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館區除四面修築炮臺外，還建立了一整套獨立於中國政府的行政、司法、經濟、文化管理機構，再加上東西兩端由外國軍警日夜把守的鐵門，使這裏成了地道的‘國中之國’。不但中國官員、百姓不能隨意進入，連人力車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許通行。平日即是如此，而在這個意義上，平心而論，當天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學生隊伍通過使館區，亦並非故意刁難。”

當天在場的記者們這樣的報導並無失實之處，只是此時，並沒有人意識到，歷史的轉折點，就在這一時刻開始。

直到現在，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生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學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發的嚴重的社會後果。

因為到現在為止，學生們並沒有使用計謀蒙騙當局，游行一開始確實顯得比較平和。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學生臨時轉向趙家樓，這天的游行，大概也不會出什麽大事。

可所有自發的群眾運動，無不充滿各種變數，隨時可能改變方向。更何況，學生中還有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區別。不只是最早趕到現場的步軍統領李長泰預料不到事態的嚴重性，政府及軍警也都沒想到在此之後，形勢會急轉直下。甚至於後來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曹汝霖當時已經知道街上學生的游行口號，但卻並沒感覺到危險，而是在參加完總統府的午宴後，照常回到了家中。

而東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攔，不但沒有平息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反而激起了強烈的反彈。

“沒有大總統令以及外交照會就不準進入使館區游行！此說依據的竟然是‘和約’！”

在確定無法通過使館區後，一位學生代表憤懣地大叫了起來。

“如此不平等的‘和約’，符合‘公理’嗎？”

“為什麽我們自己的國土，不準我們的隊伍通過？使館界！什麽是使館界？這是我們的恥辱！恥辱！”

“如今國猶未亡，而自家之土地已不許我等通行，果至亡後之屈辱痛苦又將如何？！”

游行隊伍無法通過使館區使學生們倍感憤怒，盡管一個個青年學生熱血沸騰，但是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鐵一般的冷酷事實：使館界，不準隊伍通過！哪怕是氣炸了肺，也無濟於事！

正當學生們都十分氣憤，也十分洩氣的時候，不知是誰說了一句，“去趙家樓！找狗日的賣國賊算帳！”

而聽到這一聲呼喝，本來激憤的人群立刻變得沸騰起來。

一些記者這樣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

“長時間受阻於東交民巷的游行隊伍，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洩之，遂決定直撲曹汝霖家，其時負總指揮責任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恐發生意外，極力勸阻勿去，卻絲毫無任何效力了。”

“是時，學生隊至東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驅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憤慨，和之，聲震屋瓦。”

“但當游行隊伍經過東交民巷口以後，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憤的時候，這響亮的口號得到了群眾一致的擁護。”

在6月4日這一天，去趙家樓這等“神來之筆”，其實正是群眾運動特有的“魅力”。說不清是誰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語，群情互相激蕩，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現“創舉”。一位學生領袖這樣說道：“這時候群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著，同樣走著”，“很難確定誰影響誰。日後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個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號，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向東進發，揚起一路灰塵。北京的街道在那時本來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陣風一起，加上這幾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滾滾的塵霧，直向鼻孔口腔中鉆來。……只是群情激昂之際，沒人顧及此等小事，我們大家照樣高呼口號，散發事先印好的傳單。”

下午四點半左右，仍然排列整齊的游行隊伍，終於來到離外交部不遠的趙家樓2號曹汝霖的住宅。

趙家樓原為明代在位時間僅6年的明穆宗隆慶朝文淵閣大學士趙文肅的宅邸，因為府內後花園假山上的亭子象樓一樣，所以被稱為趙家樓。趙家樓有南北兩條不很寬的胡同，也因為趙家樓的關系，名之為前趙家樓胡同和後趙家樓胡同。如今的趙家樓是曹汝霖的宅邸，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共有房屋50多間，三個大門，內部裝潢富麗華美。其西面是中式樓房，曹汝霖自住；東面是加蓋的西式平房，為曹汝霖的父親曹成達所居。此時曹宅的門窗皆裝有鐵柵，緊閉不開。而在學生游行期間，政府為防意外發生，已經派遣軍警三十餘人在此保護。

“火燒趙家樓”這場戲，乃是此次抗議游行的高潮，而關於這個高潮，流傳的版本卻也多種多樣。

“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乘著大家狂呼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墻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裏去。”。

“學生縱身躍窗戶，以拳碎其鐵網而入。”

“一學生首先用拳頭將玻璃窗打碎，從窗口爬進入，再將大門從裏面打開。”

“一同學從西院窗口將鐵柵扭彎了兩根（該同學在少年時就練就了一手好內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夠把彎的鐵門扣捏直，其氣力之大有如此者），打開了一個缺口，他從缺口爬進去，摔開守衛的警察，將大門打開，群眾便蜂擁而入。”

“某學生發現曹宅有個窗戶，他就利用從小練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學們的幫托下，一拳打開了窗子，躍身而下。”

“某君身材較高，就踩在高師同學的肩上，爬上墻頭，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賊院內。同學們又把大門門鎖砸碎，打開大門，於是，外面的同學一擁而入。”

“我們趁軍警不備之際，踩上另外幾名同學的肩膀，登上窗臺把臨街的窗戶打開跳進去，接著砸開了兩扇大門，眾多的同學便蜂擁而入。”（以上版本聽起來象是武俠小說）

“高師同學奮勇踏著人肩從門房（傳達室）後窗爬進，打開大門，另外一個高師同學越墻而入，學生們一擁而入，發現曹汝霖等已經聽到風聲從後門逃走。”

“隊伍到達曹汝霖公館，只見公館大門緊閉，有數十名武裝警察守衛著大門。學生隊伍便在大門外怒吼高叫‘打倒賣國賊’的口號。但是如何能打進去？公館大門的左右邊，各有一個人多高的小窗戶，這時突然有領隊某君（參加示威游行前夕某黨秘密會人員之一，湖南人，高師數理部學生，曾習武術，膂力過人），奮不顧身，縱步跳上右邊小窗戶，隨即有好幾個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領隊的學生們看到後，有的就用盡力氣去掰開警察的手，堅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們演說：賣國賊如何賣國，中國如何危險等，警察們終於被感動而放松了手。某君頭向裏面一望，內部還有數十名武裝警察，正槍口對著他。接著某君向這些警察演說，警察大概也由於良心發現，不敢開槍，改變了瞄準的姿態。某君便不顧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機警的把大門開了，於是大隊學生蜂湧而入。”

“幾千學生湧進了曹汝霖公館之後，便分散到這個象‘大觀園’一樣的公館的各個角落。於是每個角落都是一片喊打聲、搗毀家具聲。學生各處搜尋曹汝霖，不見蹤影。忽而搜得一個穿著文官禮服的人出來，有認識的人喊道：‘這便是曹汝霖！’（實際是章宗祥），群眾憤怒極了，於是你一拳，我一腳，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拼死命地保護著他。學生打曹汝霖的頭，他便用身體遮蓋曹的頭；打曹的腳，他便用身體遮蓋曹的腳，他這樣拼命保護曹賊，挨了許多的打，卻始終一言不發。有人認識的喊道：‘這是個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雖然也痛恨日本人，但害怕鬧出國際交涉來，於是把曹汝霖打得一個半死，才讓那個日本人把他護送逃去了。等一會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親和姨太太，大眾不約而同的痛罵了一頓，罵他的父親為什麽養出這樣一個賣國賊的兒於；對那位姨太太則賞了兩個耳光。院子內停著一輛小汽車，學生們也把它搗毀了。大約到了天將黑的時候，忽然黑煙從後進房院升起，一會兒火勢熊熊地蔓延了起來，我們廣大的青年群眾痛快淋漓地高呼口號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後面走得慢的同學，被捕了二十餘人。這場火究竟怎樣起的？當時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戶開大門的某君。記得當時隊伍在大街游行的時候，某君同在隊伍前面，他要同學快跑去買盒火柴，大家都知道他不吸煙，幹麽要火柴？但立刻體會他要買火柴的意圖，便迅速地離開隊伍買了一盒給他，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這就是痛打曹汝霖、火燒趙家樓的情形。”

而關於火燒趙家樓的情形，不同版本的說法也很多。

“時正下午四鐘，且見火焰騰騰，從曹宅屋頂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難確悉。……至六時許，火光始息，學生仍將整列散歸，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學生被執者，聞有數十人之多。”

“當時與警察爭執之際，竟將電燈打碎，電線走火，遂肇焚如。”

“學生們搜索到下房，有人發現半桶煤油，就起了‘燒了這個狗雜種’的念頭。”

“群眾找不著曹汝霖更加氣憤，有人在汽車房裏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燒掉這個賊窩’。汽油潑在小火爐上，當時火就燒起來了。”

“有一個同學抽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這是從何說起？），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就燃起來了。”

“某人行至曹家門外，看見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只洋鐵偏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折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燃著，霎時濃煙冒起。某人跟在他們後面，親眼看見。大家認得他倆是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

而高師的學生，則毫不客氣地將此“壯舉”收歸名下。差別只在於，到底是哪一位高師學生放的火。

一位高師學生說：“我親眼看到北京高師一同學用煤油把房子點著了，我還添了一把火，趙家樓頓時火起。……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高師同學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北大學生會某隊長所發現，阻止說：‘這樣絕不可以！我負不了這個責任！’該學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對於火燒趙家樓的真相，也許永遠不會有正確的答案。

所謂的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這麽回事，總是有“組織者”、“領導者”控制不了的時候。理由很簡單，既然敢於起來反抗權威，就不會將“臨時指揮”的命令奉若神明。該自己做決定的時候，北大的學運領袖也罷，高師的學運領袖也罷，其實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麽，誰能左右局面？準確地說，沒有。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那樣一個年代，最激進的口號和舉動，在群眾運動中最有誘惑力，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對激進而不是溫和的學生的影響。倘若不是這一把“超出理性”的無名之火，軍警無法“理直氣壯”地抓人，學生以及市民的抗議也就不會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樣，這場運動其實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對於縱火焚燒曹宅持有異議的，當時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學生回憶，“（放火）這一舉動沒有得到所有在場同學的讚同”，“有些同學，尤其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決議案的精神，頗有些非議。”

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國各地。

“這件事可怪之處頗多。”在南寧的楊朔銘在第一時間接到了報告後，立刻便覺察出了其中的詭異之處。

聽到楊朔銘這樣說，坐在他對面的陳乾聲也是一臉凝重的點了點頭。

“傷亡情況怎麽樣？”楊朔銘皺了皺眉頭，向前來報告的龍永華問道。

“尚未有死亡報導。在曹府內被打者為駐日公使章宗祥，因其當時身著外交官禮服，因此被誤認為是曹汝霖，因而被打，受傷甚重，幸當時日本記者中江醜吉在場，奮力救護，才沒有弄出人命。”龍永華答道，“等到軍警正式捕人時，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已經筋疲力盡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剩下少數維持秩序、零星掉隊或圍觀的，在警察包圍下就擒。被捕學生共計32名，其中北大20名、高師8名、工業學校2名、中國大學和匯文大學各1名。”

“抓他們有什麽用？這些學生又不是縱火打人者。”陳乾聲搖了搖頭，恨聲道，“真是混蛋啊！”

“外界喧傳學生被執者有數百人之多。當晚7時，游行學生被捕的消息傳遍九城內外，各校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緊急商議營救策略，因有傳說被捕學生將被‘軍法從事’。其中北大三院的集會氣氛最為緊張，所幸蔡元培校長出席講話，對學生的愛國動機表示同情，又向當局指明，為軍警所執者，未必即為打人毀物之人。昨夕，已有人為之向警廳取釋，以免再激動群情……”

聽了龍永華的回答，楊朔銘默默地點了點頭，而此時他的心裏，卻遠非表面上那樣平靜。

他根本沒有想到，在他原來的歷史時空中的那場本該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中國歷史上最為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以另外一種差不多的形式，發生在了1920年的6月4日！

“曹總長怎麽樣了？”傅孝信問道。

“曹總長在學生破門而入前，便從後門離開，未同學生照面。聽聞曹總長的父親和夫人有些受了驚嚇。曹府被燒毀了一大半，現已不能居住，黎大總統正安排曹家全家轉到團城居住壓驚。”龍永華答道。

“他這一次的虧吃得可是夠大的。”坐在一旁的閩南鎮守使傅鴻儒冷笑了一聲，說道。

“據說曹總長當時聽到學生在院外喊叫時，並不在意，時警察署吳炳湘總監在座，令署多派警員前來衛護，曹總長還說‘幾個小孩子，讓他們鬧一鬧吧，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但誰也沒想到學生會縱火焚燒曹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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