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77章三省六部，國朝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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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77章 三省六部，國朝豐碑
世博會舉行的時間原本預計是半個月到兩旬之間，但是由於今年的世博會規模實在太大，加上隴邊商路的暢通，使得臨近收尾階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賈們湧入長安參與盛會，以至於會期不得不再作延長。
時間就是金錢，在這一屆世博會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雖然世博會的會期延長，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總量卻並沒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許多後入場者為了獲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價訪購，為自己所錯過的時間付出更多的錢財。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貨膨脹的現象，從而衍生出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即就是買家先付出貨錢，賣方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提供足量的商品。
類似的期貨訂單，尤以諸官造工坊所面臨的最多。畢竟相對於民間諸工坊而言，還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時間來到了十月末，終於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種買賣交易鎖定，這一場盛會宣告結束。不說坊間民眾們餘興未已，參會的商賈們進行各種交易的收尾稱許，官府諸司也開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種財項的對簿審計。
隨著這項工作的展開，今屆世博會的盛況全貌也得以逐漸勾勒出來。在整個世博會過程中，單單價值超過十萬緡的大宗交易便超過了兩千多宗，所涉及的錢項總額更達到了三億七千萬緡之巨。
當然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覆交易的現象存在，特別是在展會的後半程，眾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讓一些此前已經完成交易的買主直接加價賣出，原地生財。
不過朝廷的稅率計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覆的交易，稅錢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稅並不高，按照商品屬性的不同，分別在三十稅一到四十稅一之間。但即便如此，整場世博會下來，所抽取的稅錢便超過了一千萬緡。
但大唐的整體稅收還不止於此，如此驚人的商貿總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盡在長安消化，將會陸續輸送各方市場。
而在這運輸的過程中，地方官府橋梁關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稅，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賦稅呈報之中才能體現出來。因為商品運輸的路程並不確定，這一部分收入還不好估算，但一定會比世博會期間朝廷抽取的稅量更高。
當然世博會總體的收益也不止在於稅務，稅錢占比並不高，真正收入的大頭還在於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參與的交易。
諸官造工坊分布於內外州縣，各自也有相對獨立的核計系統，數據的匯總會有一定程度的滯後，但總量絕不低於一億緡。
當然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項成本，剩餘的才能入庫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驚人。
除了世博會所產生的利益之外，朝廷還有另一項極為可觀的收入，那就是飛錢的支兌。
此前數年，飛錢雖然已經盛行國中，但在遠疆異域認可度並不夠高。特別是盤踞青海的吐蕃讓西域商路大受影響，使得最值得推廣飛錢匯兌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飛錢反而不能盛行起來。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戰，大唐一舉戰勝吐蕃，收覆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這自然加強了西域商賈們參與商貿的熱情。如此一來，飛錢的便利與優越性便凸顯了出來。
從青海大戰結束之後，設在安西四鎮與隴右的寶利行社分庫支兌飛錢的數額便激增，並在九、十月間達到一個頂峰。
西域商賈們自然沒有大量的錢帛入櫃兌換飛錢，為了爭搶時間，往往用金銀珠寶並西域時貨作為抵押，等於是直接與寶利行社進行交易。
七月之後，隴西並西域諸分設所開具的飛錢數額便超過了一億緡，所積攢的錢物價值則就更高出數成，這方面的利潤若全兌現出來，或許可能還要超過京中諸司的盈收。
諸種可期的回報匯總起來，達到了一個極為驚人的程度。須知就在九月秋貢入京之際，度支計量的整年財政盈收也不過才一千萬緡出頭。可僅僅只是一個月之後，內外府庫便將有超過十數倍的盈收將要湧入！
一時間整個朝廷內部也充滿了浮躁喜悅的氛圍，原本許多官員們聽多市中商賈豪擲重金、手筆驚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現在再看朝廷的大數核計，才清楚風雲際會、誰是翹楚！
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數年來善修內政的成果展現，那世博會的規模激增以及隴邊並西域各種財利進項，則就統統都是收覆青海所帶來的戰爭紅利了。
年初聖人要發動青海大戰時，已經是作勢經年，早在開元三年初便舉行驪山演武。但一直到了開元四年事到臨頭，為了避免朝堂上的紛爭反對，聖人還要與諸宰相們閉門決議，最終才得以出兵。
可是現在，戰爭所帶來的邊防環境的改變以及各種驚人的紅利擺在眼前，盡管各種數據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核算，但朝中輿論風向已經發生改變。
特別是一些少壯朝臣們，一個個打了雞血般紅著眼為朝廷挑選下一個討伐對象，各種相關奏書紛紛呈獻上來，大多勸諫朝廷不如趁著這一把氣勢，把仍然盤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幹了。
中下層官員們暢想著強軍暴兵、四處出擊、飛龍騎臉，而上層官員們則就在考慮一個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該要如何管理並監察如此驚人的財政變化。
大唐過往所施行的租庸調制以及各種雜稅課役，讓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多數都不能以直接的錢帛體現出來，所以事務可以分在諸司，分權加以管理。
可是現在，商業上的收入以及商稅激增，已經遠遠超過了原本的稅收形式，舊有的行政格局已經不再適用，新的管理方式該要如何組建，也已經迫在眉睫。
其實有關吏治與朝廷行政格局的改變，早在九月初的時候，諸司官長們已經在參與討論。只是這個議題過於宏大，遲遲沒有達成一個定論，僅僅只集中在聖人與諸在朝重臣們聞知，並沒有廣泛的征求意見。
李潼比較屬意行政、財政與軍事和監察權諸種分立的模式，但並不意味著他就對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態度。或者說他本人也存在著眾多的疑慮，不清楚何種制度模式才最適應當下的開元新世。
講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說上幾句，或許褒貶不一。
但拋開各種刁鉆的角度不談，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變的集大成之作，匯總歷代前人智慧之結晶，足以為後世各類演變之參考，是華夏文明制度探索的豐碑，擁有著超越時代的智慧總結。
特別這當中分權與制衡、程序與責任，哪怕在後世民權增長的民主時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蘊含的博弈思維，對政府行政組織職權劃分與運作仍有極高的指導價值。
後世不乏好為人師者，以三省六部是為封建帝制服務、非為民主服務，從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揚某一制度優越性，這也是狗糧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組成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其組織管理以制度體現出來。
小而言之，制度是權力與勢力的對抗，權力是制度賦予的能力，勢力則是不能進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個體的武力、人脈以及對各種社會資源非常規的占有。
廣而言之，制度是公心與私欲的博弈，對秩序的守護和利己主義的抗衡與妥協。
三省六部之所偉大，在於這一套制度有著極為完善的權力分配系統，同時又保證了制衡與博弈的程序空間，組織內部環環相扣，各自發揮又互相鉗制，並不存在某一環節的獨大與霸權。
從這一點而言，華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種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是由人創造出來，約束人的行為且由人所執行的準則。且不同的制度一旦執行起來，便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詳，這是它的優點，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其內部環環相扣的結構想要完全發揮作用，就要確保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而彼此間的制衡過於細致，由此產生出來的摩擦與掣肘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這些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內耗，有時候甚至遠遠超過制度運行所帶來的收益與回報。
像後世某一政權制度頗多擁躉信徒，方方面面論證其優越性，唯獨不言這套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沒有足夠的補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說圈養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執行時期卻並不長久。
尤其是在中古時代的背景下，過於完善的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種自我限制，並不能適應國力增長與擴張所帶來的新的變量，對於志向雄大又有足夠執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難忍受繁瑣的程序過程。
因此早在貞觀時期開始，作為最高決策層面的三省便發生了改變。
到了開元年間，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不是將簡單的中書、門下兩省合兵，而是中書門下這個機構直接淩駕三省之上，三省職權合歸於一。
李潼並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臨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對三省職權的淩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連政事堂都淪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決策機構，宰相們少有相坐論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執行，對於聖人的制約幾乎沒有。
這樣的政治生態也不是他要刻意營造，而是他本來就是從行臺霸府基礎之上組建中樞朝廷。
在當時風雨飄搖、諸多動蕩的大唐國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當性無疑舍本逐末，托制興霸、一言獨裁才是讓家國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當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帶領大唐中興，如果玩脫了，未來的他也將會是一個宗室藩王弄權用威、禍亂家國的典型。
李潼雖然是一個霸權皇帝，但並不意味著他不需要制度維持。
一則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親，每天又能處理多少政務？二則他的模式具有一個不可覆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權總需要一個平穩的維持與過度，便需要制度的約束與管理。
但是作為一個強勢的帝王，本身又充滿了各種治國的想法與嘗試，一個職權分明、相互制約的完整三省六部對他而言就是一個災難。
他需要的是一個高效靈活的執行系統，而不是一個思路各異、理念沖突的決策團體。但他又深知人有興衰禍福，政權總有更疊之日，也不能將整個國家機器都化作一個人的應聲蟲。
這當中個人權欲的伸張與退讓的矛盾權衡，便是接下來朝局改革的一個重點。而朝廷諸司的官長們，包括領率百官的宰相們各自屈伸抱負，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確保朝情事務有序進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個身處其中者能夠多數認同的方案，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協忍讓，李潼這個聖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棄他在當中的主導權，所以如何定下一個基調，便需要一個合適的契機。而剛剛結束的世博會，所涉諸司財計都賬與勾檢便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初唐時期，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的特征，所以諸事項也分屬各司。戶部四曹不必多說，太府、少府、司農等也有相關任事，且事權分割瑣細，常有一事通於諸衙的現象發生。
普通人或許感受不到這種職事雜細分配所帶來的繁瑣，但後世多數人都有為了一件事情輾轉各個民政部門、報告證明攢了一摞的經歷。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疊，朝廷相關職事的繁瑣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會所涉諸司是眼下時局中關註的重點，人事才力用足，但相關的核計進程仍是緩慢。
雖然諸司流傳出來的計報頗為喜人，但真正的計量流程卻卻還在各司流轉，足足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各種財利收入仍只存在於賬簿上、分散於諸司倉儲，大部分錢財仍然沒有歸入可作度支的倉邸。
若在往常時節，其他無涉財司的官員們也只是看個熱鬧，順便慶幸一下自己所司職事清閑。可是隨著時間進入寒冬臘月，朝中氣氛就漸漸發生了變化。
每逢年節，諸司罷市休沐，共賀佳節。而朝廷也要賜饗賜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種賞賜，也是官員們祿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關系到年節的質量如何。
今年因為世博會炒熱的緣故，長安城各類物價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員們也都迫切希望能夠早日領取到賜物、過上一個肥年。
可現在諸司審計都還沒有完成，錢利尚未入庫，各項年終福利便也未成定式。這自然讓百官們抱怨不已，事關各自的錢袋子，便也都紛紛評議財司做事拖沓、全無效率。
借著百官輿情，臘月朔日朝會時，朝廷便以戶部尚書格輔元罷知政事、轉遷尚書右仆射、加勾計大使，禦史中丞朱敬則為勾計副使，會同諸司主簿勾官，專辟官衙閑邸為勾院，封鎖財司衙堂案事文書並倉儲，俱移勾院通案勾檢，務必要在望日之前結束勾檢，不誤佳節歲賜。
同時，內衛中郎將郭達為勾院捉察使，集內衛、京營八百精兵為勾院捉察軍，凡所財計失職、貪墨等諸事員，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驗對之後，移案大理寺，審定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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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舉行的時間原本預計是半個月到兩旬之間，但是由於今年的世博會規模實在太大，加上隴邊商路的暢通，使得臨近收尾階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賈們湧入長安參與盛會，以至於會期不得不再作延長。
時間就是金錢，在這一屆世博會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雖然世博會的會期延長，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總量卻並沒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許多後入場者為了獲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價訪購，為自己所錯過的時間付出更多的錢財。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貨膨脹的現象，從而衍生出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即就是買家先付出貨錢，賣方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提供足量的商品。
類似的期貨訂單，尤以諸官造工坊所面臨的最多。畢竟相對於民間諸工坊而言，還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時間來到了十月末，終於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種買賣交易鎖定，這一場盛會宣告結束。不說坊間民眾們餘興未已，參會的商賈們進行各種交易的收尾稱許，官府諸司也開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種財項的對簿審計。
隨著這項工作的展開，今屆世博會的盛況全貌也得以逐漸勾勒出來。在整個世博會過程中，單單價值超過十萬緡的大宗交易便超過了兩千多宗，所涉及的錢項總額更達到了三億七千萬緡之巨。
當然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覆交易的現象存在，特別是在展會的後半程，眾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讓一些此前已經完成交易的買主直接加價賣出，原地生財。
不過朝廷的稅率計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覆的交易，稅錢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稅並不高，按照商品屬性的不同，分別在三十稅一到四十稅一之間。但即便如此，整場世博會下來，所抽取的稅錢便超過了一千萬緡。
但大唐的整體稅收還不止於此，如此驚人的商貿總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盡在長安消化，將會陸續輸送各方市場。
而在這運輸的過程中，地方官府橋梁關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稅，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賦稅呈報之中才能體現出來。因為商品運輸的路程並不確定，這一部分收入還不好估算，但一定會比世博會期間朝廷抽取的稅量更高。
當然世博會總體的收益也不止在於稅務，稅錢占比並不高，真正收入的大頭還在於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參與的交易。
諸官造工坊分布於內外州縣，各自也有相對獨立的核計系統，數據的匯總會有一定程度的滯後，但總量絕不低於一億緡。
當然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項成本，剩餘的才能入庫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驚人。
除了世博會所產生的利益之外，朝廷還有另一項極為可觀的收入，那就是飛錢的支兌。
此前數年，飛錢雖然已經盛行國中，但在遠疆異域認可度並不夠高。特別是盤踞青海的吐蕃讓西域商路大受影響，使得最值得推廣飛錢匯兌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飛錢反而不能盛行起來。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戰，大唐一舉戰勝吐蕃，收覆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這自然加強了西域商賈們參與商貿的熱情。如此一來，飛錢的便利與優越性便凸顯了出來。
從青海大戰結束之後，設在安西四鎮與隴右的寶利行社分庫支兌飛錢的數額便激增，並在九、十月間達到一個頂峰。
西域商賈們自然沒有大量的錢帛入櫃兌換飛錢，為了爭搶時間，往往用金銀珠寶並西域時貨作為抵押，等於是直接與寶利行社進行交易。
七月之後，隴西並西域諸分設所開具的飛錢數額便超過了一億緡，所積攢的錢物價值則就更高出數成，這方面的利潤若全兌現出來，或許可能還要超過京中諸司的盈收。
諸種可期的回報匯總起來，達到了一個極為驚人的程度。須知就在九月秋貢入京之際，度支計量的整年財政盈收也不過才一千萬緡出頭。可僅僅只是一個月之後，內外府庫便將有超過十數倍的盈收將要湧入！
一時間整個朝廷內部也充滿了浮躁喜悅的氛圍，原本許多官員們聽多市中商賈豪擲重金、手筆驚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現在再看朝廷的大數核計，才清楚風雲際會、誰是翹楚！
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數年來善修內政的成果展現，那世博會的規模激增以及隴邊並西域各種財利進項，則就統統都是收覆青海所帶來的戰爭紅利了。
年初聖人要發動青海大戰時，已經是作勢經年，早在開元三年初便舉行驪山演武。但一直到了開元四年事到臨頭，為了避免朝堂上的紛爭反對，聖人還要與諸宰相們閉門決議，最終才得以出兵。
可是現在，戰爭所帶來的邊防環境的改變以及各種驚人的紅利擺在眼前，盡管各種數據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核算，但朝中輿論風向已經發生改變。
特別是一些少壯朝臣們，一個個打了雞血般紅著眼為朝廷挑選下一個討伐對象，各種相關奏書紛紛呈獻上來，大多勸諫朝廷不如趁著這一把氣勢，把仍然盤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幹了。
中下層官員們暢想著強軍暴兵、四處出擊、飛龍騎臉，而上層官員們則就在考慮一個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該要如何管理並監察如此驚人的財政變化。
大唐過往所施行的租庸調制以及各種雜稅課役，讓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多數都不能以直接的錢帛體現出來，所以事務可以分在諸司，分權加以管理。
可是現在，商業上的收入以及商稅激增，已經遠遠超過了原本的稅收形式，舊有的行政格局已經不再適用，新的管理方式該要如何組建，也已經迫在眉睫。
其實有關吏治與朝廷行政格局的改變，早在九月初的時候，諸司官長們已經在參與討論。只是這個議題過於宏大，遲遲沒有達成一個定論，僅僅只集中在聖人與諸在朝重臣們聞知，並沒有廣泛的征求意見。
李潼比較屬意行政、財政與軍事和監察權諸種分立的模式，但並不意味著他就對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態度。或者說他本人也存在著眾多的疑慮，不清楚何種制度模式才最適應當下的開元新世。
講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說上幾句，或許褒貶不一。
但拋開各種刁鉆的角度不談，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變的集大成之作，匯總歷代前人智慧之結晶，足以為後世各類演變之參考，是華夏文明制度探索的豐碑，擁有著超越時代的智慧總結。
特別這當中分權與制衡、程序與責任，哪怕在後世民權增長的民主時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蘊含的博弈思維，對政府行政組織職權劃分與運作仍有極高的指導價值。
後世不乏好為人師者，以三省六部是為封建帝制服務、非為民主服務，從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揚某一制度優越性，這也是狗糧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組成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其組織管理以制度體現出來。
小而言之，制度是權力與勢力的對抗，權力是制度賦予的能力，勢力則是不能進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個體的武力、人脈以及對各種社會資源非常規的占有。
廣而言之，制度是公心與私欲的博弈，對秩序的守護和利己主義的抗衡與妥協。
三省六部之所偉大，在於這一套制度有著極為完善的權力分配系統，同時又保證了制衡與博弈的程序空間，組織內部環環相扣，各自發揮又互相鉗制，並不存在某一環節的獨大與霸權。
從這一點而言，華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種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是由人創造出來，約束人的行為且由人所執行的準則。且不同的制度一旦執行起來，便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詳，這是它的優點，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其內部環環相扣的結構想要完全發揮作用，就要確保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而彼此間的制衡過於細致，由此產生出來的摩擦與掣肘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這些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內耗，有時候甚至遠遠超過制度運行所帶來的收益與回報。
像後世某一政權制度頗多擁躉信徒，方方面面論證其優越性，唯獨不言這套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沒有足夠的補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說圈養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執行時期卻並不長久。
尤其是在中古時代的背景下，過於完善的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種自我限制，並不能適應國力增長與擴張所帶來的新的變量，對於志向雄大又有足夠執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難忍受繁瑣的程序過程。
因此早在貞觀時期開始，作為最高決策層面的三省便發生了改變。
到了開元年間，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不是將簡單的中書、門下兩省合兵，而是中書門下這個機構直接淩駕三省之上，三省職權合歸於一。
李潼並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臨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對三省職權的淩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連政事堂都淪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決策機構，宰相們少有相坐論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執行，對於聖人的制約幾乎沒有。
這樣的政治生態也不是他要刻意營造，而是他本來就是從行臺霸府基礎之上組建中樞朝廷。
在當時風雨飄搖、諸多動蕩的大唐國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當性無疑舍本逐末，托制興霸、一言獨裁才是讓家國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當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帶領大唐中興，如果玩脫了，未來的他也將會是一個宗室藩王弄權用威、禍亂家國的典型。
李潼雖然是一個霸權皇帝，但並不意味著他不需要制度維持。
一則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親，每天又能處理多少政務？二則他的模式具有一個不可覆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權總需要一個平穩的維持與過度，便需要制度的約束與管理。
但是作為一個強勢的帝王，本身又充滿了各種治國的想法與嘗試，一個職權分明、相互制約的完整三省六部對他而言就是一個災難。
他需要的是一個高效靈活的執行系統，而不是一個思路各異、理念沖突的決策團體。但他又深知人有興衰禍福，政權總有更疊之日，也不能將整個國家機器都化作一個人的應聲蟲。
這當中個人權欲的伸張與退讓的矛盾權衡，便是接下來朝局改革的一個重點。而朝廷諸司的官長們，包括領率百官的宰相們各自屈伸抱負，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確保朝情事務有序進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個身處其中者能夠多數認同的方案，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協忍讓，李潼這個聖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棄他在當中的主導權，所以如何定下一個基調，便需要一個合適的契機。而剛剛結束的世博會，所涉諸司財計都賬與勾檢便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初唐時期，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的特征，所以諸事項也分屬各司。戶部四曹不必多說，太府、少府、司農等也有相關任事，且事權分割瑣細，常有一事通於諸衙的現象發生。
普通人或許感受不到這種職事雜細分配所帶來的繁瑣，但後世多數人都有為了一件事情輾轉各個民政部門、報告證明攢了一摞的經歷。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疊，朝廷相關職事的繁瑣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會所涉諸司是眼下時局中關註的重點，人事才力用足，但相關的核計進程仍是緩慢。
雖然諸司流傳出來的計報頗為喜人，但真正的計量流程卻卻還在各司流轉，足足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各種財利收入仍只存在於賬簿上、分散於諸司倉儲，大部分錢財仍然沒有歸入可作度支的倉邸。
若在往常時節，其他無涉財司的官員們也只是看個熱鬧，順便慶幸一下自己所司職事清閑。可是隨著時間進入寒冬臘月，朝中氣氛就漸漸發生了變化。
每逢年節，諸司罷市休沐，共賀佳節。而朝廷也要賜饗賜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種賞賜，也是官員們祿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關系到年節的質量如何。
今年因為世博會炒熱的緣故，長安城各類物價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員們也都迫切希望能夠早日領取到賜物、過上一個肥年。
可現在諸司審計都還沒有完成，錢利尚未入庫，各項年終福利便也未成定式。這自然讓百官們抱怨不已，事關各自的錢袋子，便也都紛紛評議財司做事拖沓、全無效率。
借著百官輿情，臘月朔日朝會時，朝廷便以戶部尚書格輔元罷知政事、轉遷尚書右仆射、加勾計大使，禦史中丞朱敬則為勾計副使，會同諸司主簿勾官，專辟官衙閑邸為勾院，封鎖財司衙堂案事文書並倉儲，俱移勾院通案勾檢，務必要在望日之前結束勾檢，不誤佳節歲賜。
同時，內衛中郎將郭達為勾院捉察使，集內衛、京營八百精兵為勾院捉察軍，凡所財計失職、貪墨等諸事員，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驗對之後，移案大理寺，審定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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