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類嗎？道理本是對的，無奈已侵入荀子範圍去了。並且“人生而靜”數語，據後儒考證，是文子引老子之語，河間獻王把他采入《樂記》的。《文子》一書，有人說是偽書，但也是老氏學派中人所著，可見宋儒天理人欲之說，不但侵入告子荀子範圍，簡直是發揮老子的學說。然則宋儒錯了嗎？曰不惟莫有錯，反是宋儒是大功績。假使他們立意要將孔孟的學說與老荀告諸人融合為一，反看不出宇宙真理，惟其極力反對老荀告諸人，而實質上乃與諸人融合為一，才足證明老荀告諸人之學說不錯，才足證明宇宙真理實是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主者對仆而言，道心為主，人心為仆；道心者為聖為賢之心，人心者好貨好色之心；聽命者，仆人職供奔走，惟主人之命是聽也。細繹朱子之語，等於說：我想為聖為賢，人心即把貨與色藏起，我想吃飯，抑或想及“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人心就把貨與色獻出來，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然而未免迂曲難通矣。總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承繼孟子道統，不得不擁護性善說。一方面要顧真理，一方面要顧孟子，以致觸處荊棘，愈解釋，愈迂曲難通。我輩厚愛宋儒，把他表面上這些渣滓掃去了，裏面的精義，自然出現。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下文孟子只駁他義外二字，於食色二字，無一語及之，可見“食色性也”之說，孟子是承認了的。他對齊宣王說道：“王如好貨，與民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民同之，於王何有？”並不叫他把好貨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貨好色之私。後儒則不然，王陽明傳習錄曰：“無事時，將好貨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覆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掃除廊清。”這種說法，仿佛是：見了火會燒房子，就叫人以後看見一星之火，立即撲滅，斷絕火種，方始為快，律以孟子學說，未免大相徑庭了。

傳習錄又載：“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出來，掃除廊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餘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法。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悚然。”我們試思：王陽明是極有涵養的人，平日講學，任如何問難，總為勤勤懇懇的講說，何以門人這一問，他就動氣，始終未把道理說出？又何以承認說這話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這就很值得研究了。

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也同是一物，猶之燒房子者是火，煮飯者也是火，宋明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為截然不同之二物。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明德親民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獨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這是他學說的缺點，門人這一問，正擊中他的要害，所以就動起氣來了。

究竟剜肉做瘡四字，怎樣講呢？肉喻天理，瘡喻人欲，剜肉做瘡者，誤天理為人欲，去人欲即傷及天理也。門人的意思，即是說：“我們如果見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撲滅，自然不會有燒房子的事，請問拿甚麽東西來煮飯呢？換言之，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人就不會吃飯，豈不餓死嗎？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人類豈不滅絕嗎？”這個問法，何等利害！所以陽明無話可答，只好忿然作色。此由陽明沿襲宋儒之說，力辟告子，把“生之謂性”和“食色性也”二語，欠了體會之故。

陽明研究孟荀兩家學說，也未徹底。傳習錄載陽明之言曰：“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上說來。”我們試拿孟子所說“怵惕惻隱”四字來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惻隱，怵惕是“為我”之念，惻隱是“為人”之念，“為我”擴大，則為“為人”。怵惕是源，惻隱是流。荀子學說，從為我二字發出，孟子學說從為人二字發出。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頭，我們也不必深考，惟孟子所說惻隱二字，確非源頭。陽明說出這類話，也是由於讀孟子書，忘卻惻隱上面還有怵惕二字的原故。

傳習錄是陽明早年講學的語錄，到了晚年，他的說法，又不同了。《龍溪語錄》載，錢緒山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語，是師門定本。王龍溪謂：“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亦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時陽明出征廣西，晚坐天泉橋上，二人因質之。陽明曰：汝中（龍溪字）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顏子問道所不敢言。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豈容覆秘！陽明至洪都，門人三百餘人來請益，陽明曰：“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洩時。”明年廣西平，陽明歸，卒於途中。龍溪所說，即是將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陽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來。因此知：門人提出剜肉做瘡之問，陽明正色斥之，並非說他錯了，乃是恐他躐等。

錢德洪極似五祖門下之神秀，王龍溪極似慧能。德洪所說，即神秀“時時勤拂拭”之說也，所謂漸也。龍溪所說，即慧能“本來無一物”之說也，所謂頓也。陽明曰：“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見，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頓悟漸修之說也。龍溪語靈，所講的道理，幾於六祖壇經無異。此由心性之說，惟佛氏講得最精，故王門弟子，多歸佛氏，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楊龜山諸人，後來也歸入佛氏。佛家言性，亦謂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說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徹底，彼此雖不相師，而結果是相同的。陽明雖信奉孟子性善說，卒之倡出“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語，仍走入告子途徑。儒家為維持門戶起見，每日“無善無惡，是為至善”。這又流於詭辯了，然則我們何嘗不可說：“無善無惡，是為至惡”呢？

有人難我道：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個言性，一個言心之體，何為混為一談？我說道：性即是心之體，有陽明之言可證。陽明曰：“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矣。”性即是心之體，這是陽明自己加的解釋，所以我說：陽明的說法，即是告子的說法。

吾國言性者多矣，以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合理。以醫病喻之，“生之謂性”和“食色性也”二語，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療之方。孟荀楊墨申韓諸人，俱是實行療病的醫生，有喜用熱藥的，有喜用涼藥的，有喜用溫補的，藥方雖不同，用之得宜，皆可起死回生。我們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種治療技術俱學會，看病情如何變，施以何種治療即是了。

治國者，首先用仁義化之，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為善那種天性誘導出來。善心生則惡心消，猶之治水者，疏導下游，自然不會有橫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為惡，萬一感化之而無效，敢於破壞一切，則用申韓之法嚴繩之，這就等於治水者之築堤防。治水者疏導與堤防二者並用，故治國者仁義與法律二者並用。孟子言性善，是勸人為善；荀子言性惡，是勸人去惡。為善去惡，原是一貫的事，我們會通觀之可也。

持性善說者，主張仁義化民；持性惡說者，主張法律繩民。孟子本是主張仁義化民的，但他又說道：“徒癢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則又是仁義與法律二者並用，可見他是研究得很徹底的，不過在講學方面，想獨樹一幟，特標性善二字以示異罷了。我們讀孟子書，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詆楊墨為禽獸等語和告子論性數章，其全部學說，都粹然無疵。

世界學術，分三大支，一中國，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學術，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術發生沖突，相推相蕩，經過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來，把他打通為一，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法治世，另成一種新學說，即所謂宋學。這是學術上一種大發明。不料這種學說，剛一成立，而流弊跟著發生，因為明道死後，他的學說，分為兩派，一派為程（伊川）朱，一派為陸王。明道早死，伊川享高壽，宋學中許多不近人情的議論，大概屬乎伊川這一派。

中國是尊崇孔子的國家，朱子發見了一個道理，不敢說是自己發見的，只好就《大學》“格物致知”四字解釋一番，說我這種說法，是為孔門真傳。王陽明發見了一個道理，也不敢說是自己發見的，乃將《大學》“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釋，說道：朱子解釋錯了，我的說法，才是孔門真傳。所以我們研究宋明諸儒的學說，最好的辦法，是把我們所用名詞及一切術語掃蕩了，單看他的內容。如果拿淺俗的話來說，宋明諸儒的意思，都是說：凡人要想為聖為賢，必須先將心地弄好，必須每一動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著，惡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純是善念了。關於這一層，宋明諸儒的說法，都是同的。惟是念頭之起，是善是惡，自己怎能判別呢？在程朱這一派人說道：你平居無事的時候，每遇一事，就細細研究，把道理融會貫通了，以後任一事來，你都可以分別是非善惡了。陸王這一派說道：不需那麽麻煩，你平居無事的時候，把自家的心打掃得幹幹凈凈，如明鏡一般，無纖毫渣滓，以後任一事來，自然可以分別是非善惡。這就是兩派相爭之點。在我們想來，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掃得幹幹凈凈，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豈不是合程朱陸王而一之？然而兩派務必各執一詞，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惡之爭，於整個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論，即成對峙之兩派，是之謂門戶之見。

孫中山先生曾說：馬克思信徒，進一步研究發明了“生存為歷史重心”的說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謂性”一語，這是值得研究的。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合得到告子所說“生之謂性”。達爾文學說，本沒有錯，錯在因生存競爭而倡言弱肉強食，成了無界域之競爭，已經達到生存點了，還競爭不已，馴至歐洲列強，掠奪弱小民族生存的資料，以供其無厭之欲壑。尼采則由達爾文之說更推進一步，倡超人主義，謂愛他為奴隸道德，謂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因而產出德皇維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產出墨索裏尼、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推原禍始，實由達爾文對於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達爾文多說一句曰：“競爭以達到生存點為止。”何至有此種流弊？

中國之哲學家不然，告子“食色性也”的說法，孟荀都是承認了的，荀子主張限制，不用說了，孟子對於食字，只說到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為止，對於色字，只說到無怨女無曠夫為止，達到生存點，即截然止步，雖即提倡禮義，因之有“衣食足而禮義興”的說法，這是中國一貫的主張，絕莫有西洋學說的流弊。

欲世界文明，不能於西洋現行學說中求之，當於我國固有學說中求之。我國改革經濟政治，與夫一切制度，斷不能師法歐美各國。即以憲法一端而論，美國憲法，算是制得頂好的了，根本上就有問題。美國制憲之初，有說人性是善的，主張地方分權，有說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張中央集權，兩派之爭執，經過許久，最終後一派戰勝，定為中央集權（詳見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此乃政爭上之戰勝，非學理上之戰勝，豈足為我國師法？據我們的研究，人性乃是無善無惡的，應當把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融合為一，制出來的憲法，自地主看之，則為地方分權，自中央看之，則為中央集權，等於渾然的整個人性，自孟子看之，則為性善，自荀子看之，則為性惡。

古今中外，討論人性者，聚訟紛如，莫衷一是，惟有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證以印度佛氏之說，是合的。他說：“生之謂性。”律以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是合的，律以馬克思信徒“生存為歷史重心”之說，也是合的。至於他說：“食色性也。”現在的人，正瘋狂一般向這二字奔去，更證明他的觀察莫有錯。我們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而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我們這條臆說，也逃不出他的範圍。性善性惡之爭執，是我國二千多年未曾解決之懸案，我們可下一斷語曰：告子之說是合理的。

五 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

宇宙之內，由離心向心兩力互相作用，才生出萬有不齊之事事物物，表面上看去，似乎參差錯亂，其實有一定不移之軌道。人與物，造物是用一種大力，同樣鼓鑄之，故人事與物理相通。離心力與向心力，二者互相為變，所以世上有許多事，我們強之使合，他反轉相離，有時縱之使離，他雙自行結合了。瘋狂的人，想逃走的心，與禁錮的力成正比例，越禁錮得嚴，越是想逃走，有時不禁錮他，他反不想逃走了。父兄約束子弟，要明白這個道理，官吏約束百姓，也要明白這個道理。

秦政苛虐，群盜蜂起，文景寬大，民風反轉渾樸起來，其間確有規律可尋，並非無因而至。我們手搓泥丸，是增加向心力，越搓越緊，若是緊到極點，即是向心力到了極點，再用大力搓之，泥丸立即破裂，呈一種離現象。水遇冷則收縮，是向心現象，越冷越收縮，到了攝氏四度，再加冷也呈離心現象，越冷越膨脹，可知離心向心，本是一力之變。比方我們持一針向紙刺去，愈前進距紙愈近，這是向心現象，刺破了紙，仍前進不止，即愈前進距紙愈遠，變為離心現象，此針進行之方向，並未改變，卻會生出兩種現象。因為凡物都有極限，水以攝氏四度為極限，紙以紙面為極限，過了極限，就會生反對的現象，父兄約束子弟，官吏約束百姓，須察知極限點之所在。

由上面之理推去，地球之成毀，也就可知了，地球越冷越收縮，到了極限點，呈反對現象，自行破裂，散為飛灰，迷漫太空，現在的地球，於是告終。又由引力的作用，歷若幹年，又生出新地球。我們身體上之物質，將業是要由現在這個地球介紹到新地球去的。人身體的物質，世世生生，隨力學規律旋轉，所以往古來今的人的心理，都是隨力學規律旋轉。

萬物有引力，萬物有離力，引力勝過離力，則其物存，離力勝過引力，則其物毀。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勝過離力的，故有萬有引力之說，其離力勝過引力之物，早已消滅，無人看見，所以萬有離力一層，無人註意。

地球是現存之物，故把地面外的東西向內部牽引，心是現存之物，故把六塵緣影向內部牽引，小兒是求生存之物，故看見外面的東西，即取來放入自己口中。人類是求生存之物，故見有利己之事，即牽引到自己身上去。天然的現象，無一不向內部牽引，地球也，心也，小兒也，人類也，將來本是要由萬有離力作用，消歸烏有的，但是未到消滅的時候，他那向內部牽引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之說，怎能辦得到？

人心之私，既不能除去，我們只好承認其私，把人類畫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夠生存，世界才能太平。我們人類，當同心協力，把圈外之禽獸草木地球（如本書第三章丙圈）當作敵人，搜取他的寶物，與人類平分，這才是公到極點。也可以說是私到極點。如其不然，徒向人類奪取財貨，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

心理之變化，等於水之變化，水可以為雲雨，為霜露，為冰雪，為江湖，為河海，時而浪靜波恬，時而崩騰澎湃，變化無方，幾於不可思議，而科學家以力學規律繩之，無不一一有軌道可循。

人的心理，不外相推相引兩種作用，自己覺得有利的事，就引之使近，自己覺得有害的事，就推之使遠。人類因為有此心理，所以能夠相親相愛，生出種種福利；又因為有此心理，所以會相爭相奪，生出種種慘禍。主持政教的人，當用治水之法，疏鑿與堤防二者並用。得其法，則行船舟，灌田畝，其利無窮，不得其法，則漂房舍，殺人畜，其害也無窮。宋儒不明此理，強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創出天理人欲種種說法，無異於說，行船舟，灌田畝之水，其源出於天，出於理，漂房舍殺人畜之水，出於人，出於氣。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學案中，天人理氣等字，究竟是什麽東西，只好說他迂曲難通。

我們細察己心，種種變化，都是依著力學規律走的，狂喜的時候，力線向外發展，恐懼的時候，力線向內收縮。遇意外事變，欲朝東，東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礙，力線轉折無定，心中就呈慌亂之狀。對於某種學說，如果承認他，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認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種學說，似有理，似無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孤疑態度。

我心推究事理，依直線進行之例，一直前進，推至甲處，理不可通，即折向乙處，又不可通，即折向丙處，此心之曲折，與流水之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線進行的，雖是迂回百折，仍不外力學規律。我們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種種現象，細究之，終不外推之引之兩種作用。有時潛心靜坐，萬緣寂滅，無推引者，亦無被推引者，如萬頃深潭，水波不興，即呈一種恬靜空明之象。此時之心，雖不顯何作用，其實千百種作用，都蘊藏在內。人之心理，與磁電相通，電氣中和的時候，毫無作用，一作用起來，其變態即不可思議。我們明白磁電的理，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水雖是以直線進行，但把他放在器中，它就隨器異形，器方則方，器圓則圓，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各種嗜欲，其所以不任意發露者，實由於有一種拘束力，把他制住。拘束力各人不同，有受法律的拘束，有受清議的拘束，有受金錢的拘束，有受父兄師長朋友的拘束，有受因果報應及聖賢學說的拘束，種種不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他的嗜欲，立時呈露，如貯水之器，有了罅漏，即向外流出一般。

貪財好色之人，身臨巨禍，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則茫然不知。因為他的思想感情，依直線進行公例，直線在目的物上，兩旁的事物，全不能見。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還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還是向前不止；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還想做皇帝。秦皇漢武，做了皇帝，在中國稱尊，還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這就是人類嗜欲依直線進行的明證。

耶教志在救人，以博愛為主旨，其教條是：“有人批我左頰者，並以右頰獻上。”乃新舊教之爭，釀成血戰慘禍，處置異教徒，有焚燒酷刑，竟與教旨顯背，請問這是甚麽道理？法國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相號召，乃竟殺人如麻，稍有反對的或形跡可疑的，即加誅戮，與所標主旨全然違反，這又是甚麽道理？我們要解釋這個理由，只好求之力學規律。耶穌、盧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熱情剛烈，猶如火車開足了馬力向前奔走一般，途中人畜無不被其碾斃。凡信各種主義的人，都可本此公例求之。

凡事即都有變例，如本書乙甲兩圖，是指常例而言，是指靜的現象而言，是指未加外力而言，若以變例言之，則有幫助外人攻擊其兄者，則有愛花，愛石，愛山水，而忘其身命者。語雲：“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心中加了一個忠字、烈字，往往自甘殺身而不悔。又雲：“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者，動的現象也，從容者，靜的現象也。中日戰爭，我國許多無名戰士，身懷炸彈，見日本坦克車來，即奔臥道上，己身與敵人同盡，彼其人既不為利，覆不為名，而有此等舉動，其故何哉？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蓋我之外，另有一物，為其視線所註也。耶穌、盧梭信徒，求達目的，忘卻信條，吾國志士，求達目的，忘卻己身，此其間確有一定的軌道，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可以死懼之。”目的可以隨時轉變，其表現出來者，遂有形形色色之不同，然而終不外力學規律。我們悟得此理，才可以處理事變，才可以教育民眾。

人的思想感情，本是以直線進行，便表現出來，卻有許多彎彎曲曲、奇奇怪怪的狀態，其原因出於人群眾多，力線交互錯綜，相推相引，又加以境地時時變遷，各人立足點不同，觀察點不同，所以明明是直線，轉變成曲線。例如：我們取一塊直線板，就在黑板上，用白墨順著直線板畫一線，此線當然是直線，假使畫直線之時，黑板任意移動，結果所畫之線，就成為曲線了。我們如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運用到人事上，就可把這個道理解釋明白。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線，各力線俱向外發展，宜乎處處沖突，何以平常時，沖突之事不多見？因為力線有種種不同：有力與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與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心，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大，我怕敵他不過，因而中止。有力與力相合的，例如擡轎的人，舉步快慢，自然一致。有力與力相需的，例如賣布的和縫衣匠，有布無人縫，有人縫無布賣，都是不行，相需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興的時候，父母命他作某事，他心中雖是不願，仍不能不作，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對力制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違忤，能夠容忍，因為彼此間的凝結力很大，小小沖突之力，不能表現。諸如此類，我們下細考察，即知人與人相接，力線交互錯綜，如網一般，有許多線，不惟不沖突，反是相需相成，人類能夠維系，以生存於世界，就是這個原因。

通常的人，彼此之力相等，個個獨立，大本事人，其力大，能夠把他前後左右幾個人吸引來成一個團體，成了團體以後，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其勢力就遍於天下。東漢黨人，明季黨人，就是這種現象。如果同時有一人，力量也大，不受他的吸引，並且把自己前後左右幾個人吸引成一團體，也是越吸引越大，就成了對峙的兩黨。宋朝王安石派的新黨，司馬光派的舊黨，是這種現象，程伊川統率的洛黨，蘇東坡統率的蜀黨，也是這種現象，現在各黨之對峙，也是這種現象。兩黨相遇，其力線之軌道，與兩人相遇一樣。凡當首領的人，貴在把內部沖突之力取消，一致對外，如其不然，他那團體，就會自行解散。有些團體，越受外界壓迫，越是堅固，有些一受壓迫，即行解體，其原因即在那當首領的人，能否統一內部力線，不關乎外力之大小。

有人說：群眾心理，與個人心理不同，個人獨居的時候，常有明了的意識，正當的情感，一遇群眾動作，身入其中，此種意識情感，即完全消失，隨眾人之動作為動作。往往有平日溫良謙讓的人，一入群眾之中，忽變而為獷厲囂張，橫不依理的暴徒。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一入群眾之中，忽變而為熱心公義，犧牲身命的志士。法人黎朋著《群眾心理》一書，歷舉事實，認為群眾心理，不能以個人心理解釋之，其實不然，我們如果應用力學規律，就可把這個道理說明。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一人之力，不敵眾人之力，群眾動作，身入其中，我一己之力，被眾人之大力相推相蕩，不知不覺，隨同動作，以眾人的意識為意識，眾人的情感為情感，自己的腦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因為有這個道理，所以當主帥的人，才能驅千千萬萬的平民效命疆場，當首領的人，才能指揮許多黨徒為殺人放火的暴行。

個人獨居的時候，以自己之腦筋為腦筋，群眾動作，是以首領之腦筋為腦筋。當首領的人，只要意志堅強，就可指揮如意。史稱：“李光弼入軍，號令一施，旌旗變色。”欲語說：“強將手下無弱兵”，就是這個道理。

水之變化，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吾人心理之變化，也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每每會議場中，平靜無事，忽有一人登臺演說，慷慨激昂，激情立即奮發，釀成重大事變，此會議場中的眾人，猶如深潭的水一般，堤岸一崩，水即洶湧而出，漂房舍，殺人畜，勢所不免。所以我們應付群眾暴動的方法，要取治水的方法，其法有三：⑴如系堰塘之水，則登高以避之，等他流幹了，自然無事；⑵如系有來源之水，則設法截堵，免其橫流；⑶或疏通下游，使之向下流去。水之動作，即是力之動作，我們取治水之法，應付群眾，斷不會錯。

兩力平衡，才能穩定，萬事萬物以平為歸，水不平則流，物不平則鳴，資本家之對於勞工，帝國主義之對於弱小民族，不平太甚，可斷定他終歸失敗。處順利之境，心要變危，處憂危之境，又要有一種邁往之氣，使發散收縮二力保其平衡，才不失敗。達而在上的人，態度要謙遜，窮而在下的人，志氣要高亢，不如此則不平。倘若在上又高亢，我們必說他驕傲，在下又謙遜，我們必說他卑鄙。此由我們的心，是一種力結成的，力以平為歸，所以我們的心中，藏得有一個平字，為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不過自己習而不察罷了。心中之力，與宇宙之力，是相通的，故我之一心，可以衡量萬物，王陽明的學說，就是從這個地方生出的。

六 人事變化之軌道

我們既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力之變化，可用數學來說明，故心理之變化，也可用數學來說明。力之變化，可繪出圖來，尋求他的軌道。一部二十五史，是人類心理留下的影像，我們取歷史上的事，本力學規律，把他繪出圖來，即知人事紛紛擾擾，皆有一定的軌道。作圖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作為一個物體。心中念及他，即是心中發出一根力線，與之連結。心中喜歡他，即是想把他引之使近，如不喜歡，即是想把他推之使遠，從這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軌道尋出來。

孫子曰：“吳人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這是舟將沈下水，吳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來，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所以平日的仇人都會變成患難相救的好友。凡是歷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他繪圖研究。

韓信背水陣，置之死地而後生，是漢兵被陳餘之兵所壓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惟有轉身去，把陳餘之兵推開，才有一條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所以烏合之眾，可以團結為一。其力線之方向，與韓信相同，所以韓信就坐收成功了。

張耳、陳餘，稱為刎頸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後來張耳被秦兵圍了，求除餘救之，餘畏秦兵強，不肯往，二人因此結下深仇。這是張耳將秦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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