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只需要補充：這一矛盾並非必然爆發為激烈的沖突，當雙方勢力平衡的時候，就會出現均勢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導勢力會在表面上承認皇帝的無上權威，而實則維持自己對江湖真正的統治，而官方也會滿足於江湖人士對不再“犯上作亂”的承諾。

對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來說，達到這一均勢的底線是江湖勢力必須放棄對政治權力的追求；而對後者來說，底線是官方必須保證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勢力範圍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

當然，零星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而維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說政府從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江湖卻並非如此，這就是江湖之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由於江湖世界的流動性太大，充滿了各種不可操縱的因素，任何個人、門派、幫會和教宗都無法實現對整個江湖世界的控制。

在這個世界中，必然也有對現存政治勢力存有極度仇恨的反叛者。

他們不會理會主導勢力同政府間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為奮鬥的目標。

因此，他們所帶來的威脅實際上是雙重的：即是對世俗政治權威的威脅，也是對武林主導勢力的威脅。

首先，他們的行動會導致同官方之間心照不宣的不成文 協定被破壞，會導致政府的壓力甚至報覆，給整個江湖世界帶來浩劫；其次，如果這些大膽的冒險家能夠獲得成功，結果將會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對已經掌握大權的、不希望發生變動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這可能使他們失去現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激進的革命者之間的關系將會是相當緊張的。

對於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應付這種挑戰的方式可以有兩種：當僅僅是農民起義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義者反抗異族統治時，他們可以將這些人讚美為武林領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頭上給予他們廉價的支持和讚美，卻不進行任何實際的聲援，將他們推到前臺去任由政府軍剿滅。

北宋時期的梁山起義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有一百多名三流武術家因為不滿宋朝的腐敗而聚集起來發動叛亂。

少林、丐幫、逍遙派、大理段氏、天師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將他們吹捧為“梁山好漢”讓世人把他們視為真正的武術名家，讓他們去和政府軍發生正面沖突，而掩護自己的真正實力。

最後，梁山的起義者向政府軍投降並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團主宰的武林秩序卻毫發無損。

另一個例子是清代的天地會。

由於打出了“驅除韃虜”的旗號，獲得了漢人的同情，天地會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從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動。

天地會雖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在清末之前卻並沒有得到多少實際的援助。

十七世紀後期的一份會議記錄表明：當天地會籌劃刺殺一位手握大權的將軍吳三桂時，武當、少林等名門正派都不願意提供支援。

甚至販鹽的三流幫會青幫也不服從他們的號令。

天地會在得到光環的同時，也在無形中被孤立了。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乾隆的元帥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開“全國武術流派掌門人代表會議”時，武術界主要門派的一百多名掌門人全部出席，向異族皇帝表示他們的順服。

另一種應對方式是這樣的：當造反者舉起異端宗教的旗幟時，保守勢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崇高旗號，要求消滅無視倫理綱常的“魔教”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純粹信仰的層面，而在於這種信仰可能帶來的、顛覆現存秩序的危險後果。

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蓮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

元代的明教之亂也屬於這一範疇。

無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條和儀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聖女等——加劇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厭惡，但是很難說這些內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種種要求更為古怪。

這種根深蒂固的厭惡感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態度。

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嘲諷的那樣，布爾喬亞一邊從事著誘奸彼此妻子的勾當，一邊義正詞嚴地聲討共產主義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們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紀前期，中國武術界已經確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幫為首的新秩序，盡管六大派和丐幫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義口號為號召，但隨著郭襄、耶律齊等老一代宋朝遺民的先後去世，各門派新的領導人對漢族政權曾經的光榮已經記憶模糊，而隨著元朝統治的鞏固，推翻蒙元統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們更多地將註意力集中在維護自己武林地位的問題上。

雖然絕大多數漢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但是名門正派的武術精英集團仍然同以前一樣生活優裕、名聲顯赫，不受影響。

推翻外族暴政是名義上的最終目標，但只是遙遠的前景，目前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為自己的門派增添榮耀和權勢，至多是有限的“行俠仗義”於是，在種種響亮口號的掩蓋下，一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了。

這個集團必然與另一批不妥協的激進分子發生激烈的沖突，這些人大多數成為了明教徒，因為只有明教此時仍然在堅持進行實際的反元暴動。

而由於蒙元帝國統治的殘暴和嚴苛，投入明教的武術家也越來越多，使得明教的組織急劇膨脹。

這是明教與江湖主流勢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此，整個江湖世界發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遷移到光明頂之後不久，明教就和當地的主宰昆侖派發生了幾次武裝械鬥。

盡管明教的勢力已經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級的昆侖派勢均力敵，昆侖方面並沒有占到多少優勢。

而中原各大勢力仍然認為明教微不足道，將此視為地方性的沖突而不屑參與。

最後，精疲力竭的雙方不得不妥協，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將昆侖山一分兩半。

幾年後，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繼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間，明教在西北地區修養生息，並同波斯總教之間恢覆了聯系。

十四世紀初葉，隨著明教實力的恢覆，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聯系當地的殘餘勢力的問題被提上議程。

此時的江南地區仍然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當地堅持游擊戰的明教殘部已經寥寥無幾。

大多數明教高層都主張放棄這一地區，更沒有人願意回去冒險。

但一個年輕人殷天正（1280-1358）主動請纓，要求由他一試，獲得了衣琇的首肯。

殷天正的選擇是正確的，其時帝國的控制已經逐漸松弛，他回到江南後，很快整合了當地的明教勢力。

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發明了“天鷹”的標志，以稍加變化的形式偽裝其明教信仰的實質。

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開始了暗中的活動。

但一個隱患是，由於昆侖山和江南地區的距離遙遠，在此長駐的殷天正實際上成為了這一地區明教勢力的實際主宰，這為二十多年後明教的分裂埋下了隱患。

陽頂天尤其重視投入明教的高級知識分子。

正如一切外來的殖民統治一樣，蒙古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充滿了種族歧視，將其地位視同妓女和乞丐。

帝國的大部分官員都並非通過科舉考試而被任命，經由科舉選拔的官員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

而在科舉考試時，漢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開考試和錄取，而後者的題目要容易得多。

即使通過了考試，漢族官員也難以獲得升遷。

這些舉措導致越來越多的儒生對仕途絕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楊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出生於一個破落知識分子的家庭，因科舉受歧視而投身明教。

陽頂天對這個年輕人表示出非同尋常的喜愛，親自傳授給他過人的武術，並很快擢升其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大法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楊逍是陽頂天私生子的訛傳。

楊逍不僅是陽頂天的主要智囊，更成為了明教最傑出的宗教學者，撰寫了《明教流傳中土記》等重要著作。

與此同時，周顛、說不得、彭瑩玉、冷謙、張中等人也先後投入明教，除周顛外，其他人都有明顯的知識分子背景。

說不得是一個詼諧的僧侶，善於寫禪詩；彭瑩玉是宗教宣傳家，缺乏理論成就，但善於演講和煽動群眾；冷謙是音樂家和畫家，後來擔任過明朝的宮廷樂師；張中（1294-？），號稱“鐵冠道人”是一個深藏不露的謀略家，後來的著名傳奇人物劉伯溫就是他的學生；在二十年代，這些人被封為“五散人”成為陽頂天的高級顧問。

同時，為了平衡各個系統的勢力，陽頂天將另一名本擬封為法王的武術家範遙提拔為光明右使者。

範遙出自明教嫡系，武術高超，功勳顯著且沒有政治野心，同各方面的關系都很良好，是擔任這一職務的最佳人選。

衣琇在1311年的病逝，讓眾望所歸的陽頂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

在十四世紀初期，陽頂天被普遍認為是僅次於張三豐的武術大師，雖然二者從未有過較量的機會。

與衣琇的平庸統治不同，陽頂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規模擴充明教的組織。

他創建了銳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為新的軍事編制，並且策劃發動了園明和尚起義、趙醜廝、郭菩薩謀反等幾次大規模的暴動。

出於對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將後者召回光明頂。

殷天正及時表示了對他的忠心，令陽頂天感到滿意。

他賜給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鷹王”的頭銜，命其繼續統攝江南明教勢力。

這是陽頂天親封的第一個“護教法王”進入二十年代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

謝遜、韋一笑等武術家先後來奔，並建立了許多功勳。

陽頂天也分別封他們為“金毛的獅子王”、“綠翅膀的蝙蝠王”與殷天正一起成為了著名的“三大法王”1326年，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漢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綺絲（Diana Keynes），從波斯總教來到光明頂。

這是自1291-1292年的長征之後，波斯總教首次恢覆和中國明教的正式聯系。

黛綺絲是一位波斯華僑的女兒，據說是遵從父命回歸原籍。

但人們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實的身份是波斯總教三聖女之一，也是總教派來監控中國明教活動的間諜。

在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亞的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經過多年的生死鬥爭，波斯總教的新領導人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口號，而與伊利汗國握手言和，作為交換條件之一，波斯總教被要求向中國明教施壓，命其向蒙元統治者俯首稱臣。

由於長期中斷聯系，波斯總教並沒有把握能讓光明頂服從命令。

因此借護送黛綺絲來華，總教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國明教方面闡述其意圖。

當夜，陽頂天與三名特使進行了秘密會談，並輕蔑地拒絕了臣服元朝的命令。

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離去，但將黛綺絲留在光明頂執行下一步的秘密計劃。

黛綺絲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頂的青年革命家中產生了轟動。

陽頂天雖然並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但也對總教的意圖產生了懷疑。

他設法撮合黛綺絲和親信範遙，試圖通過婚姻的紐帶讓黛綺絲向自己靠攏。

黛綺絲拒絕了範遙的追求，然而不久後，一名叫韓千葉的青年——他的父親曾被陽頂天所擊敗——從南中國海的島嶼上來到光明頂，要求和陽頂天進行水下決鬥。

由於陽頂天不會游泳，在波斯灣長大的黛綺絲冒充他的女兒和韓千葉在光明頂的深潭中進行了搏鬥，並取得了勝利。

為了表彰她的功勞，陽頂天冊封她為“紫衣服的龍女王（Dragon's 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於四大法王之首。

黛綺絲是一名優秀的武術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勳外，這個高貴的頭銜也可能是為了向總教示好。

不久，在黛綺絲與明教的仇敵韓千葉之間發生了一段意外的羅曼史。

這對明教的未婚男性來說是一個沈重的打擊。

在眾人的強烈反對下，黛綺絲與韓千葉閃電般地結婚。

這事實上形成了對波斯和中國明教的雙重背叛。

黛綺絲的選擇令她進入權力中樞的希望完全破滅，在光明頂，她很快被孤立和邊緣化，除了“龍女王”的虛銜外一無所有。

波斯總教的計劃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這些明教骨幹之間有著錯綜覆雜的關系，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分合將深刻影響十四世紀中期的武林史，我們將在下一章加以論述。

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明頂教廷，明教擁有比其他任何一個大門派都要多的一流武術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種程度上與之抗衡。

而對其他任何門派，明教都占有絕對的壓倒優勢。

譬如，武當雖然擁有公認為全國第一的武術大師張三豐，但他的年輕學生們當時還都不堪一擊。

明教實力的急劇膨脹破壞了原來的武林權力平衡，使得它與正教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

在這一時期，二者之間爆發了一系列的沖突：1324年，陽頂天以一人之力擊敗了少林派最強的三名高手，並將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楊逍輕松擊敗了峨嵋派最負盛名的武術家孤鴻子，後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終；大約在同一時期，楊逍也在一次狹路相逢的格鬥中殺死了昆侖派掌門人白鹿子。

每一戰明教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也都把一大門派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雙方矛盾的本質就在於：明教要實現推翻元帝國的夢想，就必須在江湖世界中大為擴張，而這一擴張必然會與現存秩序發生激烈沖突。

對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六大派及丐幫來說，維護自己在武林中的優勢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遠大目標，是更為緊迫的任務。

借用後來的表述，可以說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內”正如一位丐幫中人所坦言的：“韃子是要打的，卻萬萬不能讓魔教教主坐了龍廷！”

明教的壯大已經引起了主導勢力的極度不安，如果不是陽頂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幫為首的主導集團圍攻明教的戰役可能就會提前三十年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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