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月，晉豫州刺史袁真決定同時向前燕和前秦投降，這讓東晉朝廷嚇出了一身的冷汗：當時桓溫已經將東晉的精銳部隊幾乎折損了一半，要是豫州刺史袁真引領前燕或者前秦的部隊南下，東晉政權將會面臨極其嚴重的危機。為此，朝廷不得不對敗軍之將桓溫繼續委以重任，幸虧桓溫對於防禦作戰顯得胸有成竹，這才讓司馬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然而，東晉朝廷所憂心忡忡的南北大戰並沒有接踵而來：太和五年（公元370年）的年初，前秦對前燕發起了大規模的兼並戰爭，誰也無暇顧及南下攻晉了，桓溫所大興土木以防禦燕軍騎兵突擊的廣陵防線也就顯得沒有那麽的迫切，只是可惜了那些因勞役和厲疾而亡的無辜百姓。

在前秦密鑼緊鼓地部署討伐前燕戰爭的同時，東晉的大司馬桓溫也開始把心思用於對付壽春的叛將袁真。這時，袁真手下有三員大將不願意跟他一條黑路走到底，就開始與桓溫勾勾搭搭起來。這三名大將就是梁國內史朱憲、汝南內史朱斌和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朱綽，他們都是已故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朱騰的三個兒子。袁真因為朱憲兄弟暗中溝通桓溫，就設計想把他們一起殺掉，三兄弟當中只有朱綽逃過了袁真的毒手，之後朱綽歸附了桓溫。

就在這個時候，建康城裏面發生了一件相當令桓溫氣憤的事情：已經退休的原秘書監孫盛在家裏寫作《晉春秋》，號稱直書當代之事，不知怎麽的，書中的內容竟然很快就流傳到了社會上，一時間洛陽紙貴，引起了極大的社會轟動，於是桓溫的手下就搞到了一本並呈獻到他跟前。

當桓溫看到書中關於枋頭戰役的歪曲記載後，不禁勃然大怒，他令人將孫盛的兒子叫到廣陵軍中的大帳來，威脅他道：“枋頭之戰固然失利，但何至於象你家老爺子所寫成的這樣！關於這場戰役你有什麽不清楚的可當面問問這裏的將領，如果你老爸現在的這本史書能夠流傳下去，那可是關乎你家滿門一族的大事！”

桓溫的惱火是有緣故的。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高祖為曹魏驃騎將軍孫資，祖父為西晉馮翊太守孫楚。孫盛十歲時，為躲避動亂而南渡至江南。孫盛過江後便沾染了當時的玄學風氣，以博學、善清談而聞名，先後擔任陶侃、庾亮、庾翼的僚佐，桓溫在就任荊州刺史後繼續讓孫盛在自己的手下做從事中郎，後因隨從桓溫討伐成漢和姚襄，以功升為長沙太守，封吳昌縣侯。可是他因為早年家庭貧窮，在長沙太守的任上頗學習了殷浩的父親殷羨撈取錢財的本領，荊州的部從事到長沙郡例行公事時察知了此事，但因敬佩他的高名而沒有彈劾他。本來人家已經打算睜只眼閉只眼就過去了，這孫盛卻沒事找抽，他陰陽怪氣地寫信給桓溫，言辭之間十分狂放，稱這州裏面派從事出來視察風教，一無鳳鳥威嚴的儀態，二無鷹鷂搏擊的勇猛，徘徊於湘川，將會成為百無一用的怪鳥。桓溫接到來信後大為光火，又讓從事重新審察。這回“紀委”一旦再出手就毫不含糊了，由於在孫盛家查出了大批贓物，於是孫盛被囚車押送到州府，桓溫考慮到他的高名和曾經立下的功勞，在沒收了他的贓物後並沒有將他治罪，但孫盛與桓溫之間的梁子就從此結下了。孫盛忿然離開桓溫後，就找關系到了中央政府裏面混，遷為秘書監，加給事中。在寫《晉春秋》的時候，孫盛已經因年老而退休了，他的性情本來就方正嚴厲，這時盡管他的孩子們有的都長出白發了，但越老越頑固的孫盛對待他們卻更加的嚴厲。

聽了桓溫的威脅後，孫盛的兒子孫潛和孫放急匆匆地趕回到家，兩人一起伏地叩頭痛哭，請求父親為了家裏的一百多口性命，將他原先所寫的那些東西加以刪改。孫盛明知這肯定是桓溫的壓力所致，但他這時的心態已經很扭曲了，他勃然大怒，拒絕做任何修改。於是，他的兒子們只好擅自刪改了，孫盛對此卻裝作不知。其實孫盛已經在寫好《晉春秋》之後，已經另外抄錄了一份，寄給了燕主慕容暐，傳到了燕國。

至於已經無權無勢還退休在家的犟老頭孫盛是如何找到能夠直接抵達燕主慕容暐的路徑，這又是一件相當耐人尋味的事情了，莫非他一直就與燕國方面建立了秘密通道？由此也可以解釋燕國的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申胤為什麽會知道東晉朝廷裏面的執政大臣不願意桓溫的北伐能夠取得成功。後來等到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的那個時候，才得以派人從遼東人那裏購回了原先的那個本子，那個舊本子與後來在東晉流傳的本子是有所不同的。從此，史上就有了兩個版本的《晉陽秋》（本名《晉春秋》，後來為避簡文帝母親鄭阿春的名諱而改名。）同時流傳。

有人說，歷史是帝王將相創造的，也有人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有的時候，歷史卻是史官所塑造出來的！

史官們的春秋筆法的傳統由來已久，最接近孫盛時代的陳壽的史德就不咋地。在唐朝房玄齡等所撰寫的《晉書?陳壽傳》裏，就收錄了陳壽因為私仇而在《三國志》中有所表現的一則傳聞，說的是丁儀、丁訥在曹魏時就負有盛名，陳壽對他們的兒子們說：“若是送我千斛米，我就為令尊大人寫好傳記。”由於丁氏的不肖兒子們沒有答應，陳壽果真就不為他們的父輩立傳。另外，陳壽的父親曾做過馬謖參軍，馬謖兵敗後被諸葛亮所殺，陳壽父親也因牽連而受罰，加上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又輕視陳壽。因而陳壽為諸葛亮立傳時，說諸葛亮軍事謀略非其長處，又無臨敵應變之才；說諸葛瞻只工於書法，名過其實。當時很多人因此而輕視陳壽的為人。

人非草木，刀筆吏帶著個人感情下筆可以理解，不過，而刀筆吏之酷更甚於刀斧手。因此，孫盛先生在寫《晉春秋》的時候，挾帶些個人恩怨進去不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沒有來自東晉的猛料，前燕的大臣申胤怎會說出“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這樣的話。孫盛老先生無疑就是不願桓溫得志的眾臣之一，他既是歷史的記錄者，又是歷史的參與者，只要有桓溫任何的不得志，如果沒有添油加醋的話，他至少會如實記錄，至於朝臣們的“乖阻以敗其事”卻肯定不會揭破。

至於桓溫的那一方面，作為一個很在意自己的歷史定位的完美主義者，而且又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主，一看到孫盛在史書裏黑他，那種暴跳如雷的沖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個世界上想黑他的人可遠不止孫盛老先生一個人。實際上，壯志未酬的桓溫，可能就是在中國的歷史上被黑得最厲害的一個人。

英國的歷史學家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是這樣對歷史定義的：“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相——過去。它是由一群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采用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一定的立場，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的意義。”

美國加州大學的東亞史教授邁克爾?羅傑斯對於《晉書》這部唯一有皇帝禦撰篇章的正史持深深懷疑的態度：盡管房玄齡等人是受命編修《晉書》的，可他們並非專職的史官，史學修養值得懷疑。由於他們是朝廷中最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實的歷史並非他們所關心的，而借助修史勸諫卻成為他們的用意所在。他們雖對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為君臣的尊卑等級，即便是開明如唐太宗這樣的皇帝，他們也並不可能暢所欲言。況且自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去世後，朝臣之中就再也沒有像魏征這樣的直言敢諫之士了，對於唐太宗敢於批評之士日少，而唐太宗的驕橫之心則日盛，《晉書》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後。

而對於在修《晉書》時那些編寫者所懷有的政治目的，臺灣的學者雷家驥亦提出過類似的論述。他說，貞觀二十年（646年）修《晉書》，君臣之間總是借修史來滿足他們各自的目的。是年三月，唐太宗征高句麗還，六月又詔李世績率軍征漠北薛延陀，並親往督師。鐵勒諸部內附，上唐太宗以“天可汗”尊號，唐太宗甚為高興。於是，就企圖借修史來進一步強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業。原修五史，就是為了強化唐朝的正統性。而此時更要上溯到晉朝，“為本朝政權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論根據”。更強調將唐朝發生的事情與晉朝類似者對比，以便尋得經驗教訓，“貞觀君臣特富以史經世觀念，他們重修《晉書》，與探究晉代興亡之真相有關。尤其留意當時發生之事件與晉朝相類似者，俾更能從晉史中了解此類經驗之得失，亦為其重要動機和目的之一”可見，對於《晉書》編撰之原因，雷家驥之論述與羅傑斯有相通之處，他們都看到了唐太宗君臣修《晉書》的背後根源，

至於一直到宋文帝時代還被皇帝親自專門祭拜的桓大司馬（《建康實錄》記載，劉宋孝武帝劉駿於大明七年“纻十一月丙子，小舍行所，登白山，使祭晉大司馬桓溫、毛璩等墓，置守冢三十戶。”），到了唐代，卻一躍而成為了與王敦平起平坐的東晉兩大叛逆了，真差不多遂了桓溫曾經意淫過的遺臭萬年的心願了。要知道，南朝的開國皇帝宋武帝劉裕就是靠平桓溫的兒子桓玄之亂而起家的，他們兩家本來是世仇，宋文帝親自去祭拜桓溫，代表了在當時的那個時代裏面，桓溫的個人聲譽還是相當的高。桓溫後來被黑不能說是歷史的誤會，究其原因，《晉書》的編輯們的直屬領導曾經就是一幫亂臣賊子，凡是亂臣賊子得了天下，最怕的就是後面的人學做亂臣賊子，於是，他們就要對前朝的亂臣賊子甚至只是有點不臣行為的人物進行大肆的醜化。因此，晉書裏面關於桓溫的記載都只是唐朝的史官們秉承著他們主子的政治旨意刻意而為之的一項偉大的文化系統工程的一小部分，不過，這種明顯帶有春秋筆法的記載往往就會導致了其後的人們在不辨真偽情況下左右的他們的思維。

以枋頭之戰為例，更接近桓溫時代的《世說新語?豪爽第十三》裏描寫桓石虔“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萬眾中，莫有抗者，遂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桓石虔揚威河朔的一戰當發生在襄邑戰役的時候，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桓溫軍隊哪怕是最終失敗了，也不會輸得象《晉書》上所描繪的那樣淒慘，況且慕容垂所帶領的追軍都是清一水的騎兵，東晉軍隊要是被徹底擊潰的話，根本連逃跑的機會都沒有，就算偶爾能跑掉一小部分，又如何能夠繼續抵抗前秦那兩萬生力軍的下一輪攻擊呢？但是，《晉書》卻是把桓石虔揚威河朔的一戰安排到了桓溫第一次北伐前秦的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時候，足足提前了15年。考察永和十年的那個時候，桓石虔的父親桓豁才34歲，桓石虔的五叔桓沖才26歲，就算在桓豁20歲的時候生下桓石虔，那麽當時的桓石虔也不過就是14歲，以這樣的年紀能夠在真實的戰場上大發神威，也就只能在演義小說當中意淫一下。此外，如果桓石虔真的是在14歲左右就這麽猛的話，那麽在其後的那十幾年裏為什麽又會一直默默無聞，而要再過15年後才能重現出現在歷史的記載中呢？因此，作為那些史官們的難處就是，如果不把桓石虔的英勇事跡往前推的話，也就無法進一步把桓溫的枋頭兵敗寫得悲慘萬狀了。要不是桓溫在第二次北伐的時候迅速地把姚襄的羌族軍隊擊潰，那麽，前人記載的桓石虔的英勇故事甚至可以被《晉書》的編輯們安排在劇本的這一段，因為至少這時在他的年齡上勉強顯得沒有那麽的不合情理。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晉書?桓溫傳》裏面有一段關於桓溫領軍滅成漢的記載：“（李）勢於是悉眾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勢眾大潰。”在這段記載裏面，非常含糊地點出“眾懼欲退”，這個“眾”是指誰？包不包括桓溫呢？“欲退”是用行動還是用語言來表達呢？到底桓溫有沒有發出退兵的命令呢？至於“鼓吏誤鳴進鼓”就更屬無稽，古代軍隊裏面負責擊前進鼔的鼓吏和擊收兵鉦的鉦吏都是分別由專人負責的，況且桓溫治兵以嚴格著稱，怎麽可能發生“鼓吏誤鳴進鼓”這種低級錯誤呢？如果真的是發生了這種錯誤的話，到底是由誰揭露出來的呢？然而，在《晉書?袁喬傳》裏，對笮橋之戰的過程倒是交待得比較詳細的，卻完全找不到關於“鼓吏誤鳴進鼓”的這種近乎天方夜譚的說法。這就說明了在寫《桓溫傳》的時候，史官是有意用春秋筆法來抹黑桓溫，要讓讀者自己從中得出了桓溫的冒險之所以能夠成功，完全是因為“鼓吏誤鳴進鼓”的結論，順帶還表達一下桓溫治軍不嚴的意思。

由此可見，古代的史官一旦YY起來，與當今那些寫玄幻和穿越的作者相比也是不遑多讓的。孫盛老先生要是在九泉之下能夠知道《晉書》的史官們能夠如此再接再厲、不計報酬地完成他的未竟事業，也當含笑九泉了。歷史的真相從來都只是冰山所露出水面的一角，多少真正的秘密就在孫盛以及後繼者的快意書寫當中被悄然埋沒，而貌似客觀的春秋筆法，則早已把後人帶入了迷途。這當真是：桓公故瀆今猶在，不見當年巨野澤。

吐槽完史官後讓我們重新穿越回東晉時代。話說當年桓溫因為孫盛的《晉春秋》事件而大動肝火後，他身邊的“髯參軍”郗超不得不跟他說悄悄話了，只見他習慣性地撚著自己的長須對桓溫說：“明公，這孫老頭和您有過節，在寫書的時候不秉筆直書，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他在自己的家裏閉門寫書，為什麽在朝中卻有這麽多人知道他書中的內容呢？這一定內有蹊蹺！”

桓溫恍然到：“是呀！看來本公被氣糊塗了，一直沒有往這裏面想，嘉賓，你倒是把你的想法說出來看看。”

郗超沒有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繼續說道：“明公，我看這本歪書遲不披露，早不披露，偏偏在這個時候披露出來，可是很有深意的呢？”

桓溫細細地想了一會後緩緩說道：“當初我率軍南撤後，朝廷上下一直也沒有對老夫的北伐提出什麽異議，但似乎最近談論這件事情的人卻突然多起來，這當真有點令人奇怪。”

郗超道：“這其實很好理解的，當我們從枋頭一路撤退回來之後，朝廷擔心燕軍趁勢南下，又怕我軍抵擋不住，因此有了同仇敵愾之心，也就沒人有心思去非議和追究我們的北伐行動了。至於現在，燕、秦兩國正打得不亦樂乎，也就再也沒有餘暇顧及我朝了。一旦外敵的威脅變得沒有那麽的迫切，朝中自然也就有人想興風作浪了。”

桓溫道：“嘉賓，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把那老孫頭所寫的東西透露出來？”

郗超頷首道：“這孫盛本來在自己家裏閉門寫書，是要歪曲給後人看的。既然他在書中對明公有所臧否，他就算自己不怕死的話，難道還不怕連累到家人。因此，把這本書傳出來的，恐怕是另有其人。”

桓溫道：“如果不是孫盛，那又會是誰呢？他這樣做的目的難道不就是要打擊我的威望嗎？可恨的是那幫子朝中大臣們的態度，當我出征的時候他們夾道歡送，而當我一旦落敗，他們就幸災樂禍、不辨真假的跟著起哄。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們幕後的首腦，一定要把他們的囂張氣焰給打下去”

郗超道：“一時之間要找到這幕後的主謀相當的不易，不過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袁真說不定會知道其中的一些內幕。”

桓溫道：“有道理，也許他們還要讓世人同情袁真的謀逆，來進一步打擊我的聲望。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先把袁真給拿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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