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力量是強大的，哪怕是在兩國開戰、壁壘森嚴的時期也沒法徹底切斷宗教交流，何況在後唐與天策軍普遍開始議和的階段，隨著邊境交流越來越頻繁，隨著雙方關系的轉暖，關中與河西的佛教徒交往也就變得越來越密切。

天策軍的宗教政策是由魯嘉陵在進行實際操作，遠在涼州大會之前他就已經派遣僧略潛入到中原，不過在那種形勢下決定了其規模不可能很大，而且派出去的僧侶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師，只是屬於雞鳴狗盜之才，這種人不可能接觸到真正的高層，隨著雙方關系的轉暖，魯嘉陵開始調整策略，並準備有計劃地向中原地區進行滲透。

不過，他的第一步行動不是“派出”，而是“邀請”。如果一開始就向中原地區廣派僧侶，魯嘉陵擔心會引起中原有識之士的警惕，所以他反其道而行，在涼州大會以後便暗中促使涼州天寧寺與大昭寺、蘭州開元寺、鄯州弘德寺、沙州三界寺、疏勒普法寺等大寺的名義，向東方諸叢林發出邀請，延請關中、河東、嵩洛、巴蜀乃至江南的高僧大德前來西北取經講經。

魯嘉陵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對張邁說：“如果中原的僧侶來了隴右，那麽我們的僧侶再去中原，就變成有來有往、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張邁對這個辦法完全不加抵觸地表示支持，因為他對天策政權有充分的信心，不怕後唐方面的滲透，從魯嘉陵已經收集到的情報他判斷李從珂還遠不是一個有能力純熟地運用宗教力量的君主，越多的有識高僧入境，反而會幫助西北提升整個文化的層次與底蘊。但是如果河西的僧侶能夠進入中原，那麽對天策軍情報系統的建立將大有幫助，將來有可能的話，甚至還可能借此影響中原的輿論走向。

不過西北這時相對於中原來說可以說是一片荒涼，如何吸引中原僧侶前來呢？張邁對此頗有顧慮，魯嘉陵卻笑道：“元帥，你過慮了，只要我們放出消息出去，發出邀請，中原的僧侶一定會有很多人響應的。”

“為什麽？”

“因為我們這裏，有經書和佛跡啊！”

張邁哦了一聲，恍然大悟後又自嘲自己腦袋塞住了。

確實，西北的經濟狀況暫時來說十分糟糕，但佛教界雖然有許多和尚見錢眼開，但每一代也都有不少真正的高僧是潛心於宗教的，而對這些僧侶來說，古版經文與佛徒聖跡對他們來說無疑有著世俗中人所不能想見的吸引力。

由於天方教東侵的步伐被張邁遏制在蔥嶺，疏勒、於闐、龜茲、高昌以及沙州等佛家勝地都完好地保護了下來，一些中原所難見到的古版經文，以及與佛教有關的雕塑洞窟、浮屠寶塔等等不計其數，至於佛教的誕生地——印度，要到達那裏絲綢之路更是必經之道。

東方僧侶到西域游方仍然是一件最能增進修為的事情，而對一些有教內野心的和尚來說，如果能到西域諸寺游歷一番，回來後也將更能得到承認——這其實也是一個鍍金的過程。

所以西北諸寺向中原叢林發出邀請之後，各地寺院響應得十分積極，當然，中唐以後的佛教已經由外取走向內求，由開拓走向保守，盡管許多僧人在聽到消息之後有心前往，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已經不會像玄奘一般不顧朝廷的政令毅然向西，而是向當地的官府提出了照會，希望能夠得到官家的支持——至少是默許。

幸好，天策元年的春天，同時也是後唐與天策軍之間關系的春天。尤其是在邊境榷場的問題上，雙方的商談進行得相當順利。

這次談判，範延光方面所想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其中包括讓天策軍與後唐建立同盟關系，張邁尊稱李從珂為兄長，以維持西北邊境的穩定——這是李從珂交給他的根本性任務。至於建立邊境榷場、開通商路之類，在李從珂的思維慣勢中仍然只是將之作為一種對付天策軍的“誘餌”，屬於附屬層面並隨時可以拋贈的籌碼。

而鄭渭這邊呢？早在後唐使者還沒有抵達的時候他就已經和張邁達成了共識。

“我們也要穩住東方的戰線，並開通商路以開稅源。”張邁說：“就目前來說，李從珂並無大罪，我們要討伐他師出無名，而且我也不想要在外虜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就兄弟相殘，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希望華夏內部從此不要有內耗的戰爭了——盡管我也明白，這實在是奢望了，不過當前來說，維持東面展現的穩定，對我們來說是最有利的。”

“而且，”張邁面前擺著那本“大唐大內秘藏地圖冊”，手指向西面指去：“我總覺得，西邊可能要出事。”

“出事？”鄭渭說。

“嗯，我有這個預感。”張邁道：“我們之前的整體戰略是東攻西守，在這個戰略下我們放棄了西線的一些本來有可能爭取到的優勢，為的就是最大可能地維持後方的穩定，將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東方來，但現在，東面的開拓暫時來說已經接近極限，而從最近西線的一些蛛絲馬跡看來，‘東攻西守’戰略的副作用似乎也在顯現了，所以我想，也許是時候調整了。”

“東攻西守”是天策軍最大的整體戰略，鄭渭很明白，一旦改變的話天策政權的內外形勢都將徹底扭轉，所以這已經不僅僅是軍方的事情，內政方面的改變與支持也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由於後唐與天策軍想要的都剛好是邊境的穩定，同時在需求上李從珂偏向於政治而張邁偏向於經濟，可以說雙方矛盾極小互補性卻甚強，因此鄭渭與範延光的談判便可以用一拍即合來行動。

在張邁對於一些禮節性的盟約條款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後，商談就變得更加順利。由於後蜀的緊逼後唐雄武軍縮至隴西，雙方便約定在狄道地區開辟一個榷場進行邊境貿易，狄道的治安則由天策軍金城方面統帥與雄武軍節度使共同負責，雙方邊稅則由兩方面共同議定。

說實在的，範延光這一次來只是在大略上有了決定，細節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調控空間，反而是天策軍方面，對與榷場關稅額度、度量衡、出入貨物等等商貿細節都做足了準備，所以當張中謀拿出了一份厚達數十頁的細則初定稿時，範質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翻看著數十頁的初定細則，裏頭卻是密密麻麻的貨物以及數字，讓範質倒背四書五經他也能夠，但讓他在短時間內看明白這由數據構成的厚厚文書，他的頭可就大了。

這份有張邁參與、由鄭渭提綱、由張中謀草擬的通商細則初定稿考慮縝密，而且在立意上至少看起來是對雙方都有利的，而且在禮節上又很尊重洛陽方面的大國地位，範質在一時之間幾乎尋不出多少可以駁斥的地方，雖然他隱隱感到，如果完全照著這份細則來簽訂盟約，以後後唐在邊境榷場上只怕會陷入被動，可是如果不按照這份細則來，他範質一時之間又拿不出一份更好的盟約協議來。

範延光對這些商貿細節沒怎麽放在心上，任由張中謀與範質在那裏討價還價，他自己卻捉了張邁的手步開幾步，道：“張元帥，你既與我主結為兄弟，那麽我主希望，我們兩家除了在這些小事情上合作之外，在軍國大事上，也能做到同富貴，共進退。”

張邁一笑，問道：“怎麽個同富貴、共進退法？”

範延光道：“如今中原聖主在位，老百姓本來是能夠很快就過上好日子的，只是因為國家有兩大外患未定，所以國庫錢財十有八九都得用於對付外患，我主體恤民情，急盼能夠有朝一日放馬南山，讓數十萬將士解甲歸田，也算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只是這兩大外患一日不解除，我主就算想要減賦為民也很難啊。”

範延光對這次會盟顯然也是有做過準備的，他已經清楚張邁對內對外都高舉“民本”的大旗，所以在外交辭令上也就以此作為修飾。

張邁道：“那兄長準備怎麽辦呢？”因兩個政權已經訂立了兄弟關系，能被張邁稱為兄長的，也就是李從珂了。

範延光道：“主上希望元帥能夠應承，一旦邊境有事，兩家必須共同進退——契丹若犯隴右，我軍必出盧龍，契丹若犯燕雲，則請元帥進軍套上。當然，如果契丹鬥膽南下侵犯其中一方，則另一方也必須同時出兵，襲擾契丹之後。”

時後唐在東北面設立盧龍節度使，治所所在便在幽州——即今天的北京，至於套上則在河套的北部，即今天的包頭、呼和浩特一帶。

範質本來正在和張中謀討價還價，聽到“盧龍”、“套上”，眼角忍不住向這邊瞥了一下。

張邁道：“結盟兄弟，共抗外虜，這正是張邁所願，也是天策軍上下所願！”

範延光大喜，又道：“除了契丹之外，巴蜀孟氏也甚是跋扈，孟知祥本來只是我大唐之叛臣，割據巴蜀以後僭稱帝位，近來更趁著西北混亂侵我州縣，若天策軍能夠進逼河、洮，則……”

他還沒說完，張邁卻已經搖起頭來了，說道：“不成，不成。範將軍這話，我不想聽下去了。我生平最引以為傲的，便是驅逐胡虜、拯救漢民。契丹乃是胡虜外族，我與兄長結盟，外禦其侮，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巴蜀孟氏就不同了，他們同樣也是華夏同胞，我天策軍的橫刀面對外侮時義勇無前，但卻斷斷不願意向內面向自己的同族。更何況蜀國使者也在涼州城內——這事我也不瞞將軍——其實孟昶剛剛尊我為兄，他也就是我的弟弟，我雖然尊敬兄長，但也不能厚此薄彼，為了兄長之利而殺弟弟啊。所以對於蜀國，我只能說，如果兩家出現矛盾，我願意居中調停，如果調停失敗，我也絕不會貿然相助其中一方，我的態度便是如此，還請範將軍向兄長轉達我的意思，希望他能諒解我的難處，體會我的想法。”

張邁的這番話，和天寧寺時的咄咄逼人完全不同，態度溫和甚至謙下，但立場卻拿捏得十分堅定。

其實範延光也知道要天策軍徹底斬斷與後蜀的聯系而只與後唐獨好，希望不大，今日能夠得到張邁面許共同對付契丹，已經保住了他此行的底線，心中甚是歡喜，臉上卻道：“蜀國之事，我只好啟奏我主，再作定奪。不過契丹之事，卻宜早定！”

張邁道：“兄弟結盟，按照古禮，好像要親遇會獵，如果兄長有此誠意，那麽我願意與他會獵於黃河之畔。”

範延光忙道：“主上坐鎮洛陽，豈能輕動？”

張邁笑道：“如果兄長有破胡之志，竟而揮師北上，那麽我們會獵於敕勒川或者潢河岸，也是可以的。”

範延光看了張邁一眼，笑道：“元帥對於契丹，倒也熱切得很。”

張邁正色道：“大唐之天下，判為胡漢，我收覆了安西，但安東以及漠南、漠北卻還在契丹手裏。對於所有淪陷在胡人鐵蹄之下的國家故土，我是時時不敢忘懷的。”

……

當張邁還在與範延光琢磨攻守同盟，當鄭渭還在和範質商量通商細節的時候，蘭州卻早已開始按照新的通商細節在交易了。走私商隊進城之後便光明正大地開張做生意，金城市集之上，放著一桿公稱，一支公尺，一只公鬥。天策政權境內的稱、尺、鬥都以此為準。

這不是天策府在最近才推出的標準，而是從疏勒時代就已經執行，經過龜茲、高昌而早已被絲路諸國諸族所承認的統一度量衡。

反觀中原，在大唐滅亡之後，唐大尺與唐小尺被混雜著使用，驟興驟滅的中央政權與藩鎮割據，要麽根本就不註意這回事放任民間自己發展，要麽就朝令夕改，未能長久而有力地將之推行下去，因此面對範質的強烈要求，鄭渭退步同意在邊境榷場同時使用兩種度量衡，可是洛陽方面的後續政策，對範質苦心孤詣爭取回來的度量之權卻顯然表現得並不給力，依舊允許境內存在各種雜色度量工具，因此民間漸漸地竟以天策度量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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