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世界末日沒有來，卻有個小天使降臨在新紀元裏——小萌的女兒出生，我當姨媽了。媽媽來了安城，我也一下班就往小萌那邊跑，照顧小萌之餘，媽媽也忍不住地念叨：“你看看你，又讓妹妹走到前面了，你們什麽時候也快生一個，趁我還能動，好幫你們帶帶，再有等你年齡大了，要孩子很危險。”我表面上樂呵呵地答應著，心裏卻在一拖再拖。

兩年過去了，我們結婚時那些約定正在一點一點被打破，兩個人的瘋狂終究敗給了現實。說好了裸婚，最後卻辦了三場婚禮，瞞著父母的扯證，最終還是一波三折地見了家長，說是AA，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還是打破了存折間的界限，只剩最後的丁克，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

做圖書需要足夠連貫完整的時間，阿森工作之後，獨立出版的事漸漸停滯。2013年3月，他申請了微信公眾號，決意把做出版的時間放在經營自媒體上。有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電話、發消息給以前的朋友們和他出過書的作者，一遍一遍介紹自媒體的發展趨勢，請求他們給出作品授權，可以讓他發在公眾號上。有一些人答應了，但大多數人都是拒絕，目前自媒體看不到盈利，阿森不敢輕易許諾他們報酬，而自媒體免費、公開、沒有版權保護的現狀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阿森翻著手機上的推送，一臉焦躁：“怪不得都是這些粗制濫造覆制粘貼的東西，想弄點有品質的根本弄不成！”他習慣了圖書的精致，雜志的周期催促不能盡善盡美尚且不能忍受，更不用說沒有門檻的自媒體。可他又看到了自媒體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想要率先占領一塊高地。遠大的理想與混亂的現狀之間，矛盾難以調和。

“要不我試試吧。”我說。剛剛認識的時候，他幾次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讓我來寫，後來正如他所說，他愛上的是一個只會處理五谷雜糧的謝小清，再也沒有提過讓我來寫的事，但隨著記憶慢慢解鎖，做過策劃文案的工作，我想也許我可以試試。

阿森擡頭看我，挑了下眉毛：“行啊。”看得出來，他果然是希望我重新拾起筆的。

可這份期待在我終於寫完之後消失了，阿森看著屏幕敲打著鼠標，好半天沒說話。

“直說，不用怕打擊我。”自己也感覺到不太好，但是說不上哪裏不好。

阿森斟酌了一下：“不得不說，你是一個越來越合格的策劃——八股味太重了。”他生活中雖然隨意，但對作品有異乎尋常的嚴苛，獨立出版沒有人監督，如果不是這份嚴苛，那些年他很難做得那麽好。而這份嚴苛的後果是，自家媳婦的文字都不能開綠燈，一晚上的勞動成果無情被斃，並直接被罰出局，短期內不再啟用。

最終，阿森決定先放棄對版權的執念，和其他公眾號一樣，先從微博和網站上搬運。而我，被罰出局之後痛定思痛奮發圖強，沒事的時候就翻翻阿森的那些書，開始思考不同的文體到底該用些什麽不同的文風。

如阿森所說，我成了一個越來越合格的策劃，剛剛趕走海哥的那段時間，我倦怠於人際應酬，索性兩耳不聞窗外事閉關修煉，通讀了幾本專業書，翻了上百個成功案例，順利完成了兩場活動之後，終於坐穩了第一策劃的位置。

可惜房地產行業的風光一去不返，2011年限購以來，房地產市場持續冰封，絲毫沒有要解凍的意思，任網站頭條上評論家們如何爭辯，對於大家來說都如同狼來了的謊言，掀不起一點波瀾，公司的同事走了一波又來了一波，人變得越來越少。

8月，我們的辦公樓變回業主會所，剩餘的員工被派往更偏遠的新樓盤。9月，老王結婚，婚禮收足了份子錢，去度蜜月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上班。1月，總監領完少得可憐的年終獎之後也離職了。2014年初，我成了新的宣策部總監，物是人非的宣策部辦公室，我手下也只有兩個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而已。

“互聯網+”帶來的振動在2014年更加劇烈地改變著整個世界。房地產告別火爆已經三年，陰影籠罩著越來越大的範圍；電商沖擊著實體銷售，街邊滿是轉租出售的門面；二維碼貼滿大街小巷，新媒體正取代著傳統媒體，報紙靠財政支持茍延殘喘，雜志自負盈虧已岌岌可危；影視IP悄然興起，打開電視或者網絡，看到的都是與幾年前截然不同的氣象；市政建設似乎成了新的經濟推動力，安城上下開路修橋，解決了大量農民工的就業，可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公交車繞行著不斷變化的路線，看著那些等待拆遷的店面和民居，總能嗅到末世的蒼涼。

公司原本有不小的基業，這樣的形勢下也不得不開源節流，我從普通員工升為中層，沒有等到漲工資，先迎來了全公司的降薪。阿森的雜志社幹脆連續四個月沒有發工資，10月，在集體討薪不得之後，阿森離開了雜志社。生活一時陷入了困境，諷刺的是，在網絡上，我的名字正隨著各路IP改編劇被不斷提起。快遞的稿件和合同來來回回，我簽下自己的名字，正為別人築起事業的高樓，至於我自己，尚不知剩餘的口糧夠不夠撐到年底。

在這個時候，小萌一家“穩定”的優勢似乎凸顯了出來，小萌的工資看漲，福利也不少，至於陳蘇，那些到處開建的立體交通全都是他們的業務，陳蘇又被提拔為項目組長，薪水福利都翻了一番。人最怕對比，那段時間，我甚至不敢回家或給爸媽打電話。

生活總是這樣，不會太過輕松，也不會永遠壓抑，時運就像是一支股票，只要沒有破產，就總會等到翻盤。

阿森辭職之後，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經營微信公眾號上。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研和探索，聽過幾次所謂“互聯網大咖”的講座，他終於明白，所謂的移動互聯網新媒體並不是傳統媒體那種靠內容生存的媒體，它只是一個渠道和平臺，本身沒有盈利，變現的唯一法則就是從線上轉入線下。簡而言之，開發這片藍海需要的不是媒體人，而是投機者。

“算了吧，媒體人的操守。”阿森說過這句話之後，也開始在平臺上集讚，求關註，拉票搞活動。年底，他聯合旅行社做了一次游學，收獲了經營自媒體的第一桶金，讓我們險些過不去的新年化險為夷。又一步的，他妥協了。

新媒體的發展速度驚人，2015年3月，阿森租下一套小戶型作為辦公室，招了一兩個個年輕人，開始創業；5月，公司完成了註冊；8月，一兩個人變成七八個，公眾號關註數突破10萬；11月，完成A輪融資，緊接著，公司終於從住宅樓裏搬進了亮堂的寫字樓。

經營上的事情，我不懂，也沒有太多關註。有幾次，我想告訴他我也一直在關註自媒體，經歷了2013年的爆炸式發展，現在漸漸趨於穩定，到了重新關註內容的時候，我想告訴他，我一直在探索新媒體寫作，現在或許可以幫到他。但我什麽也沒有說。

五年過去了，我們之間也有過很多世俗的爭吵。最傷人的一次，我問他：“你不是說你不介意我失憶，你愛上的是現在的我嗎？”他冷冷拋給我一句：“那時候傻。”後來當然是他來道歉認錯，可是傷人的話就像是釘在木板上的釘子，釘子可以拔掉，但是那個洞卻永遠地留著了木板上。那以後這個話題似乎就變成了我們之間的禁區，曾經將我們聯結在一起的紐帶，曾經婚禮上最深情的告白，終於變成了橫亙我們之間的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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