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上任後的幾個月裏，柏林收到不計其數的密報，都是有關刺殺新首相最野蠻的陰謀活動。這些密報來自四面八方：瑞士、荷蘭、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國。有人聽到猶太人在巴塞爾搞陰謀，有人獲悉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共同密謀，還有人聽說共有主義者正在薩爾地區策劃活動。

很多人認為對新首相生命安全構成最大的威脅來自左翼。當然，德國社會主義者和共有主義者非常清楚新政體可能隨時向他們宣戰，甚至有些也許在考慮先下手為強。但是，德國左翼幾乎天生就對刺殺希特勒不感興趣。社會主義者堅持民主進程，很難接受采取極端策略。而共有主義者受到莫斯科領導人的再三告誡，要他們把努力的方向對準社會主義者。除了缺乏遠見之外，他們的共同問題大多存在於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理論把法西斯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統治下的資產階級最後喘息的一個形式，是通向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必然前奏。這個理論認為，歷史是由強大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推動前進，而不是靠個人推動。所以，對許多左翼人士來說，消滅希特勒意義不大。

但是，有少數英勇的人自願向歷史伸出援助之手，貝波？勒默爾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義者，曾經還領導過自由軍團。他在1934年春天便設法進入了總理府，但是被黨衛軍發現。還有一個人叫庫爾特·盧特爾是來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義者。他於1934年2月試圖炸死希特勒，後來被逮捕審訊，因缺乏證據而免遭指控，最終獲釋。1934年5月，在維也納發現了一樁由共有主義者策劃的刺殺陰謀。這個雄心勃勃的陰謀刺殺的對象不但包括希特勒，還有國防部長布隆貝格將軍等人。密謀者試圖想給世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這一陰謀是沖鋒隊策劃的。

與左翼潛在的巨大威脅相反，右翼表現出來的不滿似乎更為嚴重。首先，沖鋒隊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視為離經叛道者。但是，許多普通士兵卻幾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權或看似成功的“他們的”首腦所接受。事實的確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沖鋒隊的制服，攜帶武器進入希特勒位於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時被抓獲。

沖鋒隊的危機在1934年的清除行動中就結束了。然而，在沖鋒隊被清除的過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這個組織對“民族和平”構成威脅時，沖鋒隊仍然時刻尋找機會為自己報仇。在巴伐利亞客棧，許多沖鋒隊的領導被抓獲。希特勒和隨行的黨衛軍準備離開這個客棧時，一支沖鋒隊警衛特遣隊趕到了。他們表現得很不理解，氣焰也愈來愈囂張，於是他們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駐地。但是，他們在走了一小段距離後，便停下來設置路障，在路的兩邊架起機關槍，他們等待著希特勒的到來。而此時，希特勒精明的選擇了走另外一條路離開。

希特勒還遭到了一次極為危險的刺殺，刺客是一位來自斯圖加特、在布拉格學習建築的猶太學生，名叫赫爾穆特·希爾施。希爾施被人說服同意去實施一次“英雄行動”，以此來激勵德國的猶太人。他計劃把一個手提箱式炸彈帶到國社黨紐倫堡總部。1934年10月，希爾施在經過德國邊境時被逮捕，次年春天被處死。對於希爾施的失敗，一種觀點認為是蓋世太保在“黑色陣線”內有耳目，另一種觀點則是有人出賣了希爾施，從通風報信中獲得了好處。

然而，希爾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漸壯大的反希特勒勢力。由於德國境內及其他地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漸加強，猶太人對此的反應卻是千篇一律地冷淡。雖然如此，還是有些人被激勵起來采取行動，進行反抗。希爾施之所以同意刺殺希特勒，就是因為家人沒能獲得美國國籍而心生怨氣才采取行動的。

還有一位年輕的南斯拉夫猶太人弗蘭克富特爾也成功執行過一次堪稱近乎完美的刺殺行動。他曾是法蘭克福大學學醫的一名新生，進入大學後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離鄉的日子裏，他讀到了國社黨迫害猶太人的報道，看到了反猶太人的宣傳，因而想要奮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殺希特勒，但後來決定選擇刺殺出生於德國的瑞士納粹黨領導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蘭克富特爾做足了功課。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記住他的行蹤，攜帶了照片幫助確認古斯托洛夫。弗蘭克富特爾還買了一把左輪手槍，在伯爾尼的一個射擊場練習射擊。2月3日，他買了一張去達沃斯的單程票，在那兒定了一個房間。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處，平靜地按下門鈴，請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見。他被帶進一間書房，然後坐在希特勒的畫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進門，弗蘭克富特爾就對準他胸部和頭部連開五槍，然後逃離了現場並打電話給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時說：“我開槍，因為我是猶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沒有一絲遺憾。”象希爾施一樣，弗蘭克富特爾是在設法激勵受苦受難的猶太人起來反抗，但他也和希爾施一樣，沒有能夠實現更遠大的目標。盡管有組織起來反抗的猶太人依然還沒有，他們的事跡卻說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後，他們也會揭竿而起。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他們除了擁有簡單的裝備，進行單打獨鬥之外別無它法。猶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證明在這個世界上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國的最高權力以後，考慮到自己面臨的威脅會越來越大，於是實施了另一項有關他自己個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無前例的條款是，保護國家元首得到了國家資助。於是希特勒身邊的人順應時勢，努力為自己打造勢力基礎，擴大影響範圍，不失時機地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之中，海因裏希？希姆萊最為引人矚目。希姆萊成功地擴充了勢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門推行更為嚴格、全面的審查。屢次爭執後，希姆萊說服希特勒任命他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安全部部長。帝國安全部將取代之前的元首保衛隊，負責保護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衛希特勒安全工作的爭鬥因此持續升溫，並達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萊的元首保衛隊半途而廢，被吸收進了常規警隊，從屬於內政部。之後，剩下的三個競爭者——帝國安全部、黨衛軍護衛隊和警衛隊——被迫進行了明確分工。在職權範圍重疊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勢力範圍，護衛責任由黨衛軍護衛隊承擔；保鏢、儀式警衛、崗哨人員由警衛隊提供；帝國安全部提供專業警力支持，包括監視和調查。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難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傷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圍的安全措施曾給來訪的外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進樓的來訪者都必須在進入之前經過兩個黨衛軍崗哨。然後來訪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兒領取一個表明身份的通行證，隨後再由一個黨衛軍士兵陪同到相關辦公室。接下來，來訪者將經過林林總總、多達39個黨衛軍固定的警衛崗哨。一進入第二層樓，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訪者將面對一個顯然更加嚴格的檢查和一絲不茍的身份核對。任何沒有有效通行證的人都可能被逮捕。離開時，來訪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處，在那裏交還通行證。希特勒的交通安排顯然是安全保衛工作關註的另一項內容。希特勒早期熱衷汽車，早在1923年他就擁有一輛紅色的“梅塞德斯”（奔馳）轎車，但是在啤酒館政變中這輛車被慕尼黑警察沒收了。之後，他獲得一系列汽車，主要有“梅塞德斯”或“邁巴赫”大型高級轎車，這些車用於希特勒的個人事務或是政治事務。希特勒上臺後，開始收集一些經過特別改裝過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裝成了裝有防彈輪胎和5厘米厚車窗的裝甲車。據說這種車既可以防止炸彈還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襲擊。但是希特勒最喜歡的車還是一輛敞篷巡視車，盡管它有明顯安全缺陷，但對希特勒來說，公共場合的露面和公開演講顯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車隊，希特勒還擁有一支小型飛機隊。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開始了全新嘗試，多次乘坐飛機進行競選活動。這種出行方式持續到1933年以後，那年，他命令飛行員漢斯·鮑爾負責創建一個“飛行隊”。希特勒除了使用當時很普遍的重型飛機“容克-52”外，還使用了一架經改裝後的，登記為D-2600的“福克-沃爾夫”公司制造的“禿鷹”飛機作為他的專機。安全措施極其嚴格。只有鮑爾才可以駕駛飛機，他永遠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對機場官員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爾霍夫機場一個牢固的飛機庫內，由帝國安全部和警衛隊聯合看管，由一組經過嚴格審查的工程師進行維修。每次起飛前，都要進行15分鐘的試飛，而且嚴禁攜帶包裹、郵件和未經許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護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錢，但是這個安全體系本身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對極其敏感職位上工作人員的審查非常不嚴格，這種松懈態度著實讓人吃驚。警衛隊內部的情況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圍的親信中，也普遍存在著同樣明顯的松懈態度。

或許正因為如此，希特勒認為他的保鏢作用有限，覺得他劫後餘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關照。他對身邊的保衛者毫無耐性是眾所周知的。他對警察心生厭惡。也許是因為不能忍受被監管，他經常對黨衛軍巡邏人員吼道：“去保護好你自己吧！”希特勒自己還不止一次的對來訪者說過：“我隨時可能死於罪犯或白癡之手。”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能明白，只要他決心刺殺希特勒，機會還是很多的。他們很快就能知道，雖然他們的刺殺目標一直在不停地完善、重組安全體系，但是這一切都進展緩慢，離真正的完善還有很大距離。他應該能夠看到，出席各種公開場合的活動是他們的刺殺對象的例行公事，而在這些場合有大量的群眾足以制造混亂局面，他們可以乘機逃走。成功刺殺希特勒的機率其實是很高的。

誰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顯得毫無惡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間閣樓裏住了下來。在這裏，他被當作了一名退休老師。他的證件顯示他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德國公民。他戴著角質框架的眼鏡，胡子也沒有經過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間簡陋的房間裏，不允許任何人進入。沒有人註意到這個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

沒有人知道，他將在這裏安裝一枝特制的帶有瞄準鏡的槍。他會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瞄準著首相府的陽臺，他沈著冷靜，沒有絲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將在一個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時機，向那個本來能夠改變歷史的人開火。

這個人的名字叫托爾尼。

1916年1月，托爾尼出生於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誠的中產階級天主教徒，他是家裏的長子。他所接受的是正統學校教育，在16歲那年，他離開學校，出去學習做一名制圖員。

托爾尼曾經參加過一個激進的學生組織。在那裏大家激烈地討論當時的世界大事，其中也包括共有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優點和缺點。對托爾尼來說，他青年時代便受到了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們討論的結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才是危害人類的最大禍害，而並非斯大林。他們甚至把希特勒看作是“撒旦”的化身。這個組織提出了許多言論。他們似乎很擔心希特勒會迫害天主教並擔心新異教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中興起。他們認為，希特勒對提倡無神論的蘇聯太過於軟弱，希望希特勒對斯大林宣戰。然而不久，他們便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不知是什麽時候這種僅僅是學生氣的狂妄言論變成了真正試圖刺殺希特勒的陰謀。在擔任制圖員的期間，托爾尼閱讀了希特勒寫的《我的奮鬥》，開始學習德語。他的計劃是通過偽裝成一個充滿激情的國社黨黨員來接近希特勒。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他把這一計劃變成了現實。

1935年7月9日，托爾尼一清早就搭上火車離開了瑞士。他給家人留了一張非常簡短而又語意不詳的條子，上面寫著：“你們不必為我擔心，我將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帶著一本《我的奮鬥》還有從母親那兒偷來的幾百瑞士法郎，托爾尼去了柏林。

一找到住的地方，他就開始勘查政府所在區域，但是很快就了解到希特勒的住所。他除了暗中打聽那裏的安全保衛情況，還在樹叢中練習槍法。他在多數時間裏都是來回反覆思量每一步計劃。他選擇了正對著首相府陽臺上一個有利位置，租下了這間房子。他確定在這裏可以直接擊斃希特勒，因為他已經了解到希特勒會偶爾（不是經常）在陽臺出現，向支持者們展現他的領袖風範。

8月9日上午，機會終於來了，希特勒要在陽臺上向一些支持者發表演說，托爾尼選擇的位置相當好。托爾尼看到了希特勒，開始準備自己的武器，準備開槍。但希姆萊緊緊跟在希特勒的身邊，擋住了希特勒的半邊身子。托爾尼想耐心地等待著最佳時機，但他又擔心機會就這樣稍縱即逝，便先向希姆萊開了一槍。

子彈擊中了希姆萊，希姆萊向一邊倒去，這時希特勒的身影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聽到槍聲的希特勒意識到了危險，他猛然轉過身，想要離開陽臺，而這時托爾尼再次開火了，子彈擊中了希特勒的後背，希特勒的身子晃了晃，但卻沒有倒下去，倚在了一位衛士的身上，托爾尼抓住這個大好時機，再次開了一槍，擊中了希特勒的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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