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對侵略戰爭的根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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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活著的士兵》到《武漢作戰》，石川達三從真實地表現戰場上的真實，到服從軍部的指示，利用文學明確地進行侵華戰爭的宣傳，其間的轉變是巨大的。但是，這並不是對侵略戰爭態度的根本轉變，而只是描寫的角度的轉變。有人認為，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與《武漢作戰》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觀地暴露戰爭，後者是主觀地歌頌戰爭。但實際上，這兩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石川達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根本看法。
和《武漢作戰》明確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戰爭不同，《活著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當的客觀性特征。這種客觀性特征是由石川達三的自然主義創作方法所決定的。石川達三很推崇自然主義，並明顯地受到了自然主義的影響。自然主義的基本主張是把環境和遺傳(本能)視為決定人的本質的東西。在《活著的士兵》中，石川達三就突出地表現了環境和遺傳本能這兩點。第一，他把小說中的環境(戰場)看成是決定人(士兵)的行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別要告訴人們的就是——“戰場，似乎有一種強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戰鬥人員鬼使神差地變成同一種性格，同一種思維，提出同一種要求。正如醫學學士失去了他的知識分子身份一樣，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決定人的最根本的東西。這種看法，從他創作伊始到戰後，一直沒有改變。他曾說過：“……生物界裏，相互生存的關系是極其覆雜離奇的。我以為說明這個最終不過是兩種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這種東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說明，別無他法。總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敵的偉大的東西。”《活著的士兵》表現的就是由戰場這種特殊的環境所激發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達三看來，戰場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來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辯護中，石川達三曾說：
國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樣，那是不對的。我想只有表現人的真正的樣子，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真正的信賴，從而改正國民的認識。
也就是說，戰場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國民有朝一日發現士兵們不是“神”，就對他們不“信賴”了，那是不對的；既認識到士兵們不是“神”，知道士兵們有燒殺搶掠的行為，同時又“信賴”他們，這才是“真正的信賴”。——這就是石川達三寫作的根本目的。在《活著的士兵》中，石川達三正是從“生物本能”的角度來描寫士兵的。士兵們的燒殺搶掠的野蠻行徑，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無法壓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達三的筆下，士兵們有殺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愛”的本能。所以他們一方面瘋狂地屠殺中國人，一方面又對戰友和上級充滿了愛。有時候，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是同時並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國夥夫，同時又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傷心地流淚。他們在戰場上是劊子手，卻又是對祖國、對家鄉、對親人充滿熱愛和思念之情的好國民、好兒子或好丈夫。石川達三把這截然不同的兩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對笠原下士，作者是這樣評價的：“他殺戮時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使他變成殺人狂的只是他對戰友的本能的愛。他確實稱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應該是他那個樣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誠的士兵，才是軍隊所需要的人物。”根據這樣的看法，石川達三對士兵們做了明確的正面評價。他在小說中借一個人物的心理獨白，明確寫道：“他們(士兵)為了國家拋棄了這種屬於個人的生活，因此，國家和國民應以最高的禮儀來祭奠他們泯滅的生命”； “那已泯滅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們充分的尊敬嗎?”從“為了國家”的角度上講，那些屬於“生物本能”的行徑，也就是“忠勇”的行為。說到底，石川達三希望國民“理解”的，就是士兵們的這些野蠻殘忍的屬於“生物本能”的行為，並且在“理解”了這些行為的基礎上，“信賴”他們。所以，無怪乎文藝評論家山本健吉認為《活著的士兵》“是對士兵們的行為進行辯護的書”。
從《活著的士兵》到《武漢作戰》，其描寫的角度由客觀地描寫戰爭的自然主義，轉向了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但無論如何，石川達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看法並沒有根本的不同。誠然，《活著的士兵》的自然主義的描寫，在客觀上暴露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觀出發點絕不是“反戰”。從情理上講，作為“筆部隊”的成員自願到中國戰場從軍的作家，作為一個“軍屬”(其兄是職業軍人)，卻要作一個“反戰”作家，那是不合邏輯的。事實上，在整個侵華戰爭及“大東亞戰爭”中，石川達三都是非常活躍、非常積極地支持侵略戰爭的。他是“日本文學報國會”的骨幹成員，是該會的“小說分會”的常任幹事。他擔任過煽動戰爭的“文學報國運動講演會”的“講師”，積極參加了鼓吹戰爭的所謂“街頭小說”的炮制，參加了日本文學報國會服務劇的演出，還是文學家“勤勞報國隊”隊員。他還在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3年)上發言，大肆進行戰爭叫囂，說什麽“筆頭子不能擊落敵機”，叫嚷文學家要投筆從戎，從而發揮更大的“文學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戰後他為了推卸自己的戰爭責任而把自己的《活著的士兵》、《武漢作戰》說成是“反戰”的作品，他從來都沒有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有過正確的認識。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隨筆《時光流逝》中寫道：“戰爭是兩國幹出來的，不應該說壞事只是一國幹的。”談到南京大屠殺，他竟然說其真實性“有不少問題”，“我沒有看到屠殺事件，連痕跡也沒有看到”。這就連他自己在《活著的士兵》中所描寫的，都不承認了。他在戰後的一篇文章中還說：“生在那個時代，我只有描寫戰爭。所謂‘聖戰’我不相信，所謂‘侵略戰爭’我也懷疑。……我只是描寫戰場上的戰爭。”
到這裏，石川達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這一點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我國不少人只因為《活著的士兵》真實地描寫了侵華日軍的暴行，並曾因此招惹過“筆禍”，就把《活著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義”作品，把石川達三看成是“人道主義”作家，甚至有人說他是“反法西斯鬥士”。重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頗有影響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的第十卷《外國人士作品》，把石川達三作為抗戰時期的“國際友人”並節錄了他的《活著的士兵》；重慶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的《日本卷》似乎沒有全面考慮到石川達三在侵華戰爭中的言行和對戰爭的根本態度，而把他戰後寫的《風中蘆葦》作為“反法西斯文學”列入其中。我認為，這些都是不妥當的。我們應當在石川達三及其在侵華戰爭期間全部的創作和言行中，在真實與謊言、“筆禍”與罪責的覆雜的聯系和糾葛中，對石川達三其人其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剖析、評價和批判。這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一手揮刀、一手操筆的火野葦平（1）
在侵華戰爭期間，提起火野葦平(本名玉井勝則，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幾乎是家喻戶曉。如果說，在日本的侵華文學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葦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那是沒有異議的。《士兵三部曲》單行本出版後不斷重印，僅其中的《麥與士兵》當時就發行了100多萬冊，成為罕見的暢銷書。這麽大的發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瀕臨倒閉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麥與士兵》和《土與士兵》被改編成電影，公開上映，影響更大，幾乎盡人皆知。當時有一首和歌雲：“《土與士兵》已看完，歸途炮聲繞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電影對觀眾的沖擊。火野葦平本人也深得軍部的賞識，被軍國主義宣傳機器奉為“國民英雄”。
“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在日本侵華文學的作者當中，火野葦平是少數幾個“士兵”與“作家”兼於一身的人。他在20歲之前就曾寫作過長篇小說，出版過童話集，創辦過同仁文學雜志。20歲的時候，作為“幹部候補生”參軍入伍，後以“伍長”身份退伍。此後從事文學活動，1937年，發表以掏糞工人自強不息為主題的中篇小說《糞尿譚》以及詩集《山上軍艦》。同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伍長”的火野葦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編入第18師團，參加了杭州灣登陸作戰。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為杭州警備部隊的一員留守杭州城。
極為重視戰爭中的“思想戰”、“宣傳戰”的日本軍部，是不會把火野葦平這樣的“文學者”作為普通士兵來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軍部操縱的權威的文學獎“芥川龍之介文學獎”，決定把本年度的獎項授給火野葦平的《糞尿譚》，並派遣著名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專程來到杭州，向火野葦平頒獎。日本軍部的這種超乎常規的行動，無疑是為了表明對“士兵作家”的一種特殊的鼓勵。是年5月，隨著徐州會戰的展開，火野葦平被派到“中支(即華中——引者註)派遣軍報道部”，主要從事戰爭的宣傳報道活動。他先是參加了徐州會戰，接著又參加了漢口作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1939年參加了海南島作戰。圖30戎裝的火野葦平
此間，他以徐州會戰為題材，發表了日記體長篇小說《麥與士兵》(《改造》雜志1938年8月)；以杭州灣登陸為題材，發表了書信體長篇小說《土與士兵》(《文藝春秋》雜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備留守為題材發表了長篇小說《花與士兵》(《朝日新聞》1938年12月)。不久，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別出版單行本，火野葦平總稱之為《我的戰記》，評論者也稱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隊三部作”)。又以進攻廣州為題材，發表了《海與士兵》(後改題為《廣東進軍抄》)；以海南島作戰為題材，發表了《海南島記》(《文藝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葦平“榮耀”地從侵華戰場回國。接著，《士兵三部曲》獲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文化獎。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臺灣等地做旅行演講。1941年又應關東軍的邀請，和川端康成、大宅壯一等人一道，為紀念“滿洲事變”十周年而到中國東北和北京游覽、講演。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火野葦平第三次應召參軍，作為“報道班”成員被派往菲律賓，後又被派到緬甸。1943年初回國。此間，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火野葦平都是“戰爭文學”的最活躍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一手揮刀、一手操筆的火野葦平（2）
在侵華戰爭中，火野葦平以“士兵”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一手揮刀，一手操筆，連續制作出不少侵華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士兵三部曲》。當時“戰爭文學”作者作品眾多，為什麽日本讀者對《士兵三部曲》最為青睞?這種現象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那時日本全國都沈浸在如癡如狂的戰爭狂熱中，人們非常希望了解侵華戰場的實際情況。但當時的“戰爭文學”絕大部分出自從軍作家之手，他們一般只在前線呆幾周的時間，難以深入部隊中，缺乏實戰的體驗。而像火野葦平這樣既是作家，又是士兵，並且參加過徐州會戰等幾次重大戰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廣也是身兼作家與士兵雙重身份，但上田廣一直在山西的日軍鐵道部隊，經歷比較單一，所以其作品的影響也遠不如火野葦平。當時有關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記錄片，表現的都是日軍如何節節勝利，特別是占領中國戰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場面，缺乏對士兵生活的詳細報道和描寫。而日本國內的讀者，幾乎都有親朋好友在中國前線作戰，他們關心前線的士兵，希望了解戰場上的詳細情況，特別是士兵們日常的戰鬥生活。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這些方面適應了讀者的要求。
與此同時，日本的文學評論界對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給予了異口同聲的讚揚。如，評論家森山啟在《陣中文藝與文藝政策》(載《文學界》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火野葦平把“士兵寶貴的血與汗真正地滲透到作品中了”，同時又“閃耀著清醒的文學家的眼光”，所以《麥與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級的戰爭文學”。三好達治在《麥與士兵的感想》 (載《文藝》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是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作品“把新聞報紙上、電臺廣播中以及銀幕上沒有的東西，終於完美地送到了我們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戰爭文學論》(載《文學與倫理》，中央公論社1940年版)一文中說：火野葦平和其他的戰爭文學的差別，“就是在戰爭之中還是在戰爭之外的差別”；“火野葦平作為一名士兵服從軍隊的嚴格的紀律，並在這種紀律所規定的行為中了解了戰爭”，“他是一個作家，但又是作為一名戰士充分地融入了規定的行為之中”，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認為，《麥與士兵》等作品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的“誠實”。今日出海說：“《麥與士兵》是作者……在蠟燭前不敢懈怠地寫成的日記。這個日記比幾百條戰爭新聞都更能夠打動我們的心，原因不正在於它的單純嗎?不正在於面對生死存亡，面對命運的那種誠實嗎?”(《戰爭和文學》，載《新潮》1938年9月)阪垣直子在《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六興商會出版部，1943年)一書中說：火野葦平只是描寫自己的真實的戰爭體驗，他的戰爭文學的寫作方法和過多強調勇武的寫法大有不同；“火野葦平的態度和方法，反映了現代日本的少壯作家的文學方法”，“在戰爭文學中如何強化作者的個性，火野是一個典範。心態的健康性和充滿生氣的富有彈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沒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
戰爭狀態下，日本軍部當局對火野葦平如此重視，讀者對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愛，日本評論家如此慷慨地讚美，其更深層的原因，只能到作品裏邊去尋找。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對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讀者的普遍讚賞，首先在於火野葦平對日本士兵的描寫，正好投合了戰時日本人對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華戰場上的日本士兵的頌歌。在火野葦平筆下，侵華戰場上的日本軍隊是偉大神聖的軍隊，他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置身於這樣的軍隊中，感到一種力量和自豪——
我在這行進的隊伍中感到了一種雄壯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蕩洶湧的波濤。我感到自己身處在這莊嚴的波濤之中。在這廣漠的淮北平原，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麥田，我為踩在這片大地上的頑強的生命力而讚嘆。……我將有力的雙腳踩在麥田上，眺望著蜿蜒行進的軍隊。那飽滿的、氣宇軒昂而又勢不可擋的雄壯的生命力撞擊著我的心扉。……
士兵們在戰場上時刻都有戰死的可能，但是，為了祖國，他們隨時準備著死：圖31踏著麥田向徐州行進的日軍
我覺得“祖國”這個概念在我的心中越來越偉大清晰了。這當然不是今天忽然產生的感覺。但是，特別是在最近幾天裏，耳聞目睹了士兵們無法形容的艱苦，與此同時，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灣登陸以來，直到現在的徐州會戰，像以往一樣，很多士兵倒下了。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死。何時戰死無法預測。然而，在戰場上，我們從來沒有畏懼死亡。……沒有一個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熱愛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戰場上，不知為什麽，這一切都容易舍棄掉。而且舍棄了也決不後悔。……(《麥與士兵》)
為了祖國而奮勇前進，這比什麽都簡單而又單純。也是最崇高的事情。為此，我們前進。在戰場上，被槍彈打中將要死去的時候，大家嘴裏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國萬歲”這句話。(《土與士兵》)
而這種不怕死的無畏，又來自對“支那兵”的“強烈的憎惡”——
我對於那些給我們的同胞造成如此艱難困苦，並威脅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滿著強烈的憎惡。我想和士兵一起突擊，我想親手消滅、殺死他們。(《麥與士兵》)
但是，面對著戰場上的險惡環境和艱苦卓絕，火野葦平並不是一味糾纏在“死亡”與“憎惡”中。總體上看，他是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把殘酷的戰場美化了。他特別註意表現戰場上的詩意和美感，他覺得：“和這些士兵一同在戰場上馳騁，真是快樂得很。”在他眼裏——
無論哪個士兵，肯定都是腳疼、胸悶，咬緊牙關艱難地行進。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樣英姿颯爽，那樣美。不，也許是我逐漸地感覺到了這種世上少有的美麗的情景。每一個都是那樣難以言喻的辛苦，但整體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強，真勇。(《土與士兵》)
不僅如此，火野葦平還極力在日軍對中國人的殘酷的屠殺中，體現出日本士兵的英勇來。一方面，他們把瘋狂屠殺中國人作為一種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給自己的孩子的書信中，自豪地宣稱：“爸爸就要殺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像巖見重太郎(生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武士——引者註)那樣。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作禮物好嗎?”(《土與士兵》)一方面瘋狂地殺人，包括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圖在殺戮中表現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對日本士兵的美化（2）
在二十五裏鋪的城墻前面挖掘的壕溝中，支那兵的屍體堆積如山。附近戰壕縱橫，麥田下面都挖有通道。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許是剛挖好的。堆積的屍體也都是血跡未幹的新屍。屍體中有的在微微蠕動著。看到這種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這樣漫不經心地麻木地看著這人間的慘狀。我愕然了。我變成惡魔了嗎?在戰場上，我真想親手射擊、斬殺支那兵，而且，我也屢屢射擊、或斬死了他們。面對敵人的死屍，我又感到了一種悲痛和感傷。我覺得一陣寒噤，轉身離開了這裏。
這就是日本人的所謂“菊花”與“刀劍”，“和魂”與“荒魂”的兩面，一面是殺人如狂，一面是唏噓感傷。火野葦平曾手書一個條幅，大意是：“強的東西，就是美的東西，就是悲的東西”。屠刀上面有菩薩，鮮血裏面見佛陀。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語》以來形成的武士道的怪異的“審美”傳統。
在他的筆下，士兵們是那樣的單純，只要性命還在，他們就充滿著快樂。行軍或戰鬥結束後，他們“互相充滿了慶生的快樂，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著”，洗澡、做菜，朝著東方，向他們的天皇“遙拜”。甚至在野外蹲著大便時面面相覷，都覺得那樣有趣。士兵們像兄弟般的親密無間，部隊長官對士兵也是那樣的關懷備至——
高橋一等兵躺在擔架上，擡頭看著我。說“班長，對不起，對不起”，說著，眼睛裏噙滿淚花。……“對不起”，我說了一句，眼淚也止不住流了下來。(《土與士兵》)
部隊長一一看望傷兵來了。他只說了句“你們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卻又在說：幹得好啊!那無言的感謝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隊長的臉上。 (《麥與士兵》)
這就是火野葦子筆下的日本侵華士兵，既是那樣的英勇無畏，又是那樣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樣的偉大的愛國精神，又是那樣的樸實單純；既是那樣的艱苦卓絕，又是那樣的樂觀自信；官兵之間既是那樣的上令下達，又是那樣互敬互愛。總之，儼然正義之師的形象。這就是火野葦平所要刻意表現的所謂“忠勇義烈的皇軍的形象”。火野葦平在表現日軍的這一總體形象的時候，比其他日本侵華作家顯然技高一籌：《麥與士兵》使用自言自語的日記的文體，《土與士兵》使用的是給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這裏沒有其他侵華文學中常見的歇斯底裏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戰爭的說教，而是從瑣碎的戰場小景寫起，盡可能顯得冷靜客觀、真實可信。日本讀者從火野葦平的作品裏，找到了他們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1）
在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希望了解對方的情況，火野葦平似乎很清楚這一點。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特別註重對於中國軍民的描寫。
他筆下的普通的中國，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帶及長江三角洲一帶的淪陷區。在對有關中國老百姓的描寫中，火野葦平著意地表現了中國人的亡國奴相。在他筆下，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沒有反抗。“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支那人一看見日本兵，就會照例做出笑意來。”(《麥與士兵》)當日本軍隊到來的時候，中國老百姓打著日本國旗，擡著茶水，歡迎日軍。他們不知道什麽國家和民族，僅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難的農民陸續到廟裏來了。我們的部隊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來避難。……廟裏擠滿了避難的人。老人和孩子燒了開水來到我們面前。他們端給士兵說：喝吧喝吧。廟裏有一個村長，拿著裝飾過的長煙袋悠悠地噴著煙霧。那是一個長相有點嚴厲的老頭兒。翻譯正跟他說話。村長微微轉過身來答話。引起了一陣快活的哄笑。他說：這一帶蔣介石沒有來過，李宗仁和另外幾個大人物倒是帶著軍隊來過。要問拿出茶水招待嗎?不，我們不光招待日本人， 中國軍隊來了的話，我們也招待。又問：那要是兩方面的軍隊都一塊來了呢?笑而答日：那就跑啊。真是個直率而又狡猾的老頭兒。(《麥與士兵》)
日本軍在其占領區召開所謂“難民大會”。讓中國方面的“代表”發言，說什麽：我們老百姓從苛捐雜稅、橫征暴斂的國民政府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多虧了追求東洋和平的大日本國“皇軍”的庇護，使我們安居樂業，真是說不出的幸福，雲雲。雖然看不懂日軍的傳單上寫的是什麽，但是為了討好日本人，他們一個個畢恭畢敬地從日軍手中接過傳單。面對這樣的中國老百姓，火野葦平的看法是——
我對於這些樸實如土的農民們感到無限的親切。也許是因為這些支那人與我所認識的日本的農民長得很相似。這令人無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論、戰爭弄得暈頭轉向，但他們仍充溢著不為任何東西所改變的鈍重而又執拗的力量。他們一個個像比賽似的抹著鼻涕，把沾滿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討來的傳單揩了鼻涕後丟掉。看到這可憐的農民，我心想：這就是我們的敵人啊，禁不住笑出聲來。(《麥與士兵》)
在火野葦平看來：中國的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他們不把日本人的到來看成是侵略。為了證明這一點，火野葦平在《花與士兵》中，還通過一個中國人“肅青年”(實際上是個漢奸)的口說出了這樣的話——“中國的民眾和國家之類的一切東西都是游離的，和那些東西完全沒有關系。……和日本軍隊的戰爭，民眾也看得與己無關。中國軍隊失敗了，民眾也滿不在乎。”並認為：“中國的民眾沒有自己可以保衛的國家。”對此，火野葦平感慨地寫道：
圖32日軍宣傳性圖片：淪陷區老百姓“迎接”日軍
我們日本軍隊每占領一個支那城鎮的時候，留下來的支那人就到我們的駐地來，滿臉堆笑地和我們套近乎。這種作法我們是無法理解的。我想，這如果是在日本，敵軍攻來的時候，不是軍人的國民誰都不會討好敵人，連小女孩也會同仇敵愾地反抗，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們對“蘿蔔”、“鹹菜”(作者對兩個漢奸的稱呼——引者註)為代表的支那人，單個的人覺得親近。但對這整個的民族，置本國失敗的命運於不顧，為了個人的性命而向敵人獻媚，是感到輕蔑的。用我們士兵的話說就是：都是些沒有廉恥的東西。
在這裏，火野葦平把中國人中的漢奸敗類，看成是整個中國人的代表，把漢奸賣國的言論，看成是不刊之論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中國人都是這樣的軟骨頭，那就會不戰而降；如果是這樣的話，火野葦平及日本的軍隊又是在同誰作戰呢?
火野葦平還極力宣揚“皇軍”的“功德”。他借一個中國老太太的嘴，說什麽：“中國軍隊每到一處，米、錢、衣服、姑娘，什麽都洗劫一空。日本軍隊什麽都不拿，非常好”。(《麥與士兵》)仿佛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倒成了中國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領區，“皇軍”對中國老百姓是那麽友好、文明。中國老百姓給他們水喝，他們硬是要付錢；雞蛋和蔬菜都是花錢跟老百姓買；中國老百姓的店鋪都開張，“景色悠閑竟令人不相信這裏是戰地”。(《麥與士兵》)這一切描寫，無非是讓讀者相信，日本軍隊到中國來不是侵略，而是在“幫助”和“拯救”中國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講述了一個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與一位名叫鶯英的中國杭州一家裁縫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戀愛故事。河原救助了從馬背上摔下來的鶯英，鶯英愛上了河原，於是兩人戀愛，互相學習日語和漢語，最後決定結婚。為什麽要和中國的姑娘結婚，作為班長的“我”(火野葦平)論述道：
我們現在的確在和支那進行戰爭。但是，戰爭的目的不是扼殺人間之愛，讓人們互相憎恨，而是為了我們兩國人民更緊密地握起手來。也就是說，現在兩國的戰爭就像兄弟吵架一樣。我們現在一面和支那軍隊交火，一面必須和支那民眾融合起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你和裁縫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為她是敵國的姑娘就加以反對。我想說的只是：我們時刻不能忘記我們作為軍人的本分。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2）
於是，河原就和鶯英結了婚。鶯英的家人喜出望外。從那以後，鶯英家的裁縫店就義務地為日本士兵們縫補衣服。日本士兵一個個“變得漂亮幹凈了”。……火野葦平正是通過這樣杜撰的故事，既說明了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軍在中國的“文明”與“正義”，同時還把中國淪陷區描繪成了日本保護下的“王道樂土”，從而宣揚了“東亞共榮圈”及“大東亞主義”。可謂一石三鳥。
但是，侵略畢竟是侵略。火野葦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帶出了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的真相。在《麥與士兵》的5月9日的日記中，火野葦平寫到了日軍滿地追著捉老百姓的雞，在老百圖33《土與士兵》書影姓的菜田裏“收獲”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屠宰中國老百姓的豬；在5月15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日軍侵入農家，大肆入室搶劫；在5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日本人在麥田裏捕殺中國農民，理由是他們與中國軍隊有“聯絡”；在《土與士兵》中，寫到了日軍放火燒房，並拉牛、捉雞，稱為“戰利品”；還恬不知恥地寫道：“我們自從登陸以來，糧食一回也沒分發過。反正我們走到哪裏，都有中國米，也能捉些雞來，還有蔬菜什麽的。”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寫到了日軍侵入中國民居，由於不了解情況所造成的窘狀——
……老百姓家家閉門鎖戶。只能見到零零星星的骯臟的支那人。來到石橋上一看，渾濁的河道上，有兩只糞尿船在通過。支那人不時地從建在石崖上的房子裏，把紅漆的糞桶提出來，把黃色的糞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見紅漆的桶，就不由地打了一個冷顫。因為我意識到這是登陸以來最叫人生氣的一種失敗。原來，我們登陸以後，在支那每戶人家都看到了塗紅漆的漂亮的桶，我們就用它作飯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紋，很幹凈的樣子，而且有的還放在架子上。做夢也沒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稱為“馬桶”。我們知道後簡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個情節至少說明了：日軍登陸後中國老百姓都棄家逃難了，日軍便侵占了中國老百姓的家，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對中國抗日軍隊，誣蔑之餘，也禁不住感嘆中國軍隊的勇敢頑強。《麥與士兵》寫到一個中國兵，當日軍走近的時候，突然躍起來掏出一顆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麥與士兵》在講到一次戰鬥時還寫到：“敵人非常地頑強。而且實際上勇敢得可怕。臨陣脫逃的一個沒有，還從圍墻上探出身體射擊，或者投擲手榴彈。很快又在正面和我們展開了格鬥。……”《麥與士兵》結尾處，寫到了三個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人——
……敗殘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來歲。另外兩人不足二十歲。一問，才知道他們不但頑固地堅持抗日，而且對我們的問話拒不回答。他們聳著肩膀，還擡起腳要踢我們。其中一個蠻橫的家夥還朝我們的士兵吐唾沫。我聽說這就要處死他們，於是跟著去看。村外是一片廣闊的麥田，一望無際。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準備，割了麥子騰出了一塊空地，挖了一條橫溝，把被捆著的支那兵拉到溝前，讓他們坐著。曹長走到背後，抽出軍刀，大喝一聲砍下去，腦袋就像球一樣滾下去，鮮血噴了出來。三個支那兵就這樣被一個個殺死了。
在當時出版時，這一段文字被日本軍部的書報檢察機關刪除了。之所以被刪除，恐怕是因為他不但表現了日軍屠殺俘虜的情況，而且反映了中國軍人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火野葦平寫到這樣的情節，主觀意圖當然不是為了表現中國軍人的英雄氣概。緊接著上一段引文，火野葦平寫道：“我移開了眼睛。我還沒有變成惡魔。我知道這一點，並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這一段話作為《麥與士兵》全書的結尾，不過是在表明作者覺得自己還沒有變成“惡魔”罷了。四、“人道主義”?“寫實主義”?
然而，火野葦平即使還沒有變成“惡魔”，也是和“惡魔”為伍、並自覺地為“惡魔”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人。正因為這樣,日本投降後他被判為主要的“文化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當代有的日本的學者以“我還沒有變成惡魔”這一句話為據，以出版時這句話及其他許多段落被軍部刪除為理由，認為“這可以證明”《麥與士兵》等作品“不是以軍國主義宣傳為寫作目的的”。(見《日本文學鑒賞辭典·近代編》，東京堂，1985年版，第677頁)但是這種看法顯然不符合事實。為軍國主義侵略做宣傳一開始就是火野葦平的寫作的出發點。一直到日本戰敗後，他對此也沒有反省。他堅信日本發動的戰爭是為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認為日本的士兵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是偉大的，值得讚揚的。他在戰後寫的文章中仍然說：“很多軍人犧牲了，這尊貴的死絕不是白死。他們永遠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為皇國日本的精神基礎早晚要發揮它的力量。很多的軍人死了，但實際上一個人也沒有死。”他還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作辯護，說什麽：“戰爭是以殺人為基調的人間最大的罪惡，最大的悲劇。這裏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搶劫、強奸、掠奪、放火、傷害等等，一切戰爭概莫能外，即使是神聖的十字軍的宗教戰爭，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作為一個作家倘若不立體地表現這一切，那麽作為文學就很難說是完全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卡羅沙的《羅馬尼亞日記》、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動我們，就在於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義精神寫出了這些戰爭的罪惡。”但是，對於火野葦平來說，問題不在於寫不寫戰爭的罪惡，而在於沒有把日本侵略軍的“罪惡”作為“罪惡”來寫，況且火野葦平從來沒有承認日軍的“罪惡”。所以在這裏他無視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本質區別，竟把產生於反侵略戰爭的文學名著拿來作自己的侵華文學的虎皮。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3）
還有人認為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現了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表現了對戰死的中國士兵的憐憫之情，而認為這些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見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築摩書房，第155頁)這種說法也實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義是一種超越國家、民族和階級的對人的同情和愛，而火野葦平明明是一個軍國主義的擁護者，談何“人道主義”！事實上，所謂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不過是見了被日軍嚇得“顫抖”的抱著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語說了聲“老太太，叫你受驚了”(見《土與士兵》)之類的事情；不過是對將被殘酷屠殺的中國俘虜虛偽的憐憫。我國作家、評論家巴人在評論《麥與士兵》的時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這樣一段描寫：
兵士們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煙送給孩子，她們卻非常懷疑，不大肯接受。於是一個兵拿出刀來大喝一聲，那抱著小孩的女人才勉強受了。
巴人接著精辟而又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刀頭下的恩惠，卻正是今天日本所加於我們的一切。只有漢奸汪精衛才會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葦平所宣揚於世界的，也就是相同於這類情形的大炮下的憐憫。”(見巴人《關於〈麥與士兵〉》，原載《文藝陣地》第4卷5號，1939年)
還有的當代日本評論者認為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寫的內容是“真實”的，作品是“寫實主義”的，認為它們“絲毫沒有修飾和虛構，具有能夠再現真實的強烈的真實性，即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見小松伸六：《昭和文學十二講·戰爭文學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葦平自己在《麥與士兵·作者的話》以及《土與士兵》“前言”中，也都強調說：“我相信，能夠真實地描寫戰爭，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事情。”他還聲稱，《麥與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戰的日記，而“不是小說”；《土與士兵》是寫給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說”。也就是說，作品所寫，不是向壁虛構，而是真實。誠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寫實的手法，細節的描寫非常細膩逼真。但是，寫實的手法和細節的真實，並不等於作品是“寫實主義”的。因為，作為日本士兵的一員，作為指揮十幾個士兵的“伍長”，作為侵華日軍報道部的成員，火野葦平非常清楚他寫作這些“戰爭文學”的目的是什麽。而且，軍部政府也對火野葦平這樣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和限制。據火野葦平自己的記述，這些規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條：
一、不得寫日本軍隊的失敗；
二、不能涉及戰爭中所必然出現的罪惡行為；
三、寫到敵方時必須充滿憎惡和憤恨；
四、不得表現作戰的整體情況；
五、不能透露部隊的編制和部隊的名稱；
六、不能把軍人當做普通人來寫。可以寫分隊長以下的士兵，但必須把小隊長以上的士兵寫成是人格高尚、沈著勇敢的人；
七、不能寫有關女人的事。
(轉引自《火野葦平選集》第4卷後記，
創元社1958年版。)
火野葦平顯然就是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的。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還談什麽“真實”、還談什麽“寫實主義”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寫了軍部所希望宣傳的“真實”，回避了軍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實”，因而是不可能真實反映戰場狀況，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燒殺奸掠的真實情況的。
總之，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立場上，按照軍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華軍隊，歪曲地描寫中國抗日軍民，壯日本侵略軍隊的聲威。它向日本數百萬的讀者傳達了侵華戰場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信息，煽動了日本國民的好戰氣焰，影響十分廣泛和惡劣。戰後幾十年來，《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斷被再版或重印，僅《麥與士兵》在戰後初期就發行了50萬冊，至今仍擁有眾多的讀者。因此，對《士兵三部曲》做科學地分析和批判，對於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歷史，準確評價日本侵華文學，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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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漢作戰》明確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戰爭不同，《活著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當的客觀性特征。這種客觀性特征是由石川達三的自然主義創作方法所決定的。石川達三很推崇自然主義，並明顯地受到了自然主義的影響。自然主義的基本主張是把環境和遺傳(本能)視為決定人的本質的東西。在《活著的士兵》中，石川達三就突出地表現了環境和遺傳本能這兩點。第一，他把小說中的環境(戰場)看成是決定人(士兵)的行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別要告訴人們的就是——“戰場，似乎有一種強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戰鬥人員鬼使神差地變成同一種性格，同一種思維，提出同一種要求。正如醫學學士失去了他的知識分子身份一樣，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決定人的最根本的東西。這種看法，從他創作伊始到戰後，一直沒有改變。他曾說過：“……生物界裏，相互生存的關系是極其覆雜離奇的。我以為說明這個最終不過是兩種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這種東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說明，別無他法。總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敵的偉大的東西。”《活著的士兵》表現的就是由戰場這種特殊的環境所激發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達三看來，戰場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來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辯護中，石川達三曾說：
國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樣，那是不對的。我想只有表現人的真正的樣子，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真正的信賴，從而改正國民的認識。
也就是說，戰場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國民有朝一日發現士兵們不是“神”，就對他們不“信賴”了，那是不對的；既認識到士兵們不是“神”，知道士兵們有燒殺搶掠的行為，同時又“信賴”他們，這才是“真正的信賴”。——這就是石川達三寫作的根本目的。在《活著的士兵》中，石川達三正是從“生物本能”的角度來描寫士兵的。士兵們的燒殺搶掠的野蠻行徑，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無法壓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達三的筆下，士兵們有殺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愛”的本能。所以他們一方面瘋狂地屠殺中國人，一方面又對戰友和上級充滿了愛。有時候，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是同時並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國夥夫，同時又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傷心地流淚。他們在戰場上是劊子手，卻又是對祖國、對家鄉、對親人充滿熱愛和思念之情的好國民、好兒子或好丈夫。石川達三把這截然不同的兩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對笠原下士，作者是這樣評價的：“他殺戮時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使他變成殺人狂的只是他對戰友的本能的愛。他確實稱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應該是他那個樣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誠的士兵，才是軍隊所需要的人物。”根據這樣的看法，石川達三對士兵們做了明確的正面評價。他在小說中借一個人物的心理獨白，明確寫道：“他們(士兵)為了國家拋棄了這種屬於個人的生活，因此，國家和國民應以最高的禮儀來祭奠他們泯滅的生命”； “那已泯滅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們充分的尊敬嗎?”從“為了國家”的角度上講，那些屬於“生物本能”的行徑，也就是“忠勇”的行為。說到底，石川達三希望國民“理解”的，就是士兵們的這些野蠻殘忍的屬於“生物本能”的行為，並且在“理解”了這些行為的基礎上，“信賴”他們。所以，無怪乎文藝評論家山本健吉認為《活著的士兵》“是對士兵們的行為進行辯護的書”。
從《活著的士兵》到《武漢作戰》，其描寫的角度由客觀地描寫戰爭的自然主義，轉向了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但無論如何，石川達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看法並沒有根本的不同。誠然，《活著的士兵》的自然主義的描寫，在客觀上暴露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觀出發點絕不是“反戰”。從情理上講，作為“筆部隊”的成員自願到中國戰場從軍的作家，作為一個“軍屬”(其兄是職業軍人)，卻要作一個“反戰”作家，那是不合邏輯的。事實上，在整個侵華戰爭及“大東亞戰爭”中，石川達三都是非常活躍、非常積極地支持侵略戰爭的。他是“日本文學報國會”的骨幹成員，是該會的“小說分會”的常任幹事。他擔任過煽動戰爭的“文學報國運動講演會”的“講師”，積極參加了鼓吹戰爭的所謂“街頭小說”的炮制，參加了日本文學報國會服務劇的演出，還是文學家“勤勞報國隊”隊員。他還在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3年)上發言，大肆進行戰爭叫囂，說什麽“筆頭子不能擊落敵機”，叫嚷文學家要投筆從戎，從而發揮更大的“文學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戰後他為了推卸自己的戰爭責任而把自己的《活著的士兵》、《武漢作戰》說成是“反戰”的作品，他從來都沒有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有過正確的認識。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隨筆《時光流逝》中寫道：“戰爭是兩國幹出來的，不應該說壞事只是一國幹的。”談到南京大屠殺，他竟然說其真實性“有不少問題”，“我沒有看到屠殺事件，連痕跡也沒有看到”。這就連他自己在《活著的士兵》中所描寫的，都不承認了。他在戰後的一篇文章中還說：“生在那個時代，我只有描寫戰爭。所謂‘聖戰’我不相信，所謂‘侵略戰爭’我也懷疑。……我只是描寫戰場上的戰爭。”
到這裏，石川達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這一點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我國不少人只因為《活著的士兵》真實地描寫了侵華日軍的暴行，並曾因此招惹過“筆禍”，就把《活著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義”作品，把石川達三看成是“人道主義”作家，甚至有人說他是“反法西斯鬥士”。重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頗有影響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的第十卷《外國人士作品》，把石川達三作為抗戰時期的“國際友人”並節錄了他的《活著的士兵》；重慶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的《日本卷》似乎沒有全面考慮到石川達三在侵華戰爭中的言行和對戰爭的根本態度，而把他戰後寫的《風中蘆葦》作為“反法西斯文學”列入其中。我認為，這些都是不妥當的。我們應當在石川達三及其在侵華戰爭期間全部的創作和言行中，在真實與謊言、“筆禍”與罪責的覆雜的聯系和糾葛中，對石川達三其人其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剖析、評價和批判。這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一手揮刀、一手操筆的火野葦平（1）
在侵華戰爭期間，提起火野葦平(本名玉井勝則，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幾乎是家喻戶曉。如果說，在日本的侵華文學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葦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那是沒有異議的。《士兵三部曲》單行本出版後不斷重印，僅其中的《麥與士兵》當時就發行了100多萬冊，成為罕見的暢銷書。這麽大的發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瀕臨倒閉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麥與士兵》和《土與士兵》被改編成電影，公開上映，影響更大，幾乎盡人皆知。當時有一首和歌雲：“《土與士兵》已看完，歸途炮聲繞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電影對觀眾的沖擊。火野葦平本人也深得軍部的賞識，被軍國主義宣傳機器奉為“國民英雄”。
“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在日本侵華文學的作者當中，火野葦平是少數幾個“士兵”與“作家”兼於一身的人。他在20歲之前就曾寫作過長篇小說，出版過童話集，創辦過同仁文學雜志。20歲的時候，作為“幹部候補生”參軍入伍，後以“伍長”身份退伍。此後從事文學活動，1937年，發表以掏糞工人自強不息為主題的中篇小說《糞尿譚》以及詩集《山上軍艦》。同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伍長”的火野葦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編入第18師團，參加了杭州灣登陸作戰。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為杭州警備部隊的一員留守杭州城。
極為重視戰爭中的“思想戰”、“宣傳戰”的日本軍部，是不會把火野葦平這樣的“文學者”作為普通士兵來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軍部操縱的權威的文學獎“芥川龍之介文學獎”，決定把本年度的獎項授給火野葦平的《糞尿譚》，並派遣著名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專程來到杭州，向火野葦平頒獎。日本軍部的這種超乎常規的行動，無疑是為了表明對“士兵作家”的一種特殊的鼓勵。是年5月，隨著徐州會戰的展開，火野葦平被派到“中支(即華中——引者註)派遣軍報道部”，主要從事戰爭的宣傳報道活動。他先是參加了徐州會戰，接著又參加了漢口作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1939年參加了海南島作戰。圖30戎裝的火野葦平
此間，他以徐州會戰為題材，發表了日記體長篇小說《麥與士兵》(《改造》雜志1938年8月)；以杭州灣登陸為題材，發表了書信體長篇小說《土與士兵》(《文藝春秋》雜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備留守為題材發表了長篇小說《花與士兵》(《朝日新聞》1938年12月)。不久，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別出版單行本，火野葦平總稱之為《我的戰記》，評論者也稱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隊三部作”)。又以進攻廣州為題材，發表了《海與士兵》(後改題為《廣東進軍抄》)；以海南島作戰為題材，發表了《海南島記》(《文藝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葦平“榮耀”地從侵華戰場回國。接著，《士兵三部曲》獲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文化獎。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臺灣等地做旅行演講。1941年又應關東軍的邀請，和川端康成、大宅壯一等人一道，為紀念“滿洲事變”十周年而到中國東北和北京游覽、講演。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火野葦平第三次應召參軍，作為“報道班”成員被派往菲律賓，後又被派到緬甸。1943年初回國。此間，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火野葦平都是“戰爭文學”的最活躍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一手揮刀、一手操筆的火野葦平（2）
在侵華戰爭中，火野葦平以“士兵”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一手揮刀，一手操筆，連續制作出不少侵華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士兵三部曲》。當時“戰爭文學”作者作品眾多，為什麽日本讀者對《士兵三部曲》最為青睞?這種現象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那時日本全國都沈浸在如癡如狂的戰爭狂熱中，人們非常希望了解侵華戰場的實際情況。但當時的“戰爭文學”絕大部分出自從軍作家之手，他們一般只在前線呆幾周的時間，難以深入部隊中，缺乏實戰的體驗。而像火野葦平這樣既是作家，又是士兵，並且參加過徐州會戰等幾次重大戰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廣也是身兼作家與士兵雙重身份，但上田廣一直在山西的日軍鐵道部隊，經歷比較單一，所以其作品的影響也遠不如火野葦平。當時有關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記錄片，表現的都是日軍如何節節勝利，特別是占領中國戰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場面，缺乏對士兵生活的詳細報道和描寫。而日本國內的讀者，幾乎都有親朋好友在中國前線作戰，他們關心前線的士兵，希望了解戰場上的詳細情況，特別是士兵們日常的戰鬥生活。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這些方面適應了讀者的要求。
與此同時，日本的文學評論界對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給予了異口同聲的讚揚。如，評論家森山啟在《陣中文藝與文藝政策》(載《文學界》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火野葦平把“士兵寶貴的血與汗真正地滲透到作品中了”，同時又“閃耀著清醒的文學家的眼光”，所以《麥與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級的戰爭文學”。三好達治在《麥與士兵的感想》 (載《文藝》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是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作品“把新聞報紙上、電臺廣播中以及銀幕上沒有的東西，終於完美地送到了我們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戰爭文學論》(載《文學與倫理》，中央公論社1940年版)一文中說：火野葦平和其他的戰爭文學的差別，“就是在戰爭之中還是在戰爭之外的差別”；“火野葦平作為一名士兵服從軍隊的嚴格的紀律，並在這種紀律所規定的行為中了解了戰爭”，“他是一個作家，但又是作為一名戰士充分地融入了規定的行為之中”，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認為，《麥與士兵》等作品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的“誠實”。今日出海說：“《麥與士兵》是作者……在蠟燭前不敢懈怠地寫成的日記。這個日記比幾百條戰爭新聞都更能夠打動我們的心，原因不正在於它的單純嗎?不正在於面對生死存亡，面對命運的那種誠實嗎?”(《戰爭和文學》，載《新潮》1938年9月)阪垣直子在《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六興商會出版部，1943年)一書中說：火野葦平只是描寫自己的真實的戰爭體驗，他的戰爭文學的寫作方法和過多強調勇武的寫法大有不同；“火野葦平的態度和方法，反映了現代日本的少壯作家的文學方法”，“在戰爭文學中如何強化作者的個性，火野是一個典範。心態的健康性和充滿生氣的富有彈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沒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
戰爭狀態下，日本軍部當局對火野葦平如此重視，讀者對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愛，日本評論家如此慷慨地讚美，其更深層的原因，只能到作品裏邊去尋找。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對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讀者的普遍讚賞，首先在於火野葦平對日本士兵的描寫，正好投合了戰時日本人對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華戰場上的日本士兵的頌歌。在火野葦平筆下，侵華戰場上的日本軍隊是偉大神聖的軍隊，他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置身於這樣的軍隊中，感到一種力量和自豪——
我在這行進的隊伍中感到了一種雄壯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蕩洶湧的波濤。我感到自己身處在這莊嚴的波濤之中。在這廣漠的淮北平原，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麥田，我為踩在這片大地上的頑強的生命力而讚嘆。……我將有力的雙腳踩在麥田上，眺望著蜿蜒行進的軍隊。那飽滿的、氣宇軒昂而又勢不可擋的雄壯的生命力撞擊著我的心扉。……
士兵們在戰場上時刻都有戰死的可能，但是，為了祖國，他們隨時準備著死：圖31踏著麥田向徐州行進的日軍
我覺得“祖國”這個概念在我的心中越來越偉大清晰了。這當然不是今天忽然產生的感覺。但是，特別是在最近幾天裏，耳聞目睹了士兵們無法形容的艱苦，與此同時，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灣登陸以來，直到現在的徐州會戰，像以往一樣，很多士兵倒下了。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死。何時戰死無法預測。然而，在戰場上，我們從來沒有畏懼死亡。……沒有一個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熱愛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戰場上，不知為什麽，這一切都容易舍棄掉。而且舍棄了也決不後悔。……(《麥與士兵》)
為了祖國而奮勇前進，這比什麽都簡單而又單純。也是最崇高的事情。為此，我們前進。在戰場上，被槍彈打中將要死去的時候，大家嘴裏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國萬歲”這句話。(《土與士兵》)
而這種不怕死的無畏，又來自對“支那兵”的“強烈的憎惡”——
我對於那些給我們的同胞造成如此艱難困苦，並威脅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滿著強烈的憎惡。我想和士兵一起突擊，我想親手消滅、殺死他們。(《麥與士兵》)
但是，面對著戰場上的險惡環境和艱苦卓絕，火野葦平並不是一味糾纏在“死亡”與“憎惡”中。總體上看，他是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把殘酷的戰場美化了。他特別註意表現戰場上的詩意和美感，他覺得：“和這些士兵一同在戰場上馳騁，真是快樂得很。”在他眼裏——
無論哪個士兵，肯定都是腳疼、胸悶，咬緊牙關艱難地行進。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樣英姿颯爽，那樣美。不，也許是我逐漸地感覺到了這種世上少有的美麗的情景。每一個都是那樣難以言喻的辛苦，但整體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強，真勇。(《土與士兵》)
不僅如此，火野葦平還極力在日軍對中國人的殘酷的屠殺中，體現出日本士兵的英勇來。一方面，他們把瘋狂屠殺中國人作為一種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給自己的孩子的書信中，自豪地宣稱：“爸爸就要殺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像巖見重太郎(生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武士——引者註)那樣。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作禮物好嗎?”(《土與士兵》)一方面瘋狂地殺人，包括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圖在殺戮中表現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對日本士兵的美化（2）
在二十五裏鋪的城墻前面挖掘的壕溝中，支那兵的屍體堆積如山。附近戰壕縱橫，麥田下面都挖有通道。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許是剛挖好的。堆積的屍體也都是血跡未幹的新屍。屍體中有的在微微蠕動著。看到這種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這樣漫不經心地麻木地看著這人間的慘狀。我愕然了。我變成惡魔了嗎?在戰場上，我真想親手射擊、斬殺支那兵，而且，我也屢屢射擊、或斬死了他們。面對敵人的死屍，我又感到了一種悲痛和感傷。我覺得一陣寒噤，轉身離開了這裏。
這就是日本人的所謂“菊花”與“刀劍”，“和魂”與“荒魂”的兩面，一面是殺人如狂，一面是唏噓感傷。火野葦平曾手書一個條幅，大意是：“強的東西，就是美的東西，就是悲的東西”。屠刀上面有菩薩，鮮血裏面見佛陀。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語》以來形成的武士道的怪異的“審美”傳統。
在他的筆下，士兵們是那樣的單純，只要性命還在，他們就充滿著快樂。行軍或戰鬥結束後，他們“互相充滿了慶生的快樂，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著”，洗澡、做菜，朝著東方，向他們的天皇“遙拜”。甚至在野外蹲著大便時面面相覷，都覺得那樣有趣。士兵們像兄弟般的親密無間，部隊長官對士兵也是那樣的關懷備至——
高橋一等兵躺在擔架上，擡頭看著我。說“班長，對不起，對不起”，說著，眼睛裏噙滿淚花。……“對不起”，我說了一句，眼淚也止不住流了下來。(《土與士兵》)
部隊長一一看望傷兵來了。他只說了句“你們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卻又在說：幹得好啊!那無言的感謝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隊長的臉上。 (《麥與士兵》)
這就是火野葦子筆下的日本侵華士兵，既是那樣的英勇無畏，又是那樣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樣的偉大的愛國精神，又是那樣的樸實單純；既是那樣的艱苦卓絕，又是那樣的樂觀自信；官兵之間既是那樣的上令下達，又是那樣互敬互愛。總之，儼然正義之師的形象。這就是火野葦平所要刻意表現的所謂“忠勇義烈的皇軍的形象”。火野葦平在表現日軍的這一總體形象的時候，比其他日本侵華作家顯然技高一籌：《麥與士兵》使用自言自語的日記的文體，《土與士兵》使用的是給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這裏沒有其他侵華文學中常見的歇斯底裏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戰爭的說教，而是從瑣碎的戰場小景寫起，盡可能顯得冷靜客觀、真實可信。日本讀者從火野葦平的作品裏，找到了他們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1）
在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希望了解對方的情況，火野葦平似乎很清楚這一點。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特別註重對於中國軍民的描寫。
他筆下的普通的中國，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帶及長江三角洲一帶的淪陷區。在對有關中國老百姓的描寫中，火野葦平著意地表現了中國人的亡國奴相。在他筆下，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沒有反抗。“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支那人一看見日本兵，就會照例做出笑意來。”(《麥與士兵》)當日本軍隊到來的時候，中國老百姓打著日本國旗，擡著茶水，歡迎日軍。他們不知道什麽國家和民族，僅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難的農民陸續到廟裏來了。我們的部隊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來避難。……廟裏擠滿了避難的人。老人和孩子燒了開水來到我們面前。他們端給士兵說：喝吧喝吧。廟裏有一個村長，拿著裝飾過的長煙袋悠悠地噴著煙霧。那是一個長相有點嚴厲的老頭兒。翻譯正跟他說話。村長微微轉過身來答話。引起了一陣快活的哄笑。他說：這一帶蔣介石沒有來過，李宗仁和另外幾個大人物倒是帶著軍隊來過。要問拿出茶水招待嗎?不，我們不光招待日本人， 中國軍隊來了的話，我們也招待。又問：那要是兩方面的軍隊都一塊來了呢?笑而答日：那就跑啊。真是個直率而又狡猾的老頭兒。(《麥與士兵》)
日本軍在其占領區召開所謂“難民大會”。讓中國方面的“代表”發言，說什麽：我們老百姓從苛捐雜稅、橫征暴斂的國民政府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多虧了追求東洋和平的大日本國“皇軍”的庇護，使我們安居樂業，真是說不出的幸福，雲雲。雖然看不懂日軍的傳單上寫的是什麽，但是為了討好日本人，他們一個個畢恭畢敬地從日軍手中接過傳單。面對這樣的中國老百姓，火野葦平的看法是——
我對於這些樸實如土的農民們感到無限的親切。也許是因為這些支那人與我所認識的日本的農民長得很相似。這令人無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論、戰爭弄得暈頭轉向，但他們仍充溢著不為任何東西所改變的鈍重而又執拗的力量。他們一個個像比賽似的抹著鼻涕，把沾滿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討來的傳單揩了鼻涕後丟掉。看到這可憐的農民，我心想：這就是我們的敵人啊，禁不住笑出聲來。(《麥與士兵》)
在火野葦平看來：中國的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他們不把日本人的到來看成是侵略。為了證明這一點，火野葦平在《花與士兵》中，還通過一個中國人“肅青年”(實際上是個漢奸)的口說出了這樣的話——“中國的民眾和國家之類的一切東西都是游離的，和那些東西完全沒有關系。……和日本軍隊的戰爭，民眾也看得與己無關。中國軍隊失敗了，民眾也滿不在乎。”並認為：“中國的民眾沒有自己可以保衛的國家。”對此，火野葦平感慨地寫道：
圖32日軍宣傳性圖片：淪陷區老百姓“迎接”日軍
我們日本軍隊每占領一個支那城鎮的時候，留下來的支那人就到我們的駐地來，滿臉堆笑地和我們套近乎。這種作法我們是無法理解的。我想，這如果是在日本，敵軍攻來的時候，不是軍人的國民誰都不會討好敵人，連小女孩也會同仇敵愾地反抗，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們對“蘿蔔”、“鹹菜”(作者對兩個漢奸的稱呼——引者註)為代表的支那人，單個的人覺得親近。但對這整個的民族，置本國失敗的命運於不顧，為了個人的性命而向敵人獻媚，是感到輕蔑的。用我們士兵的話說就是：都是些沒有廉恥的東西。
在這裏，火野葦平把中國人中的漢奸敗類，看成是整個中國人的代表，把漢奸賣國的言論，看成是不刊之論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中國人都是這樣的軟骨頭，那就會不戰而降；如果是這樣的話，火野葦平及日本的軍隊又是在同誰作戰呢?
火野葦平還極力宣揚“皇軍”的“功德”。他借一個中國老太太的嘴，說什麽：“中國軍隊每到一處，米、錢、衣服、姑娘，什麽都洗劫一空。日本軍隊什麽都不拿，非常好”。(《麥與士兵》)仿佛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倒成了中國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領區，“皇軍”對中國老百姓是那麽友好、文明。中國老百姓給他們水喝，他們硬是要付錢；雞蛋和蔬菜都是花錢跟老百姓買；中國老百姓的店鋪都開張，“景色悠閑竟令人不相信這裏是戰地”。(《麥與士兵》)這一切描寫，無非是讓讀者相信，日本軍隊到中國來不是侵略，而是在“幫助”和“拯救”中國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講述了一個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與一位名叫鶯英的中國杭州一家裁縫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戀愛故事。河原救助了從馬背上摔下來的鶯英，鶯英愛上了河原，於是兩人戀愛，互相學習日語和漢語，最後決定結婚。為什麽要和中國的姑娘結婚，作為班長的“我”(火野葦平)論述道：
我們現在的確在和支那進行戰爭。但是，戰爭的目的不是扼殺人間之愛，讓人們互相憎恨，而是為了我們兩國人民更緊密地握起手來。也就是說，現在兩國的戰爭就像兄弟吵架一樣。我們現在一面和支那軍隊交火，一面必須和支那民眾融合起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你和裁縫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為她是敵國的姑娘就加以反對。我想說的只是：我們時刻不能忘記我們作為軍人的本分。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2）
於是，河原就和鶯英結了婚。鶯英的家人喜出望外。從那以後，鶯英家的裁縫店就義務地為日本士兵們縫補衣服。日本士兵一個個“變得漂亮幹凈了”。……火野葦平正是通過這樣杜撰的故事，既說明了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軍在中國的“文明”與“正義”，同時還把中國淪陷區描繪成了日本保護下的“王道樂土”，從而宣揚了“東亞共榮圈”及“大東亞主義”。可謂一石三鳥。
但是，侵略畢竟是侵略。火野葦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帶出了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的真相。在《麥與士兵》的5月9日的日記中，火野葦平寫到了日軍滿地追著捉老百姓的雞，在老百圖33《土與士兵》書影姓的菜田裏“收獲”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屠宰中國老百姓的豬；在5月15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日軍侵入農家，大肆入室搶劫；在5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日本人在麥田裏捕殺中國農民，理由是他們與中國軍隊有“聯絡”；在《土與士兵》中，寫到了日軍放火燒房，並拉牛、捉雞，稱為“戰利品”；還恬不知恥地寫道：“我們自從登陸以來，糧食一回也沒分發過。反正我們走到哪裏，都有中國米，也能捉些雞來，還有蔬菜什麽的。”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寫到了日軍侵入中國民居，由於不了解情況所造成的窘狀——
……老百姓家家閉門鎖戶。只能見到零零星星的骯臟的支那人。來到石橋上一看，渾濁的河道上，有兩只糞尿船在通過。支那人不時地從建在石崖上的房子裏，把紅漆的糞桶提出來，把黃色的糞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見紅漆的桶，就不由地打了一個冷顫。因為我意識到這是登陸以來最叫人生氣的一種失敗。原來，我們登陸以後，在支那每戶人家都看到了塗紅漆的漂亮的桶，我們就用它作飯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紋，很幹凈的樣子，而且有的還放在架子上。做夢也沒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稱為“馬桶”。我們知道後簡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個情節至少說明了：日軍登陸後中國老百姓都棄家逃難了，日軍便侵占了中國老百姓的家，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對中國抗日軍隊，誣蔑之餘，也禁不住感嘆中國軍隊的勇敢頑強。《麥與士兵》寫到一個中國兵，當日軍走近的時候，突然躍起來掏出一顆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麥與士兵》在講到一次戰鬥時還寫到：“敵人非常地頑強。而且實際上勇敢得可怕。臨陣脫逃的一個沒有，還從圍墻上探出身體射擊，或者投擲手榴彈。很快又在正面和我們展開了格鬥。……”《麥與士兵》結尾處，寫到了三個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人——
……敗殘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來歲。另外兩人不足二十歲。一問，才知道他們不但頑固地堅持抗日，而且對我們的問話拒不回答。他們聳著肩膀，還擡起腳要踢我們。其中一個蠻橫的家夥還朝我們的士兵吐唾沫。我聽說這就要處死他們，於是跟著去看。村外是一片廣闊的麥田，一望無際。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準備，割了麥子騰出了一塊空地，挖了一條橫溝，把被捆著的支那兵拉到溝前，讓他們坐著。曹長走到背後，抽出軍刀，大喝一聲砍下去，腦袋就像球一樣滾下去，鮮血噴了出來。三個支那兵就這樣被一個個殺死了。
在當時出版時，這一段文字被日本軍部的書報檢察機關刪除了。之所以被刪除，恐怕是因為他不但表現了日軍屠殺俘虜的情況，而且反映了中國軍人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火野葦平寫到這樣的情節，主觀意圖當然不是為了表現中國軍人的英雄氣概。緊接著上一段引文，火野葦平寫道：“我移開了眼睛。我還沒有變成惡魔。我知道這一點，並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這一段話作為《麥與士兵》全書的結尾，不過是在表明作者覺得自己還沒有變成“惡魔”罷了。四、“人道主義”?“寫實主義”?
然而，火野葦平即使還沒有變成“惡魔”，也是和“惡魔”為伍、並自覺地為“惡魔”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人。正因為這樣,日本投降後他被判為主要的“文化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當代有的日本的學者以“我還沒有變成惡魔”這一句話為據，以出版時這句話及其他許多段落被軍部刪除為理由，認為“這可以證明”《麥與士兵》等作品“不是以軍國主義宣傳為寫作目的的”。(見《日本文學鑒賞辭典·近代編》，東京堂，1985年版，第677頁)但是這種看法顯然不符合事實。為軍國主義侵略做宣傳一開始就是火野葦平的寫作的出發點。一直到日本戰敗後，他對此也沒有反省。他堅信日本發動的戰爭是為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認為日本的士兵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是偉大的，值得讚揚的。他在戰後寫的文章中仍然說：“很多軍人犧牲了，這尊貴的死絕不是白死。他們永遠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為皇國日本的精神基礎早晚要發揮它的力量。很多的軍人死了，但實際上一個人也沒有死。”他還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作辯護，說什麽：“戰爭是以殺人為基調的人間最大的罪惡，最大的悲劇。這裏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搶劫、強奸、掠奪、放火、傷害等等，一切戰爭概莫能外，即使是神聖的十字軍的宗教戰爭，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作為一個作家倘若不立體地表現這一切，那麽作為文學就很難說是完全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卡羅沙的《羅馬尼亞日記》、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動我們，就在於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義精神寫出了這些戰爭的罪惡。”但是，對於火野葦平來說，問題不在於寫不寫戰爭的罪惡，而在於沒有把日本侵略軍的“罪惡”作為“罪惡”來寫，況且火野葦平從來沒有承認日軍的“罪惡”。所以在這裏他無視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本質區別，竟把產生於反侵略戰爭的文學名著拿來作自己的侵華文學的虎皮。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3）
還有人認為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現了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表現了對戰死的中國士兵的憐憫之情，而認為這些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見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築摩書房，第155頁)這種說法也實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義是一種超越國家、民族和階級的對人的同情和愛，而火野葦平明明是一個軍國主義的擁護者，談何“人道主義”！事實上，所謂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不過是見了被日軍嚇得“顫抖”的抱著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語說了聲“老太太，叫你受驚了”(見《土與士兵》)之類的事情；不過是對將被殘酷屠殺的中國俘虜虛偽的憐憫。我國作家、評論家巴人在評論《麥與士兵》的時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這樣一段描寫：
兵士們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煙送給孩子，她們卻非常懷疑，不大肯接受。於是一個兵拿出刀來大喝一聲，那抱著小孩的女人才勉強受了。
巴人接著精辟而又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刀頭下的恩惠，卻正是今天日本所加於我們的一切。只有漢奸汪精衛才會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葦平所宣揚於世界的，也就是相同於這類情形的大炮下的憐憫。”(見巴人《關於〈麥與士兵〉》，原載《文藝陣地》第4卷5號，1939年)
還有的當代日本評論者認為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寫的內容是“真實”的，作品是“寫實主義”的，認為它們“絲毫沒有修飾和虛構，具有能夠再現真實的強烈的真實性，即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見小松伸六：《昭和文學十二講·戰爭文學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葦平自己在《麥與士兵·作者的話》以及《土與士兵》“前言”中，也都強調說：“我相信，能夠真實地描寫戰爭，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事情。”他還聲稱，《麥與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戰的日記，而“不是小說”；《土與士兵》是寫給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說”。也就是說，作品所寫，不是向壁虛構，而是真實。誠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寫實的手法，細節的描寫非常細膩逼真。但是，寫實的手法和細節的真實，並不等於作品是“寫實主義”的。因為，作為日本士兵的一員，作為指揮十幾個士兵的“伍長”，作為侵華日軍報道部的成員，火野葦平非常清楚他寫作這些“戰爭文學”的目的是什麽。而且，軍部政府也對火野葦平這樣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和限制。據火野葦平自己的記述，這些規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條：
一、不得寫日本軍隊的失敗；
二、不能涉及戰爭中所必然出現的罪惡行為；
三、寫到敵方時必須充滿憎惡和憤恨；
四、不得表現作戰的整體情況；
五、不能透露部隊的編制和部隊的名稱；
六、不能把軍人當做普通人來寫。可以寫分隊長以下的士兵，但必須把小隊長以上的士兵寫成是人格高尚、沈著勇敢的人；
七、不能寫有關女人的事。
(轉引自《火野葦平選集》第4卷後記，
創元社1958年版。)
火野葦平顯然就是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的。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還談什麽“真實”、還談什麽“寫實主義”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寫了軍部所希望宣傳的“真實”，回避了軍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實”，因而是不可能真實反映戰場狀況，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燒殺奸掠的真實情況的。
總之，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立場上，按照軍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華軍隊，歪曲地描寫中國抗日軍民，壯日本侵略軍隊的聲威。它向日本數百萬的讀者傳達了侵華戰場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信息，煽動了日本國民的好戰氣焰，影響十分廣泛和惡劣。戰後幾十年來，《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斷被再版或重印，僅《麥與士兵》在戰後初期就發行了50萬冊，至今仍擁有眾多的讀者。因此，對《士兵三部曲》做科學地分析和批判，對於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歷史，準確評價日本侵華文學，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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