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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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黃冊攻防戰
前面說了，黃冊脫胎於戶帖。兩者內容接近，但在很多細節上頗有不同。這些不同，不光體現在兩者的格式細節中，也體現在兩者的攢造流程上。
那麽一冊黃冊，是怎麽出爐的呢？
首先，造冊之年，戶部會提前半年備好標準黃冊的格式，得到皇上批準後，分別下發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會按照黃冊樣式進行翻刻。不過他們需要刻造的不是黃冊，而是“清冊供單”。
“清冊供單”和黃冊不太一樣，它是一種針對單戶的調查表格，用來搜集一戶人丁、事產等信息，和戶帖差不多。咱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黃冊的預填草稿。
接下來，官府會把印好的“清冊供單”下發到裏、坊、廂這一級，讓現年裏長親自送到甲首手裏，甲首再分別送到本甲的十戶人家，一一填寫清楚，一戶一單，簽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確保真實性。
工作完成之後，裏長會把本裏的一百一十張“清冊供單”合成一冊，遞交給當地衙門。
當地衙門收到轄區內所有裏、坊、廂的“清冊供單”之後，並不忙著合冊攢造，先讓戶房官吏並算手、書手進行磨算覆核，尤其還要調閱上一期數據來比較，看是否存在問題。
【註釋】
算手、書手：在明代縣衙中，除知縣、佐貳、首領官等數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各房、科中的吏書來完成的。吏書為吏員與書算的合稱。吏員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註冊、地位低於官的公職人員。書算，包括書手和算手，從百姓中僉雇，輔助吏員的工作。書手專司抄寫事宜，關註文書之往來，如依稿謄寫刑名文書、賦役黃冊等；算手則專司會計事務，如計算名目繁多的賦役折銀等。
如果審驗無誤，衙門會重新排定下一期的裏長、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編次格眼”，與確認的“清冊供單”一起送回到相關的裏。裏長要把這些資料謄寫成正式文稿，造出兩本裏冊，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你沒想錯，每一裏的黃冊，由本裏一百一十戶自己掏錢攢造，朝廷沒這筆費用。一直到州一級，才有專門的政府預算來造冊。
朝廷雖然不掏錢，要求還挺多。
黃冊的尺寸和戶帖一樣，寬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對於冊內文字，書手必須以範本格式來抄錄，字體尺寸都不許出錯。字要抄在原冊紙上，不許塗抹或額外浮貼，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為了增加作弊的難度，還把原來的小字楷書改成了大字楷書。
黃冊的制造材質，得統一用厚實的綿紙，不得經過粉飾或漂白，因為那樣容易讓紙張變脆發黃。甚至連訂冊，都必須用綿索來穿起，不許使用糨糊。就算萬不得已要用到一點，糨糊裏也得摻入花椒、明礬等原料，以避免蟲蛀。
不過黃冊制造畢竟是個專業活，普通人幹不了。在大部分情況下，裏長們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紙鋪去攢造裝訂。
順便提一句，其實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冊實物，屬於真正意義的黃冊並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冊供單”草稿。這些供單在用完之後，會送回個人家裏，這才讓極少部分文件逃過戰火，幸運地殘存到今日。
所有的裏冊，都要匯總到州、縣衙門。衙門要把這些數據匯總，單獨造一個總冊，裏面沒有每戶細節，只記錄各裏的總數——戶部特別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同樣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接下來，州、縣衙門要把所有的裏冊以及總冊送到府一級衙門。府衙也要單造一個分冊，記錄各州縣總數，一並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單造分冊，記錄各府的匯總數據，再與府冊、州冊、縣冊以及記錄到每一戶的原始裏冊一起呈遞給戶部。
一級一級匯總上去，戶部最終拿到手裏的，是幾萬本裏冊、幾千本州縣冊、幾百本府冊和十幾本司冊。中樞決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個地區的宏觀數據，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戶的狀況。宏微兩便，天下透明。與此同時，各級官府也都會層層留底，用青冊來辦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過黃冊呈遞到戶部之後，並不是直接運進後湖黃冊庫，它還有一道關要過。
朱元璋在推行戶帖制的時候，曾經放出過狠話：“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比勘合。”他把軍隊作為獨立會計師，對地方數據進行駁查，以避免各級官員在普查過程中舞弊。
他來自民間，深知弊情，必須核查這些黃冊真偽。國初諸事未備，只好動員軍隊進行駁查。現在一切都走上正軌了，再找軍隊當審計就有點不合適了。
可不找軍隊，找誰好呢？
駁查是個專業活，不是什麽人都能幹的。檢查人員必須識文斷字、精通算學，且具備一定的政務經驗。更關鍵的是，黃冊的數量太大了，這些檢查員還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幹活。
大明哪個部委也沒有餘裕抽調一批精幹官吏撲在這上面，正事還幹不幹了？
想了一圈，最適合幹這個的，就是國子監。那些大學生都是被當成官僚預備隊培養的，文化水平高，又閑得緊，正好拽過來當免費勞動力。
他們要做的“駁查”，從戶部總冊的數字往下查，層層驗算，從司冊至府冊、州冊、縣冊乃至裏冊，驗算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的四柱增減。如果民間有飛走、灑派、埋沒、詭寄、影射、團局造冊等弊情，就靠這些名偵探來查出真相。
【註釋】
飛走：即飛走稅糧。據明人趙官所著《後湖志》載，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弊，使用開多收少、有收無除、灑派各戶、產去稅存等手段，不知不覺間將稅糧挪走，還讓人無法查證。如有人將新開耕的地畝少報一些，以減少上交的稅糧。田地買賣中，買主本應依例報稅，把田地上的稅糧從賣主名下開除出戶，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結書手作弊，拖延稅糧入戶的時間。有的富戶勾結書手，在編造黃冊之時，將自家應納稅糧拆分成合、勺，分灑於百戶，待征收稅糧之時，再積合、勺成升，積升成鬥，積鬥成石，而被灑者被蒙在鼓裏，年年為之賠納。也有的富人買了別人的土地，卻逼迫賣家不能移稅，使得賣家沒有了田產卻要繼續交稅，最終只能逃亡以避稅。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隱田糧”一罪，“詭寄田糧，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夢麟《讀律瑣言》解為，“詭寄田糧，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說。詭寄田糧，即所以為影射也。或詭寄於役過年分，或詭寄於應免人戶，各圖免差役，是猶納糧而不當差者也”，即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假，將田地挪到已經過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優免徭役特權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錯訛之處——這簡直是一定的，監生會把問題匯總成冊，做成“駁語黃冊”，裏面開列某府某縣某裏的某項數據有問題，封面改一個“駁”字，並提交戶部。戶部會以尚書名義，把這個冊子下發給相關衙門，責成半年內查實重修。這個重新改正的黃冊，叫作“奏繳冊”，經二次查驗無誤，才會進入黃冊庫內。
大明平均每期攢造黃冊的數量是六萬，一千兩百名監生人均負責駁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戶的量。一天算一本，兩個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實、撰寫駁語的過程，三個月可以大體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說了，後湖一圈嚴密封鎖，無人能近，辦公環境非常幽靜。監生們幹累了，還能出去欣賞一下湖景風光，多美好啊。只見眼前煙波浩渺，水色瀲灩，湖面似鏡澄澈，半條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幹嗎要跑呢？
因為實在太苦了。
後湖駁查黃冊，絕非想象中那樣度假式辦公。對可憐的監生來說，不啻噩夢。
弘治十七年（1504年），國子監祭酒章懋這樣描述監生們的工作狀態：“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幾年後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易瓚在一份奏疏裏說得更詳細：
“白晝，嚴鎖各號，不容出入；黃昏，黑聚一室，不見燈火。酷熱苦寒，並無休息。加以湖瘴襲人，濕氣侵體，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無一二。近日，監生鄔鳳病故湖上，雖暴染之於平日，實出感發於一時。暴露數日，直待開湖，方得裝回，罔不傷心。諸生過湖，如蹈湯火。勞苦萬狀，不能盡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個小號裏幹活，晚上為了防火，還不能點蠟燭。夏天熱冬天冷，蚊蟲叮咬、濕瘴之氣密布。而且湖禁森嚴，你別說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屍島上，等每旬開湖之日才能把屍體運走。
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規矩。早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監察禦史張翼就上書皇帝，說島上負責駁查的監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離島送醫？永樂的批覆是：“但有病的，不要他過來，著太醫院帶藥，就那裏醫治。”
可見湖禁猶如天條，誰都不得違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之下，監生們還得認真幹活。一旦出現駁查欠詳、扣算欠精的失誤，輕則責罰，重則拿問。
能請假喘口氣嗎？
也行。《南雍志》裏記了兩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間，臨到駁查日子了，監生張振上書皇上，說今年輪到他們家當裏長了，可家裏除了他沒有壯年丁口，請求歸鄉應役，朱元璋批準了；然後到了永樂年間，監生饒觀也碰到和張振一樣的情況，上書向皇太子請假，歸鄉應役，很快也得到了批準。
國子監的學生非要請假，沒問題，您得自個兒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說去——皇上日理萬機，脾氣還不好，你的請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環境差，工作多，假難請，按道理薪酬應該少不了吧？
對不起，沒有，純屬義務勞動。你們這些大學生在國子監裏求學，已經享受國家補貼了，每個月有廩米養活，憑什麽還要錢？
那沒有酬勞，總有功勞吧？
對不起，功勞也沒有。
當年朱元璋為了鍛煉監生，定下規矩，要求他們在各衙門實習歷事，“實歷”至少要做滿一年。監生歷事考核裏明確規定，一年期滿，考官要根據監生的實習表現，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補授實缺；中等可以隨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學。
對監生來說，這一年的實習履歷非常重要，決定了他未來在官場的位置。
這個“實歷一年”的時間，絕不是你隨便混混日子就能攢滿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門幹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甚至錦衣衛；其次你得負責具體實務，比如抄錄文書、查核倉儲、清丈土地、監修工程、隨禦史出巡觀風等等。你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工作時間才能折算進“實歷”。可惜的是，駁查黃冊這項任務，卻不能折算“實歷”。
這事可以理解。你想，駁查黃冊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個月，而且每次活動要動員一千兩百個監生。如果這也能折算實歷的話，一次駁查，差不多整個國子監的學生都漲了三個月“實歷”，考核制度還有什麽意義？
但對監生個人來說，可就慘了。你忙活的這三個月，是沒法寫入實歷履歷的，還得去別的地方幹滿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後湖駁查這件差事，對監生們來說，只有苦勞——事實上，官府正是把駁查歸為一種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幹嘛。
好在從洪武到永樂這段時間，皇帝對國子監很重視，很多官員從這裏直接選拔。監生們有上升渠道，朝氣蓬勃、前程遠大，駁查這點辛苦活，忍忍也就過去了。
可隨著時間推移，形勢越發不妙起來，因為大明遷都了。
永樂帝把首都遷到了北京以後，國子監本部也隨之北上，稱北雍，南京國子監淪落為陪都分校，稱南雍，影響力大幅降低。而後湖的駁查工作，總不能讓北京學生千裏迢迢南下吧？還得南京國子監出人，這就有點入不敷出了。
更麻煩的是，在永樂之後，明代科舉制度日漸成熟，成為官員來源的主要渠道，從國子監選走的官員越來越少，監生地位一落千丈。監生們別說得不到好的官職，甚至連“歷事”都很難獲得機會，只能年覆一年地滯留在國子監裏，看不到未來。
宣德年間，國子監淹滯人數將近五千人，年紀最大的甚至超過五十歲——距離永樂北遷這才多少年？
駁查條件惡劣一如既往，大環境和政治待遇卻每況愈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監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樂以及後面的洪、宣兩代，駁查監生基本能保持一千兩百名。在此之後，監生數量一路驟減。正統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戶部上書抱怨，說他們征招八百名監生查理黃冊，過湖的居然只有兩百餘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這可奇怪了。國子監的管束那麽嚴格，上課遲到都得挨板子，監生們怎麽逃呢？
千萬不要低估人類逃避勞動的主觀能動性。
南京國子監為了節約成本，少發點廩米，曾經想出一個奇葩政策，叫“依親讀書”，讓學生們回自己家去讀書，學業時間照算——可以理解為函授課程。
監生們腦子轉得快，算算快到駁查之年了，紛紛提出申請，主動回鄉依親讀書。等到國子監要調人過湖駁查的時候，傻眼了，兔崽子們全回去“依親”了，還得一個一個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來就難了。監生們賴在家裏，什麽理由皆有，什麽生病啊，奉親啊，遷葬啊，送幼子啊，這裏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親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趕上父母亡故，以首輔之尊都得丁憂歸鄉，守制三年，我們這些窮學生更得遵從禮法對不對？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萬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體孝順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個沒了，考慮小時候人家還給過我糖吃，我傷心過甚，自願守制，弘揚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國子監你好意思學聖上奪情嗎？
就算是在國子監上學的學生，也可以裝病，裝病不行的就花錢請人冒名頂替，沒錢的就幹脆逃跑。最終留下來等著應役的，都是必須靠每月發放廩米過活的赤貧書生。
國子監能說什麽？只能含淚去想別的辦法。
可也沒別的什麽辦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國子監請求北京國子監支援，調一些南方籍貫的學生到南京。北京國子監的反應很冷淡，你倒黴關我屁事啊？最後好說歹說，北雍挑了幾個歪瓜裂棗送了過去，虛應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個轍，動員舉監生。
明代國子監的學生分成官、民兩種。官生是官員子弟，叫蔭生；民生則分成貢監生、例監生、舉監生幾種。貢生是各地選送來的優秀學生，例生是自費入校的學生，舉監生則指那些通過鄉試獲得舉人身份，卻在會試失敗的人。有些落第舉人會選擇暫時在國子監內讀書，在裏面自成一派。
過湖的監生，一般都是從貢生裏選。人家例生、蔭生要麽出了錢，要麽家裏有官身，用不著幹駁查這種辛苦活。舉監生好歹是舉人出身，也不用幹活。到了成化年間，貢生人數實在湊不夠，國子監決定把舉監生也算進駁查隊伍。舉人們聞言大怒，我們是何等身份，豈能跟那群貢生為伍，太辱斯文了，便開始大鬧。
官司一直打到了戶部，最後戶部判說：“舉人與歲貢所入之途雖異，及其到監，均為監生……況查無舉人監生優免事例。”於是舉監生們也只能老大不情願地去了後湖，但是……人還是湊不夠。
人不夠，黃冊卻不會少，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無限拖長。
從宣德年開始，駁查黃冊的時間越來越長，從三個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兩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駁查工作已經拖延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向皇上這樣訴苦道：“正德七年攢造在邇，今改駁之冊未完，攢造之冊覆至。新舊相仍，事務冗促。冊本浩繁，遽難查對。”
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黃冊還沒駁查完畢，眼看下一期新冊就要來了，咋辦？
上一期黃冊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審；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攢造，七年送審。也就是說，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後足足駁查了八年時間……
但也不能怪國子監。這一期參與駁查的監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殘，能幹活的不過半數，還時不時會跑散一大片。這種士氣，叫人家怎麽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終於有一個叫唐鵬的監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朝廷說了實話，明確指出黃冊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監生待遇太慘，請求改善。
他的訴求是，懇求朝廷把駁查的工作時間算入“實歷”。
在正德年間，就連國子監授官都已名存實亡，這些監生孜孜以求的，居然還只是“折算實歷”這麽點待遇，實在是太可憐了。
唐鵬的請求，得到了當時南京戶部的支持，相關官員也紛紛上書，表示再不改善，這活真幹不下去了。這次朝廷終於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開會議了幾日，最終拿出了一個辦法：
“過湖查理黃冊監生三個月滿日，準作實歷事三個月……比例準歷，以均勞逸。”
看著從善如流，可仔細一琢磨，實在太過分了。
按照這個規定，監生在後湖的工作時長，確實可以折算成等長實歷，但三個月封頂。如今一次駁查動輒數年，監生幹得再多，也只算三個月工分，其他時間還是白幹。
可想而知，一線駁查人員的士氣，會變成什麽鬼樣子。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大明朝廷的袞袞諸公，難道都是白癡嗎？
讀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輕易把古人當白癡。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歷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設身處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舉動，自有其邏輯和動機。
比如“過湖監生”的待遇問題，是從宣德之後開始凸顯。這一段時間，正是大明士紳集團開始發展壯大的階段。根據《大明律》，這些士紳可以減免稅賦徭役，比起自耕農經濟上天然具有優勢。他們又可以通過科舉等渠道，在政權裏取得話語權。
最終這個利益共同體在中樞則為高官，在鄉裏則為縉紳，以士林為綱網，以族親為身基，形成一個能與皇帝抗衡的集團。
這個共同體的天性，是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去兼並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說的那樣：“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並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駁查黃冊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畝，與這個集團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馳。他們即使沒有刻意去阻撓，也肯定不會主動去改善。
更妙的是，讓國子監駁查黃冊，是洪武爺定下的規矩。雖然國子監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們大可以用“祖制難違”的借口，拒絕改革，任誰也說不出個“不”字。
當然，這並不是說真有那麽一兩個幕後黑手，在鬥室裏算計著如何破壞黃冊制度的陰謀。具體到個人，不乏明智的官員上書要求變革，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大多數成員都會下意識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舉動。這些力量匯聚到一起，形成所謂的“潮流”或“時勢”，誰逆了潮流，誰阻礙了時勢，就會遭到反噬。
駁查監生的遭遇，不過是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點點微瀾罷了。
黃冊駁查就像是一個戰場。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處低矮簡陋的戰壕，長官漠不關心，後方補給時斷時續——偏偏他們的責任又特別重大。
因為駁查工作要面對的，是一大群無比頑強而又無比狡黠的勁敵。
中國自古有兩股力量始終在糾纏對抗。一股力量來自中央，千方百計想要搞清楚基層情況；另外一股力量則來自基層，千方百計不讓中央知道實際情況。
尤其是一涉及錢糧徭役之事，人類的想象力和智慧是無窮的。上頭有多少條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條對策。漢代搞“案戶比民”，民間就敢“舍匿虛田”；隋唐有“大索貌閱”，民間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會“析居避役、鬻田減戶”。
【註釋】
案戶比民：漢代法律規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間，每年繳納一百二十錢，叫作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繳納二十錢，叫作口賦稅。通常每戶農家，應服徭役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耽誤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錢的代價雇人代役，叫作更賦。若想做好這項工作，不僅要有完備的戶口登記冊，還必須進行戶口調查，掌握人口年齡的變化。戶口調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際，將一縣居民集中到縣城，觀其面貌、形體以查驗其年齡是否屬實，登記在人口簿冊上，即為“案戶比民”。
舍匿虛田：舍匿，窩藏、隱藏之意；虛田，即土地的實際畝數多於名義畝數的部分。百姓有意將多出的田畝數隱藏不報，以免多交稅糧。
大索貌閱：大索，即清點戶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與相貌；貌閱，即將百姓與戶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對。貌閱的制度淵源可追溯到漢代的案戶比民。隋文帝年間，為改變戶口隱漏嚴重、國家賦稅減少、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中央下令在全國各州縣大索貌閱，凡出現戶口不匹配的情況，地方官吏都要被處以刑罰。此次貌閱，還要求堂兄弟以下親屬同族而居者必須分立戶口。此制度為後來的唐朝所沿襲。
冒籍取解：唐代科舉制度規定，士子應在本地參加府試，獲得解送資格。若要離開本籍，到其他府州參加府試以取得解送資格，再到京師參加全國性考試，即為冒籍。類似於現在的高考移民。科舉制度初設之時，此類現象很少見。但隨著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省試登第人物與發解諸州的比例出現失衡，士子為了增加登第的機會，冒籍取解的現象逐漸多了起來。如我們很熟悉的大詩人王維，就沒有參加本籍貫蒲州府的解試，而因其善彈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歡心，獲得了京兆府的解頭。
衙前差役：衙前，產生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時期的一種重難差役，由武人充任，負責看管和運送官物。到了北宋時期，衙前役主要由鄉村上戶輪流承擔，服役範圍很廣，職任繁雜，包括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錢物、主典庫務、采購貨物等等，給鄉村上戶造成很大的負擔。後來，因難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減戶：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征發差役，以丁口即資產而定戶等，不同的戶等承擔不同難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難的徭役都會歸上等戶輪流負擔，面臨傾家蕩產的危險，故高戶成為人們的大忌，於是想方設法減少人口和家資，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棄田與人，以降低戶等，避免重役。鬻田減戶，賣掉田產以降低戶等，避免承擔重難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種手段。
不說別人，那位“鑿壁偷光”的雞湯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進諫、剛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檔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頃地。可見人類的天性是很誠實的。
明代的情況也並沒什麽不同。當年周鑄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戶就紛紛把自家土地轉到仆人、佃戶以及親戚家名下，以此減少賦役——還有個名目，叫作“鐵腳詭寄”。地方上對抗中央的花招，可多著呢。
朱元璋搞出的這個黃冊、裏甲與魚鱗三位一體之法，別看紙面上的設計頗為完美，落實到執行層面，仍有無數漏洞可鉆。駁查駁查，駁的是舞弊隱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處，正是為了減少民間幹擾，盡量讓中央掌握最翔實的數據。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編造黃冊的命令同時，特意警告說：“所在有司官吏裏甲，敢有團局造冊、利斂害民，或將各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
反著一讀，就知道民間舞弊的情況從國初就非常嚴重，非得皇帝親自提醒不可。
那麽，下面的人是怎麽作弊的呢？
咱們還是拿之前出現那個休寧縣人王敘，虛構幾個例子來講講。
先從最簡單、最常見的情況說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敘家的黃冊記錄是一家四口，父親、兒子兩個丁口，外加一個老婆、一個女兒。當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氣生了仨兒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黃冊，王敘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負累也多，得想辦法藏匿人口。
他提著四斤豬肉，買通了甲首。在造冊時，甲首幫他報了一個假數字，只說是新增男丁兩口，全家六口人，瞞報了一口。
這樣在洪武二十四年黃冊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舊管四，開除零，新收二，實在六。這個數據被匯總到休寧縣，一路上報國家。
又過了十年，到了永樂元年（1403年）。靖難之役雖然慘烈，但各地黃冊該造還得造。這次王敘沒錢賄賂甲首，家裏孩子也已長大成丁，沒法瞞過別人耳目，只好老老實實把所有人口都報上去了。
數字送到後湖進行駁查，某位監生負責徽州檔案，他磨算了一下，覺得休寧縣的人口數字不對，個位數有偏差，前後差了一個人。他一路再往下細查，發現其他鄉的數字都對得上，只有裏仁鄉差一人，這麽順藤摸瓜，直到翻開了二十七都第五圖的黃冊。
他調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圖黃冊，與永樂元年的黃冊四柱做對照，立刻發現了癥結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敘家戶口“實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實在”六人，永樂元年變成了“實在”七人。從這個記錄看出，王家添丁的節奏應該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兩人，永樂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實際黃冊裏的“新收”這一項，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記錄了“新收”兩人，永樂元年“新收”為零。
數字對不上。
不用問，肯定當地有瞞報情節。於是這位監生提筆，把這一條寫在另外的駁語冊子上，註明理由和數據來源。戶部拿到駁語，一路下發到休寧縣，要求查實第五圖王敘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當。結果，王敘和洪武二十四年那個現年甲首，都因此而面臨懲罰。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體現在這裏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時，卻很難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間，數字增減彼此關聯，前一期黃冊與後一期黃冊，數字增減亦有關聯，只要有一次數字對不齊，就會被駁查發現。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縣裏的青冊都塗改了也沒用，因為上面還有州裏和府裏的青冊備份。你就算真能把這一串青冊都改了，後湖還存有最權威的黃冊。
你要是能把後湖黃冊也改了……這麽神通廣大，你幹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這隱蔽巧妙的舞弊手段，還多得很呢。
正德年間有一位江西巡按禦史唐龍，曾詳細描述過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裏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為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角）色，捏作寄莊者。”
為了便於理解，咱們接著拿王敘家舉個例子吧。
假設他們家在正德年突然發財了，一口氣買了兩百畝地，成了大地主。王敘不是官身，又沒考中舉人，沒法減免稅賦。等到要攢造黃冊了，王家趕緊找到甲首、裏長，請他們設法遮掩。
等到縣衙把清冊供單送下來，裏長開始一一填寫諸家情況。他故意把王家的兩百畝地，分出去五十畝，分別寫在五十戶貧困人家名下。
這五十戶窮人不識字，平日裏都是甲首、裏長代填，就算拿清冊供單給他們檢查，也是睜眼瞎。只有到了交稅時，這些窮人會奇怪，怎麽交得比往年多一點？裏長瞪著眼睛說上頭官差要求的，我有什麽辦法？反正平均每戶只多交一畝，不算太要命，沒人敢深究。於是，這五十戶人家就稀裏糊塗地替王家扛了五十畝的稅賦。
這種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諸人名下的行為，叫活灑，又叫飛灑、灑派等等。
可王家覺得還是不滿足，希望能進一步減免。裏長說了，也沒問題。
本管裏一年前發生過一次疫病，結果張三、李四、趙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規矩，裏長要把這三戶人家列入“開除”，意思是這三戶已經絕了，其名下田地荒廢，自然也沒法交稅。裏長把王家的三十畝地，偷偷挪到這三戶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賦稅之苦——此謂“死寄”。
那三家旁邊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裏死得只剩下一個老頭。甲首充滿同情地把這一戶劃為畸零帶管，從此不在一百一十戶正管之列。裏長看準時機，把王家的一個小兒子，列在這老頭的戶下，打著分家的旗號帶過去十畝地——此謂“花分子戶”。
可王敘仍舊覺得不滿足，他說能不能再減免？裏長說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後裏長帶著他，找到縣衙戶房負責黃冊和魚鱗圖冊的主事，看有什麽辦法沒有。
主事收了賄賂，一拍腦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兩人私下買賣，簽的地契叫白契。這個交易上報給衙門，由官府驗證後蓋印，才算具備法律效力，叫紅契。
主事告訴王敘，你不是從楊七那兒買了五畝地嗎？你們倆先簽個白契，別著急上衙門辦手續，先留在他名下。這樣衙門裏沒記錄，黃冊和魚鱗圖冊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謂“全不過割”。
王敘還從鄭八那兒買了十畝地，剛給其中的一半地辦了紅契。主事說另外一半先別辦了，你跟鄭八說一聲，讓他還接著耕種，定期給你交租子就成——此謂“包納”。
王敘說：“我還有幾十畝地，沒買賣過，這咋辦？”主事說這也好辦，你假裝把一部分田地賣給劉九，或者從高十那兒買田的時候收田不收糧，補個假手續，把零頭一抹，叫“有總無撒”——這個“撒”，是撒數，在明代財政術語裏是小數的意思——這種手段，叫“懸掛掏回”，也叫“虛懸”。
戶房一般會有專門的書手和算手。書手負責謄寫檔案記錄，算手負責計算，把賬簿調整做平。這些人都是當地人，家裏世襲做這樁勾當，彼此之間關系密切。由這些親自接觸賬目與檔案的人配合，天衣無縫。
後湖駁查的時候，監生不可能去詢問每一戶的具體情況，他只看裏冊數字有無出入，只要比對無誤，就直接核驗過。王敘這麽操作，可以安全過關。
有人可能要問了，這明顯對賣家來說不合算，怎麽會答應？再說如果賣家反悔怎麽辦，王家和他們之間都是白契，並不受法律保護啊？
很簡單啊，打到他們服軟為止。
王敘家有兩百畝地，錢一定不少，他們隨便找十來個護院閑漢，往楊七、鄭八、劉九、高十家邊上一站。四戶人縱然不願意，也只能忍氣吞聲，否則在本鄉無法立足。白契這種東西，雖然法律上沒效力，可被拳頭大的人拿在手裏，一樣管用。
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態。
盡管利用了種種手段，王敘家的田地還是不能全部避稅。他繼續賄賂主事，把自家二十畝上好的水田，在檔案裏全改成鹽堿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級，原本是重則，這下子變輕則了——此謂“埋沒”。
王敘覺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個本鄉籍貫的進士。那位雖未釋褐授官，但已有資格享有減免賦役的特權。他把自家五畝田地托獻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稅了——此謂“詭寄”。
王敘想了想，光是避稅賦還不成，徭役也挺討厭的，得想辦法避免。
按照大明規矩，每一戶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數量分等，多者上戶、中戶，寡者下戶。上戶派出的應役丁口，要比中戶多，中戶又比下戶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幫助下，王敘先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裏。一個大家分裂成三個小家，戶口等級立刻就從上戶變成中戶了——此謂“挪移”。
可王敘仍舊不死心，又纏著裏長，在黃冊上硬把自家的“中戶”改成“下戶”，讓服徭役人數字進一步變少。裏長說改好辦，但每一裏每年應役人數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戶逃過去了，我怎麽辦，總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兩人琢磨了一下，裏長大筆一揮，把本來丁口極少的高十家，從下戶改為上戶了。
高十一聽不幹了，我家裏一共就倆壯丁，本來一個應役一個耕種，勉強度日。現在您給我改上戶了，兩個都得去應役，那家裏不就完蛋了嗎？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輪的正役，每年各種雜泛之役和臨時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應滿一年得脫一層皮。
裏長壓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縣裏上告，可縣裏直接駁回了——想告狀，先跟你們裏的鄉老商量去。可鄉老和裏長是穿一條褲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無邊的絕望。
這時王敘笑嘻嘻地過來，說你家田地反正也沒人種了，不如賣給我。高十哪裏肯賣，可不賣家裏就要餓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別無選擇，只得淪為佃戶。
王敘不光逃了徭役，還得了良田，貪心更熾，連下戶的徭役都幹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戶房主事，把本裏黃冊塗抹一番，把應役次序給改了。
咱們前面說了，裏甲應役是十年一輪，每一年都有一甲輪到徭役。王敘家本該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劉九對換了一下。劉九想也沒差別，就同意了，乙年去應役。結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黃冊次序，把王敘家改回乙年，劉九赫然還得服一次役。
劉九大驚，想要抗辯，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敘家就這麽舒舒服服地埋沒土地、避開了稅賦徭役，把負擔飛灑給了其他貧困人戶。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可在大明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萬歷二十五年，宜興知縣秦尚明憤怒地說：“十五之中，上戶詭為中戶，中戶詭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當真是觸目驚心。張萱在《西園聞見錄》裏感嘆道：“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正是這麽一番景象。
王敘的故事還沒完。
他家坐擁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負擔，財富迅速積累起來。他主動修橋梁、鋪民道、立祠堂、開私塾，偶爾周濟一下窮人、資助一下讀書人，很快就在鄉裏樹起權威。他把家裏多餘的銀錢，放給別人做高利貸，破產的鄭八、劉九、高十都不得不來找他，收益比田租還高。
靠著殷實家底，王敘的兒子再不必操心農稼，專心讀書，很快考中了狀元，在朝為官。王敘家的社會地位再拔高一層，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賦稅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戶、奴仆，都算作王家私產，不入黃冊。鄭八、劉九、高十的孩子們，不得不過來依附。
等到王敘的兒子告老還鄉，已成顯赫鄉宦，且與其他官場中人聯絡緊密。一代一代下來，遂成勢力。
在王敘的發家歷程中，我們看到：從甲首、裏長、鄉老這些自治體成員到衙門胥吏，沆瀣一氣，和地方富戶勾結在一起，把黃冊、魚鱗圖冊當成私有之物包辦，不斷把負擔轉移到貧戶身上，形成一整個鏈條上的腐敗，分攤風險和利益。
這在大明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團局造冊”，現在也有個類似的詞，叫“窩案”。在大明歷代朝廷文書裏，幾乎都反覆提及這個詞，飭令各地嚴查，可見“團局造冊”之猖獗。
嚴格來說，“團局造冊”不算一種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團局造冊”才能實現。
朝廷對此並沒有什麽好辦法，因為基層不是直管，他們所拿到的數據都是間接的。
比如，你是個現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戶籍情況，一家幾口，是否結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證，電腦裏隨時調得出來；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幾個娃、幾畝地，縣裏老爺不可能親自下鄉一戶戶去數，只能靠裏長、甲首、鄉老、糧長這些地方自治團體代理人來收集、具保和上報。
換句話說，只要你搞定這些代理人，上頭很難查證真偽虛實。
不過這種“搞定”本身很昂貴，底層百姓無法負擔賄賂成本，只有王敘這樣的鄉紳、豪強以及富戶有能力做。有錢人越哭越富，窮人卻根本沒有哭訴的渠道。於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誠如顧炎武所言：“富戶操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
除了之前講的那些，這些人還有很多手段，比如虛報死亡、隱漏資產、改換戶籍、虛報災荒、捏甲做乙、浮收稅糧。總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幹不出來的。每一個手段背後，都是大量利益輸送。
甚至連黃冊本身，都有大利可圖。
黃冊的攢造，朝廷是不出錢的，由各地官府籌措資金，這筆錢自然也會攤派到基層百姓頭上。很多明代縣志裏都有記載，一縣黃冊攢造的總費用，正常來講多則百兩，少則五十兩——註意這“正常”二字。
百姓並沒有議價權，官府說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們收取兩百兩，一百兩造冊，一百兩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條生財之路。
我說的這個假設，價格其實還保守了。
萬歷二十年有一位黃冊庫官員途經河南，出於職業習慣，打聽了一下當地的黃冊業務，嚇了一跳：“聞民間有言，軍、黃二冊加派紙價，至千兩之外……大縣不過二三百裏，小縣僅數十裏。一裏造冊一本，每本不過一二百頁（葉），紙價幾何，而動派千金耶？此非積猾之冒破，則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兩造價的黃冊！
貧窮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樣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來的發展，不難想象。豪強鄉紳勾結裏甲胥吏，肆意塗抹黃冊，欺瞞中樞，在中間環節榨取利益，並大肆侵占自耕農土地。
如果社會有足夠的流動性，情況還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並，但商品經濟發達，戶籍寬松，老百姓尚且有別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則，是把民眾在原地死死釘住。這時候你再搞土地兼並，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結果就是，下層百姓負擔越來越重，限於戶籍逃無可逃，而朝廷所獲得的稅賦卻越來越少。反而是盤踞中間的這個利益集團，吸血吸得大大腫脹，形成血管裏的一個梗阻。
當這些梗阻遍布全身時，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剛峰做過知縣，對底下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專論裏長之弊：“（裏長）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遍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
除了民戶的種種作弊之外，其他戶籍同樣問題多多。
前面說了，大明戶籍除了民籍，還有軍戶、匠戶、竈戶等職業戶口，他們的黃冊是單獨冊立，並由各自主管部門管理。比如軍戶就有專門的軍黃冊，歸兵部負責。
理論上軍戶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還有大量臨時性的雜泛差役，無法免除。更慘的是，他們是軍戶，還必須去應軍差，這負擔就更重了。
比如說吧，每一戶軍戶，都要出兩個壯丁去衛所服役，一個作為正軍戰兵，一個作為輔兵餘丁，後者在軍營裏勞動來養活前者。除此之外，家裏還得留一個繼丁，平時從事生產養家。一旦軍中的壯丁跑了或者死了，這個繼丁就得進入軍營勾補。
勾補的規矩特別狠，如果你家裏沒有成年壯丁，就得把孩子登記入冊，還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軍人不得本地服役，入衛補伍都得去外地。這一路上的盤纏給養，也得軍戶來承擔，更不用說還要受清軍官和各級長官的盤剝勒索之類了。
負擔如此之重，軍戶所享受的福利卻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規定，民戶有兩丁人口，就能擔任小吏，而軍戶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讓一人為生員，上升通道頗為狹窄。
其實軍戶也算良籍，可以參加科舉。歷代軍戶出身的內閣大佬不少，比如張居正、李東陽、高拱、趙志臯、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個明代科舉中，軍戶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頗高。不過這些都是軍戶中的官員階層或富戶，一來家族擴大，有足夠人手；二來有錢，供養得起讀書人。
對絕大部分底層小家小戶來說，光是應付勾軍就已經竭盡全力，哪裏還顧得上其他。
上頭大概也明白軍戶的狀況，所以嚴令禁止離籍轉戶，軍戶子弟不得過繼、不得入贅。沒辦法，真放開了，估計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間，就有數萬軍戶逃亡；正統三年（1438年）有一個統計，當下在逃軍士的總數已高達一百二十萬人——天下衛所才多少人？可見軍戶生活之苦。
這些軍戶最大的心願，就是轉成民戶，洗脫這些限制。雖然《大明律》嚴禁如此行事，但法律歸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樣百出。
咱們再虛構一戶人家舉例，姑且叫張大吧。
張大家是軍籍，籍在休寧縣附近的新安衛，家裏五口人。他實在受不了軍戶之苦，就偷偷聯絡了當地第五圖的裏長，央求入民籍。
裏長帶著他找到休寧縣戶房的書手，送了二兩銀子。戶房這位書手大筆一揮，給第五圖的裏冊裏多加了一個戶口，將張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這個戶口之下。
然後張家到衛所那邊，報了個全家死光，只剩一個張大的老母親。於是在軍黃冊裏，這家人只能掛去畸零戶，沒法應役了。等到張大的老母親一病故，這家人在軍黃冊裏徹底絕了，直接列入開除。張大一家，則洗脫成了民戶，幸福地在當地生活著。
羅二也是軍戶，很羨慕張大的境遇。可他家裏沒錢，找不到落地的民裏。他一咬牙，帶著全家連夜跑了，一路從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謊稱是流民，置買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為古代通訊不發達，沒有全國數據庫，原來的衛所縱然知道他跑了，也無可奈何。
軍戶畢三也動了心思，可他不想離開原籍，只好另外想辦法。他眼看要去遠衛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兒子入贅給近衛所的朋友，這樣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補入衛。他臨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個小兒子，趕緊過繼給附近的民戶家——這些都是違法的，可黃冊總是人寫的嘛，使錢下去，總能解決。
等把這兩個孩子都安頓好了，畢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蹤了，據說是被盜匪殺死，死無全屍。軍中一查，他家裏沒有任何壯丁勾補，也只好作罷。畢三偷偷跑去一處寺廟出家，法號“三無”，混了個度牒返回家鄉，堂而皇之地還俗，以佃戶身份附籍在先前過繼了小兒子的民戶家裏。
經過這麽一番眼花繚亂的操作，他們全家終於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軍之苦了。
還有一種絕妙的辦法，叫“挪移”，對，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說吧，張二一家，本來屬於饒州千戶所的軍戶，生活很痛苦。張二糾集了同甲的幾戶人家，賄賂也罷，脅迫也罷，硬是把這一甲的所屬，改到了建陽衛。
饒州離建陽不遠，但是兩者分屬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這麽一改，饒州千戶所便不能從張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陽衛的。而建陽衛呢？可能壓根不知道有這麽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來執法。
兩邊都管不著，張二這一甲十戶，就可以高高興興地在夾縫中生活下去了。
類似的逃亡方法還有很多，充分展示了軍戶的無邊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沒好辦法，只能反覆要求“都司、衛所、將應勾軍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冊呈報兵部，轉發其各司、府、縣清軍官。凡遇冊到，將所清軍黃冊籍磨對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應繼人丁”。
更可笑的是，為了怕軍戶做手腳，還特別要求，軍戶子弟不得參與軍黃冊的編造。就連駁查，都不得用軍戶出身的國子監生。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軍民，想要在戶籍上做手腳，無論手段如何，最終都指向同一條路——篡改黃冊；而無論改什麽內容，最後都會落實到一個最現實、最技術的問題——如何篡改黃冊而不被人發現。
一般的手法，在黃冊上直接填入假數據即可，手段無外乎挖改洗補。
反正黃冊都是手填出來的，在上頭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實在改不過來，索性挖下一塊，重新把別紙補綴上去。還改不過來，拆下綿索，抽走舊頁，補入改頁。只要大家提前說好，上頭無從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況，在民間極為猖獗。以至於弘治三年的時候，有官員專門上書，建議以後編造黃冊，不光要給地方一個標準字體，還得規定字號。把字寫得大一點，容易檢閱，就沒辦法洗改了。
修改原冊的麻煩在於，得經得起層層檢查。上級有可能沒查出來，也可能查出來，你為策完全，不得不一級一級往上賄賂。
顧炎武專門談過這個作弊技術：“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裏，則貨都總妄坐於小裏；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
因此，有聰明的不去賄賂主官，直接去找具體經辦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膽大包天，連小吏都不用找，去找運輸隊。
黃冊攢造完成之後，會一步一步轉送至縣、州、府、司以及中央後湖，中間要經歷數次轉運。你只要事先買通解送人員，在半路開箱子直接改冊，連給官員的賄賂都省了。真是膽大包天。
不過別忘了，黃冊裏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過往一切數據。你光是偽造了一期之數，前後對不上，終究是個隱患。哪天碰到個認真的駁查人員，可能就會東窗事發。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修改舊檔。把歷史改掉，大家便不會知道你現在的貓膩了。
雖然黃冊庫戒備森嚴，難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話嘛：“只要思想一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大利當前，胥吏們也是絞盡腦汁，奇技百出。
咱們試舉幾個比較奇葩的例子。
按照後湖駁查的流程，監生會把發現的問題做成駁語黃冊——後來改成浮貼在原黃冊內，戶部會將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後，再呈遞上來，監生根據駁語檢查，發現切實修改無誤，再入黃冊庫。
很快有聰明人發現了其中的漏洞：監生在二次駁查的時候，只會覆查駁語相關的條目，其他內容不會再看。
於是他們就發明了一招極巧妙的“聲東擊西”。
還是舉例說明。
王敘家新得了兩畝田地和一頭黃牛，這兩項事產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黃冊。王敘想把它們瞞下來，可急切間只賄賂了裏長，沒買通縣裏的算手和書手。
裏長寬慰他說，別著急，有辦法。
等到開始攢造裏冊，裏長老老實實地把這兩項寫進去，絲毫沒有作弊。不過他把另外一項數據，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寫了一人。
裏冊遞了上去，層層呈遞到後湖，很快這個疏漏被駁查監生發現。監生在原冊上貼了一條駁語：“查某裏某甲王敘人戶本期丁口虛減一人，查理與舊冊實在不符，駁回本管實核重造，不得遷延雲雲。”
這本裏冊被層層擲回到第五圖。裏長拿著舊冊，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誠實地把丁口數補回一人，然後偷偷抹去了王敘家的兩畝地和一頭牛。
冊子被再次送到後湖，監生拿著駁語記錄一看，嗯，不錯，丁口數確實改正了，至於其他內容，上次已經審核過一次，不必覆查了。
就這樣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敘家篡改的記錄得以順利進入庫房。以後一旦田地起了什麽紛爭，去查舊檔，則再也看不出什麽痕跡了。
此非筆者妄編，且看兩個真實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的五賢鄉，出了這麽一個案子。當地二十九都的裏冊交上去，駁查人員發現，該都的第一裏第一甲有一戶，叫謝得安，戶籍似有塗抹痕跡。比照之前的黃冊發現，這家夥本是軍籍，卻改成了民籍。
駁查大筆一揮，責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黃冊再提交上來，駁查監生一看，謝得安已經刪掉了，便準備批準入庫。可這人恰好很細心，覺得這本黃冊頁數似乎變多了，隨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驚：這本新黃冊裏，居然多了謝亞興等十一戶人家。
再一看，這十一戶人家，也是和謝得安一樣的軍戶籍。
很明顯，這是一起大規模“軍戶逃戶入籍”事件。他們先推出一個軍戶謝得安吸引敵人火力，然後在新冊裏偷偷把其他逃戶做進去。若不是這些人太過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戶籍，說不定駁查根本無從發現。
同期還有個案子，這次的發生地是山東濟南府章丘縣明秀鄉。
明秀鄉位於官道之上，鄉裏設有一連串驛站。根據交通工具的分類，這些驛站可以細分為船站、馬站、牛站、驢站等等。每一處驛站，都有專門的站戶，他們世世代代都要在驛站服務，也屬於職業戶的一種。站戶的生活狀況很慘，負擔奇重。他們也無時不思念著改換戶籍。
在這一次的駁查中，監生發現明秀鄉的第九裏第五甲有疑點，有王九住等三戶人家，本來是驢站戶，卻赫然改成了民戶。
這本冊子，立刻被監生駁回重造。等到新造黃冊再次送回後湖，監生發現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闞長等十二戶驢站戶偷偷摸摸進了民籍。
這個聲東擊西的手法，和宜興縣的辦法幾乎一樣。
當然，大明朝廷也不傻。這兩件案子讓他們意識到規則上的漏洞，及時加以補救。
從弘治十二年（1499年）開始，有疑點的黃冊不再駁回重造，只把問題項單獨開列成總冊下發。地方只需將問題項進行改正，單造一頁送至後湖。駁查人員審核無誤以後，將改正後的單頁補進原先的黃冊中，並附頁說明改正緣由，用印標記。
如此這般，才算是堵住了這條路。
於是勞動人民又發明了一個更嘆為觀止的辦法。
不是說舊檔難改嗎？那麽只要設法讓舊檔徹底消失，就沒問題了。雖然後湖戒備森嚴，人很難進去，但不代表別的東西進不去。
這個手段，得從黃冊的制作工藝講起。
大明朝廷有規定，黃冊的封皮冊殼硬紙，必須使用黃色或青色。這個黃紙，是用黃檗汁浸染而成。
黃檗樹是一種蕓香科的落葉喬木，可以入藥，也可以用於染色。將黃檗第二層樹皮進行熬煮，只要把紙浸入液體之中，便能染成黃色。更絕妙的是，黃檗樹皮裏富含小檗堿，對於殺蟲防蠹有奇效，印出的書可以經久不壞。
早在晉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黃檗制造黃麻紙來印制道經。他也因此被尊為染坊業的祖師。
不過這種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會把每一頁書都染黃，而是將黃麻紙制成護書，夾在書本裏，也有驅蟲效果。
朝廷要求黃冊封面染黃使用黃檗汁，是出於保護紙張的考慮。可是這些冊子的制造費用不歸朝廷管，每一個裏得自己掏錢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黃檗這麽昂貴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黃。
石黃屬於礦物染料，價格低廉。先將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細小顆粒，最後碾成粉末狀。在制作黃冊的時候，把這些粉末和水調好，直接抹在紙面上，就像是塗上一層胭脂似的。不光是黃色，其他礦物顏色也可以如此上紙。這種上色方式被稱為粉飾。
乍一看，石黃粉飾和黃檗染黃並無區別，但驅蟲效果天差地遠。
除了染料質地，朝廷對於黃冊的裝訂方式也規定得特別細致。
最初黃冊是用糨糊，每一頁的右側刷一條漿子，逐頁壓實，形成一冊。明代的糨糊多用魚鰾或樹膠熬制，可民間嫌麻煩，大多是用米、麥、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進去加熱而成。這種澱粉質地的糨糊，加固效果還行，但特別容易招蟲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間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裝訂方式改成線裝，即在紙上鉆孔，用細棉線穿紮起來。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須摻入明礬、花椒末等物，以防蟲蠹。
這些要求很科學，可惜卻不實用。每一期送來的全國黃冊有數萬冊，你讓管庫的人怎麽檢查？就算有精力檢查，也沒有技術手段來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這個破綻，很快也被地方給利用起來了。比如說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攢造一冊黃冊，數據完全真實，絕無作弊，但在裝訂時，會在石黃粉末和糨糊裏摻入蔗汁、蜜水等物。
這樣一來，封面和書脊會變得頗有甜味。而紙張的天敵衣食蟲——古稱蠹魚——最喜歡吃糖類及澱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這盤大餐端上來，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這種冊子的蛀蝕速度遠勝別本，不出數年，好端端的一本黃冊便會化為一堆粉末，原始記錄蕩然無存。這時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駁查來打臉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黃冊庫官員上書訴苦，說：“先年法例嚴明，人知畏懼，紙張無粉，俱堪經久收貯。近年……吏胥、裏書人等玩法欺公，故將粉飾紙張攢造，面糊殼面裝訂。尚未及數年之間，蟲蠹易生，蛀蝕腐爛，以致無憑查考，希圖日後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樂年的老冊子，至今已經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來的新造黃冊，蛀蝕速度極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冊，經常一縣黃冊全數蛀蝕無存：“紙張如粉，灰末成堆，都圖丁纏（產），蛀蝕腐爛，難以辨認。但經一揭，紛紛而碎。”
這一招能殺書於千裏之外，無聲無形，可謂是黃冊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這些弊端，每一次攢造黃冊，都反覆強調不得粉飾、要用繩編，可是無法從根本上杜絕。
當然，也有人嫌這個周期太長，急不可待。怎麽辦？還有個簡單粗暴的辦法：直接買通管冊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後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豐城縣，有一個當地人叫陳季三。他爹叫陳質，曾經謀奪了鄰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為此賄賂戶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冊。到了陳季三當家的時候，熊思明家裏鬧將起來，嚷嚷著要查個明白，要去開後湖黃冊庫查驗。
陳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聽，得知從洪武年間開始，每十年就會有一份檔案留在南京後湖。他爹陳質能改地方檔案，可改不了中樞黃冊庫。如果苦主要調後湖黃冊比對，肯定會露餡。陳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
他先買通了押解黃冊去南京的負責人，請求隊伍多耽擱幾天，然後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陳季三在南京城溜達了幾圈，很快就和一個叫高景清的後湖黃冊庫匠搭上了線。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曬冊，即定期把庫房內的黃冊拿出去在太陽下晾曬，以防潮防蟲。這份工作在洪武年間還算輕松，可到了正德年間，黃冊累積數量已經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即使每天輪番晾曬，一年到頭也不得休息。
更慘的是，後湖環境太差。每十年來一次的駁查監生都叫苦連天，更別說這些常年居住島上的雜役。他們“不谙調攝，致生寒虐等病……抱臥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堅持到過湖之日才能去看醫生。
晾曬工作繁重，銀錢少，工作環境又特別惡劣，這讓高景清很是郁悶。當陳季三提出請他幫忙，還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銀兩時，他立刻就動心了。
這個忙，其實特別簡單。
由於高景清的工作性質，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接觸到貯藏的黃冊。陳季三希望他進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樂元年這兩期庫房裏，把南昌府豐城縣載著自家先祖情況的裏冊摘出來，毀掉塘產部分。
高景清收下陳季三的賄賂，將這兩期黃冊的相關頁數扯下燒毀。這樣一來，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無可據了。這份塘產，從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實在陳家名下。
這件案件怎麽被揭發的，史書上並沒有說。從只言片語的線索推斷，應該是高景清扯下這幾頁紙，本欲燒毀，奈何後湖不得動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時帶出去。結果在過湖時，巡檢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這些黃冊紙頁。
後湖給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這件事，不敢隱瞞，急忙上報。朝廷對這件弊案實在是怒驚交加。怒的是，這些升鬥小民居然敢對中樞黃冊庫動心思；驚的是，後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發生過多少類似事件？
如果一個普通百姓都有膽量、有能力對中樞黃冊動手腳，只怕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對，正德皇帝對這個應該不關心，雷霆震怒的估計是首輔李東陽。於是陳季三、高景清各自梟首，一個腦袋掛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黃冊庫前，一個腦袋掛在了後湖黃冊庫前，公開示眾，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的主官和屬員，因此也被提問懲戒。而後湖黃冊庫的兩個主官，本也該受罰，但這件案子是他們自己舉發，僥幸免罪。朝廷還責成江西巡按禦史王士昭重審田產案，把塘田斷回給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慮到後湖雜役確實生活艱苦，決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開湖特許應天府派遣醫師兩人，登島巡診。用何亮的話說：“庶恩澤普及，而生命賴以全活；曬晾不誤，而冊籍得以保護。”
類似的翻墻案子，在黃冊庫的歷史上屢見不鮮。陳季三過於倒黴，攤上被抓。沒被抓的，不知還有多少呢。
前文所說的種種作弊手段，還只是大略分類，往細了說還有更多手段。總之，無論朝廷想出多少條防弊之術，民間總能迅速想到與之對抗的辦法。上頭三令五申，寄希望於嚴辦嚴查，下面卻總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時間，黃冊對抗始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經歷過數次駁查的官員史魯，他曾經哀嘆說：“承平日久，弊偽漸滋。中間埋沒、詭寄、不明違例等項，一次多於一次，一年甚於一年。牛毛繭絲，不足以喻其繁；條分縷析，不足以語其勞。”
“牛毛繭絲”四個字，當真是這場黃冊攻防戰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纏繞在塹壕之前的鐵絲網，密不透風，滋生孽長，一處被摧毀，立刻就有好幾重圍堵上來。這些鐵絲網把大明的陣地逐漸切割成一塊塊零碎的孤島，截斷流向，使之無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負責駁查的士兵們坐困愁城之中，既無支援，又無補給，面對著層層密布的鐵絲網束手無措。他們該怎麽辦才好呢？
一個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們投降吧。
於是，後湖黃冊庫最荒誕的一幕，就這麽徐徐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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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冊攻防戰
前面說了，黃冊脫胎於戶帖。兩者內容接近，但在很多細節上頗有不同。這些不同，不光體現在兩者的格式細節中，也體現在兩者的攢造流程上。
那麽一冊黃冊，是怎麽出爐的呢？
首先，造冊之年，戶部會提前半年備好標準黃冊的格式，得到皇上批準後，分別下發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會按照黃冊樣式進行翻刻。不過他們需要刻造的不是黃冊，而是“清冊供單”。
“清冊供單”和黃冊不太一樣，它是一種針對單戶的調查表格，用來搜集一戶人丁、事產等信息，和戶帖差不多。咱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黃冊的預填草稿。
接下來，官府會把印好的“清冊供單”下發到裏、坊、廂這一級，讓現年裏長親自送到甲首手裏，甲首再分別送到本甲的十戶人家，一一填寫清楚，一戶一單，簽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確保真實性。
工作完成之後，裏長會把本裏的一百一十張“清冊供單”合成一冊，遞交給當地衙門。
當地衙門收到轄區內所有裏、坊、廂的“清冊供單”之後，並不忙著合冊攢造，先讓戶房官吏並算手、書手進行磨算覆核，尤其還要調閱上一期數據來比較，看是否存在問題。
【註釋】
算手、書手：在明代縣衙中，除知縣、佐貳、首領官等數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各房、科中的吏書來完成的。吏書為吏員與書算的合稱。吏員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註冊、地位低於官的公職人員。書算，包括書手和算手，從百姓中僉雇，輔助吏員的工作。書手專司抄寫事宜，關註文書之往來，如依稿謄寫刑名文書、賦役黃冊等；算手則專司會計事務，如計算名目繁多的賦役折銀等。
如果審驗無誤，衙門會重新排定下一期的裏長、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編次格眼”，與確認的“清冊供單”一起送回到相關的裏。裏長要把這些資料謄寫成正式文稿，造出兩本裏冊，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你沒想錯，每一裏的黃冊，由本裏一百一十戶自己掏錢攢造，朝廷沒這筆費用。一直到州一級，才有專門的政府預算來造冊。
朝廷雖然不掏錢，要求還挺多。
黃冊的尺寸和戶帖一樣，寬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對於冊內文字，書手必須以範本格式來抄錄，字體尺寸都不許出錯。字要抄在原冊紙上，不許塗抹或額外浮貼，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為了增加作弊的難度，還把原來的小字楷書改成了大字楷書。
黃冊的制造材質，得統一用厚實的綿紙，不得經過粉飾或漂白，因為那樣容易讓紙張變脆發黃。甚至連訂冊，都必須用綿索來穿起，不許使用糨糊。就算萬不得已要用到一點，糨糊裏也得摻入花椒、明礬等原料，以避免蟲蛀。
不過黃冊制造畢竟是個專業活，普通人幹不了。在大部分情況下，裏長們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紙鋪去攢造裝訂。
順便提一句，其實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冊實物，屬於真正意義的黃冊並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冊供單”草稿。這些供單在用完之後，會送回個人家裏，這才讓極少部分文件逃過戰火，幸運地殘存到今日。
所有的裏冊，都要匯總到州、縣衙門。衙門要把這些數據匯總，單獨造一個總冊，裏面沒有每戶細節，只記錄各裏的總數——戶部特別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同樣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接下來，州、縣衙門要把所有的裏冊以及總冊送到府一級衙門。府衙也要單造一個分冊，記錄各州縣總數，一並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單造分冊，記錄各府的匯總數據，再與府冊、州冊、縣冊以及記錄到每一戶的原始裏冊一起呈遞給戶部。
一級一級匯總上去，戶部最終拿到手裏的，是幾萬本裏冊、幾千本州縣冊、幾百本府冊和十幾本司冊。中樞決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個地區的宏觀數據，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戶的狀況。宏微兩便，天下透明。與此同時，各級官府也都會層層留底，用青冊來辦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過黃冊呈遞到戶部之後，並不是直接運進後湖黃冊庫，它還有一道關要過。
朱元璋在推行戶帖制的時候，曾經放出過狠話：“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比勘合。”他把軍隊作為獨立會計師，對地方數據進行駁查，以避免各級官員在普查過程中舞弊。
他來自民間，深知弊情，必須核查這些黃冊真偽。國初諸事未備，只好動員軍隊進行駁查。現在一切都走上正軌了，再找軍隊當審計就有點不合適了。
可不找軍隊，找誰好呢？
駁查是個專業活，不是什麽人都能幹的。檢查人員必須識文斷字、精通算學，且具備一定的政務經驗。更關鍵的是，黃冊的數量太大了，這些檢查員還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幹活。
大明哪個部委也沒有餘裕抽調一批精幹官吏撲在這上面，正事還幹不幹了？
想了一圈，最適合幹這個的，就是國子監。那些大學生都是被當成官僚預備隊培養的，文化水平高，又閑得緊，正好拽過來當免費勞動力。
他們要做的“駁查”，從戶部總冊的數字往下查，層層驗算，從司冊至府冊、州冊、縣冊乃至裏冊，驗算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的四柱增減。如果民間有飛走、灑派、埋沒、詭寄、影射、團局造冊等弊情，就靠這些名偵探來查出真相。
【註釋】
飛走：即飛走稅糧。據明人趙官所著《後湖志》載，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弊，使用開多收少、有收無除、灑派各戶、產去稅存等手段，不知不覺間將稅糧挪走，還讓人無法查證。如有人將新開耕的地畝少報一些，以減少上交的稅糧。田地買賣中，買主本應依例報稅，把田地上的稅糧從賣主名下開除出戶，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結書手作弊，拖延稅糧入戶的時間。有的富戶勾結書手，在編造黃冊之時，將自家應納稅糧拆分成合、勺，分灑於百戶，待征收稅糧之時，再積合、勺成升，積升成鬥，積鬥成石，而被灑者被蒙在鼓裏，年年為之賠納。也有的富人買了別人的土地，卻逼迫賣家不能移稅，使得賣家沒有了田產卻要繼續交稅，最終只能逃亡以避稅。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隱田糧”一罪，“詭寄田糧，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夢麟《讀律瑣言》解為，“詭寄田糧，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說。詭寄田糧，即所以為影射也。或詭寄於役過年分，或詭寄於應免人戶，各圖免差役，是猶納糧而不當差者也”，即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假，將田地挪到已經過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優免徭役特權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錯訛之處——這簡直是一定的，監生會把問題匯總成冊，做成“駁語黃冊”，裏面開列某府某縣某裏的某項數據有問題，封面改一個“駁”字，並提交戶部。戶部會以尚書名義，把這個冊子下發給相關衙門，責成半年內查實重修。這個重新改正的黃冊，叫作“奏繳冊”，經二次查驗無誤，才會進入黃冊庫內。
大明平均每期攢造黃冊的數量是六萬，一千兩百名監生人均負責駁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戶的量。一天算一本，兩個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實、撰寫駁語的過程，三個月可以大體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說了，後湖一圈嚴密封鎖，無人能近，辦公環境非常幽靜。監生們幹累了，還能出去欣賞一下湖景風光，多美好啊。只見眼前煙波浩渺，水色瀲灩，湖面似鏡澄澈，半條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幹嗎要跑呢？
因為實在太苦了。
後湖駁查黃冊，絕非想象中那樣度假式辦公。對可憐的監生來說，不啻噩夢。
弘治十七年（1504年），國子監祭酒章懋這樣描述監生們的工作狀態：“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幾年後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易瓚在一份奏疏裏說得更詳細：
“白晝，嚴鎖各號，不容出入；黃昏，黑聚一室，不見燈火。酷熱苦寒，並無休息。加以湖瘴襲人，濕氣侵體，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無一二。近日，監生鄔鳳病故湖上，雖暴染之於平日，實出感發於一時。暴露數日，直待開湖，方得裝回，罔不傷心。諸生過湖，如蹈湯火。勞苦萬狀，不能盡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個小號裏幹活，晚上為了防火，還不能點蠟燭。夏天熱冬天冷，蚊蟲叮咬、濕瘴之氣密布。而且湖禁森嚴，你別說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屍島上，等每旬開湖之日才能把屍體運走。
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規矩。早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監察禦史張翼就上書皇帝，說島上負責駁查的監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離島送醫？永樂的批覆是：“但有病的，不要他過來，著太醫院帶藥，就那裏醫治。”
可見湖禁猶如天條，誰都不得違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之下，監生們還得認真幹活。一旦出現駁查欠詳、扣算欠精的失誤，輕則責罰，重則拿問。
能請假喘口氣嗎？
也行。《南雍志》裏記了兩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間，臨到駁查日子了，監生張振上書皇上，說今年輪到他們家當裏長了，可家裏除了他沒有壯年丁口，請求歸鄉應役，朱元璋批準了；然後到了永樂年間，監生饒觀也碰到和張振一樣的情況，上書向皇太子請假，歸鄉應役，很快也得到了批準。
國子監的學生非要請假，沒問題，您得自個兒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說去——皇上日理萬機，脾氣還不好，你的請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環境差，工作多，假難請，按道理薪酬應該少不了吧？
對不起，沒有，純屬義務勞動。你們這些大學生在國子監裏求學，已經享受國家補貼了，每個月有廩米養活，憑什麽還要錢？
那沒有酬勞，總有功勞吧？
對不起，功勞也沒有。
當年朱元璋為了鍛煉監生，定下規矩，要求他們在各衙門實習歷事，“實歷”至少要做滿一年。監生歷事考核裏明確規定，一年期滿，考官要根據監生的實習表現，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補授實缺；中等可以隨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學。
對監生來說，這一年的實習履歷非常重要，決定了他未來在官場的位置。
這個“實歷一年”的時間，絕不是你隨便混混日子就能攢滿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門幹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甚至錦衣衛；其次你得負責具體實務，比如抄錄文書、查核倉儲、清丈土地、監修工程、隨禦史出巡觀風等等。你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工作時間才能折算進“實歷”。可惜的是，駁查黃冊這項任務，卻不能折算“實歷”。
這事可以理解。你想，駁查黃冊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個月，而且每次活動要動員一千兩百個監生。如果這也能折算實歷的話，一次駁查，差不多整個國子監的學生都漲了三個月“實歷”，考核制度還有什麽意義？
但對監生個人來說，可就慘了。你忙活的這三個月，是沒法寫入實歷履歷的，還得去別的地方幹滿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後湖駁查這件差事，對監生們來說，只有苦勞——事實上，官府正是把駁查歸為一種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幹嘛。
好在從洪武到永樂這段時間，皇帝對國子監很重視，很多官員從這裏直接選拔。監生們有上升渠道，朝氣蓬勃、前程遠大，駁查這點辛苦活，忍忍也就過去了。
可隨著時間推移，形勢越發不妙起來，因為大明遷都了。
永樂帝把首都遷到了北京以後，國子監本部也隨之北上，稱北雍，南京國子監淪落為陪都分校，稱南雍，影響力大幅降低。而後湖的駁查工作，總不能讓北京學生千裏迢迢南下吧？還得南京國子監出人，這就有點入不敷出了。
更麻煩的是，在永樂之後，明代科舉制度日漸成熟，成為官員來源的主要渠道，從國子監選走的官員越來越少，監生地位一落千丈。監生們別說得不到好的官職，甚至連“歷事”都很難獲得機會，只能年覆一年地滯留在國子監裏，看不到未來。
宣德年間，國子監淹滯人數將近五千人，年紀最大的甚至超過五十歲——距離永樂北遷這才多少年？
駁查條件惡劣一如既往，大環境和政治待遇卻每況愈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監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樂以及後面的洪、宣兩代，駁查監生基本能保持一千兩百名。在此之後，監生數量一路驟減。正統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戶部上書抱怨，說他們征招八百名監生查理黃冊，過湖的居然只有兩百餘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這可奇怪了。國子監的管束那麽嚴格，上課遲到都得挨板子，監生們怎麽逃呢？
千萬不要低估人類逃避勞動的主觀能動性。
南京國子監為了節約成本，少發點廩米，曾經想出一個奇葩政策，叫“依親讀書”，讓學生們回自己家去讀書，學業時間照算——可以理解為函授課程。
監生們腦子轉得快，算算快到駁查之年了，紛紛提出申請，主動回鄉依親讀書。等到國子監要調人過湖駁查的時候，傻眼了，兔崽子們全回去“依親”了，還得一個一個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來就難了。監生們賴在家裏，什麽理由皆有，什麽生病啊，奉親啊，遷葬啊，送幼子啊，這裏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親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趕上父母亡故，以首輔之尊都得丁憂歸鄉，守制三年，我們這些窮學生更得遵從禮法對不對？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萬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體孝順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個沒了，考慮小時候人家還給過我糖吃，我傷心過甚，自願守制，弘揚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國子監你好意思學聖上奪情嗎？
就算是在國子監上學的學生，也可以裝病，裝病不行的就花錢請人冒名頂替，沒錢的就幹脆逃跑。最終留下來等著應役的，都是必須靠每月發放廩米過活的赤貧書生。
國子監能說什麽？只能含淚去想別的辦法。
可也沒別的什麽辦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國子監請求北京國子監支援，調一些南方籍貫的學生到南京。北京國子監的反應很冷淡，你倒黴關我屁事啊？最後好說歹說，北雍挑了幾個歪瓜裂棗送了過去，虛應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個轍，動員舉監生。
明代國子監的學生分成官、民兩種。官生是官員子弟，叫蔭生；民生則分成貢監生、例監生、舉監生幾種。貢生是各地選送來的優秀學生，例生是自費入校的學生，舉監生則指那些通過鄉試獲得舉人身份，卻在會試失敗的人。有些落第舉人會選擇暫時在國子監內讀書，在裏面自成一派。
過湖的監生，一般都是從貢生裏選。人家例生、蔭生要麽出了錢，要麽家裏有官身，用不著幹駁查這種辛苦活。舉監生好歹是舉人出身，也不用幹活。到了成化年間，貢生人數實在湊不夠，國子監決定把舉監生也算進駁查隊伍。舉人們聞言大怒，我們是何等身份，豈能跟那群貢生為伍，太辱斯文了，便開始大鬧。
官司一直打到了戶部，最後戶部判說：“舉人與歲貢所入之途雖異，及其到監，均為監生……況查無舉人監生優免事例。”於是舉監生們也只能老大不情願地去了後湖，但是……人還是湊不夠。
人不夠，黃冊卻不會少，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無限拖長。
從宣德年開始，駁查黃冊的時間越來越長，從三個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兩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駁查工作已經拖延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向皇上這樣訴苦道：“正德七年攢造在邇，今改駁之冊未完，攢造之冊覆至。新舊相仍，事務冗促。冊本浩繁，遽難查對。”
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黃冊還沒駁查完畢，眼看下一期新冊就要來了，咋辦？
上一期黃冊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審；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攢造，七年送審。也就是說，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後足足駁查了八年時間……
但也不能怪國子監。這一期參與駁查的監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殘，能幹活的不過半數，還時不時會跑散一大片。這種士氣，叫人家怎麽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終於有一個叫唐鵬的監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朝廷說了實話，明確指出黃冊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監生待遇太慘，請求改善。
他的訴求是，懇求朝廷把駁查的工作時間算入“實歷”。
在正德年間，就連國子監授官都已名存實亡，這些監生孜孜以求的，居然還只是“折算實歷”這麽點待遇，實在是太可憐了。
唐鵬的請求，得到了當時南京戶部的支持，相關官員也紛紛上書，表示再不改善，這活真幹不下去了。這次朝廷終於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開會議了幾日，最終拿出了一個辦法：
“過湖查理黃冊監生三個月滿日，準作實歷事三個月……比例準歷，以均勞逸。”
看著從善如流，可仔細一琢磨，實在太過分了。
按照這個規定，監生在後湖的工作時長，確實可以折算成等長實歷，但三個月封頂。如今一次駁查動輒數年，監生幹得再多，也只算三個月工分，其他時間還是白幹。
可想而知，一線駁查人員的士氣，會變成什麽鬼樣子。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大明朝廷的袞袞諸公，難道都是白癡嗎？
讀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輕易把古人當白癡。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歷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設身處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舉動，自有其邏輯和動機。
比如“過湖監生”的待遇問題，是從宣德之後開始凸顯。這一段時間，正是大明士紳集團開始發展壯大的階段。根據《大明律》，這些士紳可以減免稅賦徭役，比起自耕農經濟上天然具有優勢。他們又可以通過科舉等渠道，在政權裏取得話語權。
最終這個利益共同體在中樞則為高官，在鄉裏則為縉紳，以士林為綱網，以族親為身基，形成一個能與皇帝抗衡的集團。
這個共同體的天性，是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去兼並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說的那樣：“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並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駁查黃冊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畝，與這個集團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馳。他們即使沒有刻意去阻撓，也肯定不會主動去改善。
更妙的是，讓國子監駁查黃冊，是洪武爺定下的規矩。雖然國子監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們大可以用“祖制難違”的借口，拒絕改革，任誰也說不出個“不”字。
當然，這並不是說真有那麽一兩個幕後黑手，在鬥室裏算計著如何破壞黃冊制度的陰謀。具體到個人，不乏明智的官員上書要求變革，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大多數成員都會下意識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舉動。這些力量匯聚到一起，形成所謂的“潮流”或“時勢”，誰逆了潮流，誰阻礙了時勢，就會遭到反噬。
駁查監生的遭遇，不過是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點點微瀾罷了。
黃冊駁查就像是一個戰場。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處低矮簡陋的戰壕，長官漠不關心，後方補給時斷時續——偏偏他們的責任又特別重大。
因為駁查工作要面對的，是一大群無比頑強而又無比狡黠的勁敵。
中國自古有兩股力量始終在糾纏對抗。一股力量來自中央，千方百計想要搞清楚基層情況；另外一股力量則來自基層，千方百計不讓中央知道實際情況。
尤其是一涉及錢糧徭役之事，人類的想象力和智慧是無窮的。上頭有多少條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條對策。漢代搞“案戶比民”，民間就敢“舍匿虛田”；隋唐有“大索貌閱”，民間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會“析居避役、鬻田減戶”。
【註釋】
案戶比民：漢代法律規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間，每年繳納一百二十錢，叫作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繳納二十錢，叫作口賦稅。通常每戶農家，應服徭役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耽誤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錢的代價雇人代役，叫作更賦。若想做好這項工作，不僅要有完備的戶口登記冊，還必須進行戶口調查，掌握人口年齡的變化。戶口調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際，將一縣居民集中到縣城，觀其面貌、形體以查驗其年齡是否屬實，登記在人口簿冊上，即為“案戶比民”。
舍匿虛田：舍匿，窩藏、隱藏之意；虛田，即土地的實際畝數多於名義畝數的部分。百姓有意將多出的田畝數隱藏不報，以免多交稅糧。
大索貌閱：大索，即清點戶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與相貌；貌閱，即將百姓與戶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對。貌閱的制度淵源可追溯到漢代的案戶比民。隋文帝年間，為改變戶口隱漏嚴重、國家賦稅減少、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中央下令在全國各州縣大索貌閱，凡出現戶口不匹配的情況，地方官吏都要被處以刑罰。此次貌閱，還要求堂兄弟以下親屬同族而居者必須分立戶口。此制度為後來的唐朝所沿襲。
冒籍取解：唐代科舉制度規定，士子應在本地參加府試，獲得解送資格。若要離開本籍，到其他府州參加府試以取得解送資格，再到京師參加全國性考試，即為冒籍。類似於現在的高考移民。科舉制度初設之時，此類現象很少見。但隨著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省試登第人物與發解諸州的比例出現失衡，士子為了增加登第的機會，冒籍取解的現象逐漸多了起來。如我們很熟悉的大詩人王維，就沒有參加本籍貫蒲州府的解試，而因其善彈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歡心，獲得了京兆府的解頭。
衙前差役：衙前，產生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時期的一種重難差役，由武人充任，負責看管和運送官物。到了北宋時期，衙前役主要由鄉村上戶輪流承擔，服役範圍很廣，職任繁雜，包括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錢物、主典庫務、采購貨物等等，給鄉村上戶造成很大的負擔。後來，因難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減戶：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征發差役，以丁口即資產而定戶等，不同的戶等承擔不同難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難的徭役都會歸上等戶輪流負擔，面臨傾家蕩產的危險，故高戶成為人們的大忌，於是想方設法減少人口和家資，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棄田與人，以降低戶等，避免重役。鬻田減戶，賣掉田產以降低戶等，避免承擔重難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種手段。
不說別人，那位“鑿壁偷光”的雞湯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進諫、剛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檔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頃地。可見人類的天性是很誠實的。
明代的情況也並沒什麽不同。當年周鑄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戶就紛紛把自家土地轉到仆人、佃戶以及親戚家名下，以此減少賦役——還有個名目，叫作“鐵腳詭寄”。地方上對抗中央的花招，可多著呢。
朱元璋搞出的這個黃冊、裏甲與魚鱗三位一體之法，別看紙面上的設計頗為完美，落實到執行層面，仍有無數漏洞可鉆。駁查駁查，駁的是舞弊隱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處，正是為了減少民間幹擾，盡量讓中央掌握最翔實的數據。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編造黃冊的命令同時，特意警告說：“所在有司官吏裏甲，敢有團局造冊、利斂害民，或將各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
反著一讀，就知道民間舞弊的情況從國初就非常嚴重，非得皇帝親自提醒不可。
那麽，下面的人是怎麽作弊的呢？
咱們還是拿之前出現那個休寧縣人王敘，虛構幾個例子來講講。
先從最簡單、最常見的情況說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敘家的黃冊記錄是一家四口，父親、兒子兩個丁口，外加一個老婆、一個女兒。當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氣生了仨兒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黃冊，王敘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負累也多，得想辦法藏匿人口。
他提著四斤豬肉，買通了甲首。在造冊時，甲首幫他報了一個假數字，只說是新增男丁兩口，全家六口人，瞞報了一口。
這樣在洪武二十四年黃冊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舊管四，開除零，新收二，實在六。這個數據被匯總到休寧縣，一路上報國家。
又過了十年，到了永樂元年（1403年）。靖難之役雖然慘烈，但各地黃冊該造還得造。這次王敘沒錢賄賂甲首，家裏孩子也已長大成丁，沒法瞞過別人耳目，只好老老實實把所有人口都報上去了。
數字送到後湖進行駁查，某位監生負責徽州檔案，他磨算了一下，覺得休寧縣的人口數字不對，個位數有偏差，前後差了一個人。他一路再往下細查，發現其他鄉的數字都對得上，只有裏仁鄉差一人，這麽順藤摸瓜，直到翻開了二十七都第五圖的黃冊。
他調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圖黃冊，與永樂元年的黃冊四柱做對照，立刻發現了癥結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敘家戶口“實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實在”六人，永樂元年變成了“實在”七人。從這個記錄看出，王家添丁的節奏應該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兩人，永樂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實際黃冊裏的“新收”這一項，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記錄了“新收”兩人，永樂元年“新收”為零。
數字對不上。
不用問，肯定當地有瞞報情節。於是這位監生提筆，把這一條寫在另外的駁語冊子上，註明理由和數據來源。戶部拿到駁語，一路下發到休寧縣，要求查實第五圖王敘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當。結果，王敘和洪武二十四年那個現年甲首，都因此而面臨懲罰。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體現在這裏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時，卻很難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間，數字增減彼此關聯，前一期黃冊與後一期黃冊，數字增減亦有關聯，只要有一次數字對不齊，就會被駁查發現。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縣裏的青冊都塗改了也沒用，因為上面還有州裏和府裏的青冊備份。你就算真能把這一串青冊都改了，後湖還存有最權威的黃冊。
你要是能把後湖黃冊也改了……這麽神通廣大，你幹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這隱蔽巧妙的舞弊手段，還多得很呢。
正德年間有一位江西巡按禦史唐龍，曾詳細描述過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裏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為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角）色，捏作寄莊者。”
為了便於理解，咱們接著拿王敘家舉個例子吧。
假設他們家在正德年突然發財了，一口氣買了兩百畝地，成了大地主。王敘不是官身，又沒考中舉人，沒法減免稅賦。等到要攢造黃冊了，王家趕緊找到甲首、裏長，請他們設法遮掩。
等到縣衙把清冊供單送下來，裏長開始一一填寫諸家情況。他故意把王家的兩百畝地，分出去五十畝，分別寫在五十戶貧困人家名下。
這五十戶窮人不識字，平日裏都是甲首、裏長代填，就算拿清冊供單給他們檢查，也是睜眼瞎。只有到了交稅時，這些窮人會奇怪，怎麽交得比往年多一點？裏長瞪著眼睛說上頭官差要求的，我有什麽辦法？反正平均每戶只多交一畝，不算太要命，沒人敢深究。於是，這五十戶人家就稀裏糊塗地替王家扛了五十畝的稅賦。
這種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諸人名下的行為，叫活灑，又叫飛灑、灑派等等。
可王家覺得還是不滿足，希望能進一步減免。裏長說了，也沒問題。
本管裏一年前發生過一次疫病，結果張三、李四、趙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規矩，裏長要把這三戶人家列入“開除”，意思是這三戶已經絕了，其名下田地荒廢，自然也沒法交稅。裏長把王家的三十畝地，偷偷挪到這三戶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賦稅之苦——此謂“死寄”。
那三家旁邊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裏死得只剩下一個老頭。甲首充滿同情地把這一戶劃為畸零帶管，從此不在一百一十戶正管之列。裏長看準時機，把王家的一個小兒子，列在這老頭的戶下，打著分家的旗號帶過去十畝地——此謂“花分子戶”。
可王敘仍舊覺得不滿足，他說能不能再減免？裏長說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後裏長帶著他，找到縣衙戶房負責黃冊和魚鱗圖冊的主事，看有什麽辦法沒有。
主事收了賄賂，一拍腦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兩人私下買賣，簽的地契叫白契。這個交易上報給衙門，由官府驗證後蓋印，才算具備法律效力，叫紅契。
主事告訴王敘，你不是從楊七那兒買了五畝地嗎？你們倆先簽個白契，別著急上衙門辦手續，先留在他名下。這樣衙門裏沒記錄，黃冊和魚鱗圖冊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謂“全不過割”。
王敘還從鄭八那兒買了十畝地，剛給其中的一半地辦了紅契。主事說另外一半先別辦了，你跟鄭八說一聲，讓他還接著耕種，定期給你交租子就成——此謂“包納”。
王敘說：“我還有幾十畝地，沒買賣過，這咋辦？”主事說這也好辦，你假裝把一部分田地賣給劉九，或者從高十那兒買田的時候收田不收糧，補個假手續，把零頭一抹，叫“有總無撒”——這個“撒”，是撒數，在明代財政術語裏是小數的意思——這種手段，叫“懸掛掏回”，也叫“虛懸”。
戶房一般會有專門的書手和算手。書手負責謄寫檔案記錄，算手負責計算，把賬簿調整做平。這些人都是當地人，家裏世襲做這樁勾當，彼此之間關系密切。由這些親自接觸賬目與檔案的人配合，天衣無縫。
後湖駁查的時候，監生不可能去詢問每一戶的具體情況，他只看裏冊數字有無出入，只要比對無誤，就直接核驗過。王敘這麽操作，可以安全過關。
有人可能要問了，這明顯對賣家來說不合算，怎麽會答應？再說如果賣家反悔怎麽辦，王家和他們之間都是白契，並不受法律保護啊？
很簡單啊，打到他們服軟為止。
王敘家有兩百畝地，錢一定不少，他們隨便找十來個護院閑漢，往楊七、鄭八、劉九、高十家邊上一站。四戶人縱然不願意，也只能忍氣吞聲，否則在本鄉無法立足。白契這種東西，雖然法律上沒效力，可被拳頭大的人拿在手裏，一樣管用。
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態。
盡管利用了種種手段，王敘家的田地還是不能全部避稅。他繼續賄賂主事，把自家二十畝上好的水田，在檔案裏全改成鹽堿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級，原本是重則，這下子變輕則了——此謂“埋沒”。
王敘覺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個本鄉籍貫的進士。那位雖未釋褐授官，但已有資格享有減免賦役的特權。他把自家五畝田地托獻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稅了——此謂“詭寄”。
王敘想了想，光是避稅賦還不成，徭役也挺討厭的，得想辦法避免。
按照大明規矩，每一戶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數量分等，多者上戶、中戶，寡者下戶。上戶派出的應役丁口，要比中戶多，中戶又比下戶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幫助下，王敘先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裏。一個大家分裂成三個小家，戶口等級立刻就從上戶變成中戶了——此謂“挪移”。
可王敘仍舊不死心，又纏著裏長，在黃冊上硬把自家的“中戶”改成“下戶”，讓服徭役人數字進一步變少。裏長說改好辦，但每一裏每年應役人數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戶逃過去了，我怎麽辦，總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兩人琢磨了一下，裏長大筆一揮，把本來丁口極少的高十家，從下戶改為上戶了。
高十一聽不幹了，我家裏一共就倆壯丁，本來一個應役一個耕種，勉強度日。現在您給我改上戶了，兩個都得去應役，那家裏不就完蛋了嗎？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輪的正役，每年各種雜泛之役和臨時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應滿一年得脫一層皮。
裏長壓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縣裏上告，可縣裏直接駁回了——想告狀，先跟你們裏的鄉老商量去。可鄉老和裏長是穿一條褲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無邊的絕望。
這時王敘笑嘻嘻地過來，說你家田地反正也沒人種了，不如賣給我。高十哪裏肯賣，可不賣家裏就要餓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別無選擇，只得淪為佃戶。
王敘不光逃了徭役，還得了良田，貪心更熾，連下戶的徭役都幹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戶房主事，把本裏黃冊塗抹一番，把應役次序給改了。
咱們前面說了，裏甲應役是十年一輪，每一年都有一甲輪到徭役。王敘家本該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劉九對換了一下。劉九想也沒差別，就同意了，乙年去應役。結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黃冊次序，把王敘家改回乙年，劉九赫然還得服一次役。
劉九大驚，想要抗辯，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敘家就這麽舒舒服服地埋沒土地、避開了稅賦徭役，把負擔飛灑給了其他貧困人戶。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可在大明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萬歷二十五年，宜興知縣秦尚明憤怒地說：“十五之中，上戶詭為中戶，中戶詭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當真是觸目驚心。張萱在《西園聞見錄》裏感嘆道：“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正是這麽一番景象。
王敘的故事還沒完。
他家坐擁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負擔，財富迅速積累起來。他主動修橋梁、鋪民道、立祠堂、開私塾，偶爾周濟一下窮人、資助一下讀書人，很快就在鄉裏樹起權威。他把家裏多餘的銀錢，放給別人做高利貸，破產的鄭八、劉九、高十都不得不來找他，收益比田租還高。
靠著殷實家底，王敘的兒子再不必操心農稼，專心讀書，很快考中了狀元，在朝為官。王敘家的社會地位再拔高一層，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賦稅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戶、奴仆，都算作王家私產，不入黃冊。鄭八、劉九、高十的孩子們，不得不過來依附。
等到王敘的兒子告老還鄉，已成顯赫鄉宦，且與其他官場中人聯絡緊密。一代一代下來，遂成勢力。
在王敘的發家歷程中，我們看到：從甲首、裏長、鄉老這些自治體成員到衙門胥吏，沆瀣一氣，和地方富戶勾結在一起，把黃冊、魚鱗圖冊當成私有之物包辦，不斷把負擔轉移到貧戶身上，形成一整個鏈條上的腐敗，分攤風險和利益。
這在大明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團局造冊”，現在也有個類似的詞，叫“窩案”。在大明歷代朝廷文書裏，幾乎都反覆提及這個詞，飭令各地嚴查，可見“團局造冊”之猖獗。
嚴格來說，“團局造冊”不算一種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團局造冊”才能實現。
朝廷對此並沒有什麽好辦法，因為基層不是直管，他們所拿到的數據都是間接的。
比如，你是個現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戶籍情況，一家幾口，是否結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證，電腦裏隨時調得出來；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幾個娃、幾畝地，縣裏老爺不可能親自下鄉一戶戶去數，只能靠裏長、甲首、鄉老、糧長這些地方自治團體代理人來收集、具保和上報。
換句話說，只要你搞定這些代理人，上頭很難查證真偽虛實。
不過這種“搞定”本身很昂貴，底層百姓無法負擔賄賂成本，只有王敘這樣的鄉紳、豪強以及富戶有能力做。有錢人越哭越富，窮人卻根本沒有哭訴的渠道。於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誠如顧炎武所言：“富戶操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
除了之前講的那些，這些人還有很多手段，比如虛報死亡、隱漏資產、改換戶籍、虛報災荒、捏甲做乙、浮收稅糧。總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幹不出來的。每一個手段背後，都是大量利益輸送。
甚至連黃冊本身，都有大利可圖。
黃冊的攢造，朝廷是不出錢的，由各地官府籌措資金，這筆錢自然也會攤派到基層百姓頭上。很多明代縣志裏都有記載，一縣黃冊攢造的總費用，正常來講多則百兩，少則五十兩——註意這“正常”二字。
百姓並沒有議價權，官府說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們收取兩百兩，一百兩造冊，一百兩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條生財之路。
我說的這個假設，價格其實還保守了。
萬歷二十年有一位黃冊庫官員途經河南，出於職業習慣，打聽了一下當地的黃冊業務，嚇了一跳：“聞民間有言，軍、黃二冊加派紙價，至千兩之外……大縣不過二三百裏，小縣僅數十裏。一裏造冊一本，每本不過一二百頁（葉），紙價幾何，而動派千金耶？此非積猾之冒破，則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兩造價的黃冊！
貧窮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樣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來的發展，不難想象。豪強鄉紳勾結裏甲胥吏，肆意塗抹黃冊，欺瞞中樞，在中間環節榨取利益，並大肆侵占自耕農土地。
如果社會有足夠的流動性，情況還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並，但商品經濟發達，戶籍寬松，老百姓尚且有別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則，是把民眾在原地死死釘住。這時候你再搞土地兼並，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結果就是，下層百姓負擔越來越重，限於戶籍逃無可逃，而朝廷所獲得的稅賦卻越來越少。反而是盤踞中間的這個利益集團，吸血吸得大大腫脹，形成血管裏的一個梗阻。
當這些梗阻遍布全身時，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剛峰做過知縣，對底下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專論裏長之弊：“（裏長）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遍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
除了民戶的種種作弊之外，其他戶籍同樣問題多多。
前面說了，大明戶籍除了民籍，還有軍戶、匠戶、竈戶等職業戶口，他們的黃冊是單獨冊立，並由各自主管部門管理。比如軍戶就有專門的軍黃冊，歸兵部負責。
理論上軍戶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還有大量臨時性的雜泛差役，無法免除。更慘的是，他們是軍戶，還必須去應軍差，這負擔就更重了。
比如說吧，每一戶軍戶，都要出兩個壯丁去衛所服役，一個作為正軍戰兵，一個作為輔兵餘丁，後者在軍營裏勞動來養活前者。除此之外，家裏還得留一個繼丁，平時從事生產養家。一旦軍中的壯丁跑了或者死了，這個繼丁就得進入軍營勾補。
勾補的規矩特別狠，如果你家裏沒有成年壯丁，就得把孩子登記入冊，還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軍人不得本地服役，入衛補伍都得去外地。這一路上的盤纏給養，也得軍戶來承擔，更不用說還要受清軍官和各級長官的盤剝勒索之類了。
負擔如此之重，軍戶所享受的福利卻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規定，民戶有兩丁人口，就能擔任小吏，而軍戶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讓一人為生員，上升通道頗為狹窄。
其實軍戶也算良籍，可以參加科舉。歷代軍戶出身的內閣大佬不少，比如張居正、李東陽、高拱、趙志臯、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個明代科舉中，軍戶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頗高。不過這些都是軍戶中的官員階層或富戶，一來家族擴大，有足夠人手；二來有錢，供養得起讀書人。
對絕大部分底層小家小戶來說，光是應付勾軍就已經竭盡全力，哪裏還顧得上其他。
上頭大概也明白軍戶的狀況，所以嚴令禁止離籍轉戶，軍戶子弟不得過繼、不得入贅。沒辦法，真放開了，估計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間，就有數萬軍戶逃亡；正統三年（1438年）有一個統計，當下在逃軍士的總數已高達一百二十萬人——天下衛所才多少人？可見軍戶生活之苦。
這些軍戶最大的心願，就是轉成民戶，洗脫這些限制。雖然《大明律》嚴禁如此行事，但法律歸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樣百出。
咱們再虛構一戶人家舉例，姑且叫張大吧。
張大家是軍籍，籍在休寧縣附近的新安衛，家裏五口人。他實在受不了軍戶之苦，就偷偷聯絡了當地第五圖的裏長，央求入民籍。
裏長帶著他找到休寧縣戶房的書手，送了二兩銀子。戶房這位書手大筆一揮，給第五圖的裏冊裏多加了一個戶口，將張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這個戶口之下。
然後張家到衛所那邊，報了個全家死光，只剩一個張大的老母親。於是在軍黃冊裏，這家人只能掛去畸零戶，沒法應役了。等到張大的老母親一病故，這家人在軍黃冊裏徹底絕了，直接列入開除。張大一家，則洗脫成了民戶，幸福地在當地生活著。
羅二也是軍戶，很羨慕張大的境遇。可他家裏沒錢，找不到落地的民裏。他一咬牙，帶著全家連夜跑了，一路從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謊稱是流民，置買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為古代通訊不發達，沒有全國數據庫，原來的衛所縱然知道他跑了，也無可奈何。
軍戶畢三也動了心思，可他不想離開原籍，只好另外想辦法。他眼看要去遠衛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兒子入贅給近衛所的朋友，這樣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補入衛。他臨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個小兒子，趕緊過繼給附近的民戶家——這些都是違法的，可黃冊總是人寫的嘛，使錢下去，總能解決。
等把這兩個孩子都安頓好了，畢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蹤了，據說是被盜匪殺死，死無全屍。軍中一查，他家裏沒有任何壯丁勾補，也只好作罷。畢三偷偷跑去一處寺廟出家，法號“三無”，混了個度牒返回家鄉，堂而皇之地還俗，以佃戶身份附籍在先前過繼了小兒子的民戶家裏。
經過這麽一番眼花繚亂的操作，他們全家終於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軍之苦了。
還有一種絕妙的辦法，叫“挪移”，對，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說吧，張二一家，本來屬於饒州千戶所的軍戶，生活很痛苦。張二糾集了同甲的幾戶人家，賄賂也罷，脅迫也罷，硬是把這一甲的所屬，改到了建陽衛。
饒州離建陽不遠，但是兩者分屬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這麽一改，饒州千戶所便不能從張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陽衛的。而建陽衛呢？可能壓根不知道有這麽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來執法。
兩邊都管不著，張二這一甲十戶，就可以高高興興地在夾縫中生活下去了。
類似的逃亡方法還有很多，充分展示了軍戶的無邊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沒好辦法，只能反覆要求“都司、衛所、將應勾軍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冊呈報兵部，轉發其各司、府、縣清軍官。凡遇冊到，將所清軍黃冊籍磨對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應繼人丁”。
更可笑的是，為了怕軍戶做手腳，還特別要求，軍戶子弟不得參與軍黃冊的編造。就連駁查，都不得用軍戶出身的國子監生。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軍民，想要在戶籍上做手腳，無論手段如何，最終都指向同一條路——篡改黃冊；而無論改什麽內容，最後都會落實到一個最現實、最技術的問題——如何篡改黃冊而不被人發現。
一般的手法，在黃冊上直接填入假數據即可，手段無外乎挖改洗補。
反正黃冊都是手填出來的，在上頭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實在改不過來，索性挖下一塊，重新把別紙補綴上去。還改不過來，拆下綿索，抽走舊頁，補入改頁。只要大家提前說好，上頭無從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況，在民間極為猖獗。以至於弘治三年的時候，有官員專門上書，建議以後編造黃冊，不光要給地方一個標準字體，還得規定字號。把字寫得大一點，容易檢閱，就沒辦法洗改了。
修改原冊的麻煩在於，得經得起層層檢查。上級有可能沒查出來，也可能查出來，你為策完全，不得不一級一級往上賄賂。
顧炎武專門談過這個作弊技術：“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裏，則貨都總妄坐於小裏；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
因此，有聰明的不去賄賂主官，直接去找具體經辦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膽大包天，連小吏都不用找，去找運輸隊。
黃冊攢造完成之後，會一步一步轉送至縣、州、府、司以及中央後湖，中間要經歷數次轉運。你只要事先買通解送人員，在半路開箱子直接改冊，連給官員的賄賂都省了。真是膽大包天。
不過別忘了，黃冊裏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過往一切數據。你光是偽造了一期之數，前後對不上，終究是個隱患。哪天碰到個認真的駁查人員，可能就會東窗事發。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修改舊檔。把歷史改掉，大家便不會知道你現在的貓膩了。
雖然黃冊庫戒備森嚴，難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話嘛：“只要思想一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大利當前，胥吏們也是絞盡腦汁，奇技百出。
咱們試舉幾個比較奇葩的例子。
按照後湖駁查的流程，監生會把發現的問題做成駁語黃冊——後來改成浮貼在原黃冊內，戶部會將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後，再呈遞上來，監生根據駁語檢查，發現切實修改無誤，再入黃冊庫。
很快有聰明人發現了其中的漏洞：監生在二次駁查的時候，只會覆查駁語相關的條目，其他內容不會再看。
於是他們就發明了一招極巧妙的“聲東擊西”。
還是舉例說明。
王敘家新得了兩畝田地和一頭黃牛，這兩項事產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黃冊。王敘想把它們瞞下來，可急切間只賄賂了裏長，沒買通縣裏的算手和書手。
裏長寬慰他說，別著急，有辦法。
等到開始攢造裏冊，裏長老老實實地把這兩項寫進去，絲毫沒有作弊。不過他把另外一項數據，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寫了一人。
裏冊遞了上去，層層呈遞到後湖，很快這個疏漏被駁查監生發現。監生在原冊上貼了一條駁語：“查某裏某甲王敘人戶本期丁口虛減一人，查理與舊冊實在不符，駁回本管實核重造，不得遷延雲雲。”
這本裏冊被層層擲回到第五圖。裏長拿著舊冊，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誠實地把丁口數補回一人，然後偷偷抹去了王敘家的兩畝地和一頭牛。
冊子被再次送到後湖，監生拿著駁語記錄一看，嗯，不錯，丁口數確實改正了，至於其他內容，上次已經審核過一次，不必覆查了。
就這樣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敘家篡改的記錄得以順利進入庫房。以後一旦田地起了什麽紛爭，去查舊檔，則再也看不出什麽痕跡了。
此非筆者妄編，且看兩個真實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的五賢鄉，出了這麽一個案子。當地二十九都的裏冊交上去，駁查人員發現，該都的第一裏第一甲有一戶，叫謝得安，戶籍似有塗抹痕跡。比照之前的黃冊發現，這家夥本是軍籍，卻改成了民籍。
駁查大筆一揮，責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黃冊再提交上來，駁查監生一看，謝得安已經刪掉了，便準備批準入庫。可這人恰好很細心，覺得這本黃冊頁數似乎變多了，隨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驚：這本新黃冊裏，居然多了謝亞興等十一戶人家。
再一看，這十一戶人家，也是和謝得安一樣的軍戶籍。
很明顯，這是一起大規模“軍戶逃戶入籍”事件。他們先推出一個軍戶謝得安吸引敵人火力，然後在新冊裏偷偷把其他逃戶做進去。若不是這些人太過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戶籍，說不定駁查根本無從發現。
同期還有個案子，這次的發生地是山東濟南府章丘縣明秀鄉。
明秀鄉位於官道之上，鄉裏設有一連串驛站。根據交通工具的分類，這些驛站可以細分為船站、馬站、牛站、驢站等等。每一處驛站，都有專門的站戶，他們世世代代都要在驛站服務，也屬於職業戶的一種。站戶的生活狀況很慘，負擔奇重。他們也無時不思念著改換戶籍。
在這一次的駁查中，監生發現明秀鄉的第九裏第五甲有疑點，有王九住等三戶人家，本來是驢站戶，卻赫然改成了民戶。
這本冊子，立刻被監生駁回重造。等到新造黃冊再次送回後湖，監生發現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闞長等十二戶驢站戶偷偷摸摸進了民籍。
這個聲東擊西的手法，和宜興縣的辦法幾乎一樣。
當然，大明朝廷也不傻。這兩件案子讓他們意識到規則上的漏洞，及時加以補救。
從弘治十二年（1499年）開始，有疑點的黃冊不再駁回重造，只把問題項單獨開列成總冊下發。地方只需將問題項進行改正，單造一頁送至後湖。駁查人員審核無誤以後，將改正後的單頁補進原先的黃冊中，並附頁說明改正緣由，用印標記。
如此這般，才算是堵住了這條路。
於是勞動人民又發明了一個更嘆為觀止的辦法。
不是說舊檔難改嗎？那麽只要設法讓舊檔徹底消失，就沒問題了。雖然後湖戒備森嚴，人很難進去，但不代表別的東西進不去。
這個手段，得從黃冊的制作工藝講起。
大明朝廷有規定，黃冊的封皮冊殼硬紙，必須使用黃色或青色。這個黃紙，是用黃檗汁浸染而成。
黃檗樹是一種蕓香科的落葉喬木，可以入藥，也可以用於染色。將黃檗第二層樹皮進行熬煮，只要把紙浸入液體之中，便能染成黃色。更絕妙的是，黃檗樹皮裏富含小檗堿，對於殺蟲防蠹有奇效，印出的書可以經久不壞。
早在晉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黃檗制造黃麻紙來印制道經。他也因此被尊為染坊業的祖師。
不過這種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會把每一頁書都染黃，而是將黃麻紙制成護書，夾在書本裏，也有驅蟲效果。
朝廷要求黃冊封面染黃使用黃檗汁，是出於保護紙張的考慮。可是這些冊子的制造費用不歸朝廷管，每一個裏得自己掏錢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黃檗這麽昂貴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黃。
石黃屬於礦物染料，價格低廉。先將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細小顆粒，最後碾成粉末狀。在制作黃冊的時候，把這些粉末和水調好，直接抹在紙面上，就像是塗上一層胭脂似的。不光是黃色，其他礦物顏色也可以如此上紙。這種上色方式被稱為粉飾。
乍一看，石黃粉飾和黃檗染黃並無區別，但驅蟲效果天差地遠。
除了染料質地，朝廷對於黃冊的裝訂方式也規定得特別細致。
最初黃冊是用糨糊，每一頁的右側刷一條漿子，逐頁壓實，形成一冊。明代的糨糊多用魚鰾或樹膠熬制，可民間嫌麻煩，大多是用米、麥、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進去加熱而成。這種澱粉質地的糨糊，加固效果還行，但特別容易招蟲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間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裝訂方式改成線裝，即在紙上鉆孔，用細棉線穿紮起來。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須摻入明礬、花椒末等物，以防蟲蠹。
這些要求很科學，可惜卻不實用。每一期送來的全國黃冊有數萬冊，你讓管庫的人怎麽檢查？就算有精力檢查，也沒有技術手段來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這個破綻，很快也被地方給利用起來了。比如說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攢造一冊黃冊，數據完全真實，絕無作弊，但在裝訂時，會在石黃粉末和糨糊裏摻入蔗汁、蜜水等物。
這樣一來，封面和書脊會變得頗有甜味。而紙張的天敵衣食蟲——古稱蠹魚——最喜歡吃糖類及澱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這盤大餐端上來，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這種冊子的蛀蝕速度遠勝別本，不出數年，好端端的一本黃冊便會化為一堆粉末，原始記錄蕩然無存。這時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駁查來打臉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黃冊庫官員上書訴苦，說：“先年法例嚴明，人知畏懼，紙張無粉，俱堪經久收貯。近年……吏胥、裏書人等玩法欺公，故將粉飾紙張攢造，面糊殼面裝訂。尚未及數年之間，蟲蠹易生，蛀蝕腐爛，以致無憑查考，希圖日後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樂年的老冊子，至今已經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來的新造黃冊，蛀蝕速度極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冊，經常一縣黃冊全數蛀蝕無存：“紙張如粉，灰末成堆，都圖丁纏（產），蛀蝕腐爛，難以辨認。但經一揭，紛紛而碎。”
這一招能殺書於千裏之外，無聲無形，可謂是黃冊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這些弊端，每一次攢造黃冊，都反覆強調不得粉飾、要用繩編，可是無法從根本上杜絕。
當然，也有人嫌這個周期太長，急不可待。怎麽辦？還有個簡單粗暴的辦法：直接買通管冊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後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豐城縣，有一個當地人叫陳季三。他爹叫陳質，曾經謀奪了鄰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為此賄賂戶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冊。到了陳季三當家的時候，熊思明家裏鬧將起來，嚷嚷著要查個明白，要去開後湖黃冊庫查驗。
陳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聽，得知從洪武年間開始，每十年就會有一份檔案留在南京後湖。他爹陳質能改地方檔案，可改不了中樞黃冊庫。如果苦主要調後湖黃冊比對，肯定會露餡。陳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
他先買通了押解黃冊去南京的負責人，請求隊伍多耽擱幾天，然後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陳季三在南京城溜達了幾圈，很快就和一個叫高景清的後湖黃冊庫匠搭上了線。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曬冊，即定期把庫房內的黃冊拿出去在太陽下晾曬，以防潮防蟲。這份工作在洪武年間還算輕松，可到了正德年間，黃冊累積數量已經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即使每天輪番晾曬，一年到頭也不得休息。
更慘的是，後湖環境太差。每十年來一次的駁查監生都叫苦連天，更別說這些常年居住島上的雜役。他們“不谙調攝，致生寒虐等病……抱臥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堅持到過湖之日才能去看醫生。
晾曬工作繁重，銀錢少，工作環境又特別惡劣，這讓高景清很是郁悶。當陳季三提出請他幫忙，還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銀兩時，他立刻就動心了。
這個忙，其實特別簡單。
由於高景清的工作性質，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接觸到貯藏的黃冊。陳季三希望他進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樂元年這兩期庫房裏，把南昌府豐城縣載著自家先祖情況的裏冊摘出來，毀掉塘產部分。
高景清收下陳季三的賄賂，將這兩期黃冊的相關頁數扯下燒毀。這樣一來，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無可據了。這份塘產，從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實在陳家名下。
這件案件怎麽被揭發的，史書上並沒有說。從只言片語的線索推斷，應該是高景清扯下這幾頁紙，本欲燒毀，奈何後湖不得動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時帶出去。結果在過湖時，巡檢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這些黃冊紙頁。
後湖給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這件事，不敢隱瞞，急忙上報。朝廷對這件弊案實在是怒驚交加。怒的是，這些升鬥小民居然敢對中樞黃冊庫動心思；驚的是，後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發生過多少類似事件？
如果一個普通百姓都有膽量、有能力對中樞黃冊動手腳，只怕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對，正德皇帝對這個應該不關心，雷霆震怒的估計是首輔李東陽。於是陳季三、高景清各自梟首，一個腦袋掛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黃冊庫前，一個腦袋掛在了後湖黃冊庫前，公開示眾，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的主官和屬員，因此也被提問懲戒。而後湖黃冊庫的兩個主官，本也該受罰，但這件案子是他們自己舉發，僥幸免罪。朝廷還責成江西巡按禦史王士昭重審田產案，把塘田斷回給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慮到後湖雜役確實生活艱苦，決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開湖特許應天府派遣醫師兩人，登島巡診。用何亮的話說：“庶恩澤普及，而生命賴以全活；曬晾不誤，而冊籍得以保護。”
類似的翻墻案子，在黃冊庫的歷史上屢見不鮮。陳季三過於倒黴，攤上被抓。沒被抓的，不知還有多少呢。
前文所說的種種作弊手段，還只是大略分類，往細了說還有更多手段。總之，無論朝廷想出多少條防弊之術，民間總能迅速想到與之對抗的辦法。上頭三令五申，寄希望於嚴辦嚴查，下面卻總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時間，黃冊對抗始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經歷過數次駁查的官員史魯，他曾經哀嘆說：“承平日久，弊偽漸滋。中間埋沒、詭寄、不明違例等項，一次多於一次，一年甚於一年。牛毛繭絲，不足以喻其繁；條分縷析，不足以語其勞。”
“牛毛繭絲”四個字，當真是這場黃冊攻防戰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纏繞在塹壕之前的鐵絲網，密不透風，滋生孽長，一處被摧毀，立刻就有好幾重圍堵上來。這些鐵絲網把大明的陣地逐漸切割成一塊塊零碎的孤島，截斷流向，使之無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負責駁查的士兵們坐困愁城之中，既無支援，又無補給，面對著層層密布的鐵絲網束手無措。他們該怎麽辦才好呢？
一個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們投降吧。
於是，後湖黃冊庫最荒誕的一幕，就這麽徐徐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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