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韋澤都督竟然沒有對姚浜做出什麽批評，甚至沒有提及姚浜的事情。三會從理論上講，並不一定需要韋澤都督參加。在沈心當主席和總書記的時候，已經有兩次完全由國家主席和總書記主導的三會案例，所以會議就繼續進行下去。

姚浜自打撞了鐵板後，整個人立刻循規蹈矩起來。能被一眾中央委員認同的家夥自然不會糟糕到什麽地步，整個中央的工作還運行的不錯。畢竟民朝的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姚浜本就不用和韋澤那樣殫精竭智，靠他自己想盡辦法應對來自各方面的問題。

不想惹事情的人還是多數，那些對姚浜非常不滿的人只是該告狀的告狀，韋澤都督聽了所有不滿的言論，卻沒有對此作出任何評價。不管不滿的同志如何不滿，韋澤都督不吭聲，他們又沒勇氣召開中央委員會要求罷免姚浜，三會就這麽進行下去，等到三會結束，各路人馬回去工作，此事就這麽無聲無息的被撂下。

三會剛結束，韋澤的夫人祁紅意病倒了。她最初是常見的感冒，後來就發展為肺炎，而且一直不好。西醫只能從細菌感染的角度來治療，中醫的看法祁紅意對北方幹燥的天氣不適應，內燥太重。建議祁紅意是不是回到溫暖濕潤的南京去。

祁紅意自己也希望能夠回到南京。她最鐘愛的長子在遙遠的北美，雖然身居高位，卻不用指望這孩子在面前盡孝。她剩下的兩個孩子都在南方。兒子韋離在南京人民醫院當內科主治醫生，結婚之後有了孩子。女兒韋雪在南京大學數學系教書，也已經結婚有了孩子。韋澤確定祁紅意是真心想回南京，就親自護送祁紅意回南京。等韋澤回到北京，已經是春暖花開的四月，姚浜的事情風平浪靜。

確定了局面變成這樣，韋澤把五名現任常委和其他幾名老同志召集起來。這是一個級別超高，保密度超高的會議。確定不會遭到偷聽之後，韋澤開門見山地說道：“我們早就說過，要隔界選拔，對於下一屆的人選，我希望同志們能夠根據當下的經驗提出標準來。”

沈心一楞，他一直以為韋澤這麽息事寧人的做法是因為對姚浜很滿意，沒想到韋澤直奔下一屆。一般來講，主席是兩屆，如果只幹一屆，那就說明大家對主席有意見。至少是韋澤都督對主席有意見。

即便認為這個看法沒錯，沈心還是開口問道：“都督，您是否對姚浜同志不認同。”

“我對他認同不認同，至少還沒到現在必須立刻召開中央委員會罷免他的地步吧？”韋澤靠在椅子上，雙手交叉放在小腹上，非常冷靜地說道。

這話讓沈心有些訝異，沒等沈心繼續問。韋澤就說道：“事情要分輕重緩急，戰爭時代出了點問題立刻就撤職的做法用在和平時期並不合適。”

這下沈心不吭聲了，從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一年多，沈心也開始慢慢反思自己的經歷。在他當主席的時候，就有同志們不止一次的說過和韋澤現在說的差不多的話，沈心那時候覺得幹部們未免太嬌氣。現在沈心已經開始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做法的確有商討的餘地。

韋澤繼續說道：“但是經驗教訓我們也得接受，我認為既然中央定下決議，黨員們就要遵守。當然，我認為姚浜同志的看法和很多同志的看法也許一樣，他們覺得要立下功勞才能證明自己。我覺得呢，這些同志大概沒能跟上時代發展。在這個時代，更難的大概是完成工作吧。”

原本沈心還有些不爽，聽了韋澤的話立刻就覺得韋澤指出了問題所在，他重重點點頭正想說話，就聽政法委書記大聲說道：“就是這個道理。現在的年輕人們總是覺得想得到認同，需要幹出大事才行。我們政法委反覆教育，不是說辦出幾個大案就一切搞定。從此就可以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啦。工作是一輩子的事情，想每天都能完成工作，比死都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怕苦是第一要克服的。但是年輕同志們啊……唉！”

看得出政法委書記對這些事情已經如鯁在喉，此時終於得以抒發情緒，他郁悶中反倒有些一吐為快的感受。

“沒錯，躺在功勞簿上多爽。出一次力，以後就可以從每天的勞動裏面解放出來。還能永遠占領制高點，當個大大的好人，同時居高臨下的評價別人。”常委裏面也有剛50出頭的，所以言談中還有相當的銳氣。

韋澤選出來的這幫同志不僅有銳氣，個性冷靜的也不少，“從這個角度來講，道德考量呢？都督，您和黨內的那些泛道德主義者鬥爭了可是很久的。”

“那不是泛道德，那是一群懶人。”韋澤的聲音裏面非常冷，熟悉韋澤他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真生氣的時候特有的聲調，“凡是搞擴大化的，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人。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就試圖把所有人都拖下水。道德有階級性，特別是有時代性。不同的生產力下是不同的道德，民朝是個工業化國家，自然有工業化國家的道德。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姚浜同志倒是沒有在這方面有所缺失。”

沈心聽到這話，嘴角微微上翹，露出了一絲苦笑。工業化社會的道德可不是針對黨內才講，韋澤都督在“韋澤周末談話”裏面一直有講。農業時代，每年真正忙農活的不過一百多天，限於農村的照明情況，最忙的時候每天也不過工作十一二個小時。農村也的確有每天都勞作不息的人，農閑時侯經常睡到晌午都不起來的人也為數不少。在糧食供應不足的時候，農村的群眾甚至故意不起床以減少熱量消耗。

工業國就不同，特別是城市，一周六天，天天都想睡懶覺的人很不少，但是能睡懶覺的人非常少。雖然工作效率值得商榷，不過大家基本每天從早上六點忙到晚上八點，連著十四個小時不幹這就幹那。

正如韋澤所說，道德有階級性，更有時代性。工業時代的民朝與農業時代的民朝，本身的道德也是大不相同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沈心很討厭姚浜，但是姚浜本人也是每天起得早睡得晚，逢年過節要出去慰問視察。從這個角度來看，他遵守了這方面的道德。

就在沈心考慮這些的時候，就聽韋澤說道：“大家就把自己認同的選拔標準寫出來，我們可以在這方面討論。總的來講不要求全責備，不要力圖選出個聖人。符合基本原理，符合時代特征就好。”

政法委書記現在筆記本上記錄了點東西，然後開口問道：“如果是這樣，那推薦的人選要不要寫清楚針對性？”

“什麽意思？”韋澤問。

政法委書記坦然答道：“我很看好一位年輕同志，真的是嫉惡如仇，原則性極強。雖然他不太可能當選主席，但是這樣的同志若是不推薦一下，我總覺得是一種失職。”

韋澤看了一眼組織部長，普通推薦當然是要組織部做決定，否則的話選主席候選人就會變成另外的一種快速通道。不過此時韋澤卻不想說太多，什麽事情都是料敵從寬。最後韋澤只是點點頭，沒對此做出任何評價。

看著政法委書記一副了然於胸的爽快態度，沈心就很是佩服。這位書記若是自己強力推薦，那就要負政治責任。他推薦的人出了事情，書記也跑不掉。明知道面對這樣的問題，書記還是如此率直，的確不一般。

這些事情都在大家很保密的情況下進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定出了一些選拔條件。這些條件又交給組織部長根據組織部積累的經驗做相關的細化。到了這一步，韋澤就不敢完全相信不會走漏風聲。不過這種選拔條件最後還是公布於眾，甚至包括裏面的原因都要如司法解釋一樣寫清楚，他也就不在意了。

此時來自歐羅巴銀行的消息讓韋澤的註意力稍微轉移了一下，德國在1895通過了20年造艦計劃，從去年開始，德國船塢建造突然就發生了改變。歐羅巴銀行發現所有正在建造的船塢還在完工，準備開工而尚未開工的船塢全部暫停執行。為此十好幾家與歐羅巴銀行有商業來往的公司出現了財務問題。

到了1903年7月，德國船塢修建迅速恢覆，新建的船塢的大小比起以前大了許多。其中有至少五個船塢的是為了修建三萬噸左右軍艦而建造。另外，歐羅巴銀行弄到了法國間諜網收集的一些照片，其中有幾張是一艘五千噸級別德國軍艦的照片。即便歐羅巴銀行的分析員不是海軍專家，這張照片裏面軍艦的“民朝血統”也極為濃厚。

既然姚浜已經沒有了未來，韋澤也不想過分追究，所以此時也沒啥好拿出來商量。最後韋澤告訴外交部，讓外交部和德國聯絡，希望能夠參觀德國的新式戰艦。德國人到底造出了什麽，民朝不妨大大方方的要求。如果德國人藏著掖著，正好可以斷絕以後在這方面的合作。

外交部也明白這裏面的含義。聯合英國或者聯合德國是個基本政策問題，韋澤都督在宣布終止鐵血政策的同時，也放棄了主動挑動外國矛盾來牟利的想法。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不好事，不摻乎事”。若是能在德國與民朝的軍事合作上形成“我不搭理你”的話，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外交部就這麽幹了，沒想到德國這次意外的光棍，他們爽快的答應了民朝駐德國大使的請求，還就讓民朝團隊參觀了新式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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