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溫個性雄豪，自負才力，內心有著極大的自信，這從桓溫“拜表便行，孤軍平蜀”的行動中可見端倪。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內驅力充足，自我實現欲望強烈，桓溫的這種心理特征很能體現在他的政論散文當中。桓溫的此類文章較多，《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晉大司馬《桓溫集》十一卷”，下註“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十卷。”《舊唐書》、《新唐書》都載有二十卷的《桓溫集》。清嚴可均《全晉文》輯有桓溫的奏疏十二篇，其餘為檄文一篇、書信四篇。

桓溫的文章以表疏、信箋與檄文等政論散文為主，內容與時政密切相關，多涉及國家的用人、君王的素養、吏治的整肅以及對外的軍事問題等內容，其文章韻散結合，結構疏宕有致，文字典雅，註重對仗，用典精切，情辭相稱，比喻恰當，體現出不俗的文學功力，是他在政壇上的投槍和匕首，他的犀利文風在這篇彈劾殷浩的上書中可見一斑。在這篇上書當中，桓溫指斥殷浩的罪過主要有三點：一是對德高望重的蔡謨試圖使用大刑；二是耗盡國資、黨同伐異而無所作為；三是逼反姚襄，以致軍敗於外。

東晉朝廷在收到桓溫聲色俱厲的上書後，迫不得已，只好將殷浩廢為庶人，安置在東陽郡（浙江省金華市）的信安縣（浙江省衢縣）。

此時，郗的兒子郗超已經從司馬昱那裏改投桓溫的門下，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掾。郗超，一字景興，又字嘉賓，是一位非常之人，史書稱其為“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當時之世能入桓溫法眼的人很少，而其與每次郗超言談，桓溫總是有深不可測之感慨，因此他深為桓溫所賞識。此時，桓溫對郗超說：“殷浩品格高潔，能言會道，假使讓他擔任尚書令和仆射，足以成為朝廷百官的楷模，是朝廷用人不當，才以致有今日啊！”

殷浩雖然被罷黜流放，但沒有說過半句無怨言，神情坦然，一切聽天由命，依舊不廢談道詠詩，即使自家親人也看不出他有什麽被流放的悲傷。只是整天用手在空中寫“咄咄怪事”四個大字而已。由此我們能夠體會他對自己此前的失敗還沒有真正的釋懷。

殷浩的外甥韓伯，素來受到殷浩的賞識和喜歡。殷浩被廢之後，韓康伯陪著舅舅來到信安居住，一年之後，司馬昱將其升為中書郎、散騎常侍。韓康伯告別舅舅回京，臨別之時，殷浩將其送到河邊，隨口吟詠曹攄（音：數）的兩句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吟罷，殷浩傷感地流下眼淚。寶寶雖不說，寶寶心裏苦呀！

客觀的說，殷浩的北伐之所以未能成功，固然有他個人的原因，但也不能把全部責任推到他身上。殷浩再怎麽差，也至少要比那些賞識他和擡舉他的人強。殷浩的失敗是外在的因素加上他本身的性格弱點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外因方面，殷浩所面臨的困難主要在於：

一、東晉的國力偏弱。東晉畢竟國小兵少，整個東晉所有的人口也不過三四百萬而已，而北方雖然屢遭戰亂，人口都一直有千萬人左右的規模。當時北方的各方勢力，動輒就能夠拉出數萬的軍馬，冉閔全盛之時甚至有三十萬之眾，前燕軍隊也至少在二十萬以上，想當年慕容恪大戰冉閔的那一仗，慕容恪所帶的可是滿滿的十四萬兵馬，而且還是清一色的騎兵，就這兵力東晉能拿得出手嗎？況且北伐遠征需要千裏運糧，就需要耗用多幾倍的勞力，這自古以來就是難事。兵員不足的問題這蔡謨和王羲之均早已提及，殷浩本人對此也是深有體會，因此，他才一直沒有迅速出兵北上，而是先將收覆後的淮河南岸的荒地開墾出來作為軍屯，以做好北伐的糧食儲備，在這一點上，殷浩還是在穩妥地做實事的。不過若是得不到桓溫勢力的支持，再怎麽努力都很難湊夠令北伐有所成就的人馬。

二、中央權力太弱，藩鎮難以號令。支強幹弱一直以來就是東晉朝廷的痼疾，各大家族勢力盤根錯節，方鎮勢力權力過大，中央政府根本無法把各個方鎮的力量整合起來一致對外。如果不能夠做到中央集權，所有關於的北伐倡議都是耍流氓。光是在這個問題上看，其實貫穿整個東晉歷史的絕大部分的北伐設想都如同鏡花水月般的不切實際。

三、東晉的政治體制對於招降納叛的策略運用很不利。為了解決兵力短缺的問題，殷浩還是能夠很策略地采取了種種手段去招撫和使用北方的降將，盡管這些降將時而出現反覆，但也有不少最終能為東晉所用的，如劉啟等人。不過，由於東晉渡江後的各個大族為了維護渡江之後的自身家族利益，數十年以來，一直按照過江的先後評定高門或者寒門，久而久之，在東晉當權者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後到北方士族的鄙視，更不用說是出身寒門、庶民甚至是少數民族的降將了。這一點在謝尚激變張遇、殷浩逼反姚襄兩事上表現得最為典型。由於來自思想深處的層根深蒂固的隔膜，導致了東晉主流社會很難接納來自北方的降將，從而真正起到為我所用。

四、嚴重缺乏各級軍事人才。東晉以來，從王導開始，一直以清談為高貴，而將做事作為末流，尤其是從事武事更被視為最末端。王導的二兒子王恬就是因為從小喜歡習武，而不為公門所重。桓溫也經常被劉惔當面譏為“老賊”，被謝奕、王述嘲諷為“老兵”。因此東晉一代自始至終都嚴重缺乏高級軍事人才，否則桓溫怎能到最後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另外，在魏晉時期已經形成了所謂的“兵家”，世世代代當兵，著有“兵籍”，不為主流社會所容，後來由於社會動蕩，將領們又自行招募部曲，一個地方官離任可以割走一部分部曲，因此，士兵與將領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逐漸加深，平時形同奴仆，從事農業生產，戰時充當士兵，沖鋒陷陣。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社會對於士兵和將領都多少存有一份歧視。當搞軍事的人缺乏社會榮譽感和感覺不到出路的時候，是很難自覺成為優秀軍事骨幹的。因此，殷浩想在自己手下挖掘出幾個真正能夠帶兵打仗的人才是難之又難。

在內因方面：

首先，殷浩根本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統帥。作為一個率領千軍萬馬的統帥，就要有舉重若輕、遇事不亂、意志堅強、頭腦冷靜和胸懷全局的氣質稟賦。殷浩長期隱居養望，朝廷屢次征辟作官都推遲不就，釣足了天下人的胃口，最後才被會稽王司馬昱硬請出來作為抗衡桓溫的棋子，其實他的軍事能力連二十出頭的姚襄都不如。對殷浩知根知底的桓溫就認為殷浩的才幹只是在於處理案牘文書方面，在軍事韜略方面卻一沒素養，二沒實踐，所以從不擔心他能夠搶了自己的功勞，只是覺得他老是在自己的前面礙手礙腳。

其次，殷浩的情商嚴重有問題。司馬昱雖然對他有知遇之恩，但是雖說桓溫與他從小到大一直磕磕碰碰的，但那些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兩人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殷浩屁股坐在執政者的位置上，就應該有執政者的氣度和眼光，他應該能夠看清形勢，懂得妥協，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明擺著桓溫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實力派，殷浩就應該懂得如何利用自己處於權力中樞的優勢與桓溫和衷共濟，無論是哄也好，騙也好，激將也好，懷柔也好，只要能和桓溫處理好關系，調動一下桓溫的積極性，不見得桓溫就會拒絕與他合作。而他卻心甘情願地作為司馬昱的棋子，象鬧了別扭的的小朋友一樣，一味的打壓桓溫北伐的積極性，總是搞的桓溫很鬧心。

最後，殷浩所選擇的應對的策略也很不妥。如果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就應該揚長避短，努力做自己所擅長的事情。可是他過去的超凡脫俗的名聲把他給害了，他因為被別人捧得過高，自不量力，非要削尖腦袋費盡心思地證明自己能夠成一個比桓溫更優秀的軍事統帥不可。站在殷浩的位置上其實有三種選擇：上策是利用自己與桓溫的發小關系進一步做到衷誠合作，肝膽相照，甚至升華成藺相如和廉頗那樣的將相和，這非常有可能令兩人同時成就一番大業。中策是既然桓溫要出兵，就讓他做計劃，走流程，跟他虛與委蛇，但是卻別擺明了要擋他的道，還可以利用自己位於權力中樞的地位和優勢，既牽制，又扶持，讓他欲罷不能，又找不到翻臉的借口，還不得不時時求自己幫忙。下策就是被桓溫逼著親自來北伐，可惜我們的耿直哥殷浩最後還是選擇了下策。

後來，桓溫掌權後也覺得自己過去對殷浩的落井下石確實做得有點過分，打算推薦殷浩作尚書令，他在給殷浩的去信中談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意思是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不應該象過去的小孩子一樣的相互鬥氣了，你的才能我是看在眼裏的，讓我們攜起手來為國家多做點貢獻怎麽樣？殷浩看了之後十分的激動，在要寄送回信的時候，總是擔心在自己的回信當中有那裏寫得不妥，因而反覆地開合了信箋十幾次，最後竟然鬼使神差地誤將一張沒有任何內容的白紙封上並寄給了桓溫。桓溫見到這樣一封空白的回信後，不禁想起了過去殷浩所講過的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覺得他始終還是對自己不服氣，故意以一個空白的回信來表達一個無聲的拒絕，他嘆了一口氣，於是從此就不再與這位相愛相殺多年的發小聯系了。

永和十二年，被廢兩年之後，殷浩死於信安，終年五十四歲。

後來，在殷浩改葬的時候，顧愷之的父親、殷浩的故吏顧悅之，上書為殷浩鳴冤，他說殷浩“聲蓋當時”，“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仆”，被廢之後，“杜門終身，與世兩絕，窮而無怨”。北伐失敗不過是兵家常事，應該追覆本官。於是，朝廷恢覆了殷浩的官職，以禮改葬。

總而言之，性格決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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