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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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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

我安撫好唐女士的情緒,告訴她會幫她盯著,讓她去休息了一會兒。她整日心力交瘁,黑眼圈烏青烏青的,我恐怕周思昂還沒好全,她就先倒下了。

下午兩三點鐘,陽光正好時,周思昂醒來了,他看見坐在病床邊的我,渙散的瞳孔逐漸聚焦,扯著幹裂的嘴唇,露出了一個淡淡的笑。

“許老師,你能笑笑嗎?”他不但不叫“您”了,還要求起我來了,估計我的表情真的是太難看了,他見了也心煩。

我勉強擠出個笑,臉上的肌肉走勢奇怪,笑的比哭的還難看,這種時候,我怎麽還笑得出來。

我盯著他手腕上的繃帶,問他:“怎麽樣,還疼嗎?”

他慢慢支起身子,倚在床背上看我,蒼白著一張臉,說:“您問的哪裏啊?”

他又恢覆了以往的尊稱,反問我的樣子也似從前,我看著他臉上淡了些許的傷疤,懵道:“不知道,你哪裏疼我就問哪裏,痛的話,你要說出來。”

“不痛的,”他的目光飄向窗臺,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留下斑駁陰影,“沒關系的,我都很好。”

我莫名覺得,他在我面前豎起了一道墻,我明明面對著他,卻找不到他。我聽不見他內心的聲音了,這讓我惶恐不安。

“周思昂,你願意跟我說說,為什麽會......”我停頓下來思考措辭,“會覺得活著不那麽有趣了?”

“想問我為什麽自殺嗎?”我被他的直白嚇壞了。

他擡頭望著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些什麽,許久,他又看向我,眼神幽深而空洞,他說:“老師,您會不會問一個人,為什麽想要活著呢?”

我沒有辦法作答,也沒有必要作答了,我明白了他想要說的話,對他來說,想要死亡和想要活著的道理一樣簡單,這就是他此刻最原始的欲求。

他醒來前,我在心裏默默打了許多草稿,該如何寬慰他,如何勸解他,現在卻因他的一句話功虧一簣,那些雞湯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了意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無能,不論是以老師的身份,試圖拉回站在懸崖邊的學生,還是一個普通人對另一個普通人的救援嘗試,我都失敗了。

巨大的愧疚感襲來,我快要承受不住了。一腔熱血地來到教師的崗位,卻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好好的少年走向破碎,我始終沒能真正地吼出聲,不會有更多人知道周思昂身上發生著什麽,隱而不語,我幾乎也成了幫兇。

我不希望周思昂看見我崩潰的神色,眼睛酸得厲害,我預感到自己可能要哭了,便用胳膊拄著膝蓋,雙手捂住了臉,畢竟在學生面前哭,實在是太丟臉了。

我盡量抑制著情緒,語氣平穩地對他說抱歉,我對他陳述自己的過錯,翻來覆去地說著“對不起”,連看他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別這樣,”他焦急地伸出手,卻在快要觸碰到我時停下,我感知到他的動作,擡起頭,紅著眼直視他。

他的臉上露出了熟悉的小狗般的表情,可憐兮兮的,仿佛該道歉的是他自己。

“許老師,別對我抱歉,你這樣,我會難過。”他的語氣帶著懇切,讓我的內疚更加瘋長。

我阻止不了他不幸的開端,也阻止不了不幸的蔓延,我還曾信誓旦旦地說要幫他,卻連他向我發出的求救信號都沒有接收到。

我終究是忍不住眼淚,任由它順著我的臉頰留下,一滴滴落在手背。

周思昂無措地看著我,四處張望,似乎想要找到一張能用的紙巾,可這屋子裏幹幹凈凈,什麽也沒有。我感到他的手在半空中停留了很久,猶豫地靠近又遠離,最後還是輕輕撫上了我的眼角,為我擦拭了眼淚。

“別哭了,我錯了,”他看著有些無奈,小心翼翼地安撫著我,話都不敢大聲說,“我害怕了,不會有下一次了。”

我問他:“害怕什麽了?”

他怔怔地看向自己的指腹,那裏還殘留著我眼淚的濕潤,他笑著說:“媽媽哭,您也哭,我好像罪過太大了。”

“那不會有下一次,是真的嗎?”我必須要確認他的後半句話。

他問:“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

我肯定:“當然。”

他又繞開話題:“我得了艾滋病,以後會有很多並發癥,本來也活不長。”

我不管不顧:“你總得活著試試,科技發展這麽快,你不能早早就放棄。”

他轉到了一個更加無關的問題:“那......您也不要放棄我。”

“我什麽時候說過要放棄你?”我迷惑道。

“我看到過您的考研資料,”他忽然說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話,“您要離開我了,對嗎?”

4.

“離開”這個詞在生活中總是運用在稀松平常的地方,走出一個房間,是離開了,走出一座城,也是離開了。

我始終認為“離開”在多數語境中都顯得大而無當,我有時很難把它說出口,總覺得“我離開了”要比“我走了”鄭重得多。

可能我就是有著矯情的職業病,喜歡咬文嚼字,周思昂口中的“離開”讓我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殘酷的事,我考研的理由很充分,離開他的理由卻不充分。

我嘗試著辯解,告訴他我只是選擇了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同他講我會在他這一屆高三畢業後離職,我想他可以理解我。

他果真懂事,甚至理解過了頭,他問我,如果沒有遇上他,沒有插手他的事,我還會不會打算離職。

會不會呢?我也不清楚這個問題。

他或許不是一個特例,沒有他,我可能也會遇見另一個深陷泥沼的學生,我還是會想要拉一把,還是控制不住感情用事,只是他讓我更早地明白了,我眼裏的世界是多麽的涇渭分明。

學術的烏托邦雖是一葉障目,但至少我還能蒙蔽著,說服自己去寄希望於未來的改變。超人是不存在的,我得接受自己的無能與渺小,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領域,謀一份生計。

“並不是因為你,我們都只是努力生活的人,誰也沒有壓倒另一個人的重量,離職是我綜合考量的決定,你不要往自己身上瞎想,好嗎?”

我的話大概有了作用,他緊繃的表情放松了些,開始和我聊起別的話題。

他說他假期待在家裏很無聊,除了寫題就是畫畫,天空每天都陰沈沈的,搞得他心裏不舒服。他有天散步碰見一只流浪狗,凍得奄奄一息,毛都臟兮兮一綹一綹的,送去寵物醫院的路上還有微弱的喘息,到醫院後不久就去了另一個世界。那時候他想著,要是自己能早一點撿到小狗,說不定真的能成為它生命裏的救星。

可是沒有那麽多巧合的時機,任何事情都沒有常態,生命一旦出現雕敗的信號,遲來的援手也會成為阻力。

我聽著,不知道他是在說那只小狗,還是在說別的什麽,我不安地覺察到,他不僅是身體病了,連心都生病了。

大學時期,我短暫地學習過教育心理學,可理論與實踐中間橫亙著巨大的鴻溝,在真正需要學以致用的時候,我發現我跨不過那條深溝了。

那天臨走前,周思昂問我,是不是要考首都的研究生,我回了他“是”,他沒有立刻作出反應,卻在我握上門把的一刻叫住了我。

“許老師,我想考到首都去。”

很久很久,我都沒有聽過他說“想”了。

他有了想做的事。

無解的命題中,我又看到了渺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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