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是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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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一開始地緊張過後,努力地思索著腦海中那一絲隱約地“印象”而無果地張知秋,幹脆四處地閑逛起來。
不久之後,張知秋終於發現,一個青天白日裏死寂無聲的世界,它的恐怖程度其實一點兒都不亞於一個無星無月下鬼聲啾啾的墓地。
默默地聽著自己腳下踩在碎石上所發出的輕微地摩擦聲,張知秋此際耳中聽聞自身血管中血液流動的聲音,都已儼然似乎有若奔流!
不知不覺中,張知秋額頭的汗水流了下來,在這個沒有一絲地氣流波動——也就是俗稱的“風”,且雖然明亮、但卻滿天陰霾看不到陽光地饅頭山上,汗流浹背!
手中緊握著兩塊不知於何時捏到手中地、奇形怪狀地石頭,張知秋終於一步步地走近了那個他最一開始時躺著地懸崖邊上。
我要回去。
張知秋終於在心中瘋狂地吶喊著,同時考慮自己是否要原樣躺到那個懸崖邊上去,這絕對是一項非常考驗人的膽量地事情:躺在山頂的這個地方,竟然就能直接地看到山腳的啊……
不過,張知秋並沒有糾結太久,在他還沒能徹底想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眼前驟然一閃又一暗的胖子已然激動的發現,自己竟然是完好無損地站在老孫頭家裏自己小院中臥室的床頭邊上!
興奮過頭的張知秋沒等有所動作,便已是眼前再次一暗!
不過,不同於剛才地發暗是由於從明亮地山頭轉換到相對昏暗地臥室中所引起的視覺感受,張知秋隨即便欣慰地發現,此刻地眼前發黑,卻是由於自己太過於激動而導致大腦缺氧所造成的了……
坐在床上發了半天呆的張知秋,在終於緩過勁來之後,卻是感覺肚子幾乎是要餓到虛無了一般,當即二話不說地跳起身來,一溜狂奔地直撲門外去者……
與現代城市中大小飯店林立不同,如今整個忻州城的飯店數量,恐怕還不及現代時地忻州市一條小街上的多。
即便如此,張知秋仍然是不辭辛勞地一路橫掃了三個飯店。
事實上,不是張知秋不想老老實實地在一個飯店中踏踏實實地吃一頓飯,實在是他吃的太多——已經是到了駭人聽聞地那個級別,是以也只好是不停地換地圖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裏的菜實在是不夠可口,張知秋在吃到第三家的時候,才終於地有時間和精力想明白:不是菜的原料不好,是這些菜的口味太淡!
換句話說,菜裏的鹽擱的有些少了!
身為一個典型地北方人,張知秋的口味很重,說白了也就是飯菜中的鹽和調味品數量都要格外地多放一些。
其實,這也不能怪這些飯店,為了省錢,張知秋這一路都是下意識地找的都是路邊小店,而這種路邊小店的贏利點,本身就不在品牌而在於成本。
在古代,鹽一直都是國家控制最為嚴格地專賣品,也是朝廷最為重要地收入來源,即便是古代歷史上商業最為發達地北宋時期,池鹽專賣的利稅都是要占到國家收入地一半之多,而明朝所占比重就更高了。
以有據可查地萬歷早期的一些數據為例:“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二百五十萬兩,茶稅十餘萬兩、市舶稅四萬兩、通過稅六十萬兩、營業稅二十萬兩,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明朝商業稅收基本只是一個點綴,在洪武初年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而這一規定,在有明一朝都沒有任何地改變。
對比一下現代企業,你就知道這一稅收究竟是有多低——僅企業所得稅一項的稅率便是25%,如果加上其他的各種行政收費和“臨時性收費”,有的地方能夠達到40%!
事實上,山西並不缺鹽,著名地“鹽池”便是位於山西地解州境內,這裏的鹽是水鹵經日光暴曬而成,色白味正,雜質少,是全國有名的產鹽地之一。
解州,讀作“謝州”,當地人讀作“害州”;鹽池,亦即古河東鹽池,亦稱解池,開發於傳說中的“虞人”,即比堯舜時代還要更早地一些時間,至春秋戰國時期已很有名,到漢已遠銷豫、魯、冀、甘、陜等地。
不過,即便是一般地山西老百姓也是吃不起正宗地解州鹽的,這時地人們,更多地吃的是含有大量硝化物地巖鹽等雜鹽,並且價格高昂。
張知秋捧著撐的溜圓的肚皮,在回家的一路上眼珠子直轉……
…………………………………………偶是分割線………………………………………………
在忻州知州張克儉看來,即便是錦衣衛如今已然開始失勢,但也絕對不是他這麽一個從五品小官可以忤逆與抗衡的,畢竟是虎死餘威在,魏忠賢被砍頭也才不過兩三年的時間而已,廠衛的餘威仍在。
當然,對於羅大佑百戶不接受州衙地相關安排一事,張克儉還是比較高興的,這意味著他們的這次行動應該與地方官府並無直接地關系,這就讓人放心許多了。
事實上,整個大明都沒有什麽官員是願意與錦衣衛們打交道的,他們的出現,往往便象征著災難,就好比現在。
雖然還不知道要出什麽事情,但絕對不會是好事,這一點張克儉可以用自己的腦袋來和人打賭。
其實,與前輩們相比,到崇禎年的時候,錦衣衛已經是非常的沒落了。
由於魏忠賢曾經是東廠掌印太監,而錦衣衛的都指揮使,則是他的幹兒子田爾耕,是以崇禎在殺掉魏忠賢之後,隨即便是極大地縮減了廠衛地權力和職責,錦衣衛幾乎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鏢,東廠更是被直接裁撤。
可惜的是,如此專業而有效地一個國家強力機構,僅僅是因為其負責人出了問題,便整個地被崇禎所拋棄了,這不能不說是他施政最大地敗筆之一。
廠衛的失勢,其最直接的後遺癥,就是使崇禎逐漸地失去了對官員集團的控制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大明王朝地覆滅。
不過,這一切在這崇禎三年的時候,卻也還並不是非常地明顯,錦衣衛的那些精英們,也都還在默默地蟄伏著,蜷縮著他們鋒利地爪牙。
在這個時代,廠衛的勢力還是仍然遍布全國的,雖然許多地東廠和錦衣衛人員被貶斥到了地方和軍中,但如今時日尚短,他們地人乃至於精氣神也還沒有被消磨幹凈,其潛勢力依然是不容小覷。
事實上,在每個藩王的府中,便都有被派駐地錦衣衛,他們的職責之一,便是監督這些藩王們,這一部分並沒有被縮編。
不過,在失去了大本營本部強有力地支撐之後,這些游離於各地的錦衣衛們也成為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原本地歷史上,也根本就沒有起到任何應起地作用了。
與自己的祖輩們相比,崇禎可以算的上是數一數二地勤勉皇帝了,單純以對政事的認真程度而言,他甚至還在永樂大帝朱棣之上,僅次於開國皇帝朱元璋。
崇禎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幹練,不好女色並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歷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但他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後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軍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殷殷求治,勤於政務,事必躬親。
不過,不得不說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明朝的滅亡與崇禎的這個“勤勉”卻是有著絕對地直接關系的。
朱由檢本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於公元一六二二年被冊封為信王,而明朝皇室對於這些宗室王爺們的政策,那就是“養豬”。
簡單地說,作為一個宗室王爺,朱由檢在沒有當上皇帝之前,並沒有受到足夠的專業教育,以使他能夠勝任一個皇帝的職位。
當然,這並不是說朱由檢沒有受到教育,而僅僅只是說,他所學到的那些東西,並不是作為一個“準皇帝”所要學習的內容,不是所謂地“帝王之術”。
於是悲劇就這樣產生了:崇禎越是勤勉,國家卻越是被他搞的糟糕,是一個典型地“外行指揮內行”的悲慘實證。
崇禎即位之時只有十六歲,死的時候也才三十四歲,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之間,僅明朝的內閣成員,也就是民間被俗稱做“宰相”的,竟然有五十餘人之多!
事實上,明朝的內閣制度是一種非常成功而有效地政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內閣相當於後世現代地國務院。
十歲即位、在位四十八年的萬歷皇帝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創下了中國皇帝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光輝”記錄:長達二十八年未曾上朝,而這期間的朝政,便是全部由內閣來處理的。
萬歷皇帝的這一舉措,也是被後世很多史學家所詬病的一個話題,很多人如此評價:“明亡,實亡於萬歷。”
但事實上,這個論調其實最早卻是來自於清朝地乾隆皇帝;而不容否認的是,即便是在清修《明史》中,萬歷年間也是明朝不多地“四海升平、太平無事”年。
出於對外廷大臣的不滿與不信任,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陸續地重用了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
在整個崇禎年間,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部、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內廷和文官們的矛盾尖銳而不可調和。
但基於同樣的原因,這些不學無術的太監們除了對崇禎討好賣乖之外,並沒有任何地治理國家的能力,而這在客觀上也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崩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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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聽著自己腳下踩在碎石上所發出的輕微地摩擦聲,張知秋此際耳中聽聞自身血管中血液流動的聲音,都已儼然似乎有若奔流!
不知不覺中,張知秋額頭的汗水流了下來,在這個沒有一絲地氣流波動——也就是俗稱的“風”,且雖然明亮、但卻滿天陰霾看不到陽光地饅頭山上,汗流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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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知秋終於在心中瘋狂地吶喊著,同時考慮自己是否要原樣躺到那個懸崖邊上去,這絕對是一項非常考驗人的膽量地事情:躺在山頂的這個地方,竟然就能直接地看到山腳的啊……
不過,張知秋並沒有糾結太久,在他還沒能徹底想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眼前驟然一閃又一暗的胖子已然激動的發現,自己竟然是完好無損地站在老孫頭家裏自己小院中臥室的床頭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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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同於剛才地發暗是由於從明亮地山頭轉換到相對昏暗地臥室中所引起的視覺感受,張知秋隨即便欣慰地發現,此刻地眼前發黑,卻是由於自己太過於激動而導致大腦缺氧所造成的了……
坐在床上發了半天呆的張知秋,在終於緩過勁來之後,卻是感覺肚子幾乎是要餓到虛無了一般,當即二話不說地跳起身來,一溜狂奔地直撲門外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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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張知秋仍然是不辭辛勞地一路橫掃了三個飯店。
事實上,不是張知秋不想老老實實地在一個飯店中踏踏實實地吃一頓飯,實在是他吃的太多——已經是到了駭人聽聞地那個級別,是以也只好是不停地換地圖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裏的菜實在是不夠可口,張知秋在吃到第三家的時候,才終於地有時間和精力想明白:不是菜的原料不好,是這些菜的口味太淡!
換句話說,菜裏的鹽擱的有些少了!
身為一個典型地北方人,張知秋的口味很重,說白了也就是飯菜中的鹽和調味品數量都要格外地多放一些。
其實,這也不能怪這些飯店,為了省錢,張知秋這一路都是下意識地找的都是路邊小店,而這種路邊小店的贏利點,本身就不在品牌而在於成本。
在古代,鹽一直都是國家控制最為嚴格地專賣品,也是朝廷最為重要地收入來源,即便是古代歷史上商業最為發達地北宋時期,池鹽專賣的利稅都是要占到國家收入地一半之多,而明朝所占比重就更高了。
以有據可查地萬歷早期的一些數據為例:“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二百五十萬兩,茶稅十餘萬兩、市舶稅四萬兩、通過稅六十萬兩、營業稅二十萬兩,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明朝商業稅收基本只是一個點綴,在洪武初年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而這一規定,在有明一朝都沒有任何地改變。
對比一下現代企業,你就知道這一稅收究竟是有多低——僅企業所得稅一項的稅率便是25%,如果加上其他的各種行政收費和“臨時性收費”,有的地方能夠達到40%!
事實上,山西並不缺鹽,著名地“鹽池”便是位於山西地解州境內,這裏的鹽是水鹵經日光暴曬而成,色白味正,雜質少,是全國有名的產鹽地之一。
解州,讀作“謝州”,當地人讀作“害州”;鹽池,亦即古河東鹽池,亦稱解池,開發於傳說中的“虞人”,即比堯舜時代還要更早地一些時間,至春秋戰國時期已很有名,到漢已遠銷豫、魯、冀、甘、陜等地。
不過,即便是一般地山西老百姓也是吃不起正宗地解州鹽的,這時地人們,更多地吃的是含有大量硝化物地巖鹽等雜鹽,並且價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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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個大明都沒有什麽官員是願意與錦衣衛們打交道的,他們的出現,往往便象征著災難,就好比現在。
雖然還不知道要出什麽事情,但絕對不會是好事,這一點張克儉可以用自己的腦袋來和人打賭。
其實,與前輩們相比,到崇禎年的時候,錦衣衛已經是非常的沒落了。
由於魏忠賢曾經是東廠掌印太監,而錦衣衛的都指揮使,則是他的幹兒子田爾耕,是以崇禎在殺掉魏忠賢之後,隨即便是極大地縮減了廠衛地權力和職責,錦衣衛幾乎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鏢,東廠更是被直接裁撤。
可惜的是,如此專業而有效地一個國家強力機構,僅僅是因為其負責人出了問題,便整個地被崇禎所拋棄了,這不能不說是他施政最大地敗筆之一。
廠衛的失勢,其最直接的後遺癥,就是使崇禎逐漸地失去了對官員集團的控制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大明王朝地覆滅。
不過,這一切在這崇禎三年的時候,卻也還並不是非常地明顯,錦衣衛的那些精英們,也都還在默默地蟄伏著,蜷縮著他們鋒利地爪牙。
在這個時代,廠衛的勢力還是仍然遍布全國的,雖然許多地東廠和錦衣衛人員被貶斥到了地方和軍中,但如今時日尚短,他們地人乃至於精氣神也還沒有被消磨幹凈,其潛勢力依然是不容小覷。
事實上,在每個藩王的府中,便都有被派駐地錦衣衛,他們的職責之一,便是監督這些藩王們,這一部分並沒有被縮編。
不過,在失去了大本營本部強有力地支撐之後,這些游離於各地的錦衣衛們也成為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原本地歷史上,也根本就沒有起到任何應起地作用了。
與自己的祖輩們相比,崇禎可以算的上是數一數二地勤勉皇帝了,單純以對政事的認真程度而言,他甚至還在永樂大帝朱棣之上,僅次於開國皇帝朱元璋。
崇禎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幹練,不好女色並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歷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但他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後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軍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殷殷求治,勤於政務,事必躬親。
不過,不得不說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明朝的滅亡與崇禎的這個“勤勉”卻是有著絕對地直接關系的。
朱由檢本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於公元一六二二年被冊封為信王,而明朝皇室對於這些宗室王爺們的政策,那就是“養豬”。
簡單地說,作為一個宗室王爺,朱由檢在沒有當上皇帝之前,並沒有受到足夠的專業教育,以使他能夠勝任一個皇帝的職位。
當然,這並不是說朱由檢沒有受到教育,而僅僅只是說,他所學到的那些東西,並不是作為一個“準皇帝”所要學習的內容,不是所謂地“帝王之術”。
於是悲劇就這樣產生了:崇禎越是勤勉,國家卻越是被他搞的糟糕,是一個典型地“外行指揮內行”的悲慘實證。
崇禎即位之時只有十六歲,死的時候也才三十四歲,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之間,僅明朝的內閣成員,也就是民間被俗稱做“宰相”的,竟然有五十餘人之多!
事實上,明朝的內閣制度是一種非常成功而有效地政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內閣相當於後世現代地國務院。
十歲即位、在位四十八年的萬歷皇帝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創下了中國皇帝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光輝”記錄:長達二十八年未曾上朝,而這期間的朝政,便是全部由內閣來處理的。
萬歷皇帝的這一舉措,也是被後世很多史學家所詬病的一個話題,很多人如此評價:“明亡,實亡於萬歷。”
但事實上,這個論調其實最早卻是來自於清朝地乾隆皇帝;而不容否認的是,即便是在清修《明史》中,萬歷年間也是明朝不多地“四海升平、太平無事”年。
出於對外廷大臣的不滿與不信任,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陸續地重用了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
在整個崇禎年間,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部、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內廷和文官們的矛盾尖銳而不可調和。
但基於同樣的原因,這些不學無術的太監們除了對崇禎討好賣乖之外,並沒有任何地治理國家的能力,而這在客觀上也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崩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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