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遙想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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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遙想當年
為什麽中央會相信那份舉報信呢？因為喬布斯有過前科啊！
從2536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臺灣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當時，田漢南下，他針對臺灣說過一句話，“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臺灣的經濟發展到廈門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此言被當成中央精神傳達。當時的臺灣島主、行政區主席喬布斯“激動得夜不能寐”。
當時，□□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臺灣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臺灣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準進出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和經濟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幹臺灣經濟發展需要的、短缺的工業化產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於臺灣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喬布斯和劉國川很自然地想到了大型工業機床、汽車和醫藥。當時喬布斯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大陸，賺兩個億就行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生意人來說，無疑是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大小官員個個都像沒戴緊箍咒的孫猴子，整個官場就像沒有阿姨的幼兒園。有點關系的人就爭跑批文，沒關系的人幫忙倒賣汽車。在2536年下半年，臺灣的進口汽車才兩千多輛，到7月份，政府一下子批準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外貿公司，個個不是汽車就是醫藥、醫療器械。甚至“軍工覆合體”也參與進來，充當了物流企業，運車出島。臺灣艦隊動用軍艦，以調防名義，把汽車全部換上軍用車牌，運到到大榮州的廈門、兩廣的湛江、浙江的寧波、山東的煙臺卸船後，把軍用車牌拆下，拿回臺灣繼續運第二批。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臺灣島，停在高雄和新北碼頭內外，密密層層，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管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外貿企業”辦理“罰款放行”手續，每輛車只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汙、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裏，臺灣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加元。
2536年年底，臺灣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註，趙東升首相府派人前來調查，喬布斯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
一、臺灣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
三、臺灣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準出島，違者要受處分。
就在喬布斯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進口汽車，正在臺灣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喬布斯在一份致□□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臺灣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汽車並不是鉆石，成千上萬的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2536年底，□□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臺灣的報告。12月中旬，喬布斯被召到大榮州福田市，特區辦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
2537年初，由□□、□□、國家審計署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臺灣。不久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裏，臺灣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加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2536年臺灣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臺電視機、25.2萬臺錄像機和不計其數的藥品和醫療器械。
喬布斯被黨內警告處分了，從被處分的那一天起，他和劉國川就成了東洲國的經濟改革的“英雄”。也就是在這一年，很多國內外的企業相信了他的決策，也都在陸陸續續往臺灣設置辦事處。由此可見，他已經成了風雲人物，一時頗受國內外輿論的關註。
在客觀上，臺灣汽車事件讓封閉落後的臺灣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不通商品交易的臺灣土著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這為後期興起的“臺灣熱”大有關系。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喬布斯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改革派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他任臺灣特首前一年，曾有某位□□對他保證說：“我們允許臺灣島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會打棍子，二不會給繩子。”
首相趙東升也鼓勵說：“你在臺灣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麽快你就怎麽搞。”
還好，這次汽車事件是一個嘗試，喬布斯沒有任何中飽私囊的情況，而且敢幹，抗上直言。很多利益團體為他宣傳造勢，在肅清事件的後遺癥之後，調查組也公布了喬布斯個人行為：在熱潮中他從未為自己和親戚朋友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在民間，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敢為天下先的清官。
然而，從制度的角度看，臺灣汽車走私事件無疑是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它使得臺灣的經濟變革逐漸滑向對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虛設。任何行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創造性破壞，這種做法如果得到默許和寬容，那麽接下去人們對制度的漠視與背叛就會變得隨性，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環境日漸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線被輕易擊穿。
現在的臺灣市面上就是這個樣子。“讓能富起來的人先富起來。”、“有奶便當她是娘。”、“貧窮是可恥的。”等土匪一般的口號的帶動下，東洲國各個地區發展迅速不平衡，個人發展迅速不平衡，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社會風氣顯得特別浮躁，充滿了抱怨。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喬布斯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最終，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沒有“受賄”這個具體的細節上。殊不知，一個官員的決策行為或企業家的商業活動是否違法，與其個人有否受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的關聯。
對於臺灣汽車走私事件，喬布斯個人的觀點非常大膽。在2537年3月15日，他在接受《廈門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說：對於“臺灣汽車事件”的錯誤，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批準進來的汽車，急需警車的公安系統和政府有關部門沒敢留住，將來肯定得付出這筆不小的采購費用。
這個野蠻人，要不是歪脖子戰神在，他早就被拉下馬來，還在電視臺裏如此大言不慚，真是不知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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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中央會相信那份舉報信呢？因為喬布斯有過前科啊！
從2536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臺灣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當時，田漢南下，他針對臺灣說過一句話，“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臺灣的經濟發展到廈門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此言被當成中央精神傳達。當時的臺灣島主、行政區主席喬布斯“激動得夜不能寐”。
當時，□□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臺灣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臺灣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準進出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和經濟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幹臺灣經濟發展需要的、短缺的工業化產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於臺灣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喬布斯和劉國川很自然地想到了大型工業機床、汽車和醫藥。當時喬布斯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大陸，賺兩個億就行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生意人來說，無疑是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大小官員個個都像沒戴緊箍咒的孫猴子，整個官場就像沒有阿姨的幼兒園。有點關系的人就爭跑批文，沒關系的人幫忙倒賣汽車。在2536年下半年，臺灣的進口汽車才兩千多輛，到7月份，政府一下子批準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外貿公司，個個不是汽車就是醫藥、醫療器械。甚至“軍工覆合體”也參與進來，充當了物流企業，運車出島。臺灣艦隊動用軍艦，以調防名義，把汽車全部換上軍用車牌，運到到大榮州的廈門、兩廣的湛江、浙江的寧波、山東的煙臺卸船後，把軍用車牌拆下，拿回臺灣繼續運第二批。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臺灣島，停在高雄和新北碼頭內外，密密層層，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管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外貿企業”辦理“罰款放行”手續，每輛車只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汙、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裏，臺灣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加元。
2536年年底，臺灣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註，趙東升首相府派人前來調查，喬布斯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
一、臺灣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
三、臺灣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準出島，違者要受處分。
就在喬布斯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進口汽車，正在臺灣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喬布斯在一份致□□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臺灣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汽車並不是鉆石，成千上萬的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2536年底，□□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臺灣的報告。12月中旬，喬布斯被召到大榮州福田市，特區辦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
2537年初，由□□、□□、國家審計署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臺灣。不久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裏，臺灣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加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2536年臺灣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臺電視機、25.2萬臺錄像機和不計其數的藥品和醫療器械。
喬布斯被黨內警告處分了，從被處分的那一天起，他和劉國川就成了東洲國的經濟改革的“英雄”。也就是在這一年，很多國內外的企業相信了他的決策，也都在陸陸續續往臺灣設置辦事處。由此可見，他已經成了風雲人物，一時頗受國內外輿論的關註。
在客觀上，臺灣汽車事件讓封閉落後的臺灣一躍而成為開放的前沿，一向不通商品交易的臺灣土著如同經歷了一場刻骨的金錢教育。這為後期興起的“臺灣熱”大有關系。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喬布斯之所以如此大膽，與當時改革派急於求變的心態是分不開的。他任臺灣特首前一年，曾有某位□□對他保證說：“我們允許臺灣島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會打棍子，二不會給繩子。”
首相趙東升也鼓勵說：“你在臺灣島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麽快你就怎麽搞。”
還好，這次汽車事件是一個嘗試，喬布斯沒有任何中飽私囊的情況，而且敢幹，抗上直言。很多利益團體為他宣傳造勢，在肅清事件的後遺癥之後，調查組也公布了喬布斯個人行為：在熱潮中他從未為自己和親戚朋友倒過一輛汽車，沒有受賄一分錢。也正因此，在民間，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敢為天下先的清官。
然而，從制度的角度看，臺灣汽車走私事件無疑是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它使得臺灣的經濟變革逐漸滑向對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虛設。任何行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創造性破壞，這種做法如果得到默許和寬容，那麽接下去人們對制度的漠視與背叛就會變得隨性，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環境日漸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線被輕易擊穿。
現在的臺灣市面上就是這個樣子。“讓能富起來的人先富起來。”、“有奶便當她是娘。”、“貧窮是可恥的。”等土匪一般的口號的帶動下，東洲國各個地區發展迅速不平衡，個人發展迅速不平衡，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社會風氣顯得特別浮躁，充滿了抱怨。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喬布斯的評價，最生動地體現出改革過程中的觀念紊亂和制度悖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官員和企業家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判斷一直非常迷亂，甚至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階段性，最終，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沒有“受賄”這個具體的細節上。殊不知，一個官員的決策行為或企業家的商業活動是否違法，與其個人有否受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的關聯。
對於臺灣汽車走私事件，喬布斯個人的觀點非常大膽。在2537年3月15日，他在接受《廈門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說：對於“臺灣汽車事件”的錯誤，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批準進來的汽車，急需警車的公安系統和政府有關部門沒敢留住，將來肯定得付出這筆不小的采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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