著茶水，小心地捧著盛茶的陶制小茶碗，還抱著五六個疊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爛衫的老百姓，到日軍所經過的路口來迎接了。曲陽的山區，農民家的院子裏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現在土民們把葡萄、紅棗、熟柿子等山果，滿滿地盛在筐子裏，擺在桌子上，連聲說： 日本軍隊，辛苦，辛苦!低著頭笑著請士兵吃。我們早晨出了曲陽城後，一直沒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頭盔的士兵們高興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語說：謝謝。表示好感。
圖27日軍“宣撫官”在街頭“演講”
像這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讓宣撫官們感到非常欣慰，這是常有的事。士兵們會想到，土民們這樣順從，完全是宣撫班默默無聞辛苦工作的結果。……土民們對騎馬的士兵，必定連呼“萬歲”、“萬歲”!士兵們也舉起右手，扭過身子，呼應著土民的喊聲，非常地得意。等部隊首長到達的時候，土民都累得夠嗆，嗓子都喊啞了。……(《宣撫班戰記》第38～39頁)
關於淪陷區老百姓“歡迎”日本軍隊的與此類似的場面，在日本的“宣撫文學”中比比皆是，在整個侵華文學中也並不少見。在淪陷區，受日本軍隊“宣撫”活動的影響，或受漢奸賣國勢力的蠱惑利用，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撫文學”的作者們也特別喜歡描寫這種場面。他們企圖從這類場面的描寫中證明兩點。第一，“宣撫”是有很大成績的。由於“宣撫文學”的大多數作者，本身就是“宣撫官”，他們需要在“宣撫文學”中表現自己，為自己樹碑立傳，邀功請賞；第二，他們要通過中國民眾歡迎日軍的情節，說明中國民眾是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只要給他們一點好處，他們就會接受日本人的統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國民中實行“大東亞共榮圈”是可行的。對此，《宣撫班戰記》中寫道：
我們只能認為，這些堯舜的後代們完全甘於過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軍隊和共產軍在五臺山浴血奮戰，他們竟毫無所知。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一切與我無關。不想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對他們來說，殘酷暴虐的軍隊的進攻，和天變地異是一樣的。洪水來了就到高處避難；旱災來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澆地。同樣，大兵來了就到山洞裏躲藏，還口口聲聲說著“沒法子”。他們就是這樣，對國家的政治和自然變異不加區別。……(《宣撫班戰記》第57頁)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2）
這就是日本軍隊，也是當時的日本的主流輿論對中國民眾的共同看法。而“宣撫”活動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對中國民眾的這種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不料，他們在中國卻遇上了八路軍那樣的頑強抗日的軍隊。八路軍難道不是中國民眾組成的嗎?這樣，他們對中國民眾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謬，只好把八路軍罵作“共產匪”，並極力把八路軍描繪為中國老百姓的敵人。而日本軍隊，特別是“宣撫班”，倒成了中國民眾的“救世主”。
然而，“宣撫班”果真是來“拯救”中國人的嗎?盡管“宣撫官”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宣撫文學”是不敢加以如實描寫的。“宣撫文學”所描寫的，只是“宣撫”活動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撫文學”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撫班”的侵略本質。事實上，不論是一般的日本軍隊也好，還是“宣撫班”也好，作為侵略者，實質並無區別。“宣撫班”不過是裝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戰士”的侵略者罷了。關於這一點，即使是對“宣撫班”極力美化的“宣撫文學”，也還是常常不慎走筆，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徑。如在中國，日軍以喜歡吃雞而“聞名”。而“宣撫官”們也不例外。在《宣撫班戰記》中，寫到“宣撫班”為了滿足口腹之欲，特組織了什麽“征發隊”(“征發”，在日語中是“征用”之意，實為搶劫)，到老百姓家“征發”搶劫。“征發隊”中有專門的“雞征發隊”。“雞征發隊，不必說是由中國人“楊”宣撫官為隊長，有馬夫和密探組成。宰殺、拔毛、燒毛等，由我們(指日本人宣撫官——引者註)擔當。”(第26頁)這種無恥貪婪的場面，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了。
在中國的抗日文學中，對於日軍“宣撫”活動的實質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鷹發表於1941年的短篇小說《宣撫》(載《屠場》，杭州正中書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說是一篇“反‘宣撫’的文學”。這篇小說通過兒子做了漢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動地描寫了“宣撫班”的“宣撫”活動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雞，已經被日本人搶去了五只，現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雞了。王老太雖然認為：“不管你們什麽人造反，我們老百姓只要錢糧吃飯。革命黨造反也好，孫傳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們全不管。”她對日本人來“捉雞”和課稅不滿意，但畢竟日本人還讓她“吃飯”。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撫官”來了。“日本兵共有九個，他們是來‘宣撫’。他們近來時時到四鄉去‘宣撫’，但真實的目的，卻在女人及雞和香煙法幣(當時流通的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引者註)。”“宣撫官”一進村，看見阿發想逃，認為“不敬”，便一槍打死。“宣撫官”鈴木闖進王老太家，將王老太那個漢奸兒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強奸，直至將她折磨至死。“宣撫官”植田闖進王老太家，王老太受過漢奸兒子的“訓練”，“便對植田深深一鞠躬。豈知年高腰硬，身體便往前一撲，植田就砰的一槍!”於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來到王老太屋裏，發現一個箱子，無法啟鎖，以為裏面有什麽寶貝，便用槍柄猛砸，不料箱內是王老太的漢奸兒子藏匿的彈藥。彈藥爆炸。植田飛上了天。其他正在搶劫的八個“宣撫官”，聽到爆炸聲，慌忙逃走，“立刻報告班長，說正在宣撫，碰到支那游擊隊”。易鷹的這篇小說，證明了日軍的“宣撫”本身就是一種野蠻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撫”的實質，也諷刺了淪陷區有些民眾的愚昧麻木，飽含著深受“宣撫”之害的淪陷區民眾的血淚。
日本的“宣撫文學”對日軍“宣撫班”及其“宣撫活動”美化，和中國抗日文學對“宣撫”的揭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的“宣撫文學”本身就是為日軍侵華做“宣傳”的，因此，它只能描寫那些符合他們“思想宣傳戰”所需要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宣撫文學”中的某些細節上的寫實，根本不可能掩蓋其本質上的虛假與虛偽。實際上，“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懷柔策略，還是殺人強奸搶劫，只是形式不同，實質都是一樣，那就是對中國的占領、對中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的士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1）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國戰場的作家，調查采訪後寫了一本反映日軍在中國所作所為的小說，發表後卻被日本軍部當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並被判了徒刑。這就是侵華期間日本文壇最有名的“筆禍”事件。那個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達三，那篇給他帶來“筆禍”的小說就是《活著的士兵》。圖28石川達三的“從軍許可證”
石川達三(1905～1985)在當時已經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說《蒼氓》獲得了首屆“芥川龍之介第九章N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文學獎”。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並約定為《中央公論》寫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說。石川達三從東京出發，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陸，1月8日至15日到達南京。石川達三到達南京的時候，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血跡未幹，屍骨未寒。石川達三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但卻親眼看到了大屠殺後的慘狀，並且有條件采訪那些參加大屠殺的日本士兵們。而那些士兵仍然沈浸在戰爭和屠殺的興奮情緒中。石川達三有意識地深入到他們之中，以便搜集到真實的材料。據“審判調查記錄”記載，石川達三當時的想法是：
我覺得，和士兵們交流，聽他們的交談， 比起和將校接觸，更能把握戰爭的真實的情況。所以在那裏我和將校們幾乎沒有接觸，而是註意士兵們的談話。而且我親眼看到了戰地上的人們的真實情緒。
他在戰後也說到過同樣意思的話：
我到南京戰場去的時候，打算盡可能地不見將校和軍事首腦。我抱著這樣一個方針出發了。到達後按照預想的那樣，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聽他們的聊天和侃山，從而了解了他們平常的情況。將校們對外界凈說謊，冠冕堂皇，文過飾非。為了了解戰場上的真實，我才深入到士兵當中。(《石川達三選集》第5卷，八雲書店1948年版)
可見，忠實地描寫“戰爭的真實的情況”，反映“戰場上的真實”，是石川達三的最初的創作動機。由於見聞和材料的充實，石川達三從南京回國後，僅用了11天的時間，就完成了約合中文八萬多字的《活著的士兵》。
《活著的士兵》把進攻南京並參與南京大屠殺的高島師團西澤連隊倉田小隊的幾個士兵作為描寫的中心。寫了他們在南下進攻南京的途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種種令人發指的野蠻罪行：他們僅僅因為懷疑一個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就當眾剝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為一個中國小女孩兒趴在被日軍殺死的母親身邊哭泣而影響了他們休息，便一窩蜂撲上去，用刺刀一陣亂捅，將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僅僅因為被強行征來為日軍做飯的中國苦力偷吃了做飯用的一塊白糖，就當場一刀把他刺死；那個本來是來戰場隨軍僧片山玄澄，一手拿著念珠，一手拿著軍用鐵鍬，一連砍死幾十個已經放下武器並失去抵抗力的中國士兵。他們以中國老百姓的“抗日情緒很強”為由，對戰區所見到的老百姓“格殺勿論”，有時對女人和孩子也不放過；他們無視基本的人道準則，有組織地成批屠殺俘虜，有時一人竟一口氣殺死十三個；他們認為“大陸上有無窮無盡的財富，而且可以隨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樣隨心所欲地去攫取”，隨時隨地強行“征用”中國老百姓的牛馬家畜糧食工具等一切物資；他們每離開一處，就放火燒掉住過的民房，“認為仿佛只有把市街燒光，才能充分證明他們曾經占領過這個地方”；他們在占領上海後，強迫中國婦女作“慰安婦”，成群結隊到“慰安所”發洩獸欲；他們視中國人為牛馬，有的士兵“即使只買一個罐頭，也要抓一個過路的中國人替他拿著，等回到駐地時，還打中國人一個耳光，大喝一聲‘滾吧’!”……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的士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2）
在這裏，石川達三顯然沒有像其他“筆部隊”作家那樣把所謂“戰爭文學”作為軍國主義宣傳的手段，而是拋開了軍部對“筆部隊”作家規定的寫作戒律，集中表現“戰場上的真實”。當時，這種真實完全被軍國主義的宣傳所掩蓋。正如石川達三自己在戰後所說：當時，“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註)新聞報道都是假話。大本營發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麽日本的戰爭是聖戰啦，日本的軍隊是神兵啦，占領區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戰爭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痛烈的、悲慘的、無法無天的。”在法庭對《活著的士兵》的調查中，石川達三陳述了他的寫作動機。他指出：“國民把出征的士兵視為神，認為我軍占領區一下子就被建設成了樂土，並認為支那民眾也積極協助我們。但戰爭絕不是那麽輕松的事情。我想，為此而應把戰爭的真實情況告訴國民，真正使國民認識這個非常時期，對於時局采取切實的態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達三在《活著的士兵》中，著力表現戰場上為宣傳媒體所歪曲所掩蓋了的方面。盡管他在作品最後的“附記”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實的實戰記錄，而是作者進行相當的自由創作的嘗試，故部隊與官兵姓名等，多為虛構。”但是，事實上，這篇“虛構”的“自由創作”的小說的價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實性上。小說對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寫，對戰場情況的表現，是侵華文學中那些數不清的標榜“報告文學”、“戰記文學”的所謂“寫實”的、“非虛構”的文字所不能比擬的。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棟田博之流的“報告文學”、“戰記”，都聲稱表現了自己“真實”的戰爭體驗。但是，他們要麽美化侵華日軍，要麽醜化中國軍民，要麽歪曲報道中國占領區的情況，為了煽動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而向他們傳達了片面的錯誤的戰場信息，其局部和細節的寫實，掩蓋了整體的本質的真實。比較地看，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是日本“戰爭文學”中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作品。
《活著的士兵》不僅把日軍在侵華戰場上的殘暴野蠻的行徑真實地揭示出來，而且進一步表現了侵略戰爭中的更深層次的真實，那就是侵華士兵的人性的畸變。他不滿足於戰爭狀況的表層的記錄，而是通過描寫戰場的“人”，揭示戰爭的真實本質，把“人性”與“非人性”的糾葛，作為整個作品的立足點。著意表現隨著戰爭的深入，在侵華戰場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喪失了人性，變成了可怕的魔鬼，變成了殺人機器。《活著的士兵》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層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長)是農民出身外，其他幾個都是知識分子：在來中國戰場之前，近藤一等兵是個救死扶傷的醫學士，倉田少尉(排長)是為人師表的小學教師，平尾一等兵是一家報社的校對員，也是一個羅曼蒂克式的知識青年，片山玄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在侵華戰場上，卻一個個都成了殘暴的野獸。一開始就殘暴無比的是笠原下士，“對於笠原下士來說，殺死一個敵人，如同用手撚死一只螞蟻”。其他人都漸漸地羨慕起笠原那殺人不眨眼的“勇敢行為”來。在經歷了多次殺人之後，他們都在極力擺脫內心世界中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矛盾沖突。倉田少尉“已覺悟到殺人必須心腸冷酷，毫不手軟。他開始磨煉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參加無論多麽殘酷的屠殺”；近藤一等兵對戰爭罪惡日益麻木，以至完全喪失了良知，“就像一個小學生變成了一個小流氓一樣，不僅不以這種墮落為恥，反以這種墮落為榮，他沾沾自喜地向人誇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從支那兵的屍體上踩過去啦’， ‘我也會放火燒房子嘍。’”每當他感到煩悶無聊的時候，就湧起殺人的沖動；片山隨軍僧本來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戰場上殺人時，“良心上非但沒有感到絲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無比的愉快”。……石川達三就是這樣，把筆觸深入到侵華士兵的內心世界中，特別是把知識分子出身的士兵作為剖析的對象，真實地描寫出了他們喪失人性良知的過程。
這就是《活著的士兵》所揭示的侵華戰場上的赤裸裸的真實。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忌諱、最害怕的，正是這種赤裸裸的真實。
任何邪惡的東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飾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實面目。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也不例外。軍國主義者極力把侵華戰爭說成是“解放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現在忽然有《活著的士兵》這樣的作品出世，戳穿了“聖戰”的謊言，這就令軍部當局惱羞成怒。於是，石川達三闖下了“筆禍”。
《活著的士兵》在《中央公論》雜志1938年3月號上發表後，立即遭到了禁止發行的行政處分，接著，又以違反報紙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石川達三被警視廳逮捕，並接受了調查。下面是負責調查的警察和石川達三的一段對話：
警察：你在從軍的時候，都看到了些什麽?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寫著呢。
警察：你寫的，都是你看到的東西嗎?
石川： 因為是寫小說，所以有時候把在南京看到的東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實!那不是牽強附會，造謠惑眾嗎?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
經過如此之類的調查，8月4日，石川達三和《中央公論》的有關編輯被起訴。並被判有罪。罪名是：“記述皇軍士兵掠奪、殺戮非戰鬥人員，表現軍紀松懈狀況，擾亂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達三被判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
這是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發生的第一起、也是僅有的一起作家的“筆禍事件”。軍部當局制造的這起事件，意味深長。它不是一般的對犯罪的懲罰，而是通過“殺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們傳達了一個強硬的信息：只能為侵略戰爭作正面宣傳，不能隨意描寫真實，從而使文壇徹底地服從“戰時體制”，服從對外侵略的“國策”。從此以後，《活著的士兵》這樣的反映戰場真實、反映日軍侵略行為的作品，在文壇上基本絕跡了。所有的“戰爭文學”都成了宣揚軍國主義的“國策文學”。
石川達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種“成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判決十幾天以後，石川達三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從軍。《中央公論》刊登了石川達三的照片及特別啟事，稱“石川達三氏將作為本刊特派員參加漢口攻克戰”，還發表了他的題為《再度從軍之際》的文章。文章表達了自己被準許再次從軍的“感激”之情：
漢口也許快要攻陷了。百萬大軍的會戰，近代東洋史的一切含義，盡在其中。在日本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大戰。在這樣的時候， 自己獲得再次從軍的機會，真是令我不勝感激。我覺得自己確實到了男子漢幹大事業的關頭。
在中國采訪一個多月後，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號上發表了長篇作品《武漢作戰》，副標題為“作為一部戰史”。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的“附記”中寫道：
……目的只是希望內地的人們了解戰爭的廣度和深度。也就是說，筆者盡可能寫出一部真實的戰記。(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戰場上的具體的個人而惹下了筆禍。這次盡可能避開個人的描寫，而表現整體的活動。……
可見，石川達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筆禍”。所以，《武漢作戰》和《活著的士兵》大為不同，它不再以幾個主要人物為“研究”和描寫的焦點，而是流水賬式地記錄了武漢作戰的整個過程。全書分為“武漢作戰之前”、“作戰基地安慶”、“馬當鎮”、“遠望廬山”、“進軍武穴”、“九江掃蕩戰”、“星子附近的激戰”、“總攻擊”、“田家鎮大火”、“民族的飛躍”等31章構成。全書的一開頭就為日本侵華做了荒謬的辯解——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2）
為了使蔣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錢。但結果卻徒勞無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著抗日的準備。民眾更加團結。戰爭到了非打不可的狀態。(下略)
圖29向武漢市區進攻的日軍汽車部隊
這場戰爭只靠占領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占領了南京的時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現了偏差。
從日本人的潔癖的常識來說，首都被占領，那就明確地意味著失敗了。德國駐華大使，那時也悄悄地勸說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傳達日本的戰勝意識。但蔣將軍拒絕和平談判，揚言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對支那的這種態度感到氣憤， 日本於〔昭和〕13年1月16日發表聲明，“不以蔣政權為對手”。日本本來不想發動這麽大的戰爭，但事已至此別無選擇了。
《武漢作戰》就是這樣貫穿著這種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的戰爭觀，對日本侵華戰爭進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頌。在此前的《活著的士兵》中，作者描寫了日軍的兇殘行徑，而在《武漢作戰》中，他努力表現日軍的“文明”之舉，顯然是在試圖抵消、抹殺《活著的士兵》中的有關描寫及其造成的影響。於是，在《武漢作戰》中，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見了。石川達三把戰爭所帶來的災難，統統推到了中國軍隊一邊，不放過一切機會地攻擊誣蔑蔣介石及其中國抗日軍隊。他顛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難民說成是蔣介石和中國軍隊“制造”的，並引用了據說是中國老百姓的一首民謠攻擊蔣介石：“自從出了蔣老介，鬧得地覆天又翻，親愛同胞遭禍災，大戶人家財產盡，小戶人家變炮灰，叮叮叮……損失數目實難猜。公敵就是蔣介石，難民不盡滾滾來，無衣無食無遮蓋，生活艱苦實難挨，呼喚和平快到來。”他寫到中國軍隊每撤離一處就放火投毒，而日本軍隊每占領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謂“宣撫”工作來安撫難民；中國軍隊在撤離九江時投放了霍亂病毒，日本軍隊如何僅用了兩周時間就消滅了病毒，救助了中國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國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為親日的感情”，於是剛剛經歷了戰火的九江城店鋪開張，商業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活著的士兵》中寫到了日軍如何屠殺俘虜，而《武漢作戰》卻寫了日軍如何優待俘虜，以致使得中國俘虜情願給日本軍隊當苦力。……在石川達三的筆下，日本侵略軍簡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華戰爭簡直就是制造“和平”的“聖戰”。說什麽“只有在〔日本〕占領區，和平才得以恢覆，下一個作戰區如果不經過血與火的痛烈的洗禮，就不會迎來和平。”石川達三把日軍的武漢戰役中的勝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躍進”。他寫道：“我們以三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把戰火推到了從未有過的廣闊地域，深入到了大陸的最深處，應該說這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總之，石川達三雖然標榜《武漢作戰》是“一部真實的戰記”，但由於露骨地為自己“戴罪立功”，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其結果是毫無“真實”可言，而是顛倒黑白，謊言連篇。
在《武漢作戰》之後，石川達三還以第二次從軍為題材，寫了幾篇短篇的“戰爭文學”，如《敵國之妻》、《五個候補將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敵國之妻》。
《敵國之妻》寫的是日軍在占領九江時，“占領”了一處民房作野戰醫院，一個軍醫在這處民房主人的房間裏發現了一個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記。從日記上看出，這個洪秋子是個日本女性。她不顧家人的勸告和強烈反對，和一個名叫“洪青年”的中國留學生戀愛並結了婚。後來和洪青年一起來到中國。結果發現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願做妾，為自己受了騙感到痛苦。後來日本大規模進攻中國，秋子成了“敵國之妻”。但她抱著日軍最終會取得勝利、大陸將恢覆和平的願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難到了漢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國軍隊告發了秋子。秋子孤立無告，在絕望中自殺。……後來發現日記的那個日本軍醫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讚嘆道：“死得太悲壯了。作為敵國之妻，她為祖國盡了自己的責任。她應該受到褒揚。”在小說中，秋子愛著中國，想和中國人聯姻，結果卻遭到洪青年的欺騙和他的老婆及母親的出賣，遭到中國軍隊的搜捕威脅。這裏所講的故事具有顯而易見的隱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誠”的象征，她代表著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親是虛偽、自私和殘忍的象征，他們代表著中國。小說所要導出的結論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記中寫的那句話：“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種，洪是不值得愛的偽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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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我們是日本軍。我們今天在這個村落的前面和你們國家的軍隊打了仗。激烈的槍聲把你們給嚇著了吧。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把你們這樣的善良的中國民眾作為敵人的。我們的敵人，只是懷有錯誤思想的中國的軍隊。請看，你們的皮膚和我們的皮膚有什麽不一樣嗎?你們的眼睛和我們的眼睛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嗎?諸位和我們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們和日本人流著相同的血液。我們日本人希望和你們中國手拉起手來。但是蔣介石一派卻抵抗我們。我們沒有辦法才拿起武器懲罰他們。再說一遍，我們日本人的敵人，只是繼續抗日的中國軍隊。我們日本軍不是侵略者。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如果我們是侵略者的話，現在就直接把你們殺了，把你們的財產搶了，把你們的家放火燒了。可是，你們現在圍在日本人的身邊，一個被殺的也沒有。這個事實你們看到了吧。有人在日本軍隊進入亳縣城的時圖26日軍“宣撫”照片：日軍正在進行“醫療宣撫”
候，就警備著縣城，保衛著民眾的安全，並且已經成立了自治委員會，正在縣城建設王道樂土。你們當中有看到的吧? 日本軍隊的行動就是這樣，是神聖的行動，所以我們把這場戰爭叫做聖戰。諸位現在必須和日本軍隊合作，在這個十字河建設王道樂土。這是你們的義務，也是你們的幸福。這樣，你們就再也不受支那軍隊的掠奪了。如果有人暗通敵軍， 日本軍隊會毫不猶豫地把鐵錘砸在你們頭上。怎麽樣?都聽明白了嗎?明白了就趕快行動吧!(《宣撫官》第201～203頁)
“演講”裏充滿著謊言、欺騙、勸誘、恫嚇與威脅。那麽，這樣的“宣撫演講”效果怎麽樣呢?從“宣撫文學”中的描寫看，淪陷區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在敵人的槍口和刺刀下，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從。凡表示服從的，日軍“宣撫班”就發給他們所謂“良民證”，然後，為了進一步籠絡民心，“宣撫班”還利用淪陷區老百姓物質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向他們施一點小恩小惠。那就是給老人一支煙，給婦女一盒火柴或一點食鹽，給小孩一塊牛奶糖或一塊點心。還有專門的所謂“醫療宣撫”，即給患病的老百姓打針吃藥。而施小恩小惠、發“良民證”和進行奴化宣傳，往往是同時進行的：
茶的味道很好。〔土民〕聞著茶，連說“好吃，好吃”。不光是茶，這次把叫做“小孩兒印”的紙煙也拿來了。每人分了一支。我們自己不抽，所以有時間從衣兜裏拿出煙來，一人一支地分發。不夠的話，就從屈和蔣(均為“宣撫班”的漢奸——引者註)的雜物包中取出給他們。土民們見狀，做出“這怎麽行”的不好意思的表情。……廬宣撫官趁機向他們說明共產軍和國民黨如何是惡黨，像那種欺負良民的人，應該快消滅他們。說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識的土民聽得明白。“八路軍如何向日本軍開戰，他們終究沒有勝利的指望。看看日本的飛機，看看大炮、重機槍吧，八路軍哪有這種東西?”這麽一強調，土民中有人高聲說：“沒有，沒有，就連短槍也不是每人都有。”“是啊是啊”。太陽照到了山岡上，遺憾的是良民證做的太少，只好把十四五人的姓名、年齡、性別、村名記下來。按序號交給他們。規定良民證戴在胸前，一個老人戴上了，我笑著對他說：“好看，好看。”……(《宣撫班戰記》第107～108頁)
日軍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種“宣撫”活動，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從近處說，就是企圖收買人心，破壞抗日的群眾基礎，破壞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直接為日軍的軍事行動服務。為此，他們除了用小恩小惠對當地老百姓進行拉攏以外，還扶持成立“治安維持會”等各種漢奸組織。小島利八郎的《宣撫官》中寫到日軍在安徽亳縣扶持成立了漢奸武裝“警備隊”，編成了兩個中隊。平時由日軍宣撫班進行軍事訓練，還對他們“施以東亞新秩序的理念為中心的教育”，戰時則為日軍作倀。在鐵路沿線地帶，為了保障日軍的運輸暢通，宣撫班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進行所謂“鐵路愛護村工作”。他們對村民軟硬兼施，扶植偽村長，劃分責任區，在鐵道邊建造“監視小屋”，讓村民監視、阻止抗日武裝對鐵路的破壞。並讓他們每天都向“宣撫班”匯報鐵路運行情況。如稍有松懈，“宣撫班”便傳換他們，“嚴加訓誡”。
為了長期占領中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宣撫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進行奴化教育。宣撫班對老百姓進行奴化宣傳教育，手段多種多樣。除了上述的貼標語、宣傳畫、做演講等方式之外，據川夜瀨不逢的《宣撫行》(東京：作家社)中的描寫，“宣撫班”自辦新聞小報，並且把小報送到各家各戶，還在街頭朗讀。另外還到各村放映以“宣撫”為目的的所謂“慰安電影”。《宣撫行》中寫道：
從昨天開始的讀報和放映的慰安電影，非常地受歡迎。作為會場的女子學校擠滿了民眾，他們在畫面上看到了我們的宣撫工作的情況，似乎有了深刻的認識。我們拼命地費盡千言萬語，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撫行》第142頁)
“宣撫班”在進行奴化宣傳的時候，特別註意以兒童和少年為對象。《宣撫班戰記》中寫著，宣撫班在曲陽縣把一批饑餓的頑童少年組織起來，用日軍吃剩的飯加以引誘，讓他們為日軍跑腿做事，成員達到30多人，稱為“少年吃飯隊”。小島利八郎在《宣撫官》中記述，宣撫班在江蘇宿遷縣成立了“宿遷縣覆興小學校”，那是一所“日語學校”，由“宣撫官”任教，還培養中國教師作日語教師。小島寫道：“要真正地把握中國的兒童，真正地把日本的偉大的精神植根於中國兒童，就必須首先牢牢把握與兒童接觸最多的〔中國〕教師的心。”可見，開辦日語學校，是“宣撫班”對當地的師生進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徑。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1）
“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些“宣撫”活動，效果如何呢?單從“宣撫文學”中來看，日軍在很大程度上，在許多方面達到了他們“宣撫”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壞了八路軍的抗日鬥爭，維護了日軍的後方基地，特別是一定程度地對中國淪陷區的老百姓進行了奴化宣傳和奴化教育。在“宣撫班”的胡蘿蔔加大棒的威逼利誘之下，淪陷區出現了一些事敵或媚敵的事情。對此，《宣撫班戰記》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寫：
前面出現了可疑的影子。於是，尖兵小隊的戰士們屏息靜氣、系緊頭盔，貓起腰來。 以懸崖為屏障輕步前進。但是，我們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軍的槍口，而是十四五個土民的身影。他們打著用奇怪的染料描畫的自制的太陽旗。他們鞠著躬從棗樹林中現出了鈍重的身影。挑著破桌子擔著茶水，小心地捧著盛茶的陶制小茶碗，還抱著五六個疊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爛衫的老百姓，到日軍所經過的路口來迎接了。曲陽的山區，農民家的院子裏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現在土民們把葡萄、紅棗、熟柿子等山果，滿滿地盛在筐子裏，擺在桌子上，連聲說： 日本軍隊，辛苦，辛苦!低著頭笑著請士兵吃。我們早晨出了曲陽城後，一直沒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頭盔的士兵們高興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語說：謝謝。表示好感。
圖27日軍“宣撫官”在街頭“演講”
像這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讓宣撫官們感到非常欣慰，這是常有的事。士兵們會想到，土民們這樣順從，完全是宣撫班默默無聞辛苦工作的結果。……土民們對騎馬的士兵，必定連呼“萬歲”、“萬歲”!士兵們也舉起右手，扭過身子，呼應著土民的喊聲，非常地得意。等部隊首長到達的時候，土民都累得夠嗆，嗓子都喊啞了。……(《宣撫班戰記》第38～39頁)
關於淪陷區老百姓“歡迎”日本軍隊的與此類似的場面，在日本的“宣撫文學”中比比皆是，在整個侵華文學中也並不少見。在淪陷區，受日本軍隊“宣撫”活動的影響，或受漢奸賣國勢力的蠱惑利用，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撫文學”的作者們也特別喜歡描寫這種場面。他們企圖從這類場面的描寫中證明兩點。第一，“宣撫”是有很大成績的。由於“宣撫文學”的大多數作者，本身就是“宣撫官”，他們需要在“宣撫文學”中表現自己，為自己樹碑立傳，邀功請賞；第二，他們要通過中國民眾歡迎日軍的情節，說明中國民眾是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只要給他們一點好處，他們就會接受日本人的統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國民中實行“大東亞共榮圈”是可行的。對此，《宣撫班戰記》中寫道：
我們只能認為，這些堯舜的後代們完全甘於過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軍隊和共產軍在五臺山浴血奮戰，他們竟毫無所知。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一切與我無關。不想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對他們來說，殘酷暴虐的軍隊的進攻，和天變地異是一樣的。洪水來了就到高處避難；旱災來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澆地。同樣，大兵來了就到山洞裏躲藏，還口口聲聲說著“沒法子”。他們就是這樣，對國家的政治和自然變異不加區別。……(《宣撫班戰記》第57頁)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2）
這就是日本軍隊，也是當時的日本的主流輿論對中國民眾的共同看法。而“宣撫”活動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對中國民眾的這種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不料，他們在中國卻遇上了八路軍那樣的頑強抗日的軍隊。八路軍難道不是中國民眾組成的嗎?這樣，他們對中國民眾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謬，只好把八路軍罵作“共產匪”，並極力把八路軍描繪為中國老百姓的敵人。而日本軍隊，特別是“宣撫班”，倒成了中國民眾的“救世主”。
然而，“宣撫班”果真是來“拯救”中國人的嗎?盡管“宣撫官”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宣撫文學”是不敢加以如實描寫的。“宣撫文學”所描寫的，只是“宣撫”活動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撫文學”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撫班”的侵略本質。事實上，不論是一般的日本軍隊也好，還是“宣撫班”也好，作為侵略者，實質並無區別。“宣撫班”不過是裝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戰士”的侵略者罷了。關於這一點，即使是對“宣撫班”極力美化的“宣撫文學”，也還是常常不慎走筆，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徑。如在中國，日軍以喜歡吃雞而“聞名”。而“宣撫官”們也不例外。在《宣撫班戰記》中，寫到“宣撫班”為了滿足口腹之欲，特組織了什麽“征發隊”(“征發”，在日語中是“征用”之意，實為搶劫)，到老百姓家“征發”搶劫。“征發隊”中有專門的“雞征發隊”。“雞征發隊，不必說是由中國人“楊”宣撫官為隊長，有馬夫和密探組成。宰殺、拔毛、燒毛等，由我們(指日本人宣撫官——引者註)擔當。”(第26頁)這種無恥貪婪的場面，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了。
在中國的抗日文學中，對於日軍“宣撫”活動的實質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鷹發表於1941年的短篇小說《宣撫》(載《屠場》，杭州正中書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說是一篇“反‘宣撫’的文學”。這篇小說通過兒子做了漢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動地描寫了“宣撫班”的“宣撫”活動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雞，已經被日本人搶去了五只，現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雞了。王老太雖然認為：“不管你們什麽人造反，我們老百姓只要錢糧吃飯。革命黨造反也好，孫傳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們全不管。”她對日本人來“捉雞”和課稅不滿意，但畢竟日本人還讓她“吃飯”。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撫官”來了。“日本兵共有九個，他們是來‘宣撫’。他們近來時時到四鄉去‘宣撫’，但真實的目的，卻在女人及雞和香煙法幣(當時流通的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引者註)。”“宣撫官”一進村，看見阿發想逃，認為“不敬”，便一槍打死。“宣撫官”鈴木闖進王老太家，將王老太那個漢奸兒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強奸，直至將她折磨至死。“宣撫官”植田闖進王老太家，王老太受過漢奸兒子的“訓練”，“便對植田深深一鞠躬。豈知年高腰硬，身體便往前一撲，植田就砰的一槍!”於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來到王老太屋裏，發現一個箱子，無法啟鎖，以為裏面有什麽寶貝，便用槍柄猛砸，不料箱內是王老太的漢奸兒子藏匿的彈藥。彈藥爆炸。植田飛上了天。其他正在搶劫的八個“宣撫官”，聽到爆炸聲，慌忙逃走，“立刻報告班長，說正在宣撫，碰到支那游擊隊”。易鷹的這篇小說，證明了日軍的“宣撫”本身就是一種野蠻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撫”的實質，也諷刺了淪陷區有些民眾的愚昧麻木，飽含著深受“宣撫”之害的淪陷區民眾的血淚。
日本的“宣撫文學”對日軍“宣撫班”及其“宣撫活動”美化，和中國抗日文學對“宣撫”的揭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的“宣撫文學”本身就是為日軍侵華做“宣傳”的，因此，它只能描寫那些符合他們“思想宣傳戰”所需要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宣撫文學”中的某些細節上的寫實，根本不可能掩蓋其本質上的虛假與虛偽。實際上，“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懷柔策略，還是殺人強奸搶劫，只是形式不同，實質都是一樣，那就是對中國的占領、對中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的士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1）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國戰場的作家，調查采訪後寫了一本反映日軍在中國所作所為的小說，發表後卻被日本軍部當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並被判了徒刑。這就是侵華期間日本文壇最有名的“筆禍”事件。那個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達三，那篇給他帶來“筆禍”的小說就是《活著的士兵》。圖28石川達三的“從軍許可證”
石川達三(1905～1985)在當時已經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說《蒼氓》獲得了首屆“芥川龍之介第九章N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文學獎”。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並約定為《中央公論》寫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說。石川達三從東京出發，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陸，1月8日至15日到達南京。石川達三到達南京的時候，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血跡未幹，屍骨未寒。石川達三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但卻親眼看到了大屠殺後的慘狀，並且有條件采訪那些參加大屠殺的日本士兵們。而那些士兵仍然沈浸在戰爭和屠殺的興奮情緒中。石川達三有意識地深入到他們之中，以便搜集到真實的材料。據“審判調查記錄”記載，石川達三當時的想法是：
我覺得，和士兵們交流，聽他們的交談， 比起和將校接觸，更能把握戰爭的真實的情況。所以在那裏我和將校們幾乎沒有接觸，而是註意士兵們的談話。而且我親眼看到了戰地上的人們的真實情緒。
他在戰後也說到過同樣意思的話：
我到南京戰場去的時候，打算盡可能地不見將校和軍事首腦。我抱著這樣一個方針出發了。到達後按照預想的那樣，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聽他們的聊天和侃山，從而了解了他們平常的情況。將校們對外界凈說謊，冠冕堂皇，文過飾非。為了了解戰場上的真實，我才深入到士兵當中。(《石川達三選集》第5卷，八雲書店1948年版)
可見，忠實地描寫“戰爭的真實的情況”，反映“戰場上的真實”，是石川達三的最初的創作動機。由於見聞和材料的充實，石川達三從南京回國後，僅用了11天的時間，就完成了約合中文八萬多字的《活著的士兵》。
《活著的士兵》把進攻南京並參與南京大屠殺的高島師團西澤連隊倉田小隊的幾個士兵作為描寫的中心。寫了他們在南下進攻南京的途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種種令人發指的野蠻罪行：他們僅僅因為懷疑一個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就當眾剝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為一個中國小女孩兒趴在被日軍殺死的母親身邊哭泣而影響了他們休息，便一窩蜂撲上去，用刺刀一陣亂捅，將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僅僅因為被強行征來為日軍做飯的中國苦力偷吃了做飯用的一塊白糖，就當場一刀把他刺死；那個本來是來戰場隨軍僧片山玄澄，一手拿著念珠，一手拿著軍用鐵鍬，一連砍死幾十個已經放下武器並失去抵抗力的中國士兵。他們以中國老百姓的“抗日情緒很強”為由，對戰區所見到的老百姓“格殺勿論”，有時對女人和孩子也不放過；他們無視基本的人道準則，有組織地成批屠殺俘虜，有時一人竟一口氣殺死十三個；他們認為“大陸上有無窮無盡的財富，而且可以隨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樣隨心所欲地去攫取”，隨時隨地強行“征用”中國老百姓的牛馬家畜糧食工具等一切物資；他們每離開一處，就放火燒掉住過的民房，“認為仿佛只有把市街燒光，才能充分證明他們曾經占領過這個地方”；他們在占領上海後，強迫中國婦女作“慰安婦”，成群結隊到“慰安所”發洩獸欲；他們視中國人為牛馬，有的士兵“即使只買一個罐頭，也要抓一個過路的中國人替他拿著，等回到駐地時，還打中國人一個耳光，大喝一聲‘滾吧’!”……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的士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2）
在這裏，石川達三顯然沒有像其他“筆部隊”作家那樣把所謂“戰爭文學”作為軍國主義宣傳的手段，而是拋開了軍部對“筆部隊”作家規定的寫作戒律，集中表現“戰場上的真實”。當時，這種真實完全被軍國主義的宣傳所掩蓋。正如石川達三自己在戰後所說：當時，“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註)新聞報道都是假話。大本營發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麽日本的戰爭是聖戰啦，日本的軍隊是神兵啦，占領區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戰爭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痛烈的、悲慘的、無法無天的。”在法庭對《活著的士兵》的調查中，石川達三陳述了他的寫作動機。他指出：“國民把出征的士兵視為神，認為我軍占領區一下子就被建設成了樂土，並認為支那民眾也積極協助我們。但戰爭絕不是那麽輕松的事情。我想，為此而應把戰爭的真實情況告訴國民，真正使國民認識這個非常時期，對於時局采取切實的態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達三在《活著的士兵》中，著力表現戰場上為宣傳媒體所歪曲所掩蓋了的方面。盡管他在作品最後的“附記”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實的實戰記錄，而是作者進行相當的自由創作的嘗試，故部隊與官兵姓名等，多為虛構。”但是，事實上，這篇“虛構”的“自由創作”的小說的價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實性上。小說對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寫，對戰場情況的表現，是侵華文學中那些數不清的標榜“報告文學”、“戰記文學”的所謂“寫實”的、“非虛構”的文字所不能比擬的。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棟田博之流的“報告文學”、“戰記”，都聲稱表現了自己“真實”的戰爭體驗。但是，他們要麽美化侵華日軍，要麽醜化中國軍民，要麽歪曲報道中國占領區的情況，為了煽動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而向他們傳達了片面的錯誤的戰場信息，其局部和細節的寫實，掩蓋了整體的本質的真實。比較地看，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是日本“戰爭文學”中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作品。
《活著的士兵》不僅把日軍在侵華戰場上的殘暴野蠻的行徑真實地揭示出來，而且進一步表現了侵略戰爭中的更深層次的真實，那就是侵華士兵的人性的畸變。他不滿足於戰爭狀況的表層的記錄，而是通過描寫戰場的“人”，揭示戰爭的真實本質，把“人性”與“非人性”的糾葛，作為整個作品的立足點。著意表現隨著戰爭的深入，在侵華戰場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喪失了人性，變成了可怕的魔鬼，變成了殺人機器。《活著的士兵》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層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長)是農民出身外，其他幾個都是知識分子：在來中國戰場之前，近藤一等兵是個救死扶傷的醫學士，倉田少尉(排長)是為人師表的小學教師，平尾一等兵是一家報社的校對員，也是一個羅曼蒂克式的知識青年，片山玄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在侵華戰場上，卻一個個都成了殘暴的野獸。一開始就殘暴無比的是笠原下士，“對於笠原下士來說，殺死一個敵人，如同用手撚死一只螞蟻”。其他人都漸漸地羨慕起笠原那殺人不眨眼的“勇敢行為”來。在經歷了多次殺人之後，他們都在極力擺脫內心世界中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矛盾沖突。倉田少尉“已覺悟到殺人必須心腸冷酷，毫不手軟。他開始磨煉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參加無論多麽殘酷的屠殺”；近藤一等兵對戰爭罪惡日益麻木，以至完全喪失了良知，“就像一個小學生變成了一個小流氓一樣，不僅不以這種墮落為恥，反以這種墮落為榮，他沾沾自喜地向人誇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從支那兵的屍體上踩過去啦’， ‘我也會放火燒房子嘍。’”每當他感到煩悶無聊的時候，就湧起殺人的沖動；片山隨軍僧本來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戰場上殺人時，“良心上非但沒有感到絲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無比的愉快”。……石川達三就是這樣，把筆觸深入到侵華士兵的內心世界中，特別是把知識分子出身的士兵作為剖析的對象，真實地描寫出了他們喪失人性良知的過程。
這就是《活著的士兵》所揭示的侵華戰場上的赤裸裸的真實。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忌諱、最害怕的，正是這種赤裸裸的真實。
任何邪惡的東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飾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實面目。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也不例外。軍國主義者極力把侵華戰爭說成是“解放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現在忽然有《活著的士兵》這樣的作品出世，戳穿了“聖戰”的謊言，這就令軍部當局惱羞成怒。於是，石川達三闖下了“筆禍”。
《活著的士兵》在《中央公論》雜志1938年3月號上發表後，立即遭到了禁止發行的行政處分，接著，又以違反報紙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石川達三被警視廳逮捕，並接受了調查。下面是負責調查的警察和石川達三的一段對話：
警察：你在從軍的時候，都看到了些什麽?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寫著呢。
警察：你寫的，都是你看到的東西嗎?
石川： 因為是寫小說，所以有時候把在南京看到的東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實!那不是牽強附會，造謠惑眾嗎?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
經過如此之類的調查，8月4日，石川達三和《中央公論》的有關編輯被起訴。並被判有罪。罪名是：“記述皇軍士兵掠奪、殺戮非戰鬥人員，表現軍紀松懈狀況，擾亂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達三被判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
這是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發生的第一起、也是僅有的一起作家的“筆禍事件”。軍部當局制造的這起事件，意味深長。它不是一般的對犯罪的懲罰，而是通過“殺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們傳達了一個強硬的信息：只能為侵略戰爭作正面宣傳，不能隨意描寫真實，從而使文壇徹底地服從“戰時體制”，服從對外侵略的“國策”。從此以後，《活著的士兵》這樣的反映戰場真實、反映日軍侵略行為的作品，在文壇上基本絕跡了。所有的“戰爭文學”都成了宣揚軍國主義的“國策文學”。
石川達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種“成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判決十幾天以後，石川達三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從軍。《中央公論》刊登了石川達三的照片及特別啟事，稱“石川達三氏將作為本刊特派員參加漢口攻克戰”，還發表了他的題為《再度從軍之際》的文章。文章表達了自己被準許再次從軍的“感激”之情：
漢口也許快要攻陷了。百萬大軍的會戰，近代東洋史的一切含義，盡在其中。在日本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大戰。在這樣的時候， 自己獲得再次從軍的機會，真是令我不勝感激。我覺得自己確實到了男子漢幹大事業的關頭。
在中國采訪一個多月後，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號上發表了長篇作品《武漢作戰》，副標題為“作為一部戰史”。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的“附記”中寫道：
……目的只是希望內地的人們了解戰爭的廣度和深度。也就是說，筆者盡可能寫出一部真實的戰記。(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戰場上的具體的個人而惹下了筆禍。這次盡可能避開個人的描寫，而表現整體的活動。……
可見，石川達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筆禍”。所以，《武漢作戰》和《活著的士兵》大為不同，它不再以幾個主要人物為“研究”和描寫的焦點，而是流水賬式地記錄了武漢作戰的整個過程。全書分為“武漢作戰之前”、“作戰基地安慶”、“馬當鎮”、“遠望廬山”、“進軍武穴”、“九江掃蕩戰”、“星子附近的激戰”、“總攻擊”、“田家鎮大火”、“民族的飛躍”等31章構成。全書的一開頭就為日本侵華做了荒謬的辯解——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2）
為了使蔣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錢。但結果卻徒勞無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著抗日的準備。民眾更加團結。戰爭到了非打不可的狀態。(下略)
圖29向武漢市區進攻的日軍汽車部隊
這場戰爭只靠占領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占領了南京的時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現了偏差。
從日本人的潔癖的常識來說，首都被占領，那就明確地意味著失敗了。德國駐華大使，那時也悄悄地勸說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傳達日本的戰勝意識。但蔣將軍拒絕和平談判，揚言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對支那的這種態度感到氣憤， 日本於〔昭和〕13年1月16日發表聲明，“不以蔣政權為對手”。日本本來不想發動這麽大的戰爭，但事已至此別無選擇了。
《武漢作戰》就是這樣貫穿著這種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的戰爭觀，對日本侵華戰爭進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頌。在此前的《活著的士兵》中，作者描寫了日軍的兇殘行徑，而在《武漢作戰》中，他努力表現日軍的“文明”之舉，顯然是在試圖抵消、抹殺《活著的士兵》中的有關描寫及其造成的影響。於是，在《武漢作戰》中，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見了。石川達三把戰爭所帶來的災難，統統推到了中國軍隊一邊，不放過一切機會地攻擊誣蔑蔣介石及其中國抗日軍隊。他顛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難民說成是蔣介石和中國軍隊“制造”的，並引用了據說是中國老百姓的一首民謠攻擊蔣介石：“自從出了蔣老介，鬧得地覆天又翻，親愛同胞遭禍災，大戶人家財產盡，小戶人家變炮灰，叮叮叮……損失數目實難猜。公敵就是蔣介石，難民不盡滾滾來，無衣無食無遮蓋，生活艱苦實難挨，呼喚和平快到來。”他寫到中國軍隊每撤離一處就放火投毒，而日本軍隊每占領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謂“宣撫”工作來安撫難民；中國軍隊在撤離九江時投放了霍亂病毒，日本軍隊如何僅用了兩周時間就消滅了病毒，救助了中國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國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為親日的感情”，於是剛剛經歷了戰火的九江城店鋪開張，商業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活著的士兵》中寫到了日軍如何屠殺俘虜，而《武漢作戰》卻寫了日軍如何優待俘虜，以致使得中國俘虜情願給日本軍隊當苦力。……在石川達三的筆下，日本侵略軍簡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華戰爭簡直就是制造“和平”的“聖戰”。說什麽“只有在〔日本〕占領區，和平才得以恢覆，下一個作戰區如果不經過血與火的痛烈的洗禮，就不會迎來和平。”石川達三把日軍的武漢戰役中的勝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躍進”。他寫道：“我們以三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把戰火推到了從未有過的廣闊地域，深入到了大陸的最深處，應該說這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總之，石川達三雖然標榜《武漢作戰》是“一部真實的戰記”，但由於露骨地為自己“戴罪立功”，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其結果是毫無“真實”可言，而是顛倒黑白，謊言連篇。
在《武漢作戰》之後，石川達三還以第二次從軍為題材，寫了幾篇短篇的“戰爭文學”，如《敵國之妻》、《五個候補將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敵國之妻》。
《敵國之妻》寫的是日軍在占領九江時，“占領”了一處民房作野戰醫院，一個軍醫在這處民房主人的房間裏發現了一個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記。從日記上看出，這個洪秋子是個日本女性。她不顧家人的勸告和強烈反對，和一個名叫“洪青年”的中國留學生戀愛並結了婚。後來和洪青年一起來到中國。結果發現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願做妾，為自己受了騙感到痛苦。後來日本大規模進攻中國，秋子成了“敵國之妻”。但她抱著日軍最終會取得勝利、大陸將恢覆和平的願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難到了漢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國軍隊告發了秋子。秋子孤立無告，在絕望中自殺。……後來發現日記的那個日本軍醫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讚嘆道：“死得太悲壯了。作為敵國之妻，她為祖國盡了自己的責任。她應該受到褒揚。”在小說中，秋子愛著中國，想和中國人聯姻，結果卻遭到洪青年的欺騙和他的老婆及母親的出賣，遭到中國軍隊的搜捕威脅。這裏所講的故事具有顯而易見的隱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誠”的象征，她代表著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親是虛偽、自私和殘忍的象征，他們代表著中國。小說所要導出的結論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記中寫的那句話：“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種，洪是不值得愛的偽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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