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追問：“偏差在哪裏？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劉興純一直都在龍門，關於江南諸事，平日該已溝通足足，現在還要作此問，顯然是對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見，包括漕賦，因此要在李肆面前開口辯難。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層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龍門，就是要統合各方意見。

“這就要從漕賦改糧為銀說起……”

宋既也不動氣，開始回顧英華插手江南後，漕賦的變遷過程。

包括安徽、江蘇兩省的江南，漕額為179萬4400石，幾乎占漕糧一半。明時是官辦民運，清時是官辦官運，而且具體經辦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運。

明清雖都設有漕運總督，總掌漕事，但跟明時設置糧長，將漕運事務以徭役方式攤派到民間的手段不同，滿清漕運的官辦體系非常完善。從漕運總督到糧道，再到州縣糧廳（即縣丞），再到總書，也稱漕總，構成一整套漕運管理體系。

州縣漕總負責賦額攤派，進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圖的糧差具體執行。糧差為大差頭，征糧時招收臨時工為小差頭，再跟糧櫃糧倉的書辦倉役三位一體，李肆當年在廣東英德所遭遇的裏排勒索，跟江南糧戶所受的盤剝比起來，還真是小巫見大巫。畢竟他只交銀錢，這裏糧食銀錢都要交。

州縣糧倉收足了漕糧，就向各漕口匯聚。漕運衙門的糧丁押運，一路北運。而糧丁多是旗丁，收糧時索賄卡拿，形成慣例，這些耗費自然又轉嫁到糧戶身上，成為雜派。

雍正上臺後，大刀闊斧搞“費轉稅”，也就是火耗歸公，這政策也落實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縣和漕事經辦人身上的雜派陋規收歸中央，再酌情朝下返點。

當然，雜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輪雜派又頂著其他名目出現了，糧戶負擔又重了一層。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滿清不是重兵壓境，就是統治穩固，沒起什麽大亂。可在江南，英華自龍門而入，這重壓有了出氣口，開始有掀滿清桌子的跡象。

《滸墅和約》後，英華糧商進入江南，經過一番較量後，李紱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潰，糧價由暴漲轉為一路下跌。同時英華糧代異常活躍，侵蝕漕事各個環節。州縣漕總糧倉乃至一省糧道賣掉漕糧，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購買糧食充抵漕糧，由此賺取運費差價，此事已成風潮。

基於此難逆現實，李紱只好上奏朝廷，建議不再征漕糧，而是直接征收銀，在江南各個漕口買糧北運。當然，英華糧商跟江南糧商合流推動此策的背景就隱在後面，為李紱建言改糧為銀的錢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糧商的銀子。

考慮到丟掉江南已是時間問題，直接征銀還能有所積存，雍正很俐落地點了頭。雍正八年，滿清漕運在江南由征糧改為征銀。而征收額度卻並不隨糧價而變，而是以雍正三年，一兩一石梗米為基準線上下浮動。征來的銀子也不是全部買糧，三成直接撥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間，南北大勢已經明朗，滿清的漕運體系也轟然崩塌。漕運總督衙門裁撤，漕運旗丁北歸。但崩塌的只是官運體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銀的官辦體系被英華官府接收下來，實際經辦運輸的漕船人戶被英華資本接收下來。江南行營以發放許可證的方式管理漕事，漕運在表面上並無大變，但內裏的運轉機制卻已完全不同。

宋既剛說到這，劉興純插嘴道：“這偏差就在，漕銀還是按照舊額征的吧。一石一兩，現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錢，糧戶賣給糧商怕只有三四錢，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額銀，糧戶當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廢待新，漕銀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舊額都不改，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搖頭：“賬要算全，不能光看著漕銀一項。”

“江南兩省漕銀正額三百萬兩，對我英華國庫而言不算多，就算減免一半，對江南糧戶而言，也不覺有大寬松。”

“糧戶的負擔不止漕賦，還有攤分到田畝上的丁銀。江南八府在聖道五年時，漕田兩賦總額是七百萬兩，這還是雍正為爭人心，同時在江南辦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後才減下來的。”

“江南今明兩年仍照舊制征賦，官家將田賦普免三成，個別地方甚至高達六七成，八府田賦依舊有三百萬兩，而八府漕銀正額不過一百六十萬兩，相較之下，重點自然在田賦而非漕銀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鄉剛剛推行，重清田畝還未展開，所用胥吏還是當地舊人，偏幫士紳富戶，這減免更實惠了他們，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聲道：“這是吏治和惡紳的問題，江南舊制未拆，必然如此，就如明末東林故事……”

宋既笑道：“所以才要力行官府下鄉，強推族田分戶。”

李方膺一怔，感情在這等著他呢……

他還不服，正要深談，李肆道：“這兩樁事是國體相爭，是大事，漕事相對較小，可以先行入手，且聽宋既說完。”

宋既拱手謝過，再道：“我英華朝廷得江南，免厘金，降田賦，還重整官府，分稅落地，陋規大減，以整體言，江南負擔較之滿清已輕了接近一半！可為什麽江南並非地地稱頌，反多有怨苦之言呢？”

“原因就是官府未能下鄉，鄉間民情不清，少數得利者分走大利，餘利也還未落到一般農人身上。眼下正是漕賦冬征，農人只對比漕賦，加之對糧價太過揪心，再想到明年田賦，也得賣糧換銀，都有負擔加重的感覺。”

宋既看向李方膺：“秋池所問，漕賦之策偏差在哪裏，就此來看，就偏差在朝廷對此認識不足，沒料到江南農人之心聚在這上面，而不是田賦上。”

李肆暗自白眼，自己剛在說這事小，這家夥就說認識不足。

“至於為何有此偏差……”

宋既正談得入神，哪顧得上皇帝的感受。

劉興純卻不客氣地插嘴：“我看問題都出在糧價上面……”

宋既點頭，接著又搖頭：“糧價是其一，稍後再談，總括而言，有三點。”

“其一是南北相離……我英華得江南，三年內都難獲益，反而要補貼大量銀錢。”

換成是一般人聽到這話，一定會呲目以對，滿清僅僅在江南八府就要收七百萬兩銀子，英華覆江南，為何還要賠錢！？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銀系於跨幾省的漕事，難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劃歸地方賦稅。眼下江南行營還要給各漕運公司補貼，就是要穩住與漕事有關的各業人色。這可不只是漕銀正額，安徽江蘇漕銀之前正額是三百萬，算上加耗和雜派，接近八百萬兩。除去各層盤剝，兩省漕事涉及民人的也該有五百萬兩，江南行營每年至少要補貼兩百萬……”

“可這兩百萬還不是大頭，依計司核算，江南地方轉制，安徽、江蘇、浙江三省，不算義勇軍所費，至少也要一千萬兩地方稅。循序漸進，這三年裏，缺口每年平均四百萬兩……”

“田賦是地方稅，朝廷稅在工商，比照南方規模，待諸事理順後，十年後可到五千萬。但江南廢了厘金，工商稅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後方可初成，大略達到一千萬規模。一進一出，總括算下來，三年內朝廷要向江南八百萬。”

聽到這個數字，劉興純都牙痛似的抽了口涼氣。

誰都知道江南未來一片光明，僅僅安徽、江蘇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華，足有四千多萬，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後，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廣東，怎麽也能媲美福建，到時英華國入就是上億兩白銀的規模，上億兩啊……這可是不必養地方官地方軍隊，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務的收入，能辦多少大事！？

可惜，這終究是未來之事。

英華一國現在正飛速發展，政府不僅要大辦基建，還要主導投資，國入雖豐，卻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這一仗，還是事先在財政上埋了線，並且舉了兩千萬巨債。

聖道十年還有幾天就要過了，英華國庫今年實入預計超過六千萬，可為免戰事驟消，相關各業蕭條，國家還得另起工程，轉兵為民。此外軍費國債也得攤償，聖道十一年的中央預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萬兩，還不清楚實際會不會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僅在財稅上暫時得不到好處，還要大量補貼。銀子從哪裏來？舉債？國債在預算裏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舉了，征新稅？海關、殖民等稅還好說，要是工商和金融稅，那就得跟東西院好好戰一番了。

計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關稅收來補貼江南，這是建立在南北形勢緩和，關稅會有大幅增長的預估下。為了不出意外，八月時還是修訂了明年的預算，從各個渠道攢出了三百萬，在工商和金融稅上也有所增加，東西兩院還發了不少牢騷。

李肆也在微微嘆氣，沒錯，這事涉及到的其實還是英華與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華三年裏為江南作巨額補貼，他們都不是百分之百樂意。此時英華人，視江南人絕非夷狄，卻怎麽也難完全當作自己人。

也就是這樣的心理，讓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幫人在定下漕賦之策時，並沒有想得太深，更沒料到江南農人的不安、不滿等負面情緒都匯聚到了漕賦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說第二點：“方才說到官府下鄉必須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資本已及江南髓裏，卻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賦。”

“借著南北大勢，英華資本雖占了江南，取代了滿清皇商官商，有利於江南民人一面，但因無官府這層皮面，害民一面也顯了出來，尤其是在糧業上，漕賦尤重。”

“我英華資本自龍門入江南，就開始侵蝕滿清漕事，漕運由糧改銀後，糧商更沒了束縛。南洋米商推著糧代深入鄉鎮，把糧價打壓下來。江南糧商借此以低價從糧農手裏收糧，轉運北面獲厚利。每年數百萬石的漕運更是他們眼中的鐵飯碗，糧價每石壓低一分銀，他們就有數萬兩的穩利……”

“江南米價近於一體，城鎮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糧農卻怨聲載道。江南跟兩廣福建不同，兩廣福建務農者最多占一半，一半裏種糧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戶裏，務農者十之七八，種糧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滿清官府在糧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華糧商和糧代吃下，我英華糧業正重壓著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劉興純和李方膺都同時點頭，這才認識到官府下鄉的重要性。不是說官府下鄉就能解決這問題，而是要解決這問題，就必須有深入鄉鎮的官府。通過基層官府獲得更迅速更準確的民情，通過基層官府管控糧商以各種不當手段得利，沒有基層官府，朝廷在糧業上的各種調控法令也難以執行。

但最關鍵的問題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糧價太低。

宋既談到這一點時，也覺這個問題很覆雜，只簡單談了兩點。

“一是我英華商貨大通，多了南洋米調劑，北運糧商又為獲利而借勢打壓，米價自然會低，這是常識。”

“另一面所涉更廣，英華商貨沖擊江南，江南產物又多為絲綿等廉價原料，白銀不斷南流，江南本地漸漸短銀，銀貴物賤。江南米價比廣東還低，這怕還是主因。”

這個問題就比較嚴重了，李肆都沒認真留意過，心中也是一震。當年他曾經以“殖民江南”統稱英華的江南攻略，現在江南得手，英華資本也穩穩紮根江南，卻生出了諸多害處，看來還真是朝前多走了半步，比喻有成描述的跡象，這就是分寸問題。

由漕賦一事，就牽出了人心之隔、江南改制、資本之害和經濟運轉等一大堆問題，眾人都覺得腦子有些應付不了。

“那……咱們該怎麽辦？”

劉興純不太懂經濟，聽得眼暈，趕緊請教。

沒想到宋既攤手聳肩：“我也就只能選出最容易入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剖析來由根底。”

嘩啦一聲，李肆抽出一把折扇，擡眼望天花板，呼呼扇了起來，三人對視，都道皇帝也在撓頭了，現在可是十二月……

這扇子大家常見，扇面素白，寫著“萬仞險峰步步攀”七字，是李肆找國中書法新秀，通事館汪由敦題的字，皇帝這是時時提醒自己戒驕戒躁，不要冒進。

看著這呼呼翻著的扇子，李方膺忽然兩眼一亮。

他猛然離席，朝李肆鄭重拜下。

“草民有一策！若行此策，江南亂相，迎刃而消！”

李肆等人都盯住了他，不知道他要發什麽驚人之語。

李方膺朗聲道：“陛下可廣詔天下，還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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