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你向大家這麽講，我們是感覺不好意思了。”大概相當於韋澤的四分之一個老丈人的李玉昌很是謹慎地說道。

“李部長，你是擔心同志們不理解，還是擔心我們沒辦法堅定不移的這麽辦事？”韋澤的回答秉持了一貫的直率。

這麽坦率的提問讓李玉昌無言以對，很明顯，李玉昌真正擔心的，或者說他內心深處不願意認同韋澤的，正是光覆都督府快速建立的制度。面對英國人的壓力，韋澤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作為光覆會的會長，韋澤的立場無疑將是光覆會的態度。按照規定，如果在不久後召開的光覆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時沒有人反對，反帝反封建就將成為光覆會的綱領。

“都督，我可一點都不害怕英國鬼子！”李玉昌選擇了一個非常有技巧的回答。對於反帝，李玉昌的態度非常堅定。面對英國人表現出來的不講理，別說光覆會這樣對自己的軍事力量充滿信心的新興組織，就連垂垂老矣腐朽不堪的滿清都在反抗。在反帝上，李玉昌可以說是“鷹派”。

問題出在“反封建”上，韋澤不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還在不斷的推動民主集中制。反對英國的帝國主義立場，韋澤要所有同志都有共同的認識，並且團結在一起與之對抗。可韋澤提出的是，“如果我是以我個人的利益，來要求大家服從我，為我效忠。那麽從邏輯上講，很多人就可以提出一個相對應的問題，你韋澤給了我們什麽？為什麽要我們為你的理念去死？所以，我們黨內對待世界，對待利益的態度必須一致！”

“那麽你是認為我們的預測不準確了？”韋澤追問道。

對待這麽直率的提問，李玉昌沈默了。李玉昌其實不在乎預測是不是準確，他真正不認同的是韋澤正在賣力推動的民主制度。傳統制度已經民卻確定了上下尊卑，傳統制度是明確支持特權的存在，並且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中強化了特權理論，用一套久經考驗的理論來確保特權的牢不可破。更直白的說，那就是君主都是好的，出了錯也是臣下的問題。

孔子著春秋，關鍵是“令亂臣賊子懼”。這位老先生“為尊者諱”，用謠言倒逼真相的方式樹立起了儒家的模式，硬是讓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史家記述方式遭到了挑戰，乃至顛覆。

韋澤現在的做法無疑是在顛覆儒家的傳統，是對儒家“為尊者諱”的態度的一次全面逆反。例如韋澤預測了九個月之後可能會爆發的戰爭，並且在光覆會內部開始進行統籌策劃的同時，也很民主的把中央委員會常委們做出預測的這件事給通知下去。這可是把李玉昌給嚇壞了。中國是個文化非常先進的文明，在幾千年的文明積累中，中國人講“仁、義、禮、智、信”。而這最根本的其實就是一個“信”字。不管文人用什麽樣的言辭來解釋“信”，普遍的約定俗成的態度其實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做人不能沒有結果”。

韋澤現在公然以“光覆會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預測，如果這個預測沒有變成現實，那麽誰來承擔責任？自然是光覆會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們，按照韋澤所指出的封建制度的常態，如果預測不準，韋澤就得讓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們來承擔起責任。作為常務委員之一的李玉昌也是跑不掉的。

見李玉昌對此一言不發，韋澤笑道：“看來李玉昌同志是信不過我啊！”

若是平時，李玉昌自然要說些場面話，什麽“我當然信得過都督”“我支持都督的看法”，這種話都是嘴邊上的，隨時都可以說。可李玉昌恰恰不想用敷衍的態度來對待韋澤。

按照傳統來說，李玉昌獻了自己的侄女給了韋澤，並且拉了一兩百徽商出身的人追隨了韋澤，算是從龍之臣的標準表現。但是李玉昌並沒有敢把自己擺到皇親國戚的地位上。首先就是光覆都督府對待同志們的出身並不在乎。其次就是追隨韋澤的從龍之臣未免太多。

李玉昌現在當然不敢拿自己和韋澤的親戚身份獲取特權，不過這可不等於李玉昌就心甘情願的跟著韋澤一起倒黴。

有著和韋澤這樣的一層別人沒辦法比擬的關系，李玉昌自然和韋澤有著格外米的聯系。所以李玉昌對韋澤的這個“民主”做法是頗為失望的，他認為韋澤並沒有展現出一個“開國皇帝”應該擁有的氣勢與號召力。“君不密喪其國，臣不密喪其身”，韋澤這種必須承擔責任的做法等於是把自己的身家給賭上了，連帶著，跟著韋澤的這幫人也被賭上了。

韋澤為了實踐民主集中制，搞了黨內透明化的政策。包括制度內每個人所負責的工作，要承擔的責任。光覆會從上層到基層，必須都清楚自己的權力、義務，職責。在光覆會內對這些權力界定達成一致的時候，光覆會就需要按照民主原則修訂原先的章程。理論上，如果存在居心叵測的家夥，而戰爭並沒有爆發，他們就可以要求對上層的人事進行“調整”，從而合理合法的推翻韋澤的地位。

一個公然允許自己的地位遭到挑戰，一個公然承認自己的地位是可以被推翻的人，在李玉昌看來不是一個合格的君主。

韋澤並沒有想到李玉昌的態度，他此時關註的是整體戰略，所以韋澤坦然說道：“滿清在1840年是怎麽輸掉的大煙戰爭？因為英國人抓住了滿清的命脈，封鎖了漕運之後，滿清的財政受到了沈重打擊，所以他們不得不向英國人屈服了。我們現在在廣東，英國人可以用更加直接的手段來打擊我們，封鎖沿海，攻擊我們的船只。現階段的特點是我們沒有辦法和英國人在海上爭雄。那麽我們能做的只剩下暫時放棄海上爭鋒，和英國人在內陸上抗衡。”

“那都督準備怎麽辦？”李玉昌既然不敢直接去否定韋澤的民主態度，那就只能試圖從另外的角度來證明這套制度搞不通了。

“如果光覆都督府只是我韋澤一個人的，如果這廣東只是我韋澤一個人的廣東，面對這樣的艱難局面，面對每年幾十萬上百萬兩的大煙貿易中的利潤相比，我韋澤一個人算個球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要把我韋澤一個人出賣掉，只要把我韋澤一個人主導的禁煙政策毀滅掉。那麽英國人立刻就能撤下對廣東海上的圍攻。大家生意該做照做，該賺的錢一文不少。”韋澤闡述的內容非常殘酷，但是態度又是極為理性的。

李玉昌聽了這話之後啞口無言，真相有時候就是如此簡單，可是真相又是簡單到無比殘酷，殘酷到讓人沒有勇氣去直面。

韋澤可沒有扭過頭去不看真相，所以他的態度顯得格外堅定，“我們若不能代表了廣東地方上廣大群眾的利益，若是不是代表了整個中國的利益，禁煙政策就不可能成功。若是我不能和光覆會的同志們在這些原則性問題上達成一致，面對強大的軍事壓力，我們是不可能堅持下去的。我是這樣認為的，在我們自己都不把我們為群眾做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群眾就沒有理由支持我們。只有落後的領導，沒有落後的群眾。所以這些事情我們不能指望人民跪倒在我們面前請求我們這麽做，而是我們自己得先坐了，然後努力去得到人民的認同！”

李玉昌雖然有自己的想法，可很明顯，其他常委也有著不同的想法，實際職務等同於廣東省長的畢慶山用一種覺得有點無法忍耐的態度說道：“都督，你不是要讓我們繼續宣傳吧？我們這可是真的沒那麽多人啊！再說大夥剛把廣東這邊的豪強打擊了一圈，百姓們頂多因為害怕，所以在觀望。我們可不一定能說服百姓呢！”

韋澤冷笑道：“廣東百姓當然在害怕我們，可是眼下的情況，我們必須發動群眾。讓那些被大煙毒害的群眾知道，未來遇到的戰爭不是我們和英國人之間沖突，而是英國人要繼續向廣東銷售大煙，要靠繼續毒害廣東百姓來賺錢。我們和他們打仗，是為了保護廣東的百姓。如果不能讓廣東百姓知道未來戰爭的真正原因，如果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和廣東百姓有著同樣的利益，廣東百姓怎麽可能支持我們呢？”

說好聽話當然是容易，但是實踐這點卻是很難。畢慶山訝異地問道：“都督，能行麽？咱們這麽說，百姓能信麽？”

“咱們什麽都不說，百姓更加不信！取信於民，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不過若是什麽都不做，那十年二十年也辦不到。取信百姓之前，我們先要取信於自己的同志。這次的預測不管是不是正確，都要先搞下去！我現在就要求大家把這些搞下去，誰不相幹，誰就可以靠邊站！肯定有願意幹的來！”韋澤非常坦率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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