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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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
我後來又去看了周思昂幾次，他的狀態看著還是差不多，沒有太大好轉，也沒有變得更糟。唯一肉眼可見地變化著的，是他的疤。
他手腕上的傷口漸漸愈合了，痕跡越來越淺，臉上的舊疤也淡了下去，他所謂的疤痕增生，就這樣不可思議地消失了。
我不相信什麽醫學奇跡，他聲稱自己是疤痕體質的言論不攻自破，我沒有拆穿他，只是找唐女士確認了一下。
唐女士聽我提起疤痕體，表情很驚訝，她說周思昂從小到大都是個皮猴，身上受過無數傷，從沒見留過多深的疤，她無知的樣子不像是裝出來的，我於是明白了，“疤痕體”就是周思昂胡謅的借口，用來掩飾他不願被我知曉的新傷。
我沒有去質問他，這不是多麽大不了的騙局，僅僅是一個善意的謊言。我想也能猜到，他過去那些怎麽也好不全的傷口是誰的手筆，可惜楊舒晴還有半年就要畢業，我恐怕抓不到她的把柄，也不希望再有把柄可抓。
開學前幾周，周思昂開始看心理醫生，藥物的幹預讓他的情緒反覆無常，有時候我覺得，藥物起了效果，有時候又覺得，他比以前更不穩定了。
唐女士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為他休學半年，搬去首都，帶他去看一位國內很出名的心理醫生，同時也能去華清美院一位名師底下的畫室學習，等到12月份再回來參見聯考。
我對她的決定有些意外，她的生意都在北江，離開大半年之久，不知道會有多大的影響。我問她會不會放不下，她嘆著氣，眼角的紋路藏不住，她說：“我賺錢都是為了孩子，錢不是我的目的，他才是。”
看吧，人還是無法與一位母親談理智，在人類基因的刻寫下，價值尺度永遠都不可能拋卻物質去度量，但在人生的天平上，“母愛”這塊砝碼的重量勝過一切，一旦放置，就輕易扭轉局面。
周思昂啟程前，我去醫院看了他最後一次，他非要我帶他去江邊走一走。二月的北江依舊寒冷，霜雪未化，他又是病人，我怎麽敢帶他出門。
他罕見地鬧起了脾氣，不吃飯也不吃藥，我和唐女士都拿他沒轍，最終我還是妥協了，盯著他把自己裹成厚厚一團，才帶著他出去。
江邊是北江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夜晚尤其熱鬧，附近有一條步行街，是游客們青睞的打卡點。周思昂和我穿行在這條街，我們都捂得嚴實，幾乎只露出口鼻，沒有行人能記住我們，也沒有熟人能認出我們，我們融在人群之中，就是無比尋常的兩個人。
不會有人指著周思昂的鼻子大喊：“快看！那個人有艾滋病！”也不會有人知道，我是他的老師。
我們像往常一樣，談書本，談電影，談音樂，談新聞，談日新月異的時代，和時代的沈屙頑疾。我們偶爾停下了買根糖葫蘆，買根烤腸，逛逛小店，觀察觀察行色匆匆的人們，時間過得很慢，我們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步行街的盡頭。
盡頭冷卻下來的人聲和昏暗的路燈，都在提醒我們，該回去了。
我們都不知道下一次見面的時間，因此這一次的“再見”格外難說出口。
回醫院的路上，我們沈默了一道，緘默不語沒能化解什麽，反而讓情感更加蓬勃，氣氛更加壓抑。
直到我不得不走的時候，周思昂才開了口，他沒有道別，他說：“許老師，華清離你的學校不遠。”
我點頭不語。
“你一定能考上，我也是。”那是他臨別前的最後一句話，我的心有種異樣的疼痛，比以往跳得都快。
我的胃病是舊疾，可我不明白，我的心又出了什麽毛病。
我最終還是沒有對他說再見。
6.
新學期開學，我住進了學校的員工宿舍，省下了租房的錢，手頭寬裕了些，周末休息時我偶爾會買個車票去首都看教授，他嘴上罵我不知道節儉，臉上的表情卻不會騙人。他很高興，這讓我覺得錢花的很值。
教授住在學校附近，那一片都是學校，周思昂想考的華清離得也不算太遠，有幾次陪教授散步路過那裏，我忍不住多看幾眼，他問我，是不是後悔當年沒再努力學學，考個華清。
我搖搖頭，跟他說，我的資質學到600分出頭已經到頂了，華清鐵定考不上，就是幫學生看看。他笑著問我是哪個學生，我也不遮掩，告訴他“您知道的那個”。
我有時候會想，周思昂會不會也經常在這邊轉悠，他的畫室是不是在這附近，我們可能有機會偶遇嗎？
他搬到首都之後，每周都會給我發他新畫的畫，我看不出他是什麽風格，也無法進行專業的品鑒，只能給他一些很主觀的評價和爛大街的鼓勵。
我以為他會慢慢失去和我交流的興趣，不過他還是頻繁地聯系著我，不發畫的時候也有許多其他的話要說。吃排骨卡到了牙，不小心把顏料撒了，打籃球摔壞了膝蓋，或是今天的雲有些好看，諸如此類的瑣碎小事，他總是保持著強烈的分享欲。
我沒那麽多能和他說的，乏味的工作因為他不在而變得更乏味了，備考的過程也枯燥無聊，父母整日催婚，每次回家都是不歡而散，我把生活過得很糟爛，但聽見他過得不錯的消息，我心情也會跟著好起來。
快到五一的時候，他打電話問我，之前欠下的許願機會還做不做數。我說“當然”，問他想要什麽。
他長長地“嗯”了一聲，似乎在思考，然後對我說：“老師，您五一能來趟首都嗎？”
我詢問他原因，他秘而不語，只問我答不答應。我自然是答應了，畢竟我原本就許諾了教授過節去看他，去找周思昂也是順便的事。
因為前段時間和父母吵架後陷入冷戰，我星期四晚上一下班就走了，返程的票買的是周天的，打算三天都待在首都。我和周思昂約了周六上午在我學校門口見面，請他去吃我大學時期經常光顧的炭火涮羊肉。
教授當時在做一個有關情感交換的課題研究，我和他討論到很晚才回賓館，睡覺前查了一堆論文，想明天再拿著依據和他爭論，我因此熬的太晚，第二天睡過了頭。
我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晚了，周思昂站在校門口，旁邊圍了兩個女生，表情歡快地與他交談著什麽。我好奇地湊近，一個女孩兒立刻拽了拽另一個，趴在她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而後兩個人神色尷尬地跑開了。
我覺得奇怪，問周思昂：“她們為什麽走了？你們剛才說什麽呢？”
他答非所問道：“老師，您遲到了。”
“抱歉啊，起晚了，等會兒給你買冰淇淋。”我用了哄小孩的方法。
“許老師，我都十八了，早從幼兒園畢業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還不死心要反駁他：“周歲還沒十八，法律上還是未成年吧。”
他突然附下身，和我對視上，一字一句道：“成年了，今天剛剛成年。”
我反應過來了，“你今天生日？”我不懂他為什麽沒提前告訴我。
他點點頭，告訴我：“我不愛吃蛋糕，所以，您把今天當成一個普通的日子就好。”
其實我也不愛吃蛋糕，但十八歲和生命裏的每一個年歲都不一樣，是最值得紀念的。
我不知道還有什麽能表達這種儀式感，於是我把周思昂留在原地，囑咐他在這等我，拔腿跑向了蛋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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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又去看了周思昂幾次，他的狀態看著還是差不多，沒有太大好轉，也沒有變得更糟。唯一肉眼可見地變化著的，是他的疤。
他手腕上的傷口漸漸愈合了，痕跡越來越淺，臉上的舊疤也淡了下去，他所謂的疤痕增生，就這樣不可思議地消失了。
我不相信什麽醫學奇跡，他聲稱自己是疤痕體質的言論不攻自破，我沒有拆穿他，只是找唐女士確認了一下。
唐女士聽我提起疤痕體，表情很驚訝，她說周思昂從小到大都是個皮猴，身上受過無數傷，從沒見留過多深的疤，她無知的樣子不像是裝出來的，我於是明白了，“疤痕體”就是周思昂胡謅的借口，用來掩飾他不願被我知曉的新傷。
我沒有去質問他，這不是多麽大不了的騙局，僅僅是一個善意的謊言。我想也能猜到，他過去那些怎麽也好不全的傷口是誰的手筆，可惜楊舒晴還有半年就要畢業，我恐怕抓不到她的把柄，也不希望再有把柄可抓。
開學前幾周，周思昂開始看心理醫生，藥物的幹預讓他的情緒反覆無常，有時候我覺得，藥物起了效果，有時候又覺得，他比以前更不穩定了。
唐女士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為他休學半年，搬去首都，帶他去看一位國內很出名的心理醫生，同時也能去華清美院一位名師底下的畫室學習，等到12月份再回來參見聯考。
我對她的決定有些意外，她的生意都在北江，離開大半年之久，不知道會有多大的影響。我問她會不會放不下，她嘆著氣，眼角的紋路藏不住，她說：“我賺錢都是為了孩子，錢不是我的目的，他才是。”
看吧，人還是無法與一位母親談理智，在人類基因的刻寫下，價值尺度永遠都不可能拋卻物質去度量，但在人生的天平上，“母愛”這塊砝碼的重量勝過一切，一旦放置，就輕易扭轉局面。
周思昂啟程前，我去醫院看了他最後一次，他非要我帶他去江邊走一走。二月的北江依舊寒冷，霜雪未化，他又是病人，我怎麽敢帶他出門。
他罕見地鬧起了脾氣，不吃飯也不吃藥，我和唐女士都拿他沒轍，最終我還是妥協了，盯著他把自己裹成厚厚一團，才帶著他出去。
江邊是北江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夜晚尤其熱鬧，附近有一條步行街，是游客們青睞的打卡點。周思昂和我穿行在這條街，我們都捂得嚴實，幾乎只露出口鼻，沒有行人能記住我們，也沒有熟人能認出我們，我們融在人群之中，就是無比尋常的兩個人。
不會有人指著周思昂的鼻子大喊：“快看！那個人有艾滋病！”也不會有人知道，我是他的老師。
我們像往常一樣，談書本，談電影，談音樂，談新聞，談日新月異的時代，和時代的沈屙頑疾。我們偶爾停下了買根糖葫蘆，買根烤腸，逛逛小店，觀察觀察行色匆匆的人們，時間過得很慢，我們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步行街的盡頭。
盡頭冷卻下來的人聲和昏暗的路燈，都在提醒我們，該回去了。
我們都不知道下一次見面的時間，因此這一次的“再見”格外難說出口。
回醫院的路上，我們沈默了一道，緘默不語沒能化解什麽，反而讓情感更加蓬勃，氣氛更加壓抑。
直到我不得不走的時候，周思昂才開了口，他沒有道別，他說：“許老師，華清離你的學校不遠。”
我點頭不語。
“你一定能考上，我也是。”那是他臨別前的最後一句話，我的心有種異樣的疼痛，比以往跳得都快。
我的胃病是舊疾，可我不明白，我的心又出了什麽毛病。
我最終還是沒有對他說再見。
6.
新學期開學，我住進了學校的員工宿舍，省下了租房的錢，手頭寬裕了些，周末休息時我偶爾會買個車票去首都看教授，他嘴上罵我不知道節儉，臉上的表情卻不會騙人。他很高興，這讓我覺得錢花的很值。
教授住在學校附近，那一片都是學校，周思昂想考的華清離得也不算太遠，有幾次陪教授散步路過那裏，我忍不住多看幾眼，他問我，是不是後悔當年沒再努力學學，考個華清。
我搖搖頭，跟他說，我的資質學到600分出頭已經到頂了，華清鐵定考不上，就是幫學生看看。他笑著問我是哪個學生，我也不遮掩，告訴他“您知道的那個”。
我有時候會想，周思昂會不會也經常在這邊轉悠，他的畫室是不是在這附近，我們可能有機會偶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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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那麽多能和他說的，乏味的工作因為他不在而變得更乏味了，備考的過程也枯燥無聊，父母整日催婚，每次回家都是不歡而散，我把生活過得很糟爛，但聽見他過得不錯的消息，我心情也會跟著好起來。
快到五一的時候，他打電話問我，之前欠下的許願機會還做不做數。我說“當然”，問他想要什麽。
他長長地“嗯”了一聲，似乎在思考，然後對我說：“老師，您五一能來趟首都嗎？”
我詢問他原因，他秘而不語，只問我答不答應。我自然是答應了，畢竟我原本就許諾了教授過節去看他，去找周思昂也是順便的事。
因為前段時間和父母吵架後陷入冷戰，我星期四晚上一下班就走了，返程的票買的是周天的，打算三天都待在首都。我和周思昂約了周六上午在我學校門口見面，請他去吃我大學時期經常光顧的炭火涮羊肉。
教授當時在做一個有關情感交換的課題研究，我和他討論到很晚才回賓館，睡覺前查了一堆論文，想明天再拿著依據和他爭論，我因此熬的太晚，第二天睡過了頭。
我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晚了，周思昂站在校門口，旁邊圍了兩個女生，表情歡快地與他交談著什麽。我好奇地湊近，一個女孩兒立刻拽了拽另一個，趴在她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而後兩個人神色尷尬地跑開了。
我覺得奇怪，問周思昂：“她們為什麽走了？你們剛才說什麽呢？”
他答非所問道：“老師，您遲到了。”
“抱歉啊，起晚了，等會兒給你買冰淇淋。”我用了哄小孩的方法。
“許老師，我都十八了，早從幼兒園畢業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還不死心要反駁他：“周歲還沒十八，法律上還是未成年吧。”
他突然附下身，和我對視上，一字一句道：“成年了，今天剛剛成年。”
我反應過來了，“你今天生日？”我不懂他為什麽沒提前告訴我。
他點點頭，告訴我：“我不愛吃蛋糕，所以，您把今天當成一個普通的日子就好。”
其實我也不愛吃蛋糕，但十八歲和生命裏的每一個年歲都不一樣，是最值得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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