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楊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啟超有些吃驚，一時竟然語塞。

梁啟超和楊度本是極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識於“公車上書”，後楊度自費留學日本，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楊度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和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做《湖南少年歌》，內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之句，讓梁啟超感佩不已，由是楊梁遂結為天下至好。

雖然因為“弘憲帝制”的關系，一同追隨袁世凱的楊度和梁啟超一度分道揚鑣，但主義之爭並不影響二人的私誼。

“楊瀚之止兵柳州，這是要開始專心的經營兩廣了。”楊度翻過報紙看了看，苦笑了一聲，“他還是真的想做這個‘高科技軍閥’啊！”

“無論是高科技軍閥也好，低能兒軍閥也罷，只要想做軍閥，國家就不會安寧。”梁啟超嘆息道。

“項城公故去，再無人能主我中華，以後軍閥遍地，狼煙四起，兩廣能得一高科技軍閥，總比那些低能豬腦要好得多。”楊度說著，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條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說是為了響應‘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雖好，只怕效果會適得其反。”

聽到楊度隨口剖析時局，無不切中要害，梁啟超不由得在心裏暗暗佩服。

“皙子為何如此說？”

“張敬堯和唐天喜已經把湖南禍害得夠厲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為湖南民眾結束戰亂，就不該再派一添亂的主兒過去，讓水更混。”楊度嘆息道，“可惜項城公不聽我言，沒有及早給楊瀚之以軍事全權，以至於我三湘之地兵禍連結，民眾苦不堪言。”

聽了楊度的話，梁啟超也禁不住扼腕嘆息起來。

自張敬堯進入湖南出任湘南鎮守使以來，張氏兄弟在湖南廣植私產，大擴私軍，濫發紙幣，橫征暴斂，搜刮民財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不但禍及草根民眾，連縉紳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進入湖南之後，其胡作非為的程度較張敬堯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唐天喜為了和張敬堯搶奪地盤和財源，在湖南展開了大規模的混戰。

張敬堯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趙恒惕等人放在眼裏，一心等著在南方諸省平定之後，撿楊朔銘的現成便宜，當一下湖南督軍。但他小看了唐趙二人的野心。在中華民國恢覆後，唐天喜立刻通電全國，表示自己當初加入南方軍閥行列裏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帝制”，如今“恢覆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轄，請北京政府不要派兵進攻他。段祺瑞當然對唐天喜的態度表示了歡迎，特意指示楊朔銘不必進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後顧之憂之後，大喜過望之餘，也做起了督軍湖南的美夢，他不敢去楊朔銘的後院騷擾，卻聯合趙恒惕處處和張敬堯作對，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

張敬堯和唐天喜之間的混戰給湖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張唐兩軍殺伐之下，“……湖南七十餘縣之地，無地不災，三千萬人之家，無家不毀……”，“唐軍先去，張軍踵來，唐軍既掠而過，張軍且掠、且淫、且殺而後。”尤其是張敬堯所部在株洲、醴陵燒殺搶掠，無辜民眾死者10餘萬人，“此次兵災，尤以醴陵、株洲兩地最為慘烈，醴陵歷經火劫，最烈之時，大火由城鎮延燒至鄉村，歷半月不息，環其地百餘裏不見人跡者二十餘日，戰事結束，醴陵縣城僅遺二十八人”。“株洲幾經巷戰之後，已無一戶人家，自株洲至萍鄉鐵路，男女老幼，屍積如山，火車竟不能過……”，“岳陽南關外一帶，唐軍縱火燒毀民居一千餘家……凡唐軍所駐之地，門窗，板壁，梁角，堂榭無不拆毀……”

1918年湖南《民國日報》如此形容本省的慘況：“……湖南人死了若幹還不算，還要賠上若幹財產，戰來戰去，戰到如今，從前金裝玉琢的湖南，就變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還能享有些微閑福外，其餘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異國他鄉的，無處不見焦土的顏色，無處可覓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著的人，不是號寒，也是呼饑，住宅裏頭藏著的人，不是數米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離婦，望秋風而泣，老母倚斜閭而望子。種種慘狀更是不勝枚舉。”

湖南人民切齒痛恨張敬堯和唐天喜的暴行，時有民謠稱：“白臉唐，白臉唐（指做過戲子的唐天喜），殺了我的雞，吃了我的鵝，還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張，堯舜禹湯（均是張敬堯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張唐不除，湖南無望”，為了結束這可怕的苦難，湖南人民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驅除張唐”運動，湖南省內外所有的開明勢力全都聯合了起來。有社會地位的湘籍士紳，利用一切機會，向各種政治團體、在各種政治場合控訴張敬堯唐天喜等人的罪惡，並且努力發行各種刊物（如《湖南》、《湘聲》、《天問》），將張唐在湖南的種種暴行廣而告之於全體國人；湘籍學子則聯合罷課，並選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請願；長沙省城的教職員工也加入到請願大軍之中。不到一個月，張敬堯唐天喜的惡名已然舉國皆知，全國各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以及海外留學生團體紛紛聲援，要求北京政府順應民意，驅除張敬堯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洶湧的民意面前，竟然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對張敬堯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戰毫無作為！

北京政府的行為讓湘籍士紳、學子乃至普通民眾對北京政府極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於被蹂躪的命運，選擇了“武力驅除張唐”的道路，自行組織武裝進攻張敬堯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軍也加入了進來。在張敬堯唐天喜部所到之處，廣大農民以鋤頭扁擔為武器，截斷交通，奪取輜重，湘軍所至，民眾主動供應補給者絡繹不絕，“輸卒糾聚自如，給養望屋而得”，使張唐匪軍遭到了沈重的打擊，不得不龜縮在幾座主要的城市裏。

在驅逐張敬堯唐天喜的武裝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湖南人民自發提出來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長譚延凱發表全國通電，公開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純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決心……凱及全體人民，……爰本湘民公意，決定參合國會討論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行條例，公布實行。”

譚延凱稍後又多次全國通電，宣布“湖南自治”，並提倡全國“聯省自治”；並邀請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會團體代表以及新聞記者，舉行聯席會議，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計。

譚延凱之所以這麽做，也是迫不得已，湘軍假使能夠驅除張敬堯和唐天喜，也並無保全湖南全省的實力，張敬堯屬於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經表明了效忠皖系，驅除張唐無疑已經得罪了皖系，因此譚延凱不得不以“聯省自治”的辦法來抵禦，並打算用全體湘民的公意，將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門之外；再者，楊朔銘的贛軍已經平定兩廣雲南，成為國內新興的一支強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軍閥勢力，譚延凱想借“聯省自治”之名，吸引楊朔銘加入，借楊朔銘的軍力抵抗段祺瑞。譚延凱認為，楊朔銘如欲北上和段祺瑞爭鋒，必然取道湖南，以楊朔銘平定兩廣期間的所作所為看，和段祺瑞相比，楊朔銘顯然要開通得多，因而能夠阻止皖系勢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訴諸湖南全體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對譚延凱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寶，段祺瑞很快便意識到了危險，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張敬堯和唐天喜，承認譚延凱的省長地位，一方面將計就計地接過了譚延凱“湘人治湘”的口號，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內弟）率軍入湘，出任湖南督軍。

而一直對家鄉湖南極為關註的楊度，當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麽。

對於目前擔任兩廣巡閱使並且擁有海軍支持的楊朔銘，段祺瑞一直極為擔心，楊朔銘雖然已經同意了二人聯手的建議，但段祺瑞並不放心，對楊朔銘的贛軍平定兩廣後並沒有進軍雲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贛軍連續作戰需要休整的緣故。而此時湖南的戰亂勢必影響到楊朔銘的後方，正好可以用來牽制楊朔銘的軍力，使其無暇分心。

而在張敬堯和唐天喜打得兩敗俱傷之後，傅良佐便可入湘一舉平定，這樣湖南便可成為皖系的勢力範圍，同時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擋楊朔銘北上的屏障。

“其實楊瀚之有力量結束湖南的戰亂，但他卻在兩廣按兵不動，”梁啟超說道，“莫不是真的對老譚的那個‘聯省自治’的提議感興趣？”

“‘聯省自治’又怎麽了？所謂‘聯省自治’，不外乎兩個層面的涵義，即各省自行制定省憲法，依照省憲法自行組織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礎上，由各省選派代表，制定聯省憲法，以實現國家的統一。”楊度答道，“其實這是一種很現實的選擇，再怎麽說也好過這樣的軍閥混戰。他楊瀚之如果選擇聯省自治，眼下正當其時。”

聽了楊度的回答，梁啟超竟然不自覺的點了點頭。

對後世的很多中國人來說，他們光知道“中央集權”，對於“聯省自治”這個詞一直相當陌生，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國家制度因為與革命領袖的“北伐統一”路線存在尖銳沖突，一度被簡單粗暴地冠以“地方軍閥粉飾其割據陰謀的遮羞布”的標簽，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實上，中國人有這種“聯邦制”的國家理想，由來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明確表示：“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在袁世凱以大總統身份統一南北後，進步黨人掌控輿論，高舉中央集權的旗幟；革命黨人憂懼袁世凱實施獨裁統治，遂在“臨時約法”中沒有對中央政府與各級省政府之間的關系作任何具體的規定，“二次革命”期間，更是明確的倡議國家應改行聯邦制。在袁世凱解散國會後，進步黨人也轉而開始鼓吹擴大各省自治權。在民國建立後，聯邦制的國家理想已經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頗有影響力，如章士釗即屢言“吾國之各省盡可邦而聯之，而無礙於國家之統一”。

自辛亥革命以來，聯邦自治論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界最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凱稱帝後，聯邦自治論一度沈寂，此後革命黨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來，在南方舉旗反袁，明確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權制的共和國。由共和到帝制讓人們看到了過度中央集權的危險，而“弘憲帝國”覆滅後出現的軍閥混戰危險，更將聯邦自治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地方中小軍閥層面，大大小小的軍頭們希望依靠“自治”，能夠將北洋系大軍閥的“武力統一”擋在省門之外；在民眾層面，希望依靠“自治”，結束國家持續動蕩帶來的災難和軍閥混戰的危險；在知識分子層面，上層救國路線已經走了多年，一無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危險，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嘗試著去走另一條中間的救國路線。

作為一個對中國政治現狀有著深刻理解的優秀政治家，楊度當然清楚這當中的利弊。

“國會重開在即，他段芝泉卻出了這麽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楊度說道。

“國會重開，皙子怎麽看？”梁啟超聽到楊度提到國會重開的事，立刻問道。

“國會開不開，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楊度看著梁啟超，笑了笑，說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顯一番身手了。”

梁啟超聽出了楊度話裏的諷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沒有說什麽，但他的眼中，卻不由自主的閃過一絲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沒有告訴楊度，國會之所以能夠重開，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間的合作，是有著很大的關系的。

段祺瑞雖然是軍人出身，但也知道用文人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而且段祺瑞曾留學德國，對西方的代議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夠在中國推行代議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研究系展開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進步黨，在民元國會時，進步黨是除了國民黨之外的第二大黨，是從晚清時期的立憲派發展而來，在各地頗有根基。袁世凱覆辟帝制失敗身亡後，梁啟超以他的生花妙筆，在引導輿論方面，給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於連他自己的老師康有為都罵到了。在段祺瑞上臺後，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說進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亂”期間成立的臨時參議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段祺瑞重開國會的意圖，也得到了梁啟超的大力響應，而新一屆國會的體制乃至選舉辦法，也是梁啟超等人一手弄起來的。

梁啟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在歷經“弘憲帝國”和南方叛亂之後，原來的包括孫氏中華革命黨在內的屬於國民黨的勢力已經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雖然財力雄厚，但並不象一個政黨，也沒有多大的政治抱負，國內目前能夠稱得上大黨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屆國會當中，獨占鰲頭，成為第一大黨。

作為研究系的首腦人物，梁啟超希望能夠在國會選舉勝利之後，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洗雪當年激進的“戊戌變法”不成而導致國家動蕩所帶來的恥辱。

“此次重開國會，有幾件事，還需要卓如你多加註意。”楊度看出了梁啟超心裏在想什麽，提醒了他一句。

“願聞其詳。”梁啟超收斂了思緒，臉上現出了關註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為將而不可為相，更不可為帝，”楊度說道，“他雖然倡議重開國會，但他心裏想要的，是一個能聽他話的國會，這一點，我想卓如心裏應該清楚。”

梁啟超聽了楊度的話，微微一楞，然後顯得有些勉強地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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