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回到莫斯科後才知道的。”布哈林點了點頭，說道，“其實早在1932年，當幾十萬無家可歸的兒童被饑餓驅使著湧入火車站和大城市的時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而被當場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統統槍斃。這類處決都是秘密執行的。由於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來之前，流浪兒童問題。就已經按純粹的斯大林方式解決了。”

聽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動聲色的點了點頭，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也就是說，眼下的這一法令根本不是針對流浪兒童的，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它要達到的完全是另一個目的，而且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時斯大林正在以刑訊逼供手段制服我們這些‘老戰友’，以便把我們送上莫斯科的審判大會。”

“我剛才已經已提到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滿足過斯大林的覆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審判中承認應對基洛夫兇殺案負‘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但這只能救他們於一時。為了剪除他們二人以及黨內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現在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確無誤地承認自己是陰謀殺害基洛夫的元兇，而且還想殺害他斯大林。為逼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這一罪行，而且是在審判大會上承認，就需要在這些人的內心裏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點，從而決定使用相應的逼供手段。”

“這個突破點現在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老布爾什維克們對自己兒孫們的眷戀之心。其實，這種株連子女的威脅已經在反對派首領們的身上使用過一次。但反對派首領當時都還不相信這種威脅，他們認為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這樣的事。可現在，一份刊載政府法令的報紙擺到了所有被關押的反對派分子面前。法令責成法庭對兒童動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條款，可以對兒童進行任何懲罰，包括判處其死刑。反對派首領們這下明白了，他們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們的孩子的確有死亡的危險。就這樣，新法令作為進行精神壓迫和心理攻勢的最有效的王牌，進入了斯大林的刑訊武庫。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那就是中央書記尼古拉？葉若夫親自下令：偵訊人員每次審訊時必須將這條法令的文本擺在審訊桌上。”

“看樣子我們也小看這位‘紅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龍”，說道，“他的手腕，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明得多。”

“典型的俄國式的暴君，但卻並不明智。”水井冷笑著說道，“他無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

“降龍”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轉頭對布哈林說道：“您這一次到中國來，目的是什麽？”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聲，說道。

“我希望能在中國，繼續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個中國人眼中的驚訝之色，平靜地說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結束之前，將我所經歷的一切寫下來，給全世界留下真相。”

布哈林說著，從衣服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了“降龍”。

“這是我的遺囑。”布哈林接著說道，“我有預感，在中國，我哪怕有中國政府的保護，也不一定能躲過斯大林的屠刀，我希望在我去世後，中國政府能將這一切公諸與眾。”

“您難道不想和斯大林進行戰鬥嗎？”周冠笙問道。

“我反對斯大林，但不想成為反對俄國革命的工具。”布哈林迎上了周冠笙的目光，說道，“我堅信列寧的事業一定成功。”

“明白了。”“降龍”站起身來，伸出手和布哈林握了握，“我會把您的要求報告上去，相信您在中國會得到良好的待遇，不管您是否會幫助我們。”

“謝謝。”布哈林的眼中閃過一絲不易覺察的淚光，但還是被周冠笙看在了眼裏。

很快，布哈林的遺囑便被送到了楊朔銘的手裏。

“……也許過不了多久，厄運便會加到我的頭上，我想要在離開人世之前，對大家這樣說，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面前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是在萬惡的斯大林的專制機器面前低下了頭，我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臺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它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有組織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語。他們對這些行動是非常果斷而有信心的。”

“現在捷爾任斯基已經不在世了，‘契卡’的優良傳統已成為過去了。當時，革命的思想指導他們的一切行動，使他們對敵人無情，對付各種暴亂，保衛了國家。所以‘契卡’機構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榮譽、威信和尊重。而現在，所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就其多數人來說，是由無原則的、腐化的、物質上得到滿足的官員組成的蛻化變質的組織。為了滿足斯大林病態的懷疑心理和報覆的欲望，為了追求獎章和榮譽，他們利用了‘契卡’原來的威信，進行最卑鄙的活動。而他們不懂得，他們同時也在消滅他們自己，因為歷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徑的見證人繼續存在的。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黨員變為叛徒、恐怖分子、暗殺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麽這些機構也會立即找出證據來。”

“烏雲籠罩在我們黨的頭上。我的毫無罪惡的頭，將會株連幾千名無辜的人，因為斯大林要制造一個組織——布哈林的組織。而這個組織不但在今天，在我和黨七年來沒有任何分歧的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傾反對派時代，也從未有過。關於柳京和烏格拉諾夫的秘密組織，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開地說出了我們的觀點。”

“我從18歲起就在黨內生活，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始終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一個神聖的名字命名的報紙《真理報》，卻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刊登了卑鄙無恥的謊言，說什麽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圖消滅十月革命的成果，覆辟資本主義。這是聞所未聞的無恥謊言。這個謊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對人民不負責的程度，只能和下面這樣的謊言劃等號，就是：現在發現，尼古拉？羅曼諾夫（指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輩子都反對資本主義、君主制度，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

“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過錯誤，我希望後代對我的批評不要嚴於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我們是第一次走向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在人們未曾走過的道路上。那個時代不一樣，風尚也不同。那時《真理報》上辟有辯論專欄，大家在爭論，尋找途徑，不管觀點如何不同，爭論後大家會和好如初，繼續共同前進。”

“我向未來一代黨的領導者們呼籲！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是把駭人聽聞的各種罪行的一團亂麻解開，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這團亂麻越來越擴大，象火焰一樣越燃燒越厲害，勒得我們黨喘不過氣來。”

“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日子裏，我堅信，經過歷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汙穢沖掉。我從來沒有當過叛徒，如果是為了列寧的生命，我會毫不動搖地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沒有做過什麽反對斯大林的事情。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黨的領導人，有一天能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布我無罪和恢覆我的黨籍。”

“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有主義勝利進軍的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楊朔銘將信看完，重新放回到了信封裏，將信扔在了桌子上。

“你們是怎麽把他弄過來的？”楊朔銘問道，“很不容易吧？”

“是的，我們提前做了不少的工作。”周冠笙笑了笑，說道，“好在把他弄出來，代價還不算太大。不過，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值不值我們付出的那些代價。”

“為什麽這麽說？”楊朔銘的眉毛揚了一揚，問道。

“這個人並不打算反對俄國革命。”周冠笙說道，“恐怕我們不能利用他的力量來影響俄國。”

“你是這樣想的，這很正常。”楊朔銘笑了笑，說道，“這個人對我們會有用處的，但不是在現在，所以我們現在不需要他做什麽。”

“什麽也不用他做……”周冠笙先是一楞，但他好象馬上就明白了過來，他若有所思的看著楊朔銘，等待著答案的揭曉。

“我的意思，是現在我們最好不要幹涉這位‘紅沙皇’的所作所為。”楊朔銘很滿意這位部下的反應，他點了點頭，說道，“讓他堅持在錯誤的道路上走下去，自己把自己搞垮，會給我們省下更多的力氣。”

“那我們就讓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好了。”周冠笙說道，此時他的心裏，已經有了具體的主意。

莫斯科，克裏姆林宮。

“你們確定布哈林這個家夥在中國，而不是和托洛茨基一樣去了墨西哥？”斯大林面色陰沈的看著包括葉若夫在內的一幹手下，問道。

“是的，斯大林同志。”葉若夫感覺到自己的襯衫已經濕透了，被冷汗粘結在了後背上，十分難受，但此時的他，心裏的恐懼已經壓倒了一切。

“布哈林已經用行動表明，他背叛了革命。”雅戈達在一旁說道。

“你們打算采取什麽措施來懲罰這個叛徒？”斯大林問道。

“我們會將他抓回莫斯科，讓這個叛徒接受人民的審判。”葉若夫幾乎是沒有考慮便迫不及待的將采取行動的話說了出來。

“很好。你們馬上采取行動吧，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裏看到這個叛徒接受審判。”出乎葉若夫的預料，此時斯大林並沒有動怒，他只是擺了擺手，示意葉若夫等人可以走了。

如臨大赦的葉若夫一行人盡數退出，辦公室裏只剩下了偉大領袖一個人，斯大林點燃了他的煙鬥，坐在了椅子上，此時的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布哈林的叛逃和葉若夫等人辦事不利帶來的不快。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喜怒無常是斯大林的優點，因為別人將無從得知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斯大林抽了兩口煙，拿起了桌面上的文件看了起來，而這一次他看的，不再是關於叛亂者的報告，而是新式坦克的設計圖紙。

此時如果有克裏姆林宮的工作人員在場，他們一定會訝異於偉大領袖的跳躍性思維，但是對斯大林本人來說，坦克要比布哈林更為重要一些。

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蘇聯向西班牙共和國軍提供了大量的坦克車輛和相應的志願兵員，但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此次戰爭暴露出蘇聯大量裝備的“T-26”坦克和“BT”坦克裝甲貧弱的缺點，這兩種坦克被擊中後極易起火燃燒，尤其在1937年10月的愛爾波戰役中損失慘重，愛爾波之戰中，共和國軍的蘇制坦克幾乎全部遭到滅頂之災，之後蘇聯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坦克援助急劇銳減。然而，蘇聯紅軍卻無法及時消化研究西班牙內戰中用鮮血換來的寶貴戰術教訓。自1934年基洛夫被刺殺後，這支歐洲最龐大的軍隊始終處於“大清洗”的腥風血雨之中。從1937年起，隨著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大清洗的風暴敲擊著蘇聯紅軍裝甲坦克兵的精髓，相當部分接受過系統軍事訓練的軍官被處死或逮捕，裝甲部隊裏充斥著對紅軍坦克兵前途漠不關心、毫無經驗甚至無能的新軍官。但是，蘇聯坦克工程師吸取了西班牙內戰的技術上的教訓，蘇制“T-26”坦克和“BT”坦克在西班牙遭遇的強勁敵手——德制35/36型37毫米反坦克炮（以及“魔鬼坦克”）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蘇聯人意識到他們手中的坦克防護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本質上的提升。加之當時蘇聯主要的中型坦克“T-28”亦是非實用的多炮塔坦克，在未來的戰爭中難以挑起大梁。其實在西伯利亞邊界和中國守軍的一系列小規模“非正式”沖突事件中，蘇聯紅軍的官兵們就發現“BT”坦克的汽油引擎極其容易燃燒，在遭到華軍炮彈、地雷、燃燒瓶甚至步兵火器擊中後很快便會全車起火。就此，蘇聯有關部門曾列出三個新型坦克計劃。首先是為了代替“T-28”中型坦克，而在列寧格勒的“樣車設計機械局”設計局負責開發的“115計劃”——該坦克計劃設計的坦克重量為32噸，裝甲強化到50毫米，但由於仍舊奉行一個主炮塔（76.2毫米火炮）加上2個機槍塔的覆雜多炮塔結構，方案即遭否決。而第二種也是最初實現“設有反坦克炮彈無法擊穿的裝甲”之蘇聯坦克為“111計劃”，這種坦克設計的戰鬥重量也是32噸，但采取的是單炮塔的設計，炮塔上安裝有45毫米火炮，而裝甲提升至60毫米，然而該車亦只是在完成樣車後就沒有繼續發展。 第三種也是最成功的樣車卻是哈爾科夫蒸汽機車廠設計局的“135計劃”。哈爾科夫蒸汽機車廠的全名是“國際共有主義哈爾科夫蒸汽機車廠（第183工廠）”。不過“135計劃”並非按照工程師希望的“保證防護力”的方針制作，而是工廠為了更新“BT”坦克而開發的裝甲厚度只有20毫米的輕型坦克，內部名稱為“A-20”。而為了“BT”坦克的改良換代，哈爾科夫蒸汽機車廠的A？菲洛索夫設計組早在“111計劃”和“115計劃”之前就著手進行了研究。這個設計組完成了“BT-SV/2”和“BT-IS”兩種實驗車型。“BT-SV/2”作為“A-20”的先驅車和前身，裝甲厚度也只有25毫米。然而，“BT-SV/2”並非僅僅依靠裝甲厚度取得防護，設計組為它設計了傾斜配置的車體側面和炮塔裝甲，用大幅傾角變相提升防護能力，雖然這會引起車內容積的不足，但與這種不足相比，乘員的生存能力顯著提高。不過，由於包括主任工程師A？菲洛索夫在內的設計組成員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蘇聯當局逮捕，計劃被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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