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謝尚的誡橋慘敗數月之後，意圖挽回名譽損失的殷浩即籌劃進行第二次的北伐。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寫《遺殷浩書》勸諫說：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覆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覆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覆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覆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覆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覆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覆與眾共之。

覆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覆日矣。”

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是：

“聽說安西（謝尚）打了敗仗，公私方面都感到很惋惜驚恐，時時都不能忘記。就連小小的江東，都經營治理成這樣子，使天下人都感到寒心，這已經忍了很久了，再加上這次遽然失敗，這可要好好地想一想了。過去的事情哪能再補救呢？就希望考慮如何在將來發揚光大，使天下人有所立身托命，憑借自己的力量使中興之業隆盛。政教以重道寬和為本，以力相爭的武功，不是應當興起的，利用自己的長處來鞏固大業，想來是知道其中的道理的。自從發生寇亂以來，擔任內外之職的人，沒有深謀遠慮囊括天下的妙計，卻使國家的根本疲竭，各依自己的心意行事，竟沒有一件功勞值得一提，沒有一件事情值得記載，遺棄忠言不用善謀，於是使得天下將面臨土崩瓦解的局勢，怎麽能不令人悲痛感嘆呢？當政理事的人怎麽能推辭來自四海的責備呢！追究往事，又哪裏來得及呢？應當更加虛心地求賢，與有識之人共事，不能再讓忠誠得宜之言總是被當權者埋沒。現在軍隊在外面打了敗仗，國內的資財已經匱竭，保淮的想法已經不可再企及了，不如還保長江，都督將領各回原鎮，自長江以外的勢力但求安撫籠絡而已。掌管國家大權的人，應引咎自責，重重地貶降自己以謝國人，重新與朝中賢者考慮推行平和的政教，除去繁雜苛細的法令，減省賦役，與百姓一起革故圖新，或許可以滿足眾人的願望，匡救倒懸的危難。

使君您出身於平民，擔當天下的重任，崇尚道德的舉薦，沒能做到事事得當，擔當起監督統率的責任而遭到這樣的失敗，恐怕滿朝群臣中沒有人願意替您分擔批評的。如能趕緊修養德行彌補闕失，廣泛招攬群賢，與自己一同分擔重任，還不知所期望的目的能否實現。如果還是認為前面發生的事沒做得周密，所以再有分外的追求，宇宙雖然廣大，不知何處可以容身！我知道這些話不一定被您采用，還有可能會得罪執政者，然而這是因為遇到令人情緒激昂的事情，自然不能不盡情地傾吐。如果一定要親自出征，我不明白這個道理，真的要付諸行動，這也是我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希望您能夠與眾人共同對此事再作商議。

再接受州府的符命，增運糧草，加倍征召勞役，都按軍令為期限。對此垂頭喪氣，不知所措。近年來宰割剝奪亡國之民，被判徒刑的人滿路，差不多與秦時暴政相同，只是沒有施行滅三族的刑罰罷了，恐怕陳勝、吳廣那樣的憂患，已經離得不遠了。

他又寫給會稽王司馬昱《上會稽王箋》，稱殷浩不宜再行北伐，並論及東晉的時事，信中說：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

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裏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幹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決在行之，不可覆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是：

“古人因自己的君王不是堯、舜而羞恥，為臣之道，哪有不願意尊崇自己所侍從的君主達到與前代一樣的隆盛，況且遇到千載一時的機運？只不過智慧力量都不如當年，怎麽能不掂量輕重而行事呢？現在雖有值得欣喜的機會，但回頭考察一下自己，憂慮又重於欣喜。《傳》曰:“如果不是聖人，即使外面安寧內部也必有憂患”。現在外面並不安寧，內部的憂患已很深重。自古以來弘揚大業的人，有時不與眾人商議，傾全國之力以成一時之功的人也常常會有的。只有那些獨自籌劃的能力足以超過眾人，能夠忍受短暫的勞苦疲憊以獲得長久安逸的人才可以。考察一下今天，可以與之比擬嗎？

要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一定要詳細地衡量敵我的情形，萬無一失才進行行動。成功之日，應當憑著人數眾多而獲取實利。現在成功還不可期待，而亡國之民已經滅絕，萬不餘一。而且千裏運糧，自古以來就是難事，何況今天轉運供給，向西輸入到許、洛，向北進入黃河。即使是秦代暴政下的疲敝，也沒到這樣的程度，十室九空的憂慮，就要紛紛出現了。現在運糧的不知什麽時候回來，征召索求日益加重，以小小的吳、越之地經營天下的十分之九的事務，不滅亡還等什麽！然而不度德量力，不徹底失敗不罷休，這是海內人士所痛心哀嘆而不敢實說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不可挽回，將來的事情還可補救，希望殿下再次深思熟慮，改變策略，命令殷浩、荀羨回據合肥、廣陵，而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都回退守淮，這是不可戰勝的基礎，等到根基牢固，勢力大增的時候再圖北伐也不晚，這實在是當今的上策。如果不這樣行事，國家的憂患指日可待。安危機會的把握，易於反掌，從虛實方面進行考察，針對目前的情形，希望您運用獨斷的明智，抓緊做出決斷。

地位淺而言語深，我哪裏不知道這是不容易的呢。然而古人處於街巷行伍之間，有時還不免幹預時政籌謀國事，評議者也並不譏諷他們，何況我置身大臣之列，怎麽能夠沈默不言呢！關系到國家的存亡，要作出決斷來付諸行動，不能再遲疑而失去時機，現在不作決定，將來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殿下德行超出天下，以公室的身份輔佐朝政，最能夠直道而行，使國家的興盛超過當年，可是與眾望不符，受到厚遇的人之所以日夜嘆息，實在是為殿下惋惜。國家的憂患已經很深重了，常常擔心伍員的憂慮不僅出現在古代，麋鹿出沒也將不僅僅是在山林水澤之間。希望殿下暫停清虛超逸的情懷，以解救倒懸的急難，可說是轉亡為存，轉禍為福，那麽朝廷可為之而慶，四海可因之而有靠。”

王羲之於二十五歲時為會稽王友，今會稽王司馬昱在朝中執政，以封地托付之，表明對羲之極為看重，但司馬昱這次並沒有理會他的上書。縱觀王羲之的這兩封書信，主旨是在說，以江東的寡弱之地，不僅不能北伐，最好還是主動放棄淮河南岸，退回到長江，劃江而守。王羲之的憂國憂民之情固然值得理解，然而其保守的觀點卻反映了作為東晉朝廷的骨幹力量的士族大家的精神氣質的日趨墮落。此時的江東固然弱小，但是，當時的前燕以及草創當中的前秦也不至於十分的強大。而且，守江必守淮是戰略地理學的一種基本常識，棄淮保江是一種欠缺戰略眼光的幼稚想法。

前秦之所以能夠在亂世當中把王國的基業奠定下來，關鍵是當時氐族的當家人有著一股積極向上的精神動力。反觀東晉那些整天只知道吃五石散、到處去游山樂水的士族階層，北伐所需要的勞師動眾已經讓其感到極其的厭煩，怎能期望得到他們的真心擁護呢？

其實東晉當時也不是沒有能夠在亂世當中逐鹿中原的人物，例如桓溫便可托付重任，可就是因為要保持一貫以來門閥政治的平衡局面不被打破，因而只能選派一些並非最合適的人來進行北伐，同時又不能通過利益分配機制的調整來整合和統一調配全國的北伐力量，這才是真正的敗因所在。

如果當時主持北伐的是桓溫，王羲之還會顯得如此的憂心忡忡嗎？

司馬昱和殷浩都沒有聽從王羲之的勸說，因為他們知道此時的前秦也沒有充足的力量來吃掉豫州這一廣大地區，它將豫州之民遷往關中而不是派大軍去豫州鎮守就是證明，而此時留守在許昌的前秦豫州刺史楊群也同樣是兵微將寡。於是，到了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的九月，殷浩再度出兵，他進屯泗口，並派遣河南太守戴施進據石門（河南省滎陽市北），滎陽太守劉遯戍守倉垣（河南省開封市西北）。

繼殷浩出師後，十月，謝尚命令冠軍將軍王浹率軍進攻楊群，並一舉收覆許昌，打通了晉軍北上的道路，楊群被迫退守洛陽西邊的弘農（河南省靈寶縣函谷關關城）。由於謝尚部隊送來了傳國玉璽，並立下了收覆許昌的戰功，朝廷征召其為給事中、賜予車馬，鼓吹，讓其鎮守於石頭城。

此時，東晉朝廷已經遙遙地圈占了豫州大部份地區，在此基礎上，殷浩還在試圖利用前秦大臣之間的矛盾來謀取關中。而遠在涼州的地方割據勢力張重華也在躍躍欲試，準備出兵秦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二月，張重華派遣將軍張弘、宋修二人會合王擢的部隊，步騎共計一萬五千人馬，開始東下討伐前秦。一直駐守在隴東不敢懈怠的前秦丞相苻雄、衛將軍苻菁，提兵阻擊，雙方在龍黎交戰，此戰涼州兵大敗，被斬殺一萬兩千級，涼州將領張弘、宋修均被俘虜，王擢單身匹馬再次逃離秦州，奔回姑藏，戰後，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為秦州刺史，鎮守上邽（甘肅省天水市）。張重華同年五月再次派遣王擢率領二萬部隊，進攻上邽，秦州大部分郡縣紛紛響應，苻願出兵迎戰，卻被王擢擊敗，逃歸了長安。張重華借此機會上書東晉朝廷，請求北伐。於是，褚太後派遣禦史俞歸進封張重華為涼州牧。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在東晉控制的地盤上，有人舉辦了一場風雅千古的文化聚會——蘭亭禊會。話說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的那天，時任會稽內史、大書法家王羲之邀集親屬、部下和好友四十一人（加上他本人為四十二人），於會稽郡山陰縣名叫蘭亭的一個小地方，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雅集活動。後人把這次雅集或稱之為“蘭亭雅集”、“永和雅集”、“蘭亭酒會”、“蘭亭詩會”、“蘭亭禊會”等等。

蘭亭位於山陰縣城西南方向，到這裏，要從古鑒湖中的“山**”上穿過，緊鄰西南部又是“崇山峻嶺”和“茂林修竹”。關於稽山鑒水之美，王羲之嘆之曰：“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顧愷之則讚道：“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王獻之對此亦寫道：“從山**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王羲之為準備雅集，在事先的尋訪過程中，發現蘭亭這地方有較為開闊的河灘或河床，它們由汛期內的洪水沖積而成，或卵石，或砂子，潔凈異常，可坐可臥，在非汛期的三月處期間，只有河中央流淌著清澈的溪水，既便於眾人“列坐”兩側，又便於眾人借助溪水行修禊之禮和流觴之戲。

早在王羲之之前，文人於野外聚會的傳統便已逐步形成。漢魏時期，曹操多次組織鄴下文人之會；魏正始年間，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亦時常於竹林中暢飲閑聊；西晉時期，石崇、蘇紹與潘岳等數十人，一邊為石崇升官外出餞行，一邊為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餞行，在洛陽郊外的“別廬”——金谷澗，舉行了一次盛大聚會，“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遂各賦詩，以敘中懷”，隨後，石崇又作《金谷詩序》以記其盛，這就是著名的“金谷詩會”。出於對前賢野外雅集之舉的仰慕與效仿，王羲之便把這次雅集活動安排在蘭亭了。不僅如此，連雅集當中所作《蘭亭序》，在篇章結構、遣詞造句甚至先樂後悲的情感變化亦大致模擬《金谷詩序》，據《世說新語》所記——“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仿）《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率眾人來到蘭亭之後，第一項活動便是“修禊”。修禊，作為一種民俗活動，可一直溯源至周朝的上巳節。到了三國時，人們把上巳節固定在三月初三那天。到晉朝，上巳節開始流行，成了舉國通行的風俗。老百姓在這天紛紛出門踏青游春，而文人又趁機開起酒會，就稱謂而言，修禊活動舉辦於三月初三上巳日者，叫做“春禊”。如逢閏月，春禊則舉辦兩次。在秋季下巳日舉辦修禊活動就叫“秋禊”，秋禊偶爾也舉辦於重九或其他時間。除春禊和秋禊之外，還有把修禊活動放在夏季舉辦的情形。

修禊活動的地點一般選在比較開闊的臨水之處，以便於人們或“漱清源以滌穢”，或“招魂續魂，秉蘭草，拂不祥”。具體說來就是，修禊的人們到了臨水之處，首先要進行洗濯（包括洗手和濯足），意在通過洗濯的方式把所有汙穢的東西清除幹凈；洗漱過後，由一人把酒潑向水中，再用蘭草或其他香草蘸水灑到身上，借以驅趕身上可能附著的邪氣，而求得來日生活的更加幸福與美滿。不過修禊活動對王羲之所主持的這種級別的活動來說，只是一個“由頭”，而重頭戲則在後面，那就是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禊詞原來只是在水上“秉蘭草，拂不祥”，“洗濯祓除宿垢”。魏明帝於“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湯，宴群臣”（《宋書禮志二》），於是雖有“流觴”，但未言“曲水”。通過“曲水流觴”的方式來進行“飲酒賦詩”，是王羲之的一大創舉。

三月初三修禊那天，王羲之等人按照修禊習俗完成洗濯、潑酒、灑身之後，便紛紛在溪流兩岸排開，席地而坐，由書童或侍女立於上游處把斟上一半酒的觴（一種盛酒的杯子，陶制，淺平，帶兩耳），用撈兜輕輕放入溪流當中，讓其順流而下，此為“流杯池”。根據規則，觴在誰的面前停滯不動，就由身旁的書童或侍女用撈兜輕輕把觴撈起，遞到誰的手中，誰就得痛快地把觴中之酒一飲而盡，此即“禊飲”，禊飲之際，體以樂舞，隨之還要賦詩一首，所賦的詩也就叫做“曲水詩”；若才思不敏，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立即賦出詩來，那他就要被罰飲三觥（或“三鬥”。一觥或一鬥相當現在的半市斤）之酒（酒為紹興所產的低度黃酒）。

這次賦詩，基本上是形式自由的，既沒有主題的限定，也沒有韻腳的限定，稍加限定的只有一點，即四言、五言可各賦一首，也可只賦其中一首。在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的活動中，這幫來頭不小的與會者一邊描寫著眼前美景，一邊傾訴著內心玄想，把這次蘭亭雅集活動推向了高潮。

結果，與會的四十二人中，有十一人各賦詩兩首，十五人各賦詩一首，另外十六人因詩未成而各自被罰酒三觥。賦出的三十七首詩，被後人統稱之為“蘭亭詩”，通過文獻記載都一一流傳下來了。

蘭亭詩創作出來之後，王羲之便安排手下將它們收集起來，編成《蘭亭詩集》，雅集過後，人們又紛紛通過傳抄的方式把它傳播了出去，且有幸流傳後世。有了詩集，王羲之又想到該有兩篇序文，一前一後來對詩作的由來，及本次雅集活動的時間、地點、要旨與目的等加以記述。於是，王羲之一邊邀請與會的文壇領袖孫綽作後序，一邊自己趁著微微酒意，寫下了流傳後世的《蘭亭集序》的散文。

那麽，這次蘭亭雅集到底與當時要求北伐的社會背景有著什麽樣的聯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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