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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適第二天醒來的時候是被曬到臉上的陽光喚醒的，她迷迷蒙蒙的拉過被子把頭蒙起來，然後又被蓋過頭的杯子悶得睡不著，終於還是醒了。
她記得昨晚自己喝完酒被林笙笙送回了酒店，意識停留在看到床的那一秒。
她拉起自己的衣領聞到一股火鍋味，撐起身體就去洗澡，沐浴露和洗發水洗走身上的油膩和酒味，擰幹自己的頭發後將毛巾像抹胸連體裙一樣裹住自己的身體。
裴適就這樣走出衛生間坐在了床上，床的右手邊正對著幾扇大窗，這家酒店大概是附近唯一一棟高樓，視野很好，從窗口一眼往外看去是無垠的藍天白雲和高樓底下縱橫交錯的路口和磚石建築。
裴適以一幢雕塑的姿態坐在床上，頭發和身體上沒擦幹的水珠滴到被子上，她還是一動不動。
終於她伸了一個懶腰，十指張開又緊緊握成拳，關節發出哢噠哢噠的聲音。
這件案子可能就只能到這裏了，裴適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想法。
蘇望生和樊惠，林笙笙和林飛雁，孟錢和他的母親，田慧生和章裕和。
裴適走到這裏大概能推斷出蘇軍被殺害的背景了。
蘇望生和樊惠一直承受著蘇軍的精神暴力和身體暴力，那時是80年代中期，出身農村的樊惠並沒有能力去與家暴的丈夫抗衡，於是這種暴力一直延續到了蘇望生身上。
直到樊惠青年時期的好友田慧生在照顧了多年殘疾丈夫後終於獲得了財富上的自由後，田慧生出於對好友的支持離開了湛江前往從化，並且用了一些手段終於和樊惠一起合力殺死了蘇軍並且埋屍在家裏。
到這裏為止，蘇軍死亡，餘下的故事就與案件無關了。
可是裴適一直都覺得餘下這一切比什麽都重要。
按照樊惠入住療養院的時間參考，自從她殺害了蘇軍以後大約兩年或者三年以後她的精神就開始出問題了，她將從前全部壓制在身體裏的不安全感和憤怒漸漸全部包裹住自己，直到自己再也認不出從前認識的人，直到她以遺忘自己的人生為代價，獲得了“活下去”的機會。
而蘇望生這個一開始被裴適和齊齡都視作參與謀害蘇軍的重要作案嫌疑人，比起她的母親，她的精神世界仿佛覆雜得多。
她的母親和母親的好友以自己的人生為代價，為她開辟出一條可以逃生的通到，同時也為她的未來埋下一顆沒有設定時間的炸彈。
或許一開始，樊惠和田慧生會認為她們中起碼有一個人可以正常看護蘇望生成長直到她成年，甚至直到她結婚生子。可是現在看來，這份計劃在兩三年後遭遇了失敗，從那氧化程度並不一樣的水泥來看，蘇望生承受了她命中註定無法逃避的責任。
她的父親必然會在她餘下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她。
無論生前或是死後，都是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這個女孩或許還是因為母親和另一位女性的犧牲或者了喘息的機會，她終究還是得以過上一段正常的日子，而田慧生給她帶去的錢也幫助她繼續讀完了師範學院。
通常而言，讀書畢業後的蘇望生應該就是最佳可以重新開始人生的時候，她可以做老師，有穩定的收入，去經營自己的人生。
裴適無法否認連她自己也是這樣想的，這是蘇望生重啟人生的最好機會，她怎麽就沒有抓住呢。
只是當裴適回過頭一想，那只是一次畢業而已，學業上的畢業不代表能有一只畫筆將蘇望生前十八年的人生t通通抹掉，那她的人生自然不可能因為一次畢業就翻天覆地。
在那個年代，沒有父母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指導下，剛剛成年的蘇望生就這樣踏進那個高速發展的社會，那可是1996年，生機勃勃又風高浪急的社會，一個小浪就足以讓蘇望生這樣毫無根基的女孩被拍倒在浪上了。
蘇望生或許就是這樣倒在了拍打她的某一個浪上，所以她選擇了離開家鄉，去到湛江。
沒有成為老師，而是站在小學對面的小賣部打零工，她像是要重覆樊惠的一生了，嫁給一個男人，剩下孩子，將人生又在孩子身上重覆一遍。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家庭給蘇望生造成的創傷也給予了她天賦，蘇望生終究以自己的力量幫助了另一對身處絕境的母女，讓她們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轍。
裴適並不相信崔順天對蘇望生的攻擊是一次偶然。蘇望生必定用了某些方法使得這件事順利發生。
然而這些與蘇軍的死亡都並無關系了，再認真研究下去無異是將全部註意力都變成了研究蘇望生的人生軌跡。
這並不是裴適應該做的。
警察的職責是尋找真相，維護正義和公道。
但切忌過分沈迷在某一個案件之中久久不可自拔，這樣是浪費了公權力，也漠視了其他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尋找公義的需求。
想起來，齊齡和自己的上司已經非常容忍自己在這件案件裏過分投入的精力了。
在蘇軍的案件中，裴適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罪案中的正義不僅僅因為受害者存在。也為那些被案件中的受害人影響的人存在。
對蘇望生來說，對樊惠來說，什麽才是正義呢？
她們人生中的正義已經缺席許久了，這份正義是蘇軍和當時的社會欠她們的，遲到的正義並不是正義。
即使裴適再執著也無濟於事了。
至於樊惠殺死丈夫的行為，裴適理解成一種私力救濟。盡管嚴謹意義上的私力救濟需要你已經窮盡各種方法去阻撓施暴者對你的暴行，當你已經沒有別的出路及選擇時，你才可以用自己的極端手段去阻止施暴者繼續施暴的行為。
可是這樣的定義一般只存在在字面，現實世界是不可能有完美契合的情況的。
警察手中的公權力是由普通民眾讓渡了她們自己手中的私力，因為她們相信警察可以代替她們實行正義，可是當警察沒有做到，或是現有的法律體制不能實現正義時。
民眾將不可避免的拾起武器，守衛普通人心中最樸素的正義觀。
裴適的頭發不再滴水，她潦草的將頭發吹幹，換上一套全新的衣服，她已經決定要回去了。
又一個盛夏。
裴適和齊齡踩著臺階一路走上六樓，六樓往上是一條比之前樓道更窄的臺階，走過這條臺階就能通到樓頂。
通往樓頂的鐵門沒有鎖，跨過門檻就能直接到一片寬廣的天臺，天臺用方形的紅磚鋪成，周圍有半人高的混凝土建起圍欄，混凝土上爬滿了鮮活的苔蘚，另一棟樓的樓體就在這個陽臺不到兩根手臂 的距離處。
就是那棟樓正對著這個頂樓天臺的住戶報警，說是對面樓的天臺上放了一個行李箱，放了得有三天了，越來越臭，箱子還流出黑紅黑紅的液體。
接到報警的派出所警察來查看，其中一個有經驗的民警帶好手套和幾層口罩拉開了行李箱的拉鏈，裏面是一具高度腐化的屍體，滿是屍斑和蛆的屍體面容隱約可見那是一個八歲到十歲左右的女孩。
女孩屍體就像蜷縮在子宮的姿勢，靜靜躺著。
這裏是附近有名的已經被劃入拆遷名單的舊村，錯綜覆雜的小路兩旁都是村民自建的三層或兩層的住房。
由於附近就有一處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拉貨的單車和行人交錯擠在出入村口的道路上，這裏的村口主要出入口都已經設置了攝像頭。可是這片村落太大了，由於裏面還有一部分制衣工廠，所以人流量特別大，外來人口也特別多。
排查這棟樓附近的攝像頭，關註拉著行李箱的可疑人口。
對面能看到這個頂樓的三四戶人家都是重點需要協查的對象。
行李箱已經被拉走回去取證，受害人也正在接受屍檢。
齊齡掛掉電話向裴適走過去：“蔣醫打電話過來，說被害人身上有遭受長期虐待的痕跡，還有長期營養不良。”
齊齡的眉頭皺起來。
裴適看著曾經放著那個行李箱的角落，蘇望生和林笙笙飛快的從她的腦海出現又離開。
在那個爬滿了青苔的角落，一株開著黃白色的小花悄悄的，靜謐的生長著。
即使是在艷陽高照的晴天，也需要你看著角落細致觀察才能看到那株小花，裴適蹲下了，攪動身邊的空氣讓那株小花輕輕搖擺起來。
吳希沒來得及長大，蘇望生長大了，林笙笙也長大了。
但世上仍有千千萬萬個正在成長的孩子需要幫助。
裴適心想，我的努力不會白費的，總有人會因為我而有一點點改變。
齊齡和裴適對報警人和附近能看見天臺的住戶錄完證詞後兩人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以找到被害人的地點為中心向四周向四個出村的閘口走去。
這裏實在太老舊了，到處都是亂拉的電線，村裏的路不歸路政處管，所以每條路的寬窄都不一樣。
裴適順著北邊的路走了大概十五分鐘到出口，中間記下來六個監控攝像頭。
她順著路又慢慢走回出發的地方，向西邊的出口一步一步走過去。
西邊的路和北邊的路略有不同，北邊的路人好像少一些，可能是南邊的路通往主要交通要道的緣故。
從北邊望去，前面都是低矮的自建房，而舉目遠眺則是一片高高的商品房。
三十層樓左右的高度，玻璃窗和外面的磚墻營造出這個時代人類居住的新風格。
再過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大概也變成那樣，變得整潔高效，變得易於管理。
一邊數著攝像頭，裴適一邊心想，如果蘇望生還活著，那麽未來幾十年的人生，或許她們會在某個路口擦肩而過才是。
她忽然高興蘇望生是一個不完美的人，而不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
頂樓的陽光再溫暖，行李箱裏的屍體還是太冰冷了些。
太陽往西邊緩緩降落著，陽光將裴適的身影在她身後慢慢拉長。
同樣的陽光還會一天又一天的撒在這片土地上，撒在沒有被修整過的水泥地面，撒在深深打入土地深處的鋼筋上，撒在重新拔地而出在這片土地上迎接住戶的新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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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記得昨晚自己喝完酒被林笙笙送回了酒店，意識停留在看到床的那一秒。
她拉起自己的衣領聞到一股火鍋味，撐起身體就去洗澡，沐浴露和洗發水洗走身上的油膩和酒味，擰幹自己的頭發後將毛巾像抹胸連體裙一樣裹住自己的身體。
裴適就這樣走出衛生間坐在了床上，床的右手邊正對著幾扇大窗，這家酒店大概是附近唯一一棟高樓，視野很好，從窗口一眼往外看去是無垠的藍天白雲和高樓底下縱橫交錯的路口和磚石建築。
裴適以一幢雕塑的姿態坐在床上，頭發和身體上沒擦幹的水珠滴到被子上，她還是一動不動。
終於她伸了一個懶腰，十指張開又緊緊握成拳，關節發出哢噠哢噠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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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適走到這裏大概能推斷出蘇軍被殺害的背景了。
蘇望生和樊惠一直承受著蘇軍的精神暴力和身體暴力，那時是80年代中期，出身農村的樊惠並沒有能力去與家暴的丈夫抗衡，於是這種暴力一直延續到了蘇望生身上。
直到樊惠青年時期的好友田慧生在照顧了多年殘疾丈夫後終於獲得了財富上的自由後，田慧生出於對好友的支持離開了湛江前往從化，並且用了一些手段終於和樊惠一起合力殺死了蘇軍並且埋屍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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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裴適一直都覺得餘下這一切比什麽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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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蘇望生這個一開始被裴適和齊齡都視作參與謀害蘇軍的重要作案嫌疑人，比起她的母親，她的精神世界仿佛覆雜得多。
她的母親和母親的好友以自己的人生為代價，為她開辟出一條可以逃生的通到，同時也為她的未來埋下一顆沒有設定時間的炸彈。
或許一開始，樊惠和田慧生會認為她們中起碼有一個人可以正常看護蘇望生成長直到她成年，甚至直到她結婚生子。可是現在看來，這份計劃在兩三年後遭遇了失敗，從那氧化程度並不一樣的水泥來看，蘇望生承受了她命中註定無法逃避的責任。
她的父親必然會在她餘下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她。
無論生前或是死後，都是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這個女孩或許還是因為母親和另一位女性的犧牲或者了喘息的機會，她終究還是得以過上一段正常的日子，而田慧生給她帶去的錢也幫助她繼續讀完了師範學院。
通常而言，讀書畢業後的蘇望生應該就是最佳可以重新開始人生的時候，她可以做老師，有穩定的收入，去經營自己的人生。
裴適無法否認連她自己也是這樣想的，這是蘇望生重啟人生的最好機會，她怎麽就沒有抓住呢。
只是當裴適回過頭一想，那只是一次畢業而已，學業上的畢業不代表能有一只畫筆將蘇望生前十八年的人生t通通抹掉，那她的人生自然不可能因為一次畢業就翻天覆地。
在那個年代，沒有父母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指導下，剛剛成年的蘇望生就這樣踏進那個高速發展的社會，那可是1996年，生機勃勃又風高浪急的社會，一個小浪就足以讓蘇望生這樣毫無根基的女孩被拍倒在浪上了。
蘇望生或許就是這樣倒在了拍打她的某一個浪上，所以她選擇了離開家鄉，去到湛江。
沒有成為老師，而是站在小學對面的小賣部打零工，她像是要重覆樊惠的一生了，嫁給一個男人，剩下孩子，將人生又在孩子身上重覆一遍。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家庭給蘇望生造成的創傷也給予了她天賦，蘇望生終究以自己的力量幫助了另一對身處絕境的母女，讓她們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轍。
裴適並不相信崔順天對蘇望生的攻擊是一次偶然。蘇望生必定用了某些方法使得這件事順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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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裴適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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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來，齊齡和自己的上司已經非常容忍自己在這件案件裏過分投入的精力了。
在蘇軍的案件中，裴適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罪案中的正義不僅僅因為受害者存在。也為那些被案件中的受害人影響的人存在。
對蘇望生來說，對樊惠來說，什麽才是正義呢？
她們人生中的正義已經缺席許久了，這份正義是蘇軍和當時的社會欠她們的，遲到的正義並不是正義。
即使裴適再執著也無濟於事了。
至於樊惠殺死丈夫的行為，裴適理解成一種私力救濟。盡管嚴謹意義上的私力救濟需要你已經窮盡各種方法去阻撓施暴者對你的暴行，當你已經沒有別的出路及選擇時，你才可以用自己的極端手段去阻止施暴者繼續施暴的行為。
可是這樣的定義一般只存在在字面，現實世界是不可能有完美契合的情況的。
警察手中的公權力是由普通民眾讓渡了她們自己手中的私力，因為她們相信警察可以代替她們實行正義，可是當警察沒有做到，或是現有的法律體制不能實現正義時。
民眾將不可避免的拾起武器，守衛普通人心中最樸素的正義觀。
裴適的頭發不再滴水，她潦草的將頭發吹幹，換上一套全新的衣服，她已經決定要回去了。
又一個盛夏。
裴適和齊齡踩著臺階一路走上六樓，六樓往上是一條比之前樓道更窄的臺階，走過這條臺階就能通到樓頂。
通往樓頂的鐵門沒有鎖，跨過門檻就能直接到一片寬廣的天臺，天臺用方形的紅磚鋪成，周圍有半人高的混凝土建起圍欄，混凝土上爬滿了鮮活的苔蘚，另一棟樓的樓體就在這個陽臺不到兩根手臂 的距離處。
就是那棟樓正對著這個頂樓天臺的住戶報警，說是對面樓的天臺上放了一個行李箱，放了得有三天了，越來越臭，箱子還流出黑紅黑紅的液體。
接到報警的派出所警察來查看，其中一個有經驗的民警帶好手套和幾層口罩拉開了行李箱的拉鏈，裏面是一具高度腐化的屍體，滿是屍斑和蛆的屍體面容隱約可見那是一個八歲到十歲左右的女孩。
女孩屍體就像蜷縮在子宮的姿勢，靜靜躺著。
這裏是附近有名的已經被劃入拆遷名單的舊村，錯綜覆雜的小路兩旁都是村民自建的三層或兩層的住房。
由於附近就有一處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拉貨的單車和行人交錯擠在出入村口的道路上，這裏的村口主要出入口都已經設置了攝像頭。可是這片村落太大了，由於裏面還有一部分制衣工廠，所以人流量特別大，外來人口也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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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能看到這個頂樓的三四戶人家都是重點需要協查的對象。
行李箱已經被拉走回去取證，受害人也正在接受屍檢。
齊齡掛掉電話向裴適走過去：“蔣醫打電話過來，說被害人身上有遭受長期虐待的痕跡，還有長期營養不良。”
齊齡的眉頭皺起來。
裴適看著曾經放著那個行李箱的角落，蘇望生和林笙笙飛快的從她的腦海出現又離開。
在那個爬滿了青苔的角落，一株開著黃白色的小花悄悄的，靜謐的生長著。
即使是在艷陽高照的晴天，也需要你看著角落細致觀察才能看到那株小花，裴適蹲下了，攪動身邊的空氣讓那株小花輕輕搖擺起來。
吳希沒來得及長大，蘇望生長大了，林笙笙也長大了。
但世上仍有千千萬萬個正在成長的孩子需要幫助。
裴適心想，我的努力不會白費的，總有人會因為我而有一點點改變。
齊齡和裴適對報警人和附近能看見天臺的住戶錄完證詞後兩人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以找到被害人的地點為中心向四周向四個出村的閘口走去。
這裏實在太老舊了，到處都是亂拉的電線，村裏的路不歸路政處管，所以每條路的寬窄都不一樣。
裴適順著北邊的路走了大概十五分鐘到出口，中間記下來六個監控攝像頭。
她順著路又慢慢走回出發的地方，向西邊的出口一步一步走過去。
西邊的路和北邊的路略有不同，北邊的路人好像少一些，可能是南邊的路通往主要交通要道的緣故。
從北邊望去，前面都是低矮的自建房，而舉目遠眺則是一片高高的商品房。
三十層樓左右的高度，玻璃窗和外面的磚墻營造出這個時代人類居住的新風格。
再過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大概也變成那樣，變得整潔高效，變得易於管理。
一邊數著攝像頭，裴適一邊心想，如果蘇望生還活著，那麽未來幾十年的人生，或許她們會在某個路口擦肩而過才是。
她忽然高興蘇望生是一個不完美的人，而不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
頂樓的陽光再溫暖，行李箱裏的屍體還是太冰冷了些。
太陽往西邊緩緩降落著，陽光將裴適的身影在她身後慢慢拉長。
同樣的陽光還會一天又一天的撒在這片土地上，撒在沒有被修整過的水泥地面，撒在深深打入土地深處的鋼筋上，撒在重新拔地而出在這片土地上迎接住戶的新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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