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上認為，桓溫原來希望晉簡文帝臨終時將皇位禪讓給自己，這純粹是妄加揣度，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作為證明。況且，如果桓溫覺得晉簡文帝會有可能將皇位禪讓給自己，他為什麽不趕快進京，以免夜長夢多，難道他不知道在司馬昱的身邊充斥著對自己沒什麽好感的人嗎？

鑒於朝中早就沒有一個能與桓溫比肩的政治人物了，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斷是桓溫覺得司馬昱會在臨終前仿照周公居攝的先例，來安排身後權力的分配問題。要不是王坦之從中作梗，他本來就已經能夠達到目的了。在得知司馬昱的遺詔只是讓他按照諸葛亮、王導的規矩來輔佐新皇帝，功名心甚重的桓溫感到大失所望，他在寫給弟弟桓沖的信中說：“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

所謂的“居攝”，乃是指年幼的君主即位之後，不能親自坐在朝廷的皇位上處理國事，於是就由輔政大臣暫時登上朝堂臺階之上的君位（即史文中的“踐阼”），背北面南，面對群臣，代替君主發布政令。一旦年幼的君主長大成人，自己能夠登上君位處理政事，居攝即告停止，輔政大臣也就要重新回到朝堂臺階之下的臣僚隊列中，北面朝見君主，呈現敬畏之態。

桓溫心想自己一個老頭子也沒剩下幾年了，要是能夠在這個君位上爽上一把，說不定還會在這個位置上掛掉，也就從此不用再回到朝堂臺階之下的班列中去了，這樣自己的一生也算是完滿了。可是，簡文帝的遺詔只是讓他依照武侯和王公的既往辦法從事，這種處理方式就是給簡文帝的嗣子保留皇帝的名分和朝堂的君位，但是由桓溫執掌權力，輔佐幼君處理國政，以待幼君成人後施政，幼主的帝名和帝位均被保留，只是帝權被暫時代行。

桓溫沒有得到理想當中的“居攝”的名分，也就是說沒有在西方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指出的“自我實現”的最高一級的心理需求上得到充分的滿足。王坦之和謝安兩人當時的身份都是侍中，管內廷，朝廷本來有四個侍中，但是桓溫主政之後，減了兩個，所以王與謝基本上控制了內廷。因此，桓溫一看到遺詔及新皇帝的任命情況，憑直覺就知道這是王坦之和謝安兩人從中作祟，畢竟這兩人都曾經是自己的下屬，王坦之甚至還是自己的親家，因此，桓溫在心裏懷恨他們二人是難免的。

桓溫在看了謝安所作的給簡文帝謚號的奏議後，扔給座上的賓客說：“此是安石碎金（這就是安石所賣弄的小聰明）。”因為謚號基本上就是蓋棺論定，所以大臣們給皇帝擬的謚號很難，如果你起不好，後面的皇帝肯定不答應，貪懶的就起個什麽“文”、“武”之類的充數，但是中國古代的那些文人出身的官員都是挺講職業道德的，為了對得起自已的名節，他們大多能夠挖空心思地為過世的皇帝起謚號。謝安給司馬昱擬的謚號是“簡文”，意思是說司馬昱這人在他的一生當中講究沖虛簡貴，文化素養又高。所以謝安的這個謚號確實也是起得好，就連這時對謝安有意見的桓溫看了，也不得不承認他在這方面確實有兩把刷子。

不過，桓溫雖然不滿意輔政的這個安排，但他自己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要是他當初一知道簡文帝病重的消息後就火速進京，誰又能夠攔得住他獲取這“居攝”之位呢？桓溫的問題一方面是自視過高，其實桓家在朝廷中樞的勢力不大，要害位置沒有人來把守，桓溫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點托大了；另一方面他也太過相信自己向司馬昱推薦的王坦之和謝安了。他覺得自己平時待這兩個人都不薄，要是這兩人在侍中的這個位置上不從中作梗，就算是自己不追求非分之想，但這“居攝”之位無論如何也是應該得到的。這個謝安是個老滑頭，還算沒怎麽壞桓溫的事，壞就壞在這王坦之居然橫生波折。總而言之，當時的士族官員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是要把自己門戶的長遠利益擺在第一位，桓溫在關鍵的時候忽略了這一點，以致造成了終生的遺憾。由此可見，在對人心的揣度方面，桓溫離王猛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晉孝武帝即位後，下詔說：“先帝遺詔說：‘事大司馬如事吾。’現敕令所有的答表都應當盡到敬意。”又下詔說：“大司馬是社稷的寄托，先帝曾將家國大事全盤托付給他。朝廷內外的所有事情就請按照大司馬公的意旨施行。”不過，桓溫對此卻提不起多大的興趣。

此後，朝廷讓謝安帶著詔書去征召桓溫入朝輔政，又給他加了前部羽葆鼓吹，以及武賁六十人。桓溫對此都堅決地辭讓不受。雖然這諸葛武侯的先例已經是位極人臣，但是桓溫對於站在朝堂臺階之下的任何位置都已經不感興趣了。與其在建康天天做戲給小皇帝和朝臣看，還不如繼續呆在姑孰遙控朝政要來得爽快得多啊！當年的庾亮一開這個先例，其後來者們都樂此不疲，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鹹安二年（公元372年）九月，朝廷追尊已故會稽王妃王氏為順皇後，尊晉簡文帝的母親李氏為淑妃。冬十月，朝廷將晉簡文帝安葬在高平陵。桓溫沒有赴京參加安葬儀式。

彭城有個妖人盧悚，自稱是大道祭酒，效忠他的人有八百多家。十一月初，盧悚派弟子許龍去到吳縣，有一天的早晨，許龍到了海西公司馬奕的門口，稱太後下達了秘密詔令，奉迎海西公出來覆興大業。郁悶了很久的海西公開始信以為真，要跟他出去做大事，後來被他的保姆所勸止了。許龍說：“大事馬上就要成功了，怎麽能聽一個女人的擺布呢！”海西公這時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了，就說：“我獲罪在此，有幸蒙受寬赦，豈敢輕舉妄動！而且太後如有詔令，就應該讓她的官屬前來，為什麽只派你來呢？你一定是要犯上作亂！”接著，就喝令左右隨從把他先捆起來再說，許龍因為害怕，轉身就逃走了。

其實，盧悚並沒有完全欺騙司馬奕。十一月五日的清晨，盧悚果真率領兵眾三百人攻打廣莫門，還詐稱海西公回來了。盧悚帶著這夥人從雲龍門突入宮殿的庭院，奪取武器庫中的盔甲兵杖，守衛雲龍門的衛士十分驚駭，不知所措。游擊將軍毛安之聽說發生了這種變故，就率領兵眾直接開進雲龍門，親身奮力搏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也帥兵進入止車門，與毛安之一起將這夥叛逆全部誅殺，一共打死賊黨三百多名。得知這次事變之後，司馬奕暗自慶幸沒有跟從這夥妖人，他深恐被朝廷誅殺，從此堵塞聰明，什麽也不想，過一天算一天，整天喝得爛醉如泥，又沈溺與女色，但由於他曾經被陽痿過，為了免遭當權者的忌憚，司馬奕甘於屈辱，每當妻妾們生下孩子，司馬奕都不敢養育，全部把他們溺死。當時的人們聽到此事，都心生哀憐，也正因為因此，司馬奕才得以善終，他被廢黜後又活了十幾年，到了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日，司馬奕身上還貼著一個陽痿的標簽死於吳縣，終年四十五歲。

道教徒盧悚的叛亂事件弄得動靜挺大的，這一事件是以迎立被廢的海西公為號召，矛頭當然也是指向桓溫的。因此，一直在姑孰含飴弄子的桓溫在聽說了這次事變之後也覺得坐不住了。桓溫覺得這次叛亂雖然只是一場茶壺裏的風波，但是至少反映了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天師道勢力的社會影響問題。天師道又叫五鬥米道，是道教的一個支流，這個流派發端於瑯琊郡，也正是東晉王室發祥地。早在在西晉時期，這個流派對於皇室和皇族就有很大影響力，八王之亂中的趙王倫就是該教教徒。而進入了東晉時代後，這個教派在社會上的影響就更大了。簡文帝自已字道萬，後來生的兒子又分別叫道生、道子，陳寅恪先生說，這個原因可能要歸於宗教信仰。本來，六朝人最重視家諱，父親或祖宗的名字，作為兒子的絕對要避諱，但是在六朝人物中，父子一起叫“之”的大有人在，比如王羲之和王獻之。《資治通鑒》載：“溫向昺問祿位所至，昺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從桓溫前後數次向道教的宗師杜昺問及福禍休咎來看，可見桓溫與其關系密切，並且對其十分信任。桓溫的六子中，除了五谷不分的桓祎史籍未載其字外，其餘五人的字中均有道字，周一良先生指出，“玄、道、靈，等字皆天師道世家習用者為名者。”桓溫為其幺兒“神靈寶”桓玄取字靈寶，應當是考慮到道教上清教派的經典《靈寶經》。前面說過，孝武帝司馬曜的母親是簡文帝司馬昱請相士從一眾奴婢中挑選出來的，這個相士就是天師道的道徒，他還寫了個謁叫做“靈草蔭玄方，仰感璇曜精。詵詵繁茂萌，重德必克昌。”這裏頭孝武帝司馬曜的名和字（昌明）都在裏頭。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師道一旦被處於權力中心的皇室所重視，那麽他的影響力就會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到社會上，而這個天師道本身又有不安本分的傳統，在西晉時代，他們的教徒就曾策反趙王倫篡位，終於造成八王之亂的災難性的後果。

到了東晉時代，北方的天師道勢力也隨著衣冠南渡播遷到了江左地區，並與江左原有的道眾結合成更為可怕的社會影響力。那是因為很多原先信仰該教的士族成員，其地位和財富在過江後都不如從前，甚至淪為流民，這些有文化基礎，經歷過權力的滋味，與上層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卻是新舊地位落差很大的人，就比那些單純的流民更容易對現實不滿。而這陣子，桓溫所管轄的揚州三吳地區又出現嚴重的饑荒了，在空前的生存危機面前，土著居民比那些南渡人的中原人士更加無望，就很容易被人利用，完全有可能成為大規模社會性事件的釀成基礎。

第二，是現實的政治博弈問題。現在當權的士族當中許多人對桓溫不滿。這次參加的叛亂人數雖少，但是能夠如入無人之境般地一直攻入到內宮，如果沒有熟悉內廷情況的內奸響應，這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他們有可能得到了某些上層人物的支持。這群叛亂人員是以廢帝司馬奕回宮作幌子，而這個司馬奕就是桓溫所廢的。這樣一來，此次叛亂矛頭的指向就很清晰了。因此，桓溫很想知道這次叛亂當中到底有多少的政治性因素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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