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舟說道：“西周的時候，雖然主要的經濟形式是農業經濟，但是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幹涉極少，也就說不上什麽‘抑商’了。恰恰相反，有的國家正是因為對商業的重視，才逐漸富強起來。齊國最初是姜子牙的封地，據《史記》記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正因為姜太公重視商業，齊國一躍成為東方大國。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語出《左傳》閔公二年；管仲相桓公時，‘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語出《國語：齊語》；晉文公‘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此語出自《晉語》。這些國家皆因為重商而富強，更不要說將惠商政策視為國策的鄭國了。

“鄭國北邊有晉國，是當時的超級大國。南邊有楚國，也是當時的強國、超級大國。東邊有跟鄭國國土面積差不多大的宋國、衛國、陳國、蔡國。西邊是周王室。隔著周王室往西是秦國。鄭國是一個典型的四戰之地，而且是一個小國，在列強環伺之下竟然能存活四百多年，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挑戰和打敗周王室軍隊的諸侯國，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傳奇事跡常常出於傳奇人物之手。鄭國國卿子產是中華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左傳?昭公十六年》記載了一個子產拒與環的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晉國有一個實權人物叫韓宣子，他是晉國的國卿。韓宣子擁有一只玉環，這只玉環在制作的時候是成對的，另外一只玉環被鄭國一個商人擁有。韓宣子到鄭國辦事，提出要求，希望鄭國能把另一只玉環給他，這樣他就能配成一對。晉國是大國，執政的國卿來要一只玉環，在其他人看來不是什麽大事，認為應該滿足韓宣子的要求。但子產拒絕，說這個玉環是鄭國商人個人所有，不屬於我們官府，‘非官府之守器也’，我們官府給不了。有人勸子產，說韓宣子要的不多，只是一只玉環，何必為了一只玉環使得晉國懷恨呢？但是子產仍然拒絕。”

說到這裏，柏舟看著周平雄說道：“子產居然拒絕了另外一個大國國卿索要玉環的請求，不惜得罪強國、冒外交風險來維護本國商人的利益，其中的原因，想必您是知道的吧。”

周平雄說道：“我當然知道，不過我想聽聽你是怎麽說的。”

柏舟說道：“子產給出的解釋是：‘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這段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鄭國的開國者鄭桓公與商人都出自周，他們曾經一起在周地耦耕農事，住宿在蓬蒿藜藿之地，結為世交，相互盟誓說“只要你們不背叛我，我絕對不會強迫商人，也不會向你們這些商人索取剝奪；你們在市場上賺錢了，或者有了寶物，也不必讓我知道，你們自己擁有就行了。”’子產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商人的利益，更是鄭國重商的傳統。

《管子輕重甲》有言：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孔子高足子貢便是當時最有名的商人，背後人稱為中華儒商始祖。陶朱公範蠡輔佐越王勾踐成就霸業之後，投身商業，遂成巨富，更被後世之人尊稱為商聖。

“綜以上事例，我不知道你所謂的的標準答案說‘春秋戰國以來，到漢武帝時期，抑商是基本的經濟政策；惠商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政策’是從何說起。”

周平雄說道：“你滔滔不絕，舉出許多事例，可是光舉例子是沒有用的。我們討論的是制度性的問題，不是讓你收集案例。”

柏舟說道：“《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農工商並舉，才是從春秋戰國到漢武時期的基本經濟政策，說抑商是基本的經濟政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周平雄說道：“你說當時的經濟政策並非是抑商，那你如何解釋秦國商鞅的農戰政策。《史記》記載，商鞅事秦之時，凡‘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覆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商君書墾令篇》中，采取二十種措施，抑制農業以外的諸多行業，工商亦在其中。《算地篇》中，主張抑制談說之士、處士、勇士及技藝之士。這種種措施還不是抑商？

“西漢初年，高祖仍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而困辱之”，此乃《史記：平準書》所記載，這還不是抑商？”

柏舟說道：“商鞅治秦，的確采取了一系列的抑商政策，但這只不過是階段性的政策。事實上秦國最後能統一六國，在於之前數代君主打下的堅實基礎。秦國之所以能從一個西陲小國走向富強，根本正是由於重視商業的緣故。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鹹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漢初的時候，雖然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而困辱之，但這亦是階段性政策，據《平準書》記載，隨後漢惠帝與呂後主政，‘覆弛商賈之律’，繼以予民休息的文景之治，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又是農商並重政策的體現。”

周平雄說道：“後來漢武帝時期將諸多產業收歸國營，不又是走上抑商的老路。”

柏舟說道：“我已經說過，確實有階段性的抑商政策，但這並不能說明抑商是一貫的基本政策。即便是抑商，各個階段的抑商，都是事出有因，絕對不是簡單的所謂‘為了鞏固小農經濟，維護封建統治’，動不動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政策，是站不住腳的，也會產生偏頗。”

周平雄帶著譏諷的語氣說道：“你說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期實行抑商政策並非是因為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小農經濟，維護封建統治，那又是為什麽？難道是為人民謀福利嗎？”

柏舟說道：“好吧，那我就簡單論述一下各個時期采取抑商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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