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說……有在集中營幸存的人看到我的家人和另外一些人被德國人裝車帶走了，這些人每一個活著回來的，所以他們可能已經……”

黛娜縮在床角哽咽，這是林恩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心中頓時無限酸楚。

轉過頭望向窗外，海灘上，那些投降的德軍士兵仍在努力排雷，不遠處的海堤上，三三兩兩的平民或坐或站地觀望著。這些丹麥人究竟是以怎樣的心態看待這些昔日耀武揚威、如今可憐兮兮的德國人，林恩並不特別想知道答案。在他的印象裏，丹麥是一個歷史很獨特的國家。最初日德蘭半島上居住的不過是些土著，日耳曼人迅速席卷了這一地區，維京人則在這裏紮下了根。在公元十世紀前後，維京人建立的王國空前強大（但是結構也很脆弱），丹麥王克努特一世甚至成為了英格蘭、挪威和丹麥的共主，但是這種輝煌來的快去的也快，在他死後，很快國家就發生了分裂，不過丹麥一直保持著一個強國的地位，不僅曾在一段時間內控制著現瑞典地區，更在長時間內占領著挪威。對於歐洲的不少戰爭，丹麥軍隊也參加過，包括決定了俄國能否走向海洋的北方大戰。

到了拿破侖戰爭時期，丹麥與法國結盟，遭到了反法聯盟尤其是英國的攻擊，拿破侖帝國失敗後，丹麥失去了挪威，但對北德意志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還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普丹戰爭的失敗使這兩個地區並入了後來的德意志帝國，而一戰之後，丹麥又收回了丹麥人居多的北石勒蘇益格地區，從而形成了現在丹麥國家的大致國土。

到1940年德國入侵之前，這個小國還是一個寧靜祥和的桃花源一般的地方，國王克裏斯蒂安十世威望頗高，面對著歐洲越來越濃重的戰雲，不少丹麥人希望他們還能像一戰的時候一樣躲過這場浩劫，但現實總與人們美好的願望背道而馳，1940年4月9日，德國軍隊入侵丹麥，而這個國家的小小軍隊根本對此毫無準備，德國軍隊只付出了極小的代價（說法從12人到56人不等）就占領了它，德國公使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給丹麥政府，宣稱：“……德國現在和將來都無意幹涉丹麥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丹麥過往和首相鑒於德國人保證不加幹涉，也在4月9日發表了一項聲明，在抗議之下承認占領這一事實，命令人民不要進行任何反抗，並呼籲他們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這種態度無疑是頗為奇特的，但是鑒於國王的威望，大多數丹麥人接受了這一現實。

與德國占領的其他國家比起來，丹麥人至少在理論上和德國人享有平等的主權，國王和內閣則更多地采取一種消極對抗的態度與德國人周旋，但是隨著德國戰爭機器的勝利，丹麥也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讓步。1940年7月，親德的斯卡韋尼烏斯擔任外交大臣，他發表了讚成丹麥和德國“合作”的宣言。1941年11月，在他的極力推動下，丹麥加入了反共公約。然而，圍繞這一問題的爭奪強烈的刺激了丹麥人，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恥辱感，丹麥駐外的許多外交官員也先後宣布脫離丹麥政府，僅僅作為“自由丹麥運動”（一個主要由僑民組成的抗戰組織）的代表，而在此前，丹麥駐美代表主動同美國締結了一項條約，使美國能夠使用丹屬格陵蘭島上的基地。丹麥政府覺得不得不把他撤職，不承認那個協定（雖然他們後來默認了它）。另外，還有大約80萬噸的丹麥船舶在為盟國服務，再加上一些從丹麥國內逃出的政治人物，在國外的抵抗運動不斷得到加強，盡管由於國王和合法的政府仍在丹麥，尤其是國王的存在使抵抗運動呼籲國內民眾進行反抗的聲明無法得到最佳的效果，但這種力量的增加很快就會讓德國人感到壓力。

在占領的初期，丹麥的抵抗活動是零星和微弱的，以至於德國人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模範保護國”，但是從1942年夏天開始，隨著德國戰爭勝利希望減小和外國指揮能力的增強，丹麥的抵抗活動也在不斷增加，盡管丹麥首相，工會領袖甚至國王都作了停止“破壞活動”的呼籲，但是情況並無好轉。德國人采取了兩手措施，一方面他們任命維爾納·貝斯特博士為德國全權代表，以便加強對這個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們迫使國王於1942年11月任命親德的斯卡韋尼烏斯為首相。

不過，丹麥的納粹黨基本上算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鬥”，在1943年3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這種選舉可說是德國人對占領區“空前”的讓步了），丹麥納粹黨僅僅獲得了2%左右的選票，加上其領袖弗裏茨·克盧森的無能，德國人不久就放棄了對這個黨的支持，而轉而支持一些軍事性的組織，比如馬廷森的“丹麥自由軍”（在東線作戰的丹麥人部隊）和“沙爾堡軍團”（保安部隊）

同時，隨著德國人對丹麥勞動力和資源的剝削越來越嚴重，以及丹麥人逐漸了解到德國戰爭機器的疲態，盟國對大陸轟炸加強等等加在一起，促成了抵抗和破壞活動的進一步增加。1943年8月初日德國人遞給丹麥政府一份最後通牒，要求實行戒嚴令，對進行破壞活動和攜帶武器者處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國法庭根據德國法律審判破壞分子，但是丹麥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德國人親自動手了，他們宣布戒嚴，解散了政府和議會，國王實際上成為一名戰俘，陸海軍軍官都被拘留起來。丹麥的常任官員辦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德國人則在他們上面承擔起了對丹麥的直接控制。不過這也使原來分裂的抵抗運動團結起來，成立了“自由委員會”，主張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破壞為德國利益服務的重要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方面。

1943年10月，德國人開始了逮捕丹麥猶太人的行動，但是由於消息早就走露了出去，加上丹麥的反猶主義思想遠沒有那麽強烈，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得到了保護，逃往瑞典，被押送處境的不到500人。在這個行動之後，1943年10月，貝斯特宣布緊急狀態已告結束，但是隨著抵抗活動越來越發展，德國人對於這一情況逐漸變得忍無可忍。1944年6月，貝斯特宣布實行宵禁，這無疑極大地激怒了丹麥人，畢竟這是這個北歐國家白晝最長的時候，這種命令顯然是一種公開的侮辱，6月30日爆發了大罷工，提出了撤走沙爾堡軍團，解除宵禁，恢覆各項供應和交通，以及保證對罷工者不采取報覆的要求。7月4日，在其軍事同僚和經濟顧問的反對，以及多多少少考慮到德國當時不利的戰爭形勢，貝斯特接受了罷工者的要求，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

隨後，蓋世太保這個原來在丹麥只扮演次要角色的組織趁機控制了權力，8月初它們在丹麥從德國軍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權，京特·潘克成為了實際的統治者，但是抵抗運動並沒有被壓制。在丹麥警察被在實際上消滅後，丹麥的情況越來越失去控制，盡管德國人不斷進行鎮壓，但是抵抗活動已經無法撲滅。在戰爭的最後時刻，丹麥的狀況也變的相當惡劣，尤其是食品和燃煤缺乏，再加上德國難民和傷員到達丹麥造成的混亂，以及戰爭末期德國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使得丹麥人在戰爭中或許第一次感覺到了痛苦的滋味。盡管如此，丹麥人還是沒有像有些國家那樣，爆發一次“大起義”，但在1945年的5個月中，丹麥游擊隊的破壞活動達到1301次，對於這麽一個小國來說，這樣規模的破壞行動足以說明丹麥人的憤怒和決心。

在沈默中度過了整個小時，黛娜終於淚眼婆娑地擡起頭來看著與自己同出丹麥卻屬於日耳曼種族的丈夫，區區四個月的新婚生活給她帶來了很多快樂和憧憬，然而有朝一日回到故土，卻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這些殘酷的現實，也許更讓她覺得難以接受的一點是，自己的丈夫不僅獲得了阿道夫·希特勒頒發的帝國榮譽騎士頭銜，還在禪精竭慮地為這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的帝國工作，甚至成為它走向覆興的一支強有力推動。

“這樣的日子……我們還要過下去？”

帶著像是被小刀劃著的心痛，林恩仰起頭，久久才答道：“是的。”

“為什麽？”黛娜滿臉淚痕，也正是這樣的氣氛，讓林恩開始後悔為何不找個理由搪塞，從而避開丹麥這個棘手的地域。

“箭已離弓，再無回頭的可能。”林恩沈沈地回答。

又是許久沈默。

“你的家人怎麽樣了？”黛娜聲音很輕很輕地問說。

林恩側轉過頭：“不知道，戰爭結束後就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我想作為一個為德國軍隊貢獻了兩個男丁的日耳曼家庭，他們在丹麥的日子會非常艱難，也許會和德國難民一起被遣送回德國。”

“那你不想知道，也不想以你的力量幫助他們？”黛娜似乎是在以側面迂回的方式說動固執的丈夫。

林恩低下了頭：“想，但……現在也許還不是時候。戰爭雖然結束了，但這個世界上仍有許多人處於苦難當中，我的家人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拯救他們全部，這樣的路既艱辛又遙遠，沿途充滿了危險，甚至與我最初的設想背道而馳，但我終究站在了這裏，站在泥潭中擡頭仰望星空。”

黛娜也許並不理解這番話，但她也沒有追問或反駁，在沒有吃晚飯的情況下，她裹著被褥沈沈睡去。林恩一言不發地在她身旁坐了許久，見她睡熟了，這才起身走出房間。

樓下，包括“曼麗姨媽的侄子”在內，一共有四個從前不曾相識的男子。除了其中一個看似領頭之人，其餘三個年齡都不超過三十歲，看來他們也是憑著滿腔信念才堅持到現在。

對於林恩，他們只稱“長官”，看來並不知道這幾個人的具體身份。

心情覆雜的林恩與他們一一握手，然後說：“夥計們，在這裏的日子……應該會時常感到孤獨吧！”

年紀最大的——留著稀疏的絡腮胡子，大概三十好幾，笑了。

“這算不了什麽。”

林恩點點頭：“你們才是真正的勇士。”

四人相互看了看，像是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臉上各自掛著多少不一的笑容。

“曼麗姨媽的侄子”說：“至少我們知道自己沒有被遺忘和拋棄，知道我們仍在為了什麽而奮鬥。”

這話聽起來多像是戰爭時期法國或者波蘭地下抵抗組織說的豪邁言語，如今角色轉換，味道卻讓林恩覺得那樣的傷感和失落。

另一名青年笑嘻嘻地問林恩：“長官，聽說美國人最厲害的武器，原子彈，前一陣子洩露了技術，是被我們獲得了吧！”

“別亂說話！”年紀最大的情報官低聲呵斥道。

林恩伸出手拍了拍這個小夥子的肩膀：“和你們一樣，我們一直都在努力，以各種方式努力。道路還很漫長，我們唯有鋼鐵般的堅定信念是永恒不變的。”

“說得好啊！”“曼麗姨媽的侄子”很積極地應和說，“長官，我們應該已經有解救那些受困同伴的計劃了吧！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現在都困在蘇聯人的戰俘營裏呢！”

看其餘三人的表情，林恩知道，這個問題想必是他們私下裏探討多時的。在自己向元首提交的計劃中，營救戰俘的內容確實存在，但必須等到北歐工業區初步建立起來，才有理由利用盟國軍隊的管理漏洞以私下交易的方式“買”來具有強勞動力的德國戰俘。照目前的情況來看，第一批工廠至少要等到春天冰雪開始消融才能開工。

為了不至於讓這些情報人員太過失望，林恩答說：“計劃確實有，而且很充分！如果你們有什麽建議，或是對這方面有更多了解，不妨說出來幫助參考。”

領頭的情報員示意大家坐下，又讓年紀看起來最小、擁有一頭金色卷發的青年給大家各自倒了一杯酒，然後開口道：

“據說……在戰爭結束後的短短兩個月時間裏，進入盟軍戰俘營的德國士兵從剛開始的兩百多萬人激增到了六七百萬，只要曾經拿起過武器的人，甚至一些孩子和老人，都被當成戰俘成群結隊地運走。他們中約有一半留在了英國、美國或者法國建立在德國本土的戰俘營內，另一些人被送往蘇聯、法國和英國。相比之下，前往西伯利亞從事勞役的那些人命運是最為悲慘的，人們普遍認為他們再也回不到歐洲，甚至連屍骨也回不到祖國了。”

這話聽著就讓人感到心寒，而相較於這樣的傳聞，林恩所接觸過的歷史資料要更具可信度。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消滅德軍三十多萬人，並且俘虜了九萬多人。然而戰爭結束以後，這其中卻只有五千名戰俘回到了德國，其他人則因為各種原因死在蘇聯西伯利亞的戰俘營裏。那幸運的五千人中的一個後來回憶說，“我們在蘇軍士兵的驅趕下用雙腿走往戰俘營，中途如果有人掉隊的話，蘇軍士兵會立即將他槍斃。到達戰俘營後，我們三天吃一次飯，每天都有許多人死去，從2月2日到3月初的這段時間裏，有五萬多名德國俘虜先後死於傷寒。活下來的三萬六千人被蘇軍用火車運往西伯利亞去勞改，途中又有一半人死去，到達西伯利亞後，我們在零下六十度的天氣下被強迫勞動，死亡率很高，很快只剩下六千人……”

與另外的一個例子比較起來，這九萬人還算是幸運的——在1943年的切爾卡瑟戰役中，德軍突圍時，留下了所有的兩千名傷員和一些護理人員，想讓他們成為蘇聯紅軍的俘虜。戰後蘇聯方面公布，當蘇軍突擊部隊抵達時，發現所有的德國傷員都已經中彈而亡，由此斷定德軍在撤退時殺害了他們自己全部傷員。這兩千名德軍想成為戰俘都沒有資格。蘇聯人的公報遭到包圍圈裏的德國幸存者的一致駁斥。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次屠殺？反正沒有任何人因為這兩千人的死而受到責難，這兩千條生命真的是死了白死。

後來，當紅軍向德國本土前進時，蘇聯坦克會碾碎所有擋路的難民車輛或馬車，用機槍射殺他們遇到的所有逃亡的人。“逃亡者一個不留地屠殺掉”——在德國的上西裏西亞地區，有一次一個蘇聯紅軍步兵連的軍官在一個村子的街道上發現了一個蘇聯巡邏兵的屍體，於是他下令屠殺掉村子裏的所有居民。蘇軍潛艇還制造了迄今為止人類歷史傷亡最慘重的海難，擊沈了“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客船，至少有五千三百人罹難，絕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在堅持說，“船上有六千名納粹分子，其中三千七百人是潛艇兵”。

蘇聯人雖然不是什麽好鳥，但要與人權鬥士美國比，那真的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德軍千方百計要逃到西方去，向美英軍隊投降，但是會是什麽樣的命運在等待著這些德國兵呢？

近些年，歷史學界各種數據也是層出不窮，有些很快就得到認可。有些則引起了軒然大波，鬧得爭議無數。詹姆士巴克切的《其他的損失》一書中列舉的數據就屬於後一種情況。該書宣稱，在二戰結束前後，在所謂“解放”歐洲大陸的美國軍隊的戰俘營裏，有接近一百萬德國武裝部隊戰俘由於饑餓和美軍的故意虐待而死亡。這個數字在西方歷史學界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因為按照今天已經被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接受的觀點，即使在被他們描繪為“邪惡帝國”的蘇聯戰俘營裏，在和納粹的戰爭中死亡了1800多萬平民，860多萬軍人，因此和德國人結下血海深仇的俄國人手中，全部380多萬（戰時被俘250萬）德國戰俘中也只有50萬人左右死亡，其中363343人的身份在1999年得到了最終確認。如今在自由的，民主的，人權的，而且還富的流油的“偉大美國解放者”的“人道主義戰俘營”裏，在據說非常之“陽光”，非常之親切，損失相對也非之小的（在歐洲大陸，美軍連同非戰鬥死亡，一共死亡了15萬人），和德國人也談不上什麽仇恨的美國大兵手中，被虐待致死者居然在百萬以上。更令他們感到難堪的是，在戰後西方的歷史著作中，美國人的“人道主義戰俘營”曾經吸引了大批東線德軍。德國軍人“寧可向美國人投降，也不做俄國俘虜”的口號更曾經是西方衛道士津津樂道的話題。而巴克切的著作卻使這一切神話如同膨脹到極致的大泡沫般消失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另一個情況是，殘暴的納粹們對他們的美國日耳曼兄弟可要人道的多。在全部9萬多名被德軍俘虜的美國軍人中，死亡者只有1684人而已，但僅有的幾次德軍屠殺美軍戰俘事件，卻在西方史料中被反覆炒作。

領頭的情報員引用他所聽到的傳言：“在臨時戰俘營裏，我們的兄弟們被置於露天的黃土坡上，沒有遮蔽風雨和太陽的帳篷，沒有樹蔭，更沒有房屋，強壯的戰俘自己用手刨個洞出來，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裏，體弱的就在露天裏躺著，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擠在一齊互相取暖有時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動而塌方，倒黴蛋就被活埋在裏面。這還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他們得不到食物和飲水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食物缺乏——事實上，美軍在歐洲的食品總部有大量食品囤積，國際紅十字甚至會有十萬噸食品就儲存在相鄰的瑞士，但是饑餓卻在戰俘營裏蔓延，投降的德軍官兵食物異常缺乏，一天吃一頓，數量只有美國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他們得不到足夠的飲水，有時河水近在營地旁，但就是那樣的臟水戰俘們也喝不到。疾病很快在德國戰俘營裏蔓延，主要是痢疾，傷寒和壞疽和肺炎。還有‘極度營養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於營地裏沒有廁所，患痢疾和傷寒的病人，能動的還走去鐵絲網內大便，走不動的就只能就地解決，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滿自己的大便，這無疑加速了疾病的傳播。在無醫無藥的情況下，生命‘自動地消失’了——這是造成戰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現實的戰爭中，戰爭一方給予戰俘和其自身武裝部隊同等的待遇在很多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給予對方戰俘維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不加以殺戮和虐待，卻是日內瓦公約簽字國最基本的義務。應當說，英國人倒是基本按照日內瓦公約對待俘虜：德國戰俘在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方面和英軍享有的條件基本一致，而且還可以和家人通信，紅十字會對戰俘營的定期訪問也沒有遭到禁止。當時擔任歐洲盟軍最高統帥部司令，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對保守的英國人那套循規蹈矩的做法大大地不以為然。這位美國人決心讓歐洲人好好地領教領教美國的戰俘“新思維”。為此，在1945年4月，艾森豪威爾提出如下建議：“德國的戰俘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投降的戰俘。第二種，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第一類人可按日內瓦戰俘公約處理。第二類人，則仍舊按敵對武裝力量處理。”換句話說，第二類人變成了不能享受戰俘待遇的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按照艾森豪威爾的這種解釋，這些德國人就算殺掉也無不可。

對於艾森豪威爾這種“新思維”的由來，很多人都解釋為在被解放的納粹集中營裏的所見所聞對他的強烈刺激。但納粹集中營的死者並沒有多少是美國人，美德之間的民族矛盾似乎也沒有大到非要對敵方戰俘刻意虐待的程度。德國人對待美國戰俘的態度也無助於解釋艾森豪威爾的這個舉措。美國從來就是一個民族優越感過分強烈的國家。在這個號稱“平等”的、“各民族大熔爐”的國度裏，不同民族、種族的人們被嚴格區分早就不是什麽新鮮事。但不為眾人所知的是，作為極端種族思想宣揚者的希特勒，對美國的種族格局就曾經大加讚賞，甚至引為楷模。唯一令他不滿的是，在美國，有錢的猶太人也被納入了上層種族，美國人的拜金主義是出身在歐洲的希特勒無法釋懷的東西。

種族主義當然不能夠完全解釋美國的“戰俘新思維”。事實上，日耳曼人在美國同樣處於統治地位，但當艾森豪威爾走進屍橫遍地的納粹集中營後，一種新的極端優越感，即意識形態極端優越感產生了：我們來自“民主、自由、博愛”的美國，而這裏是殘暴的納粹統治的地方，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高於他們，我們比他們優越。他們是畜牲，我們才是高級的人類。人類對於畜牲，自然是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的。

這種在種族優越感基礎上產生的意識形態優越感最終產生的結果，套用一位美國老兵的話來說，就是：“除了美國人之外，其他的全都不是人”。在優越感膨脹到極致的美國人眼裏，不僅殘暴的納粹主義，甚至只要是和美國不同的意識形態、文明形態，就統統都是邪惡的。而用最邪惡的方法去對付那些所謂的“邪惡”，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了。德國戰俘成了這種優越感的首批受害者。

艾森豪威爾的建議很快得到了落實。到了1945年8月，也就是歐洲戰爭結束後大約3個月，幾乎所有的德國戰俘都變成了“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保守的英國人無法適應“人權維護者”的這套“新思維”，美國人只好自行其是。於是，在1945年5月還被國際紅十字會的材料認為是除受傷者外，健康狀況良好的絕大多數德國戰俘，很快就變成了垂死的餓俘。

林恩依稀記得，在一個美軍戰俘營衛兵所撰的回憶錄中，記錄了在萊茵河附近的一座關押德軍的戰俘營中的見聞：5萬多名德國俘虜被帶刺的鐵絲網圈在無遮無掩的野地上，他們被迫在潮濕多雨而且寒冷的天氣裏，在泥地上睡覺。吃的飽飽的美國士兵眼看著德國人吃著用野草做成的湯，同時在沒有廁所的情況下，像畜牲一樣在自己的糞便中睡覺，然後開始慢慢地悲慘死去。當有些美國士兵將食物扔過鐵絲網後，美國軍官們甚至威脅要槍斃這些“不守紀律”的戰友和部下。而當德國婦女們向鐵絲網那邊的德軍戰俘們投擲食物時，美國軍官則玩起了真格的：一直把槍裏的子彈全部打完才肯罷手，他們把這叫做“打靶訓練”。納粹德軍在東部戰線對付蘇聯戰俘和敢於向他們提供食物的蘇聯平民的手段，美國軍人無師自通的全會了。

這些情況在美國人的眾多德軍戰俘營非但不罕見，而且是極其平常普遍。眾多見證人描繪的不同的美軍的戰俘營，幾乎全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德國戰俘們被趕到露天下用鐵絲網圍起來的黃土坡上，既沒有給他們營建遮蔽風雨和太陽的房屋和帳篷，也沒有提供有樹陰的場所，甚至連一床毯子都沒有。德軍戰俘在多數情況下，只能自己用手在地上刨洞，然後象地老鼠一般蜷在裏面躲避風雨和烈日的侵襲。而那些身體孱弱，無力刨洞的人，就只能在露天裏任憑風吹雨打，為了抵抗徹骨的寒冷，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一堆人擠在一起以彼此的體溫取暖。但那些有洞住的人有時也不值得羨慕，碰上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動而塌方，他們就被活埋在裏面。

在這樣的戰俘營裏，在連廁所、甚至糞坑都沒有的情況下，衛生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上面那位美國衛兵描繪的德國戰俘在糞便中睡覺的“風景”也是隨處可見。兩位曾經在美軍駐歐洲醫療隊工作的醫生有過類似的回憶：“大約10萬名衣衫襤褸的人擠在齊膝蓋深的泥漿裏，骯臟、憔悴、瘦弱、目光無神……”，而這些躺在泥地上的人往往全身糊滿自己的大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痢疾、傷寒、壞疽和肺炎等惡性疾病迅速在戰俘營中蔓延。而最致命的殺手——饑餓，更是將眾多的德國戰俘送上了黃泉之路。一個當年18歲的德國戰俘，在後來不堪回首地回憶道：“我們住在周圍圍著鐵絲網的，非常擁擠的露天土坡上，食物異常缺乏，一天只吃一頓，數量只有美國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我向一位美國軍官說，他們這樣作違背了日內瓦公約，他回答我：日內瓦公約與你們無關，你們沒有任何權利。”美國人不僅不提供食物，甚至連戰俘喝水的權利都要剝奪。即使戰俘營旁邊河裏的臟水，對德國戰俘來說，往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衛生條件惡劣，疾病流行，而充滿敵意的美國軍人則非但不提供藥品和治療，甚至連維持基本生存的食物和飲用水都盡可能克扣，大量德國戰俘的死亡因此不可避免。另一位德國戰俘後來痛心地回憶道：“在我所在的戰俘營裏有1萬人，每天有30至40具屍體被擡出營地。我曾經作擡屍體的工作，我們把屍體放在手推車上運出營門外，脫去他們的衣服，一層層地裝進鐵皮車廂碼放起來。”

大量的戰俘就這樣最終消失了，他們的相關檔案材料也被銷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判斷詹姆士？巴克切所謂“百萬戰俘”死亡之說是否準確，但大量德國戰俘由於美國“戰俘新思維”而死去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

精明的美國人很快就從這些德國戰俘身上發現了生財之道，他們開始用救命的食物和對某些德國戰俘來書哦比食物還寶貴的香煙來搜刮戰俘們身上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或者說“紀念品”。在戰俘營外也是如此，德國男人一面向美國占領軍抱怨俄國人是怎樣打死了他的男孩，強暴了德國婦女，一面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獻上以換取在惡劣條件下急需的三瓜兩棗。一位德國婦女曾在日記中憤怒地指責俄國士兵在強暴了她之後只留下了一個煙盒（按照一個蘇聯老兵的說法，一般只給一個肉罐頭）。在西面，情況當然不一樣，富裕的美國人可以給德國人很多的東西，很多很多。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danmei.twkin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