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公報》的記者如此評價此次戰爭：“（這場戰爭）並不是我們湘軍的幾千多條人槍戰勝了在數量上占有絕大優勢的匪軍，而是我們三千多萬湖南人民戰勝了兩個民賊張敬堯和唐天喜。”

對於這樣的說法，很多人讚同，但也有不少人指出，這一次能夠在短時間裏輕易的達到“驅除張唐”的目的，和鄰省江西的大力支援是分不開的。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本土湘軍屢戰不利的時候，突然出現的那支打著“護民軍”旗號的湘軍，其實就是原先贛軍當中的湘籍官兵。正是這支雷霆救兵的及時出現，才扭轉了這場戰爭的戰局。

一些觀察家們指出，這支軍隊裝備有相當數量的“花機關”槍，還擁有迫擊炮和火箭炮等先進武器，“彼（指護民軍）人數雖少，然武器先進，火力強大，每與匪軍接戰，皆可以一當十，其勢如狂風暴雨，匪軍皆不能擋。且又有民眾死力相助，故能得奏大功……”

而一些外國觀察家們也讚同這種觀點，而且他們還指出，“很多地方的匪軍都曾遭到可怕的飛機轟炸，一些設防堅固的匪兵們的陣地在來自空中的猛烈打擊下，也都棄守了。沒有人能夠在這樣沒完沒了的打擊下堅持下去……事實上，沒有來自於空中的支援，這麽少的人是沒有辦法贏得戰爭的，這是一場令人驚訝的戰爭，因為哪怕是在歐洲的戰場，空中和地面的配合得這麽好的戰例也少得可憐……這同時也是一場奇怪的戰爭。一方面是毫無作為的政府，一方面是奮起自救的民眾，這場戰爭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未來？”

1919年1月20日，北京，居仁堂，中華民國大總統府。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自湖南戰事發生以來，全國學商各界，莫不歸咎於敬堯等，公憤陡起，莫衷一是。而政府知湘省戰事，於敬堯等實無幹系，故迄今並無責令引退之心，反而溫言慰藉。政府知敬堯等實為人受過，深具苦衷。自古以來，但凡國家大事，壞於輿情者屢見不鮮，敬堯等生平於湘民並無惡感，就見聞所及，自敬堯駐湘以來，雖鮮有建設之舉，然兢兢業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何以殘民如斯·以至於內外之人，皆曰可殺？京中諸公，豈無一二智識之士，得辨當中曲直？此中緣由，如不能大白於天下，定當貽害無窮。如今敬堯伏惟我大總統總理宸衷之斷，即刻派群情共戴之員來湘省調查，接替敬堯等職務，將一切內情，公諸國人，則群情自見消融，隱患從茲澌滅。湘民既安，國難於以大定，亟謀統一，徐策富強，民國前途，庶幾有豸。敬堯等憂患所至，急不擇言，臨電不勝籲禱之至……”

“他張敬堯發這麽一封電報是什麽意思？”

黎元洪將電報交給了國務總理徐世昌，皺緊了眉頭說道。

徐世昌飛快地看完了電報，眼中也閃過驚奇之色。

“從這封電報來看，他張敬堯似乎是有滿腹的委曲啊。”徐世昌說道，“他一再暗示這裏面別有隱情，難道……”

徐世昌一邊說著，一邊不自覺的向窗外望了望。

黎元洪當然知道徐世昌的意思，禁不住苦笑了一聲。

“他張敬堯不發電報給段芝泉，卻發給咱們，怕是有想要拖咱們下水的嫌疑。”徐世昌接著說道，“從這一點上來看，這湖南的亂仗，怕是真的有不為人知的隱情。”

“隱情肯定是有，而且牽扯到的人肯定很多。”黎元洪說道，“至少段芝泉和楊瀚之都跑不掉。”

“楊瀚之？他不是在廣西麽？怎麽會把他也扯進來？”徐世昌問道。

“他人是在廣西，但江西現在可等於是他的地盤。”黎元洪說道，“贛西鎮守使唐璟，南昌鎮守使徐元錦，廣東省長陳炯明、福建鎮守使李厚基和江防艦隊司令程璧光可全都唯他命是從啊。”

“宋卿的意思，是他楊瀚之在暗中支援湘軍？”徐世昌吃驚地問道。

“當然了。”黎元洪冷笑了一聲，“要不然，湘軍哪來的那麽多槍械彈藥，甚至還有飛機大炮？”

“照此看來，這當中還的確是真有隱情啊！”徐世昌點了點頭，“他張敬堯緣何會和唐天喜打成這樣？而段芝泉為何不肯罷免張敬堯？楊瀚之又為何不肯直接出手援湘？這當中的疑點的確很多。”

“可現在這個時候，說什麽都沒用了。”黎元洪說道，“就算是確有隱情，那又能怎麽樣？以現在的情勢，誰會肯為他張敬堯這個臭名昭著的民賊說話？”

“是啊！現在替他說話，純粹就是找死。”徐世昌嘆息著說道。

“他張敬堯想要伸冤叫屈，不但找錯了人，也找錯了時候。”黎元洪隨手按下了鈴，把一位機要秘密叫了過來。

“把這份電報轉抄給督辦府一份，馬上。”黎元洪吩咐道。

自從新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邊防督辦名義上是直屬總統府的，但實際上卻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各地發來的公文，除了呈總統府，就是督辦府。

“讓他老段自己去處理這事吧！”等到秘書的身影消失，黎元洪轉頭對徐世昌意味深長地說道，“他的寶貝愛將，還是他自己動手吧！”

當段祺瑞看完總統府抄送來的電報之後，臉色一下子變得鐵青。

“混蛋！”段祺瑞狠狠的把電報摔在了桌子上，“他張敬堯這是想要讓我給他當擋箭牌了！”

“當初真不應該讓他來辦這件事，”剛剛趕回北京的徐樹錚看完電報，冷靜地對段祺瑞說道，“他現在是怕咱們不管他，所以才發這麽一封電報。”

“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現在誰也救不了他了。”段祺瑞喘了口粗氣，坐下來說道，“我就是想幫他，也無從幫起。”

“湖南這著棋，咱們等於已經輸了。”徐樹錚說道。

“還沒有。”段祺瑞冷笑了一聲，搖了搖頭。

“怎麽說呢？”徐樹錚微微一楞，和侍立在一旁的段祺瑞的兒子段宏業交換了下眼色，二人眼中都閃過不解之色。

“他楊瀚之到底是年輕人，和那些激進的學生在思想上還是有共通之處的。”段祺瑞將另外一封電報遞給了徐樹錚，“這是他楊瀚之讚成湖南自治的通電。”

聽了段祺瑞的話，徐樹錚不由得恍然大悟，他立刻接過電報，看了起來。

“梁卓如也讚成湖南自治，竟然連國會選舉這等大事都顧不得了。”段祺瑞說道，“他現在已經離京南下了，估計好到長沙了。”

“湖南自治，對他楊瀚之其實是沒有多少好處的，可他竟然大力讚成，真是讓人想不明白。”徐樹錚放下了電報，臉上的疑惑之色更濃了，“他到底想幹什麽？”

“我們等著看好了。”段祺瑞說道。

1919年1月17日，張敬堯通電下野，張氏兄弟旋即逃往外省，在省界為湘軍所捕獲處決。

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軍撤往湘潭，為湘軍“護民軍”第1師所截擊，唐天喜本人被當場擊斃，湘軍官兵獲其屍後懸於城頭，以洩民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軍趙恒惕通電下野。

湖南，長沙，岳麓書院，制憲會議會場。

“那位小楊將軍已經通電全國，讚成湘省自治，廢督裁軍，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來了咱們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電。”

“不然，他之所以幫咱們，又讚成自治，其實很大程度上還是為其自身打算，借著自治的名義對抗北京政府。”

“連軍人口中都會吐出‘自治’這兩個字來，總算是自治的動機勃發了，這真真假假咱們暫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斷定我們理想中的聯邦國家，遲早總會有實現的希望。”

此時在會場上，一些學者們正在侃侃而談。

“他們軍閥讚成自治的作用，無非是想利用‘自治制憲’這塊金字招牌，好拿來對抗某一方面，或應付任何方面，誠意本來是沒有一點的。不過他們軍閥雖然沒有誠意，我們人民卻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誠意去順應他。他既然可以利用這個名義來遂他的私圖，人民又何嘗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圖來謀群眾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於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淩侮，據湖南為地盤，括民財為己橐。往事我們不說，今後要義，消極方面，莫如廢督裁兵，積極方面，莫如建設民治。自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制內閣制，結果只有愈鬧愈糟。何者？建層樓於沙渚，不等建成而樓已倒。如今大亂初勘，三千萬人，人人當發言，各出獨到之主張，共負改造之責任。”

“如果湖南的事，還是由幾個湘籍司令主持，這是‘湘官治湘’，決不可認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賴‘官治’，要謀‘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階級的少數人，政府和特殊階級的少數人是不一定能夠替我們全體湘人謀福利的，我們還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換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實現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萬人，人人當發言，人人要發言。”

“我們將要起草的所謂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眾心裏所急欲創造的那部省憲法嗎？省憲法的性質，是規定省的組織，省政府各部門——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關系和省政府與人民的關系的。人民對於憲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麽樣規定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因為民權的消長，只須爭此一點，這一點爭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滿意，旁的事便沒有話說了。”

聽了學者們的討論，坐在那裏的梁啟超不由得連連點頭，心裏滿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後有著湖南民眾的覺悟為支撐。

在“驅除張唐”勝利之日，參與請願驅除張唐的湖南士紳學子就已經意識到，政治問題不能僅僅只有政治方式解決，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會的認知。如今的湖南知識界，已經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軍閥和武人的身上，而轉而寄望於民眾的覺醒和社會自救。在這方面，在場的學者們的意見其實是一致的。

正因為有了這種外省軍閥靠不住，本省軍閥也靠不住的覺悟，湖南人民已經意識到，要想擺脫戰亂過上好日子，必須要“自求多福”，要三千萬人起來實現“民治”的覺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產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軍閥勢力無法可說，首要之務就是必須制定基於三千萬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憲法”。基於這一認識，湖南諸公共團體集體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盡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憲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決與自治出於正當之軌道，舍湖南人民自制憲法，更無他道之可循。”

除了為阻止南北軍閥勢力爭奪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識階層還希望這部憲法能夠起到保障民權的作用。這就要求民眾廣泛地參與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來。為了喚醒民眾的憲政意識，湖南大公報還專門刊文《民權不是送來的》，即旨在喚起民眾參與憲法制定的熱情。文章說：“湖南人，你們都醒了麽？你們在這戰亂的日子裏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壓抑、議會的愚弄、官吏的敲剝、兵匪的荼毒，哪一樣不疾首痛心？趁著這個大法初創的時機，你們就應該要想著：一、我們人民為什麽沒有權？二、蹂躪我們民權的人，為什麽那樣橫暴？由此推想，我們要怎樣伸張民權和怎樣去抑制民權的蹂躪者的方法，便可以在憲法上想出來了。我們想出了方法，還須得要把這方法制成條文，安放在憲法內面去，做一個永久的保障。這些不利於特殊勢力階級——官僚政客武人資本家——的方法，拼命去爭恐怕還不容易得到圓滿的解決，閉目靜坐如宗教徒之禱告上帝賜福音，哪裏有希望呢？我們在這裏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話：‘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識界，已經有了“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般的覺悟，終於使湖南的籌備制憲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啟蒙運動。而最先卷入這場運動的，是梁啟超、蔡元培、張東蓀、章太炎乃至杜威、羅素這些國內和國外著名的學者。如今在湖南省內部，在省政府與民眾之間，最主要的麻煩，是出現了“由官紳制憲”還是“由公民制憲”兩條路線的分歧，因這種分歧而導致的請願和論戰，在戰事結束之後，便開始此起彼伏。

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解決分歧的方案是“學者制憲”。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羅素等外國知名學者前來長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時蔡元培便曾提議湖南的自治憲法應聘請具有專業修養的學者來制定。蔡元培的意見得到了當時的湖南省長譚延凱和湖南督軍趙恒惕的支持。而在這一次“驅除張唐”的戰爭結束後，由省政府出面聘請了大批知名學者，作為湖南省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象梁啟超、王正廷（法學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起草者之一）、蔣百裏（軍事學者，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石陶鈞（軍事學者）、彭允彜（前教育總長）、李劍農（聯邦主義理論學者）、王毓祥、向紹輯、皮宗石、黃士衡、唐德昌、董維鍵、陳嘉勳、張聲樹等人，全都位列委員之列。

“這次起草委員會草擬的湖南省憲法案，我讀了三四遍，覺得大體上是很不錯的。其長處在於：第一是知道註重民權。看裏面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處處都是從實質上劃定界域，明白寫了出來，不用渾括條文，替惡政府多留蹂躪人權的機會。這一章在本草案中，確實是特放異彩！第二是知道著眼事實，不務為高遠之談，使條文等於虛設；其有根據之法理本應如此規定，而因其種關系即時又行不通者，則變通方法或展緩其施行期限。這都可以見得起草諸君的心思細致！第三是知道求實用不求美觀。我起初是一個反對所謂‘學者制憲’的人，就是害怕學者們不甘心自貶‘學者’的身價，專門替我們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憲法。今讀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聽了梁啟超的評價，一些學者紛紛鼓起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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