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宗師興致上來，連辨數日，才因為體力不支而意猶未盡的停下來。這時，才想起劉備這個青州之主，一齊來找劉備。問他葫蘆裏究竟賣得是什麽藥。

劉備在府邸親自接待了諸人。笑著向鄭玄等人說起自己意欲召集大儒賢士，於青州設立學府，以促進青州的教育事業發展。

興教勸學？眾人聽了精神一振，在漢代，從朝廷到士大夫階層，都是非常重視學政的。從朝廷到地方，都有專門的官員負責教育這一塊。太常卿下有博士祭酒，率領博士十數人，掌教弟子兼在國有疑事時，掌承問對。又有太學，內設五經博士，專門負責講經。而地方從州到郡縣，都有典學從事，勸學郎中等職，專司教化。

士大夫們出任地方，獲得政績的亮點之一，很大程度在於治下出了多少人才，每年舉薦的孝廉、茂才等各常科、特科賢才有多少。

而遠離廟堂，處江湖之遠的儒者們，更是對學術傳承熱誠得很。為什麽呢？因為這涉及到道統之爭。這是一個很要命的事情。

因秦之亂，儒學傳承在漢時並不完整。因此發展成古文、今文兩大流派。什麽是今文，什麽是古文。簡單點來說，用漢隸書就的經書，便是今文。而漢以前，篆書、石鼓文等書就的經書，就是古文。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就說了：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就像後世，楷書人人都認得，你寫甲骨文和篆書，很多人便不認得一樣。古文在漢時，也有許多讀書人搞不清楚的。

在漢時，不斷有人從墻壁的夾壁，還有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古文經書傳承。甚至還有不少人偽造。儒生們在學習、解經時，因為水平的高低不一，導致出現了許多妄說，以致引發了經義混亂。從政治、教育方面看，今文學派是由顯而貴、由貴而尊、由尊轉繁；古文學派是由藏而現，由現而明，由明而爭。於是，兩大學派開始掐架了，從西漢到東漢，延綿數百年，一直到後世還在爭吵不休。

今文與古文最大的區別就是，今文學派崇奉孔子，覺得孔子是哲學家、教育家，孔子“托古改制”而作六經。而古文學派崇奉周公，覺得孔子是史學家，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經是古代史料……兩大流派在禮制、歷史、官制等各方面，都有爭議，一直以來就爭吵不休。

西漢盛行今學、東漢盛行古學。兩漢之際，劉向、劉歆父子對古文經傳的校理，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時的古文經傳並未入官學傳承體系。劉歆為了將《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等列於學官，於漢哀帝建平元年向天子上疏，於是引發了歷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學大爭論。

當時的天子漢哀帝見了奏章，讓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劉歆大名鼎鼎，諸博士不肯置對。劉歆無奈，又求見當時的丞相孔光，結果丞相也不幫忙。於是劉歆便寫了一篇雄文《讓太常博士書》給博士們看。此文全面的從經傳的源頭、流變，今文的興盛和古文的發現，今文學者的學理缺陷和古文經傳的合理性等諸方面進行了闡述。全文以史實與學理立論，辭鋒理足，銳氣淩人。結果此文一出，諸儒皆怨。各大儒們無法從學術上壓制劉歆，便開始從政治上打壓了。諸儒要麽是求乞骸骨、要麽是指責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於是劉歆黯然離京。

東漢初年，光武皇帝時，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今、古爭論。先是建武二年尚書令韓歆上書，請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結果詔下其議後就沒聲響了，然後在建武四年，公卿、大夫、博士等朝會於雲臺，結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舊事來，於是令博士範升說說意見。

範升便說：“《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

好麽，惹了眾怒，於是韓歆與太中大夫許淑等與之辨難，而範升這邊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罷”。大概是因為這次廷辨沒個結果，於是範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後就上了一封奏書，繼續辨難，反正不把古文學派打倒絕不罷休。

範升的文章大概就幾點意思，一是已立於學官者為正統，費、左之流是異端，要是立異端，風氣一開，後面就不好控制了，將失道又失人；二是從源頭上看，費、左之學淵源不明，傳承又無師法，這二者是否有價值？很值得懷疑；三是從現實角度看，應該以已立之學振興綱紀、教化民眾，立新學非政急務，一搞不好可能便會引發天下混亂，天子你剛得天下，草創之初，要小心；四是從學理的角度看，儒道兩家都主張學貴簡約，對末學異端之流，應該棄絕。

範升的一、三、四點其實都是小事，最厲害的在於第二點。古文派大概也明白這把刀子的厲害，於是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應對範升；範升又死死抓住“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範升學問高升，又有備而來，結果辨得朝堂諸儒博士一敗塗地。結果惹惱了一個人。

當時隱居民間的處士陳元，精通《左傳》，為學者所宗。當時聽聞範升非難，大怒，於是詣闕上書。駁斥範升斷章取義小題大做，《左傳》是孔子親授左丘明，比根據傳聞而成的《公羊》、《谷梁》更有統緒，不能因為《左傳》孤學少與就以異端視之，否則怎麽解釋歷來的“至”和“聖”都是曲高和寡？且學術因時變易，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儒學也好，道家也好，其學術都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要學會因時而變。這是符合史學的發展觀的。最後，陳元自信的說他“嘗傳師言”，請與諸博士廷辨，若無法解釋經傳合一的問題，甘願就死。這是要拼命了。可見道統之爭的激烈。

這一次爭論，雖然光武皇帝私下覺得陳元比較有道理，但因為今文儒者占優，他剛表露出點欲立《左氏》學的風聲，無數公卿便開始廷爭，朝堂亂成一鍋粥。為了搞平衡，這事便不了了之了。

這一次爭論雖然無果，但卻開啟了一種有理有據的學術爭論風氣。基本上，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來打壓不同學派的儒者了。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

然後再到了章帝時，發生了第三次爭論。史載章帝即位後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於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的大儒賈逵給召進宮講經白虎觀和雲臺。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史上有名的大經學家、天文學家，一生著著等身，所作訓詁經義論難百萬餘字。其九世祖，便是大名鼎鼎的賈誼賈長沙。賈逵的父親賈徽，受學於劉歆、塗憚、謝曼卿等大儒，賈逵自幼就跟著乃父學經，也是當時名噪一時的大學霸。

賈逵學貫古、今之學，一開講，便把今、古文經傳講得條分理析，頭頭是道，大受章帝讚賞。賈逵奉命作《左氏傳》大義長於其他二傳者，章帝一看條奏，徹底認可賈逵之素養，於是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建初四年，白虎觀，諸儒共正經義，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與賈逵辨難，結果往返皆有理證，賈逵一舉博得通儒的美名。古文學更受關註。

而後又在建初八年，章帝下詔：“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谷梁》、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此詔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是否在太學立古文經傳博士，但自此之後，古文諸經傳卻正式地進入太學傳承系統。至此，當年劉歆想實現的目標，也可以算是基本達成了。不過話說回來，若是沒有個喜愛古文學、喜愛儒學的皇帝、沒有個通古今學的儒學大宗師賈逵，這事還真不好說。

不過這事還沒完，東漢最後一位今文學派集大成者的大儒何休，花費十幾年，著書《春秋公羊解詁》，書成，然後與其師一起作《公羊墨守》，自詡《公羊》學如墨子守城，牢不可破，然後又作《左氏膏肓》、《谷梁廢疾》，說這兩經傳有病有疾，病入膏肓，不能再起。結果引發了東漢最牛叉的學霸、今古文都集大成的鄭玄的反擊。

鄭玄於是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一條一條的開始反駁。結果成功駁倒何休，以至何休慨嘆：“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於是，經過劉歆、許慎、班固、馬融、再到鄭玄，古文學終於完全成熟，第一次全面壓倒今文學。不過，各儒者治學不同，各有己見，紛爭不斷，那是常見之事。

所以劉備一說在青州設學府，召名儒，授學於青州內外諸子。諸大儒們便似打了雞血似的，激動了。

自己名望再高，私學再盛，又如何比得官府的辦學條件？之前官學衰微的原因，是沒有大儒講學，而大儒不願入官學講學的原因，除了今、古之爭外，更要追溯到黨錮之禍。

如今，黨錮之禍雖解，本是最好發展官學之時，卻因為先帝駕崩，天下大亂到如今。於是太學罷講，諸州官學頹廢。劉備欲興教化，卻正是抓住了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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