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意志時代已經到來？”

坐在奔馳-170V後座的林恩，手裏拿著的是一份當天的《柏林日報》，頭版頭條的大標題便是他剛剛所說的內容，只不過報紙上的語句後面跟著感嘆號而非問號。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人已經熬過了最黯淡無光的九百多個日夜，他們忍饑挨餓，蒙受著身體和尊嚴的雙重磨難，而今天正是德國戰後首屆民選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的日子，它有理由讓人們寄予厚望，但也許有很多人懷著跟林恩相同的想法——有了獨立的國格和合法的政權遠不能稱為新時代的開端，關鍵在於新政府能帶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麽，又將引導這個民族走上怎樣的道路。

對於林恩的反問句，捏著雪茄的斯圖普弗只是輕蔑的笑了笑，繼續得意洋洋地翹著他的二郎腿。最近一個星期，德意志覆興黨的領袖非常忙碌。二戰後的德國依然選擇了民主議會制度，以總理為首的政府內閣是國家的行政中樞，總理和全體內閣成員從國會議員中產生，並在任職後保留在國會中的議席，而總理需要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當多數黨的席次不過半數時，幾個少數黨也有可能通過建立同盟積聚過半議席從而獲得任命總理的權力。此次全民普選在國會造成了多黨並起的格局，席位比例最高的幾個黨派都野心勃勃、互不相讓，這就意味著任何黨派想要組閣都必須拉攏四個以上的其他黨派，像德意志覆興黨這種席位不少但又不具備領袖氣質的黨派自然成為各方拉攏爭取的對象。面對嬌艷欲滴的橄欖枝，斯圖普弗可沒忘記不久之前所受的羞辱，他狠狠拒絕了馮·巴本的黨派聯盟，轉而在工黨聯合陣線、基督教民主聯盟這兩大熱門之間盡情游走，以圓滑的交際手腕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價碼。

報紙才翻了幾頁，價格不菲的豪華轎車就從覆興黨人下榻的酒店駛抵了國王廣場。由於19世紀末落成的國會大廈在二戰中嚴重受損，國會會議選在柏林國王廣場西側的克羅爾歌劇院舉行，那同樣是一座頗具歷史的宏大建築。如想象中的場面，劇院附近到處是軍人警衛、記者和圍觀群眾，這些群眾可不光光是來湊熱鬧的，他們舉著橫幅、拿著擴音喇叭，宣揚著他們的主張跟理念：德國退出戰爭！要黃油不要大炮！還我東普魯士！

在馮·巴本內閣臨時執政的短暫時期，德國政府奉行親盟國的外交策略，國家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卻先後派遣了上百萬軍人前往東歐參戰，雖說由此獲得了盟國方面的大量物資援助，可陣亡、失蹤、被俘以及傷殘數量已經超過了二十萬，在國家政治上也處處受制於盟國，德國民眾對這種局面很是不滿，這也直接導致馮·巴本臨時政府始終缺乏民眾支持。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林恩一直在暗中操控輿論走向，尤其“基爾事件”發生後，馮·巴本內閣連同他領導的黨派聯盟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普選得票率比外界早先預計的百分之三十低了將近一半，而這些聚集在國會會場外的民眾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由覆興黨直接安排或挑唆的。在國會選定總理並組建內閣之前發生這樣的情況，馮·巴本一黨的尷尬處境可想而知。

時局固然充斥著微妙的因素，但這畢竟是德國在戰後的第一屆國會，總統戈特弗雷德·霍夫-赫爾斯滕興致盎然地發表了開場演說——這位曾經的漢堡市長是純粹的草根出身，被支持者親切地稱為“人民政治家”，在戰後的兩年多時光裏，他不僅成功讓漢堡成為德國最早恢覆活力的大城市，更通過這個對外窗口幫助了大量生活在苦難中的德國人，因而在先前的總統選舉中以極大的優勢當選的。當然了，在民主議會體制，總統再受民眾支持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職位，他只擁有些無關政局的權力和緊急狀態中可以使用的特別權力，而且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依慣例還是依法律規定），此類權力要在得到總理支持後才會得到實行，而且總統的命令必須經由總理的副署才能生效，總統依法不能自行發布政令。

總統樸實而感人的演說贏得了極其熱烈的掌聲，在這之後，第一屆國會的第一項議程正式拉開序幕。自從普選結果公布以來，各黨派明爭暗鬥的成效終於到了一決勝負的時刻。執掌臨時政府的馮·巴本意圖絕地反擊，而他的國會發言也確實花了很大的功夫，重建德國的規劃給人以無限憧憬，相較而言，他的兩大對手——工業聯合黨領袖雷恩查德·科爾伯和基督教聯盟領袖馬丁·馮·雷特伯格，也都展現出了相當不俗的實力。兩派在恢覆國民經濟、提高民眾生活條件等方面都有精彩的規劃，並且在退出戰爭這個大方向上形成了對黨派聯盟的強勁攻擊。關鍵時刻，沙赫特和民主黨臨陣倒戈，導致馮·巴本的黨派聯盟成為最先敗下陣來的政治勢力，而在斯圖普弗的精巧運籌下，德意志覆興黨如願成為最關鍵的砝碼，他們最終投向了開價更高的工業聯合黨派。根據雙方事先談妥的條件，覆興黨將在新內閣占據宣傳、交通、航空這三個部長席位，它們雖說不及總理、副總理的政治地位來得高，也不如國防、經濟、司法部長那麽重要，卻是對帝國覆興大業有直接幫助的“關鍵權力”！

成王敗寇，馮·巴本從高高的政壇位置上跌落下來，他昔日的合作者沙赫特卻成為了政敵陣營的主要人物，出任新一屆內閣的副總理職位。工業聯合黨、民主黨和覆興黨成為最大的贏家，尤其是德意志覆興黨，這個不久前還只是在北德地方具有影響力的小黨派涅槃之後一飛沖天，黨魁斯圖普弗、副領袖雨果·霍斯特以及黨內最高委員會的老資格成員尤伯特·勞奇正式登上了國家政治舞臺，他們分別出任德國宣傳部、航空部和交通部戰後首任部長。

在戰局不利的情勢下，盟國對擁有六千萬人口和一支頂級軍隊的德國所進行的政治選舉給予了極大的關註，馮·巴本的能力雖然並不突出，但他的順從無疑是美英高層十分看重的，可惜華盛頓和倫敦的支持反而讓一部分德國民眾將選票投給了馮·巴本的對手，以工業聯合黨為首的聯合內閣當政之後，盟國首腦們一面向德國的軍事基地增派軍隊和飛機艦艇，一面又大幅提高了對德國的經濟援助，意圖讓德國政府收起脫離盟國陣營、退出戰爭的意圖。德國新總理、蔡司財團的主要成員恩查德·科爾伯是個近乎傳奇的人物，他以眼光獨到和膽識出眾而著稱，在同行之中有著“商界之狐”的響亮名號，面對盟國軟硬兼施的手腕，上臺之前打著和平旗號的科爾伯只好祭出拖字訣，大張旗鼓地利用盟國援助重建工廠、增加就業以及改善民眾的衣食條件，又令宣傳部門和新聞媒介有意減少反戰反盟的內容。如果沒有林恩這些混入內閣的“中場攪屎棍”，科爾伯的策略很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在覆興黨的幕後推動下，民眾的發展呼聲不減反增，之後又爆出了新政府準備與盟國締結正式協約的消息，德國各地紛紛舉行了抗議游行，僅柏林就有十多萬人走上街頭，浩大的聲勢大大超過了之前的“基爾事件”，更讓新政府感到震驚的是，這次抗議活動終於波及到了軍隊，駐紮在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的防衛軍部隊有數千人發生嘩變，士兵們攜帶武器加入游行隊伍，圍堵地方政府並發起了“向柏林進軍”行動。關鍵時刻，科爾伯內閣拒絕了盟國方面的鎮壓要求，無限期推遲了秘密進行中的協約談判，在國內宣布和平計劃正在積極進行，並承諾不追究示威游行者任何罪行，激烈的矛盾才得以化解。在這起事件當中，覆興黨的三位內閣部長格外積極的奔走協調，多次同示威人員代表進行會談，在民眾和基層士兵當中贏得了很好的聲譽。事後，內閣政府雖然查知覆興黨在民變背後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但由於未獲得覆興黨高層也卷入其中的直接證據，又忌憚於覆興黨日益高漲的民眾支持率，最終只是以暗示的方式警告了覆興黨的首腦們，一切不了了之。

贏得第一場戰鬥勝利之後，“中場攪屎棍”們繼續發揮威力，交通和航空部門動用官方運力為赴北歐志願者提供便利，宣傳部門遲遲未能減少國內的反對輿論，致使盟國對德國新政府的外交政治壓力一輪強過一輪，增派駐軍、無緣由減少甚至中斷物資供應。這種恃強淩弱的行徑很快遭到反擊，盟國在德國的駐軍基地和巡邏人員屢屢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裝人員襲擊，每每展開反制行動，又總是遭到德國防衛軍有意無意的幹擾和阻擋，甚至在羅斯托克等地發生了盟軍巡邏隊和德國防衛軍部隊之間的對峙，火藥味日益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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