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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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下第一檔案庫
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定了存檔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制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檔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臺的規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後一級一級匯總，裏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後布政司把轄區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於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後，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後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征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可沒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並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竈、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麽多本檔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範欽，在家裏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麽？
可是賬不能這麽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檔不會銷毀，新檔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麽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於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閑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檔案都是紙本，這麽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嚙、水浸潮漚，對檔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於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麽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後湖的水域。
此時的後湖，周長大約有四十裏，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後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後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裏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裏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閑雜人等接近，也有利於防火。而且後湖周回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關鍵是，這裏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檔，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後湖之廣，周遭四十裏，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
這麽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臺城的城墻，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系，隨後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墻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墻，完全斷開了後湖西岸。
緊接著，他從後湖東北角的湖坡開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個土堆，立起一塊界石，沿湖北、湖西邊緣，正好繞湖半圈到神策門為止，全長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經過這麽一番折騰，後湖的自然風光算是完蛋了。本來玄武景致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連綿之勢。如今東邊、南邊的山勢被墻、堤阻隔，北邊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慘的是，秦淮河本來是後湖與長江貫通的通道，施工方幹脆裝了兩個閘門，把水也給斷了。
文人墨客，大概會感慨此舉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歡虛頭巴腦，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後湖被這麽嘁裏哢嚓一通整頓，從一個皇家園林變成了軍事禁區。
除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還搞了一次拆遷。其時在後湖內外，還住著許多居民，多以打魚、采菱、濕地種植為生。現在這裏要劃為禁區，居民們自然也得遷走。
說到拆遷，引出一個當地的民間故事，值得說一說。
話說後湖居民聽說洪武爺要拆遷，都非常驚恐，集體推舉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書勸阻。毛老人知道硬頂不行，就找了個理由，說湖島上的老鼠特別多，在這裏存放黃冊，很快就會被啃光。朱元璋聽了以後，說請你來當黃冊庫的總管吧，你姓毛，與貓諧音，一定鎮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絕了。朱元璋大怒，把他關在牢裏。沒想到毛老人頗有氣節，居然絕食而死。朱元璋內心覺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廟，封他為湖神。
清代有個叫陳作霖的人，在《炳燭裏談》裏記了一個更驚悚的版本：“後湖在明時為黃冊庫，黃冊每苦鼠嚙。一日，太祖至湖，見一鄉老，問之曰：‘鼠患何以除？’對曰：‘惟貓可以制之。’問其姓，則‘毛’也。太祖以‘毛’‘貓’同音，遂生埋之，而為立廟於湖中，謂之毛老人廟。相傳之說，似非無據，今乃祀之為湖神矣。”
好家夥，為了鎮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給直接活埋了。
當然，民間傳說最喜歡玩諧音梗，諧音越多，離真實越遠。這些故事，附會居多，不過毛老人廟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廟前挖出一副銅鉤，據說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銅鉤井以為紀念，至今仍在。
關於毛老人的故事，還有第三個版本，出自明代《後湖志》的《神祠記》。
朱元璋之所以把黃冊庫修在後湖之上，是因為這裏四周環水，可以避火避人。但這樣就有另外一個麻煩，就是水面潮氣太重，長期高溫高濕，這些黃冊特別容易腐爛蛀蝕。
當時在京城裏住著一個老頭，姓茅。茅老頭給朱元璋出了一個主意，說你把黃冊庫修成東西向的，這樣朝陽一出，先曬東邊，夕陽一落，再曬西邊。每天這麽曝曬一遍，就能保證紙張幹燥無蟲了。
朱元璋聽了大喜，然後“作窖築其人於中”。
怎麽又給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還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臺以為墓丘附祠，旁邊修起神廟，尊其為湖神。
洪武爺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於這麽神經病吧！
別說後世之人不信，就連《神祠記》作者本人趙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間負責黃冊庫管理的官員，很有探索精神，決定親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廟的附祠年久失修，幾乎坍塌，趙官趁修葺的機會，把下面的方臺扒開一看——別說茅老人的骸骨了，連毛都沒一根。
趙官經過一番考證，得出結論：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廟，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臺，以祭五方神明。這個土臺子，不過是當年的祭神遺址罷了。後人無知，當成墓臺，又附會出奇怪的傳說。
那麽這個毛老人，到底從哪裏來的呢？
嘉靖年間有個叫李默的吏部尚書，他曾經寫過一本《孤樹裒談》，裏面談到了毛老人的第四個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個版本。
大家是否還記得，朱元璋為了制衡裏甲，規定每一裏要設一位老人，有權裁決裏內爭端。老人有一個特權，可以越級上訪，直抵京城。
其實這些老人，還有一項福利。
當時朱元璋規定所有的官員，每三年就要來京城朝覲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員的車馬一並上京面聖。
洪武十四年那次覲見，朱元璋正在為後湖潮濕的事情發愁，就隨口問道：“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當東西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這個建議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納。沒有活埋，也沒有建廟，甚至沒說姓毛。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當初確實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築分東西向的建議，但和湖神廟一點關系也沒有。後人不懂廟祠禮制，把方臺當成墳包，湖神與老人合二為一，結果演變成了一個暴君活埋老頭的故事。
至於姓毛，不過是因為島上鼠患太厲害，需要貓神鎮之。久而久之，“貓”“毛”諧音，湖神老人也就傳成毛老人了。
傳說真偽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歷史上真正的黃冊庫，出於防潮防蟲的考慮，確實是大多按東西朝向修建，前後有大窗通風。這樣可以保證足夠的光照時間來除濕、除蟲。偶爾也有朝南北，這取決於庫房修在什麽方位。
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黃冊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堆放在庫房裏就完了，設計者為它們打造了特別的設施。
黃冊庫裏一排一排擺放黃冊的木架子，叫作架閣。架閣是一種四面敞開的架子，分層分格，文件分門別類地擱在上頭，一目了然，便於查找。
後湖的黃冊庫裏，每庫裏有四個大架閣。每個架閣分成三層，分為數格，用來收貯檔案。架閣特有的敞開結構，可以讓所有藏冊都有機會接觸陽光。在架閣上頭，還有一個斜板蓋，萬一屋頂漏雨，就能順著這個板蓋引至地下，避免弄濕文件。
黃冊庫的設計者很細心，要求這些架閣必須使用木頭，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個大橫板，得數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時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無法承重。
要知道，黃冊是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頁數又特別多，算下來平均每冊得四五斤。十幾冊甚至幾十冊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撐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當然，這些黃冊不能光靠這點窗戶的陽光。管理人員還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間把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晾曬。三月不能晾曬，因為天氣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風大，對紙張也有傷害。
在晾曬期間，只要天氣足夠好，一次要曬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庫。
本來這種晾曬工作，要打造專門的木制曬架。後來官府覺得木制太容易壞，損耗驚人，便改變了做法。他們在每間庫房門口，都用磚頭砌了十個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長三磚，寬兩磚，彼此相隔七尺。然後在磚墩之間，架起四根長七尺的鐵棍，黃冊就掛在這些晾衣竿上晾曬。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陽光對紙張保存的傷害也夠大的。不過以當時的條件，能做到這麽細致已經算是盡力了。
除了防潮，黃冊庫對於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黃冊庫內，嚴禁動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許點燈，冬季亦不許生爐取暖。庫房裏的地面都要鋪設沙子，上覆木板。這樣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連管理人員的廚房，都要隔開庫房一裏開外。
這是洪武、永樂年間的格局。後來到了正德年間，梁洲增設的庫房越來越多了，距離廚房越來越近，主官索性把廚房給移到環洲上去了。每次人員吃飯，都必須從梁洲跑到環洲。這樣做很不方便，但上頭對此絕不通融，甚至還特意立了一塊牌子：“敢有將火過橋者，治以重罪。”
黃冊庫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這麽多紙堆在一處，整整兩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災都沒有。
硬件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個軟件問題。
這些檔案實在太多了，又來自五湖四海，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後檢索。
後湖黃冊庫的庫房，是以東、西、南、北、前、後為名。具體到庫房內的架閣，則以“千文架閣法”做編號。
這是宋仁宗時發明的檢索編號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千字文》為批，歲月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裏的一千個字絕無重覆，特別適合編碼。咱們現在常說的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二號，其實就是這種檢索法的產物。
不過具體到黃冊本身，動輒幾萬冊，千字文系統顯然就不堪敷用了。
黃冊庫的辦法是，先把同一期攢造的黃冊放在一起，然後再按直隸布政司、府、州、縣、裏坊廂、都、圖等一路細分。還要用一長條白紙寫明所屬，夾在黃冊之間。
這種分類，是為了方便地方查詢。後湖庫存的黃冊大部分是裏冊，屬於最權威的原始資料，一旦地方上有什麽糾紛，就會來這裏調閱舊卷，平息訴訟。這是後湖黃冊庫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說前文曾經提及的那位休寧縣的平民王敘——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檔案，他該怎麽做呢？
第一期攢造黃冊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攢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雲：“天地玄黃。”所以王敘要先找“地”字號架閣。
他拿著一張對照表，發現“地”字號架閣是在梁洲前五號庫裏。他打開庫房，走到“地”字號架閣，會看到一摞摞黃冊整齊地排列在木架格子裏，外頭貼著索引條。王敘找了一圈，看到“直隸徽州府”字樣，趕緊走過去，從這一摞黃冊裏翻出標明“休寧縣”的幾本冊子，再找到裏仁鄉呈遞的分冊，翻開裏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圖，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戶籍情況了。
後湖黃冊庫的落成年代不詳，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間。也就是說，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攢造黃冊，就開始責令工部籌備庫房建設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黃冊並魚鱗圖冊要“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可見其已正式投入運營。
黃冊庫最初的規模並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間庫房。其中九間庫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檔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閣；洪武二十四年則用了庫房二十五間、架閣一百座。
從此，隨著每十年大造黃冊，後湖黃冊庫一直在擴建。
到了永樂帝，大明把都城遷到了北京。本來永樂應該把後湖檔案也遷過去，可是北京周邊找不出像玄武湖這麽天造地設的湖泊——有也沒用，冬天湖面一上凍，任何人都能闖進去。後湖黃冊庫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戶部代管。
這麽決定的另外一層考慮是，江南是天下稅賦重地，幹系重大，黃冊庫設在這裏，能更好地為其服務。
於是從永樂開始，每期黃冊造完，除了總冊需要進呈北京之外，其他裏冊仍舊存放在這裏，一直持續到明末。
從洪武十四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這裏的庫房數量擴張到了七百八十七間，架閣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黃冊數量，接近兩百萬冊。無怪乎時人評價：“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
如此規模的檔案庫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還得配備管理團隊。
在洪武年間，黃冊庫的最高長官是由戶部侍郎代理。那會兒官員人手不夠，個個身兼數職。後來到了宣德年間，才專門增設了一個戶科給事中的崗位，專管後湖冊籍事。
這個安排，其中頗有奧妙。
明代的官職裏，有一個“六科給事中”，分別負責監察禮、吏、戶、工、刑、兵六部，相當於現在中央各部委的紀委。這個紀委是獨立運作，不歸部委管轄，直接向皇帝負責。他們和都察院禦史一樣，同屬言官序列。
“六科給事中”的最高長官是都給事中，正七品，其他給事中都是從七品。品位不高，可權柄與威懾力卻不低。像是廷推、廷議之類的高級官員會議，這些七品小官，同樣有權參加。
區區一個檔案庫，長官居然是戶科給事中，可以說是高配了。
不過再細一琢磨，這並不算啥高配。
因為這個戶科給事中，前頭還有倆字：南京。
靖難之後，永樂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大明擁有兩套中樞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職配置完全一樣。不過可以想象，南京的這套班子，除了戶部有點權力，可以統籌江南賦稅之外，其他多半是有銜無差的閑職。一個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負責後湖黃冊庫，只能算是名義上給足了面子。
除了給事中之外，管理後湖的還有一位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這個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戶部一共有十三個清吏司，負責各個地區的具體事務。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廣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萬不要被名字迷惑，誤導性太大。
其實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區事務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叫“帶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負責京城七衛和神機營的俸祿、糧餉；福建清吏司，要帶管順天府、北直隸等地事務；廣西清吏司，要帶管太常寺、光祿寺、太倉銀庫、馬房倉、各象房、牛房倉，京府各草場等官衙的俸祿發放。
可以看到，廣西清吏司的帶管業務，和倉儲密切相關。從該司調派主事一人來監管黃冊庫，也算專業對口。雖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級別比戶科給事中高，地位卻不如彼。
他們兩位，一位是監督戶部辦事的，一位是戶部辦事的，職務上彼此牽制。一個品低地位高，一個品高地位低，位階上互為制衡。
除去這兩人之外，黃冊庫管理層的第三順位，叫守備太監，司掌關鑰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備太監負責——也算是大明獨有的特色吧。
這套不分軒輊的配置陣容，倒也符合檔案庫這種特別重要的冷衙門定位。
除卻這幾位大員之外，還有五十名監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負責日常晾曬黃冊。匠役從應天府所屬的兩個縣裏征招，要求還不低。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則晾曬完黃冊之後，都沒法正確放回去。
除此之外，還有京城東、北二城兵馬指揮司和沈陽左衛牧馬千戶所，三個軍事單位各出一批歇操衛兵，晝夜沿湖巡視，驅趕閑雜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設一哨，嚴加防範。
戶部十三司還輪流調撥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邏。可謂是戒備森嚴。
後湖與四面陸地隔絕，沒有橋梁通行，因此黃冊庫還配屬了三十七個船夫和十二條官船，負責與岸上的往來聯絡。但這些船可不是隨叫隨走的，平時都停泊在太平門外，用鐵索串鎖在碼頭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謂之“過湖”。
過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島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門外的湖口檢閱廳，主事官員仔細查驗其身份、憑信文書。無誤後，由掌握鑰匙的內監打開鐵索，帶隊上船。當日濟渡任務結束後，內監還得把船重新鎖上，加上封條。
就算過湖上了洲陸，黃冊庫也不能輕開。負責人得先從主事官員那兒領取文書，再到守備太監那兒領取鑰匙，結束之後，要把鑰匙原樣交回。
當時有兩句詩：“四面環巡照大禁，中洲守護絕通衢。”詩一般，但描述的禁絕情景半點不假。
明代關於“過湖開庫”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間，曾經有一位監生，從守備太監那兒拿了鑰匙去開門，然後有事回家，就把鑰匙也帶回去了。他媳婦一看鑰匙上綴著的黃色絨繩太舊，給換了一根新繩。等監生把鑰匙交還守備太監，太監一看大驚，說這鑰匙繩是馬娘娘親自搓的，你擅自換走，要倒大黴。嚇得監生連滾帶爬回家，還好媳婦沒來得及把舊繩子扔掉，趕緊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場大禍。
這故事有點傳奇色彩，尤其是馬娘娘親自搓繩這個細節，很有民間想象的風格。不過它至少證明，後湖管束之嚴，連老百姓們都很清楚。
接下來這個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過湖鬥爭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個叫郭鏞的太監，奉命去兩廣公幹。他路過南京時，突發奇想，硬是逼著內監把船鎖打開，帶著二十多個隨從登上梁洲，在黃冊庫逛了足足半天，過午才走。
這事驚動了南京的禦史們，他們以監察禦史孫纮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書天子彈劾郭鏞“擅游禁地”，強調說黃冊庫是國家機密所在，雖然這人並未造成什麽損害，但萬一開了這個先例，以後人人都可以進入，貽害無窮，所謂“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
冊籍之重，茲事體大。皇帝很不高興，把郭鏞申斥了一通，順手奪了他的兩廣差使。
這起糾紛，引起了宦官們很大的不滿，認為南京禦史小題大做，故意讓他們難看，暗搓搓地伺機報覆。到了弘治三年，司禮監有個叫何穆的太監，前往後湖巡視。這次他奉了聖旨，黃冊庫官員乖乖地請他過湖勘驗。
何穆巡視了一圈，眼皮也不擡，開口批評說後湖的關防太過松懈。官員趕緊請教說怎麽改進，何穆也不客氣，提了四點要求。
第一點，太平門旁邊的石閘，要標定一個刻度。平日湖內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決定，過則開，不過則不開。
第二點，湖邊每百步設置石碑一通，寫明“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第三點，於神策門外東城腳下湖邊，修起一道界墻並柵欄，切斷人畜往來，防止百姓窺伺冊庫。
第四點，過湖船只，要嚴加管理，鐵鎖連串，鋪門封鎖。何穆這四點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議，並無不妥，可黃冊庫官員一聽，就知道裏面暗藏殺機。
先看第一條。
後湖的體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穩定，所以洪武年間在太平門和太平堤設置了石閘、石洞，澇時開閘洩洪，旱時閉閘蓄水，以保證黃冊庫的安全。
這個石閘年久失修，不怎麽好用，導致後湖的水量時高時低，湖域時大時小。周圍的老百姓們要麽在附近偷偷引水種田，要麽偷偷捕魚、樵采、放牧，讓官府很是頭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閘，確實是個好建議。
問題是，這件事，南京的禦史們早已經在張羅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監察禦史，叫繆樗——正好是孫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範圍，著手準備修理石閘，並上書天子建議整頓後湖保衛工作。這封奏章，在司禮監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雖在宮中，眼光卻很毒辣，一眼就發現了繆樗的疏漏。繆樗只勘察了後湖的現狀邊界，卻忘了考慮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會變化。
萬一湖水漲多了，水面撲過原定邊界，老百姓蹭過去占便宜，你罰還是不罰？
何穆建議把石閘設置刻度，實際上就是將水位量化，以刻度為準來控制後湖的邊界。再配合界碑、界墻、柵欄、船鎖等設置，可以更好地把閑雜人等排斥在外。
建議很好。可建議越好，就越打監察禦史的臉。虧你們還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這麽大疏漏，還不如一個從北京過去的太監。
何穆在給弘治的奏章裏，直接點了繆樗的名，說他勘察不利，還特意加了一句：“猶恐日後軍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種湖田，囑托勢逼該管人員，將前閘不時啟閉，走洩湖水，覆有前弊。”
這麽前後一關聯，用心太深了，顯得好像這些弊端手段，全是繆樗等禦史縱容出來的。
何穆的報覆還沒完。
仔細看他建議的第二條：“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除了“民”，還有個“官”。
這個“官”字，有極強的針對性。
當時有個南京守備太監叫蔣琮，因為長江蘆場的利益問題，跟南京禦史們打得不可開交。蔣琮為了尋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陳祖生控訴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黃冊庫是個冷衙門，沒什麽錢，管理人員經常趁職務之便偷偷打點柴薪、撈點鮮魚。盧錦、方向作為黃冊庫的上級主管，派佃戶在裸露的湖灘上種了幾塊地，從中占點小便宜。沒想到這事被蔣琮給掀出來了，導致兩人都被下獄。
郭鏞路過南京時，之所以想去後湖，就是想起了這件案子，想親眼見識一下。沒想到，同仇敵愾的禦史們立刻抓住這個痛腳，狠狠地報覆了回去。
何穆這次到南京來，也是因為郭鏞回去哭訴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軟，這才派他來查實。
現在禦史們已經被何穆得灰頭土臉，黃冊庫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何穆上奏疏表示，後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禮監都派專門的漁船來湖內捕魚，好供給官員用度。但是原來打魚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著官船捕魚的當兒混進來，存在隱患。從今以後，要限定捕魚的日子，對船只嚴格檢查，漁網只允許用五天，其餘時間全部收走。
存在隱患只是托詞，其實是為了整黃冊庫的人。他們平時沒什麽好處，只有每年趁這機會網幾船魚，改善一下生活。這一下，全沒了。
還有，何穆指出，現在湖內五洲之上的蘆葦太多，是個火災隱患。可這裏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內，因此責令管庫官員並雜役、匠役等人，把這些蘆葦都砍去充當柴薪。他還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積聚過多……就行會官估價，變賣銀兩，送應天府官庫收貯，以備修理本庫等項支銷。”
聽起來冠冕堂皇，毫無破綻。但仔細一琢磨，後湖黃冊庫管人員額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賺到的錢卻只能充公用。這根本就是變相把一部分辦公支出，轉嫁到庫管人員個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不用額外付費的先進管理手段，讓底下人有苦也說不出來。
何穆把這些“合理化”建議，整理成奏疏上報天子，很快就得到批準，令南京禦史們士氣大挫。經此一役，蔣琮那邊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後有十名禦史下獄，而蔣琮本人毫發無傷，宦官一方在兩個戰場均大獲全勝。
至於躺著也中槍的後湖黃冊庫，只能哭著進行整改，讓後湖禁制變得更加嚴苛。有人寫了首詩諷喻此事：“瀛洲咫尺與去齊，島嶼淩空望欲迷。為貯版圖人罕到，只餘樓閣夕陽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點不錯。到了萬歷年間，有位吏部左侍郎顧起元路過南京，不得其門而入，不由得感嘆說：“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過於鐘山與後湖，今為皇陵冊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
連吏部左侍郎都不讓靠近，可想而知黃冊庫平時人跡罕至到什麽程度了。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後湖這裏才會變得特別熱鬧。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這一年，全國各地都會重新攢造黃冊，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黃冊入庫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現場得由給事中一人、禦史兩人外加主事四人親自坐鎮查驗，還有一千兩百名來自國子監的學生嚴陣以待。
國子監一般的編制是一千五百人。這一下子去了一千兩百人，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麽要這麽多人？這是要打仗嗎？
還真差不多。
這些國子監的天之驕子，將要跟全國的地方官吏百姓，展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惡戰。
要講明白這個問題，咱們還得從黃冊的攢造過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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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定了存檔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制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檔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臺的規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後一級一級匯總，裏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後布政司把轄區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於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後，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後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征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可沒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並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竈、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麽多本檔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範欽，在家裏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麽？
可是賬不能這麽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檔不會銷毀，新檔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麽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於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閑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檔案都是紙本，這麽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嚙、水浸潮漚，對檔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於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麽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後湖的水域。
此時的後湖，周長大約有四十裏，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後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後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裏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裏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閑雜人等接近，也有利於防火。而且後湖周回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關鍵是，這裏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檔，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後湖之廣，周遭四十裏，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
這麽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臺城的城墻，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系，隨後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墻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墻，完全斷開了後湖西岸。
緊接著，他從後湖東北角的湖坡開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個土堆，立起一塊界石，沿湖北、湖西邊緣，正好繞湖半圈到神策門為止，全長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經過這麽一番折騰，後湖的自然風光算是完蛋了。本來玄武景致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連綿之勢。如今東邊、南邊的山勢被墻、堤阻隔，北邊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慘的是，秦淮河本來是後湖與長江貫通的通道，施工方幹脆裝了兩個閘門，把水也給斷了。
文人墨客，大概會感慨此舉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歡虛頭巴腦，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後湖被這麽嘁裏哢嚓一通整頓，從一個皇家園林變成了軍事禁區。
除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還搞了一次拆遷。其時在後湖內外，還住著許多居民，多以打魚、采菱、濕地種植為生。現在這裏要劃為禁區，居民們自然也得遷走。
說到拆遷，引出一個當地的民間故事，值得說一說。
話說後湖居民聽說洪武爺要拆遷，都非常驚恐，集體推舉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書勸阻。毛老人知道硬頂不行，就找了個理由，說湖島上的老鼠特別多，在這裏存放黃冊，很快就會被啃光。朱元璋聽了以後，說請你來當黃冊庫的總管吧，你姓毛，與貓諧音，一定鎮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絕了。朱元璋大怒，把他關在牢裏。沒想到毛老人頗有氣節，居然絕食而死。朱元璋內心覺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廟，封他為湖神。
清代有個叫陳作霖的人，在《炳燭裏談》裏記了一個更驚悚的版本：“後湖在明時為黃冊庫，黃冊每苦鼠嚙。一日，太祖至湖，見一鄉老，問之曰：‘鼠患何以除？’對曰：‘惟貓可以制之。’問其姓，則‘毛’也。太祖以‘毛’‘貓’同音，遂生埋之，而為立廟於湖中，謂之毛老人廟。相傳之說，似非無據，今乃祀之為湖神矣。”
好家夥，為了鎮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給直接活埋了。
當然，民間傳說最喜歡玩諧音梗，諧音越多，離真實越遠。這些故事，附會居多，不過毛老人廟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廟前挖出一副銅鉤，據說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銅鉤井以為紀念，至今仍在。
關於毛老人的故事，還有第三個版本，出自明代《後湖志》的《神祠記》。
朱元璋之所以把黃冊庫修在後湖之上，是因為這裏四周環水，可以避火避人。但這樣就有另外一個麻煩，就是水面潮氣太重，長期高溫高濕，這些黃冊特別容易腐爛蛀蝕。
當時在京城裏住著一個老頭，姓茅。茅老頭給朱元璋出了一個主意，說你把黃冊庫修成東西向的，這樣朝陽一出，先曬東邊，夕陽一落，再曬西邊。每天這麽曝曬一遍，就能保證紙張幹燥無蟲了。
朱元璋聽了大喜，然後“作窖築其人於中”。
怎麽又給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還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臺以為墓丘附祠，旁邊修起神廟，尊其為湖神。
洪武爺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於這麽神經病吧！
別說後世之人不信，就連《神祠記》作者本人趙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間負責黃冊庫管理的官員，很有探索精神，決定親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廟的附祠年久失修，幾乎坍塌，趙官趁修葺的機會，把下面的方臺扒開一看——別說茅老人的骸骨了，連毛都沒一根。
趙官經過一番考證，得出結論：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廟，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臺，以祭五方神明。這個土臺子，不過是當年的祭神遺址罷了。後人無知，當成墓臺，又附會出奇怪的傳說。
那麽這個毛老人，到底從哪裏來的呢？
嘉靖年間有個叫李默的吏部尚書，他曾經寫過一本《孤樹裒談》，裏面談到了毛老人的第四個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個版本。
大家是否還記得，朱元璋為了制衡裏甲，規定每一裏要設一位老人，有權裁決裏內爭端。老人有一個特權，可以越級上訪，直抵京城。
其實這些老人，還有一項福利。
當時朱元璋規定所有的官員，每三年就要來京城朝覲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員的車馬一並上京面聖。
洪武十四年那次覲見，朱元璋正在為後湖潮濕的事情發愁，就隨口問道：“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當東西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這個建議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納。沒有活埋，也沒有建廟，甚至沒說姓毛。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當初確實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築分東西向的建議，但和湖神廟一點關系也沒有。後人不懂廟祠禮制，把方臺當成墳包，湖神與老人合二為一，結果演變成了一個暴君活埋老頭的故事。
至於姓毛，不過是因為島上鼠患太厲害，需要貓神鎮之。久而久之，“貓”“毛”諧音，湖神老人也就傳成毛老人了。
傳說真偽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歷史上真正的黃冊庫，出於防潮防蟲的考慮，確實是大多按東西朝向修建，前後有大窗通風。這樣可以保證足夠的光照時間來除濕、除蟲。偶爾也有朝南北，這取決於庫房修在什麽方位。
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黃冊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堆放在庫房裏就完了，設計者為它們打造了特別的設施。
黃冊庫裏一排一排擺放黃冊的木架子，叫作架閣。架閣是一種四面敞開的架子，分層分格，文件分門別類地擱在上頭，一目了然，便於查找。
後湖的黃冊庫裏，每庫裏有四個大架閣。每個架閣分成三層，分為數格，用來收貯檔案。架閣特有的敞開結構，可以讓所有藏冊都有機會接觸陽光。在架閣上頭，還有一個斜板蓋，萬一屋頂漏雨，就能順著這個板蓋引至地下，避免弄濕文件。
黃冊庫的設計者很細心，要求這些架閣必須使用木頭，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個大橫板，得數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時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無法承重。
要知道，黃冊是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頁數又特別多，算下來平均每冊得四五斤。十幾冊甚至幾十冊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撐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當然，這些黃冊不能光靠這點窗戶的陽光。管理人員還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間把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晾曬。三月不能晾曬，因為天氣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風大，對紙張也有傷害。
在晾曬期間，只要天氣足夠好，一次要曬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庫。
本來這種晾曬工作，要打造專門的木制曬架。後來官府覺得木制太容易壞，損耗驚人，便改變了做法。他們在每間庫房門口，都用磚頭砌了十個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長三磚，寬兩磚，彼此相隔七尺。然後在磚墩之間，架起四根長七尺的鐵棍，黃冊就掛在這些晾衣竿上晾曬。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陽光對紙張保存的傷害也夠大的。不過以當時的條件，能做到這麽細致已經算是盡力了。
除了防潮，黃冊庫對於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黃冊庫內，嚴禁動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許點燈，冬季亦不許生爐取暖。庫房裏的地面都要鋪設沙子，上覆木板。這樣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連管理人員的廚房，都要隔開庫房一裏開外。
這是洪武、永樂年間的格局。後來到了正德年間，梁洲增設的庫房越來越多了，距離廚房越來越近，主官索性把廚房給移到環洲上去了。每次人員吃飯，都必須從梁洲跑到環洲。這樣做很不方便，但上頭對此絕不通融，甚至還特意立了一塊牌子：“敢有將火過橋者，治以重罪。”
黃冊庫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這麽多紙堆在一處，整整兩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災都沒有。
硬件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個軟件問題。
這些檔案實在太多了，又來自五湖四海，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後檢索。
後湖黃冊庫的庫房，是以東、西、南、北、前、後為名。具體到庫房內的架閣，則以“千文架閣法”做編號。
這是宋仁宗時發明的檢索編號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千字文》為批，歲月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裏的一千個字絕無重覆，特別適合編碼。咱們現在常說的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二號，其實就是這種檢索法的產物。
不過具體到黃冊本身，動輒幾萬冊，千字文系統顯然就不堪敷用了。
黃冊庫的辦法是，先把同一期攢造的黃冊放在一起，然後再按直隸布政司、府、州、縣、裏坊廂、都、圖等一路細分。還要用一長條白紙寫明所屬，夾在黃冊之間。
這種分類，是為了方便地方查詢。後湖庫存的黃冊大部分是裏冊，屬於最權威的原始資料，一旦地方上有什麽糾紛，就會來這裏調閱舊卷，平息訴訟。這是後湖黃冊庫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說前文曾經提及的那位休寧縣的平民王敘——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檔案，他該怎麽做呢？
第一期攢造黃冊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攢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雲：“天地玄黃。”所以王敘要先找“地”字號架閣。
他拿著一張對照表，發現“地”字號架閣是在梁洲前五號庫裏。他打開庫房，走到“地”字號架閣，會看到一摞摞黃冊整齊地排列在木架格子裏，外頭貼著索引條。王敘找了一圈，看到“直隸徽州府”字樣，趕緊走過去，從這一摞黃冊裏翻出標明“休寧縣”的幾本冊子，再找到裏仁鄉呈遞的分冊，翻開裏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圖，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戶籍情況了。
後湖黃冊庫的落成年代不詳，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間。也就是說，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攢造黃冊，就開始責令工部籌備庫房建設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黃冊並魚鱗圖冊要“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可見其已正式投入運營。
黃冊庫最初的規模並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間庫房。其中九間庫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檔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閣；洪武二十四年則用了庫房二十五間、架閣一百座。
從此，隨著每十年大造黃冊，後湖黃冊庫一直在擴建。
到了永樂帝，大明把都城遷到了北京。本來永樂應該把後湖檔案也遷過去，可是北京周邊找不出像玄武湖這麽天造地設的湖泊——有也沒用，冬天湖面一上凍，任何人都能闖進去。後湖黃冊庫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戶部代管。
這麽決定的另外一層考慮是，江南是天下稅賦重地，幹系重大，黃冊庫設在這裏，能更好地為其服務。
於是從永樂開始，每期黃冊造完，除了總冊需要進呈北京之外，其他裏冊仍舊存放在這裏，一直持續到明末。
從洪武十四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這裏的庫房數量擴張到了七百八十七間，架閣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黃冊數量，接近兩百萬冊。無怪乎時人評價：“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
如此規模的檔案庫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還得配備管理團隊。
在洪武年間，黃冊庫的最高長官是由戶部侍郎代理。那會兒官員人手不夠，個個身兼數職。後來到了宣德年間，才專門增設了一個戶科給事中的崗位，專管後湖冊籍事。
這個安排，其中頗有奧妙。
明代的官職裏，有一個“六科給事中”，分別負責監察禮、吏、戶、工、刑、兵六部，相當於現在中央各部委的紀委。這個紀委是獨立運作，不歸部委管轄，直接向皇帝負責。他們和都察院禦史一樣，同屬言官序列。
“六科給事中”的最高長官是都給事中，正七品，其他給事中都是從七品。品位不高，可權柄與威懾力卻不低。像是廷推、廷議之類的高級官員會議，這些七品小官，同樣有權參加。
區區一個檔案庫，長官居然是戶科給事中，可以說是高配了。
不過再細一琢磨，這並不算啥高配。
因為這個戶科給事中，前頭還有倆字：南京。
靖難之後，永樂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大明擁有兩套中樞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職配置完全一樣。不過可以想象，南京的這套班子，除了戶部有點權力，可以統籌江南賦稅之外，其他多半是有銜無差的閑職。一個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負責後湖黃冊庫，只能算是名義上給足了面子。
除了給事中之外，管理後湖的還有一位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這個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戶部一共有十三個清吏司，負責各個地區的具體事務。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廣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萬不要被名字迷惑，誤導性太大。
其實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區事務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叫“帶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負責京城七衛和神機營的俸祿、糧餉；福建清吏司，要帶管順天府、北直隸等地事務；廣西清吏司，要帶管太常寺、光祿寺、太倉銀庫、馬房倉、各象房、牛房倉，京府各草場等官衙的俸祿發放。
可以看到，廣西清吏司的帶管業務，和倉儲密切相關。從該司調派主事一人來監管黃冊庫，也算專業對口。雖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級別比戶科給事中高，地位卻不如彼。
他們兩位，一位是監督戶部辦事的，一位是戶部辦事的，職務上彼此牽制。一個品低地位高，一個品高地位低，位階上互為制衡。
除去這兩人之外，黃冊庫管理層的第三順位，叫守備太監，司掌關鑰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備太監負責——也算是大明獨有的特色吧。
這套不分軒輊的配置陣容，倒也符合檔案庫這種特別重要的冷衙門定位。
除卻這幾位大員之外，還有五十名監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負責日常晾曬黃冊。匠役從應天府所屬的兩個縣裏征招，要求還不低。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則晾曬完黃冊之後，都沒法正確放回去。
除此之外，還有京城東、北二城兵馬指揮司和沈陽左衛牧馬千戶所，三個軍事單位各出一批歇操衛兵，晝夜沿湖巡視，驅趕閑雜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設一哨，嚴加防範。
戶部十三司還輪流調撥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邏。可謂是戒備森嚴。
後湖與四面陸地隔絕，沒有橋梁通行，因此黃冊庫還配屬了三十七個船夫和十二條官船，負責與岸上的往來聯絡。但這些船可不是隨叫隨走的，平時都停泊在太平門外，用鐵索串鎖在碼頭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謂之“過湖”。
過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島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門外的湖口檢閱廳，主事官員仔細查驗其身份、憑信文書。無誤後，由掌握鑰匙的內監打開鐵索，帶隊上船。當日濟渡任務結束後，內監還得把船重新鎖上，加上封條。
就算過湖上了洲陸，黃冊庫也不能輕開。負責人得先從主事官員那兒領取文書，再到守備太監那兒領取鑰匙，結束之後，要把鑰匙原樣交回。
當時有兩句詩：“四面環巡照大禁，中洲守護絕通衢。”詩一般，但描述的禁絕情景半點不假。
明代關於“過湖開庫”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間，曾經有一位監生，從守備太監那兒拿了鑰匙去開門，然後有事回家，就把鑰匙也帶回去了。他媳婦一看鑰匙上綴著的黃色絨繩太舊，給換了一根新繩。等監生把鑰匙交還守備太監，太監一看大驚，說這鑰匙繩是馬娘娘親自搓的，你擅自換走，要倒大黴。嚇得監生連滾帶爬回家，還好媳婦沒來得及把舊繩子扔掉，趕緊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場大禍。
這故事有點傳奇色彩，尤其是馬娘娘親自搓繩這個細節，很有民間想象的風格。不過它至少證明，後湖管束之嚴，連老百姓們都很清楚。
接下來這個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過湖鬥爭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個叫郭鏞的太監，奉命去兩廣公幹。他路過南京時，突發奇想，硬是逼著內監把船鎖打開，帶著二十多個隨從登上梁洲，在黃冊庫逛了足足半天，過午才走。
這事驚動了南京的禦史們，他們以監察禦史孫纮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書天子彈劾郭鏞“擅游禁地”，強調說黃冊庫是國家機密所在，雖然這人並未造成什麽損害，但萬一開了這個先例，以後人人都可以進入，貽害無窮，所謂“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
冊籍之重，茲事體大。皇帝很不高興，把郭鏞申斥了一通，順手奪了他的兩廣差使。
這起糾紛，引起了宦官們很大的不滿，認為南京禦史小題大做，故意讓他們難看，暗搓搓地伺機報覆。到了弘治三年，司禮監有個叫何穆的太監，前往後湖巡視。這次他奉了聖旨，黃冊庫官員乖乖地請他過湖勘驗。
何穆巡視了一圈，眼皮也不擡，開口批評說後湖的關防太過松懈。官員趕緊請教說怎麽改進，何穆也不客氣，提了四點要求。
第一點，太平門旁邊的石閘，要標定一個刻度。平日湖內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決定，過則開，不過則不開。
第二點，湖邊每百步設置石碑一通，寫明“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第三點，於神策門外東城腳下湖邊，修起一道界墻並柵欄，切斷人畜往來，防止百姓窺伺冊庫。
第四點，過湖船只，要嚴加管理，鐵鎖連串，鋪門封鎖。何穆這四點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議，並無不妥，可黃冊庫官員一聽，就知道裏面暗藏殺機。
先看第一條。
後湖的體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穩定，所以洪武年間在太平門和太平堤設置了石閘、石洞，澇時開閘洩洪，旱時閉閘蓄水，以保證黃冊庫的安全。
這個石閘年久失修，不怎麽好用，導致後湖的水量時高時低，湖域時大時小。周圍的老百姓們要麽在附近偷偷引水種田，要麽偷偷捕魚、樵采、放牧，讓官府很是頭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閘，確實是個好建議。
問題是，這件事，南京的禦史們早已經在張羅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監察禦史，叫繆樗——正好是孫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範圍，著手準備修理石閘，並上書天子建議整頓後湖保衛工作。這封奏章，在司禮監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雖在宮中，眼光卻很毒辣，一眼就發現了繆樗的疏漏。繆樗只勘察了後湖的現狀邊界，卻忘了考慮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會變化。
萬一湖水漲多了，水面撲過原定邊界，老百姓蹭過去占便宜，你罰還是不罰？
何穆建議把石閘設置刻度，實際上就是將水位量化，以刻度為準來控制後湖的邊界。再配合界碑、界墻、柵欄、船鎖等設置，可以更好地把閑雜人等排斥在外。
建議很好。可建議越好，就越打監察禦史的臉。虧你們還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這麽大疏漏，還不如一個從北京過去的太監。
何穆在給弘治的奏章裏，直接點了繆樗的名，說他勘察不利，還特意加了一句：“猶恐日後軍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種湖田，囑托勢逼該管人員，將前閘不時啟閉，走洩湖水，覆有前弊。”
這麽前後一關聯，用心太深了，顯得好像這些弊端手段，全是繆樗等禦史縱容出來的。
何穆的報覆還沒完。
仔細看他建議的第二條：“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除了“民”，還有個“官”。
這個“官”字，有極強的針對性。
當時有個南京守備太監叫蔣琮，因為長江蘆場的利益問題，跟南京禦史們打得不可開交。蔣琮為了尋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陳祖生控訴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黃冊庫是個冷衙門，沒什麽錢，管理人員經常趁職務之便偷偷打點柴薪、撈點鮮魚。盧錦、方向作為黃冊庫的上級主管，派佃戶在裸露的湖灘上種了幾塊地，從中占點小便宜。沒想到這事被蔣琮給掀出來了，導致兩人都被下獄。
郭鏞路過南京時，之所以想去後湖，就是想起了這件案子，想親眼見識一下。沒想到，同仇敵愾的禦史們立刻抓住這個痛腳，狠狠地報覆了回去。
何穆這次到南京來，也是因為郭鏞回去哭訴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軟，這才派他來查實。
現在禦史們已經被何穆得灰頭土臉，黃冊庫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何穆上奏疏表示，後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禮監都派專門的漁船來湖內捕魚，好供給官員用度。但是原來打魚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著官船捕魚的當兒混進來，存在隱患。從今以後，要限定捕魚的日子，對船只嚴格檢查，漁網只允許用五天，其餘時間全部收走。
存在隱患只是托詞，其實是為了整黃冊庫的人。他們平時沒什麽好處，只有每年趁這機會網幾船魚，改善一下生活。這一下，全沒了。
還有，何穆指出，現在湖內五洲之上的蘆葦太多，是個火災隱患。可這裏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內，因此責令管庫官員並雜役、匠役等人，把這些蘆葦都砍去充當柴薪。他還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積聚過多……就行會官估價，變賣銀兩，送應天府官庫收貯，以備修理本庫等項支銷。”
聽起來冠冕堂皇，毫無破綻。但仔細一琢磨，後湖黃冊庫管人員額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賺到的錢卻只能充公用。這根本就是變相把一部分辦公支出，轉嫁到庫管人員個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不用額外付費的先進管理手段，讓底下人有苦也說不出來。
何穆把這些“合理化”建議，整理成奏疏上報天子，很快就得到批準，令南京禦史們士氣大挫。經此一役，蔣琮那邊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後有十名禦史下獄，而蔣琮本人毫發無傷，宦官一方在兩個戰場均大獲全勝。
至於躺著也中槍的後湖黃冊庫，只能哭著進行整改，讓後湖禁制變得更加嚴苛。有人寫了首詩諷喻此事：“瀛洲咫尺與去齊，島嶼淩空望欲迷。為貯版圖人罕到，只餘樓閣夕陽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點不錯。到了萬歷年間，有位吏部左侍郎顧起元路過南京，不得其門而入，不由得感嘆說：“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過於鐘山與後湖，今為皇陵冊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
連吏部左侍郎都不讓靠近，可想而知黃冊庫平時人跡罕至到什麽程度了。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後湖這裏才會變得特別熱鬧。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這一年，全國各地都會重新攢造黃冊，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黃冊入庫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現場得由給事中一人、禦史兩人外加主事四人親自坐鎮查驗，還有一千兩百名來自國子監的學生嚴陣以待。
國子監一般的編制是一千五百人。這一下子去了一千兩百人，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麽要這麽多人？這是要打仗嗎？
還真差不多。
這些國子監的天之驕子，將要跟全國的地方官吏百姓，展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惡戰。
要講明白這個問題，咱們還得從黃冊的攢造過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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