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中級人民法院對“10.2奸殺案”公開審理。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宣讀了起訴書，起訴書上認定的犯罪事實大致內容是：2018年10月2日上午11點，被告人袁百乎與被害人楊菲紫於電影院同一影室觀影。

觀影期間，被告人袁百乎意圖對楊菲紫實施不軌行為，其拾起影室地毯的包裝繩勒死楊菲紫，並奸淫死者屍體、使用指甲鉗剪去死者指甲，以銷毀證據。

被告人對死者屍體奸淫，能反映其主觀惡性極大，且被告人故意殺人目的是對公司以及同事洩憤。

審判長詢問：“被告人袁百乎，起訴書陳述的事實是否存在？”

袁百乎一字一頓地回答：“我不同意起訴書所有內容。”

審判長聽見後，擡高頭看了看他，公訴人聽了後，合攏了被翻開的厚厚的一疊案卷，書頁之間的碰擊聲闖入沈寂的法庭，引起了所有人註意。

公眾人物被殺害，就如這一下碰擊聲一樣，造成的社會影響需要法庭宣以公正的判決。

“被告人否認故意殺人是對執法人員的蔑視，公安機關出動警員趕到案發現場，被告人當時還悠閑坐在座椅上觀賞懸掛在電影院熒幕中央的屍體。”一位名為林正荷的女檢察官說。

袁百乎想說句話來反駁公訴方的看法，但已失去力氣，看守所的日子已讓本來身體疲倦的他更加絕望。

接著，林正荷對袁百乎進行訊問，袁百乎要麽沈默不語，要麽敷衍地回答了幾句，最後一個問題是：“被告人為什麽要用避孕套實施強奸？”

袁百乎沒有說話，林正荷又把訊問重覆了一次，袁百乎回答：“不知道。”

林正荷面容從憤怒轉為冷漠，與被害者同為女性，她此刻的心情平覆下去是不可能的。

接著，辯護人卓諾典對袁百乎發問：“公訴方提到的避孕套你見過嗎？”

袁百乎回答：“在電影院地上見過，只有膠紙包裝，裏面沒裝東西，不知誰用了。”

“不是自己帶來的吧？”

袁百乎說：“當然不是，我壓根都沒帶過，這種牌子的避孕套我以前見都沒見過。”

公訴人林正荷列舉了物證，其中包括一張來自第三影室的照片，照片上，楊菲紫的褲子、內褲搭在袁百乎的右邊座椅上。

主要證據之二是避孕套，林正荷認為避孕套是袁百乎帶來的，作案時可防止留下證據。

主要證據之三是楊菲紫的半身裸照的一張相紙，相紙上眼睛以及身體被公訴方部分打碼，林正荷說：“這是被告人在實施奸殺、懸吊屍體後用死者身上的拍立得相機拍的一張照片。”

卓諾典提出了反對：“為什麽這張相紙案卷上沒提及，這是新證據嗎？”

“是新證據，”林正荷說，“電影院第三影室搜查難度極大，沒有安裝燈光。”

審判長輕敲法槌，問：“辦案環境決定辦案機關需要補充偵查，辯護人理解？”

卓諾典尷尬地笑了兩三秒，說：“能理解，畢竟我去了第三影室。”

關於物證——避孕套，辯護方證人李小紅出庭作了證，核對了避孕套上的生產批號，證明避孕套並不來自袁百乎。

卓諾典頓然提出一個在公訴人眼中極為排斥的疑問：“楊菲紫究竟有沒有被強奸？”

林正荷微笑著反問一句：“辯護人你說說怎麽才算強奸？”

卓諾典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死者口中避孕套、死者身上沒有檢驗出被告人DNA、處女膜陳舊性裂傷。哪一個能說明被告人實施了強奸？”

林正荷說：“既然辯護人極力反對被告人強奸犯罪的事實，請看看拍的這張裸下身死者屍體照片，我相信已比強奸更加侵犯被害人的尊嚴了，有沒有實施強奸自然不用說。”

卓諾典問：“既然公訴方認定被告人拍照片，相機沾了我方當事人的指紋嗎？”

林正荷舉起拍立得相機，說：“化纖外層包裹的相機可能留指紋嗎？”

卓諾典說：“我指‘快門’那一處。”

“快門只有無效指紋。”林正荷說。

卓諾典追問：“那麽屍體的相片檢驗出被告人指紋嗎？”

林正荷否認了，並說：“這張相紙被夾在被告人座椅下，被告人藏匿了死者屍體的照片。”

“既然沒有指紋，憑什麽說是我方被告人藏的？”

林正荷大聲斥責：“不是被告人，難道是死者藏起來的？”

卓諾典回答：“當時第三影室的門打開的，完全可以是除死者、被告人以外的第三人。”

湯姆福特口紅作為物證呈現於法庭，卓諾典對林正荷說：“這支口紅被發現於第三影室，口紅蓋裏藏了一張紙條，請公訴方認真讀紙條內容，再思量第三者是否存在。”

林正荷知道湯姆福特口紅的事情，她說：“紙條上寫了‘拿走相紙’，辯護人說明一下這是誰寫的？不同人寫的意義很不一樣。”

卓諾典感覺到林正荷以某種方式排斥或回避此項證據，但無論如何，這項證據與本案有著很大關聯。

他反過來問：“公訴人認為誰寫的？”

林正荷回答：“辯護人應在庭審前做筆跡鑒定，按鑒定意見來。”

卓諾典問：“剛才公訴方說不同人寫的意義很不一樣是指什麽？”

林正荷有點不耐煩，說：“口紅可能被告人撿的，字他寫的，以自我警醒拍了照片，須取走相紙。無論如何，沒有筆跡鑒定說什麽也沒用。”

卓諾典說：“雖沒有筆跡鑒定，但藏紙條的口紅進行了鑒定，口紅殘留多枚指紋，就是不存在被告人指紋，不是他撿的，反而還殘留了某位女性DNA，即被告人從未擁有該口紅。

紙條內容寫了‘要拿走那卷相紙’，這顯然不是遇害後被取走相紙的死者寫的，也不是被告人寫的，而是另一人。”

林正荷說：“辯護人，取的前提是有，死者身上有沒有一卷相紙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卓諾典列舉了空的相紙包裝袋的相片，說：“相紙包裝袋沿齒邊被撕開的一部分留在現場，所以是在案發現場被撕開，即未開封的相紙包裝內本來就有一卷相紙，後被取走了。

相紙與死者被剪掉的指甲一樣遺失了。被告人作案過程被警方逮得正著，誰拿走了那卷相紙和處理了被剪去的指甲？”

面對卓諾典質證，公訴人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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