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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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賬戶上還剩五萬八,老漢的全部積蓄加起來,估計也不會超過這個數。姐姐本來有點錢,但八月份剛買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錢連裝修都搞不起。我這兩天一想起錢的事就恨不能拿頭撞墻,五臟六腑全像著了火,吃飯沒味道,睡覺作惡夢,尿黃得像鮮榨橙汁,今天早上醒來,發現嘴裏起了一個牛大的水泡,刷牙時不小心捅破了,疼得我滿地亂跳。
總公司的門律師已經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個電話,說劉總指示他,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把錢拿回來,讓我不要心存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擔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從電話裏伸出手去,一把掐斷他鴨子般的喉嚨。他說的擔保人就是我爸,剛進公司時,老漢為我簽了一份《擔保合同》:我推薦某人到貴公司入職,並負責賠償他給貴公司造成的任何經濟損失。姐夫說這簡直就是株連九族。老漢到現在還蒙在鼓裏。跟門律師通完電話後,我拖著兩條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進門就看見老兩口蹲在我房裏,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還讓我馬上搬回來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連口熱飯都吃不上。”我心裏立馬像堵了塊大石頭,鼻子裏像灌了醋,本來想好了要跟他們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認罪的話卻怎麽也說不出口。吃飯時爸爸問我工作的事情怎麽樣,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連聲說挺好的挺好的,心裏羞愧難當,真想一頭從窗上紮下去。
我跟周衛東商量,他一個勁地安慰我,說公司純粹是虛張聲勢,你這事最多算是民事糾紛,根本扯不上什麽刑事責任,“怕個棰子怕?”但我心裏還是沒底。我親眼見過王大頭是怎麽辦案的,成都英島公司的老總就因為進了幾箱假煙,被他們搞得人不人鬼不鬼,連罰帶打,最後傾家蕩產。王大頭自己都承認:只要進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說不清,這社會根本就沒有什麽罪或者非罪,只有幸運或者不幸,“你永遠無法為自己辯護”。更何況我的欠款是結結實實擺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鐵了心要弄我,只要甩個幾萬塊給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
李良出事後,我和王大頭一直沒有聯系過。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釋清楚,不光是我,連李良都不會再當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溫和,骨子裏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懷疑主義者,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覺離他越遠,這說明我從來沒有真正地走進他的生活,他的心。
這也是我不敢向他開口的原因。我和葉梅的奸情敗露後,他對我的態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離的,有時看著很親熱,有時又冷若冰霜。前幾天我讓我媽做了一盆當歸燉土雞,親自用保溫飯盒給他送去,說讓他補補身體,他當著我的面說得千好萬好,很感激的樣子,但過了幾天我再去他家,卻發現那個飯盒冷冷地躺在廚房的角落裏,上有菜湯下有飯粒,裏面的雞卻一口沒動,我看著自己的一片心意長滿了綠毛,心裏很不舒服,質問他為什麽不吃,話剛出口就後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願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這種矯情的姿態讓我又憤怒又傷心,還有點無端的憐憫。
我不知道如果我開口借錢,他會有什麽樣的反應。但對我來說,與其被李良拒絕,被他鄙視、嘲笑,我寧可去坐牢,那樣看起來倒還像條真正的漢子,或者說,至少沒有違反我們年輕時訂下的規則。大二那年,文學社的報紙《或者》創刊發行,在高校圈子裏引起極大轟動。李良在發刊詞中宣稱:“我們決不沈淪。我們只選擇兩種死亡:輝煌,或者壯烈。”這句話誕生於一個夏夜的臥談會,被老大稱為“裏氏七點八級的牛逼”,程度相當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錢的事快把我逼瘋了。前天回家時,看見樓下有一輛黑色的廣州本田,後車窗沒有關好,露著兩寸寬的縫隙。那是半夜兩點鐘,街上寂靜無人,我左右環顧,心跳得差點從嗓子眼蹦出來,在大約一分鐘的時間裏,我至少問了自己20次:幹,還是不幹?修理廠的李師父對這種車很有研究,我跟他學了一下,只要一根長鐵絲就能撬開,出手也方便,給梁大剛就行,應該不低於八萬元吧。我正進行著激烈的思想鬥爭,忽然聽到值夜的老頭咳嗽著蹣跚而來,我一下子被驚醒了,頭上汗水涔涔而下,心裏咚咚亂響,想我他媽的差一點———就差那麽一點點———就成了賊。
其他的辦法我也想過,搶銀行、砸金店、攔路搶劫,或者潛回公司點一把火,把所有的賬目燒得幹幹凈凈,讓他們有屁都沒處放。最偏激的時候甚至想買一把殺豬刀,把董胖子、劉三和老賴都做了,然後亡命天涯。冷靜下來就知道這些辦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從來就不具備那種果敢殺伐的素質,我真的能置一切於不顧,轟轟烈烈地大幹一場麽?我做不到。在這一點上,李良給我的評價十分中肯,他說:愛錢的困於錢,好色的困於色,“你太愛你自己,所以會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轉眼就到。早上八點鐘,門律師又給我打電話,說再給我四個小時的緩刑,如果12點鐘之前我還沒有把錢送去,“你就準備接傳票吧。”我一邊梳頭一邊告訴他:“我上午還要去面試,你要去公安局還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覺得還不過癮,又像溫柔地說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後砰的掛了電話,心裏不知為什麽感到一陣高興。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漢痛罵一頓,只要咬著牙挺過去,事情總會有辦法的。周衛東說的好,實在不行了,老子買個假身份證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個三年五載,再回來一樣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現在也等於一無所有,沒什麽可留戀的。
昨晚上做夢夢見了趙悅,好像又回到了我們的大學時代,在校門口的電話亭旁,她關切地問:“我這裏還有點錢,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黃色錄像事件後她對我說過的話。我在夢裏隱隱約約感覺有什麽不太對,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現在當經理了,有的是錢,你的錢留著買衣服吧。”突然之間,場景就變了,我站在金海灣酒店的陽臺上,趙悅一絲不掛,眼裏淚水直流,對我說:“陳重,你虧了良心,你虧了良心!”然後像瘋了一樣撲過來推搡我,我一個沒站穩,輕飄飄地從樓上摔下來,一邊跌落一邊大聲斥責她:“你總是這個德行,一天不吵你就渾身難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涼。幾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驚醒,振翅遠遠飛去。在成都西延線一棟紅色的樓房裏,一個又醜又臟的家夥忽然翻身坐起,像瘋子一樣狠狠地抓著自己的頭發,那些聖潔的、蔚藍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臉上縷縷浮動,好像夢中的淚痕。
約我面試的是美領館旁邊的一家體育用品公司,他們缺個銷售部經理。可能是沒睡好,老板問我問題時,我回答得語無倫次,自己都有點臉紅。估計他對我也不太滿意,聽我說薪水至少要5000元時,他陰著一張大餅子臉“嗷”了一聲,二話不說就把我轟了出來。
這裏是成都的富人區,集中了一大批幸運的小偷、強盜和騙子們,在喪盡天良的巧取豪奪、坑蒙拐騙之後,他們改換容顏,開著名車、住著豪宅、挎著美女,有個新名頭喚作“高尚人士”。不遠處曾經開過一家女士酒吧,傳聞是年老色衰的闊太太、閑極無聊的二奶們尋找精神填充物和肉體填充物的交易場所。我99年曾經帶趙悅去過一次,鼓動她從吧臺邊的一群帥哥中挑一個,趙悅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還沒玩夠呢,找他們幹什麽?”
這幾天火氣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蒼蠅。我在路邊小店賣了塊綠箭口香糖,慢慢地嚼著,心事重重地轉過街角。路過好又多超市的門口時,我不經意地往裏看了一眼,正在蠕動的下巴立刻張開,整人個被電打過一樣僵在當場:在擁擠的人流中間,我美麗的前妻,趙悅,正提著大包小包,長發飄飄,笑逐顏開地向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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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的門律師已經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個電話,說劉總指示他,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把錢拿回來,讓我不要心存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擔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從電話裏伸出手去,一把掐斷他鴨子般的喉嚨。他說的擔保人就是我爸,剛進公司時,老漢為我簽了一份《擔保合同》:我推薦某人到貴公司入職,並負責賠償他給貴公司造成的任何經濟損失。姐夫說這簡直就是株連九族。老漢到現在還蒙在鼓裏。跟門律師通完電話後,我拖著兩條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進門就看見老兩口蹲在我房裏,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還讓我馬上搬回來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連口熱飯都吃不上。”我心裏立馬像堵了塊大石頭,鼻子裏像灌了醋,本來想好了要跟他們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認罪的話卻怎麽也說不出口。吃飯時爸爸問我工作的事情怎麽樣,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連聲說挺好的挺好的,心裏羞愧難當,真想一頭從窗上紮下去。
我跟周衛東商量,他一個勁地安慰我,說公司純粹是虛張聲勢,你這事最多算是民事糾紛,根本扯不上什麽刑事責任,“怕個棰子怕?”但我心裏還是沒底。我親眼見過王大頭是怎麽辦案的,成都英島公司的老總就因為進了幾箱假煙,被他們搞得人不人鬼不鬼,連罰帶打,最後傾家蕩產。王大頭自己都承認:只要進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說不清,這社會根本就沒有什麽罪或者非罪,只有幸運或者不幸,“你永遠無法為自己辯護”。更何況我的欠款是結結實實擺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鐵了心要弄我,只要甩個幾萬塊給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
李良出事後,我和王大頭一直沒有聯系過。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釋清楚,不光是我,連李良都不會再當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溫和,骨子裏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懷疑主義者,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覺離他越遠,這說明我從來沒有真正地走進他的生活,他的心。
這也是我不敢向他開口的原因。我和葉梅的奸情敗露後,他對我的態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離的,有時看著很親熱,有時又冷若冰霜。前幾天我讓我媽做了一盆當歸燉土雞,親自用保溫飯盒給他送去,說讓他補補身體,他當著我的面說得千好萬好,很感激的樣子,但過了幾天我再去他家,卻發現那個飯盒冷冷地躺在廚房的角落裏,上有菜湯下有飯粒,裏面的雞卻一口沒動,我看著自己的一片心意長滿了綠毛,心裏很不舒服,質問他為什麽不吃,話剛出口就後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願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這種矯情的姿態讓我又憤怒又傷心,還有點無端的憐憫。
我不知道如果我開口借錢,他會有什麽樣的反應。但對我來說,與其被李良拒絕,被他鄙視、嘲笑,我寧可去坐牢,那樣看起來倒還像條真正的漢子,或者說,至少沒有違反我們年輕時訂下的規則。大二那年,文學社的報紙《或者》創刊發行,在高校圈子裏引起極大轟動。李良在發刊詞中宣稱:“我們決不沈淪。我們只選擇兩種死亡:輝煌,或者壯烈。”這句話誕生於一個夏夜的臥談會,被老大稱為“裏氏七點八級的牛逼”,程度相當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錢的事快把我逼瘋了。前天回家時,看見樓下有一輛黑色的廣州本田,後車窗沒有關好,露著兩寸寬的縫隙。那是半夜兩點鐘,街上寂靜無人,我左右環顧,心跳得差點從嗓子眼蹦出來,在大約一分鐘的時間裏,我至少問了自己20次:幹,還是不幹?修理廠的李師父對這種車很有研究,我跟他學了一下,只要一根長鐵絲就能撬開,出手也方便,給梁大剛就行,應該不低於八萬元吧。我正進行著激烈的思想鬥爭,忽然聽到值夜的老頭咳嗽著蹣跚而來,我一下子被驚醒了,頭上汗水涔涔而下,心裏咚咚亂響,想我他媽的差一點———就差那麽一點點———就成了賊。
其他的辦法我也想過,搶銀行、砸金店、攔路搶劫,或者潛回公司點一把火,把所有的賬目燒得幹幹凈凈,讓他們有屁都沒處放。最偏激的時候甚至想買一把殺豬刀,把董胖子、劉三和老賴都做了,然後亡命天涯。冷靜下來就知道這些辦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從來就不具備那種果敢殺伐的素質,我真的能置一切於不顧,轟轟烈烈地大幹一場麽?我做不到。在這一點上,李良給我的評價十分中肯,他說:愛錢的困於錢,好色的困於色,“你太愛你自己,所以會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轉眼就到。早上八點鐘,門律師又給我打電話,說再給我四個小時的緩刑,如果12點鐘之前我還沒有把錢送去,“你就準備接傳票吧。”我一邊梳頭一邊告訴他:“我上午還要去面試,你要去公安局還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覺得還不過癮,又像溫柔地說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後砰的掛了電話,心裏不知為什麽感到一陣高興。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漢痛罵一頓,只要咬著牙挺過去,事情總會有辦法的。周衛東說的好,實在不行了,老子買個假身份證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個三年五載,再回來一樣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現在也等於一無所有,沒什麽可留戀的。
昨晚上做夢夢見了趙悅,好像又回到了我們的大學時代,在校門口的電話亭旁,她關切地問:“我這裏還有點錢,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黃色錄像事件後她對我說過的話。我在夢裏隱隱約約感覺有什麽不太對,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現在當經理了,有的是錢,你的錢留著買衣服吧。”突然之間,場景就變了,我站在金海灣酒店的陽臺上,趙悅一絲不掛,眼裏淚水直流,對我說:“陳重,你虧了良心,你虧了良心!”然後像瘋了一樣撲過來推搡我,我一個沒站穩,輕飄飄地從樓上摔下來,一邊跌落一邊大聲斥責她:“你總是這個德行,一天不吵你就渾身難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涼。幾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驚醒,振翅遠遠飛去。在成都西延線一棟紅色的樓房裏,一個又醜又臟的家夥忽然翻身坐起,像瘋子一樣狠狠地抓著自己的頭發,那些聖潔的、蔚藍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臉上縷縷浮動,好像夢中的淚痕。
約我面試的是美領館旁邊的一家體育用品公司,他們缺個銷售部經理。可能是沒睡好,老板問我問題時,我回答得語無倫次,自己都有點臉紅。估計他對我也不太滿意,聽我說薪水至少要5000元時,他陰著一張大餅子臉“嗷”了一聲,二話不說就把我轟了出來。
這裏是成都的富人區,集中了一大批幸運的小偷、強盜和騙子們,在喪盡天良的巧取豪奪、坑蒙拐騙之後,他們改換容顏,開著名車、住著豪宅、挎著美女,有個新名頭喚作“高尚人士”。不遠處曾經開過一家女士酒吧,傳聞是年老色衰的闊太太、閑極無聊的二奶們尋找精神填充物和肉體填充物的交易場所。我99年曾經帶趙悅去過一次,鼓動她從吧臺邊的一群帥哥中挑一個,趙悅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還沒玩夠呢,找他們幹什麽?”
這幾天火氣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蒼蠅。我在路邊小店賣了塊綠箭口香糖,慢慢地嚼著,心事重重地轉過街角。路過好又多超市的門口時,我不經意地往裏看了一眼,正在蠕動的下巴立刻張開,整人個被電打過一樣僵在當場:在擁擠的人流中間,我美麗的前妻,趙悅,正提著大包小包,長發飄飄,笑逐顏開地向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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