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她指著西北方海天一線的遠處，只字不語——到九歲和十歲上，同樣的事紅蓮又做了兩次。是否因為這三次出走而重新喚起陳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記憶？她並沒有說清楚，可是爾後兩年間紅蓮的生活景況可想而知——陳秀美在母女倆的手腕上緊緊地縛起一條長約八尺的細鎖鏈，鏈條稍稍繃緊或松弛，陳秀美都會膽戰心驚一陣，立即摟住紅蓮、渾身顫抖、低聲啜泣。

這樣近乎病態的分離焦慮終於讓陳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潰了。九月十八號那天，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雲林北港地區逮捕一群涉嫌發起武裝叛亂、推翻政府、完成臺灣獨立革命的人士。由於這群人士之中有個叫詹益仁的，在虎尾開設了一爿“國際照相館”，正是他們平常聯絡開會的秘密總部，一時風詭雲譎，全臺各地凡是名為“國際”的照相館都受到嚴密監控。偏偏在臺中市區、臺中戲院對面巷子裏也有這麽一爿“國際照相館”，原本和詹益仁毫無幹系，卻飽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號晚間八點鐘左右，突然闖進來十幾名武裝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時警笛蜂鳴、探燈四射，方圓數裏之內，連蟲蛇鼠蟻亦不容遁跡。陳秀美便是在這天深夜將人文書店前後門窗自內釘板封絕，還把紅蓮和自己纏裹了三副大鎖，捆在屋後天井裏的汲水鐵桿上整整兩晝夜。書店的負責人錢靜農萬不得已，只好從消防隊中請來兩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門、搶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報，鬧出一條“紅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尷尬新聞。虧得萬硯方拉下老臉，請托了些報界高層的關系，權將消息壓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寧人。大約也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祖宗家門傳下“旨諭”：將陳秀美送入汪勳如的“河洛漢方針灸醫院”診療休養。此外，李綬武也活動了方面上的人物，給她請得了一個“烈士遺族”的身份，既能申領些許微薄的生活津貼，還可以免試入上庠寄讀。這就一如萬得福所言者：錢靜農幫襯盡力，非但親炙私淑，還另向幾位知名教授薦過，讓陳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學。唯有一樁，那就是暫且不能與紅蓮共同居處，以減妄執煩惱。

對於當時的紅蓮來說，那可能是一段優游快樂的日子罷？每到星期天，她便跟著孫孝胥到西門町歌廳、戲院巡走，販賣香煙糖果。星期一則隨趙太初至新公園、衡陽路一帶擺卦攤。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視陳秀美——和母親的團聚仿佛應卯一般，看汪勳如問診下針、開方抓藥則是別開生面的游戲。星期三是陪伴魏誼正過府登堂、指點豪門巨室的廚作、庖丁設宴置席的日子。星期四，向例作碧潭之游，不外是由李綬武將攜著泛舟踏青，盡一日在山野間嬉耍。這幾位“爺”字輩兒的幫朋，多不寬裕。趙太初尤稱潦倒，孫孝胥的子媳兒孫雖據著一戶狹仄眷舍，孫孝胥嫌擠，寧可同趙大初浪跡公園和防空洞，李綬武在山上的三間茅屋也直如幕天席地的一般。這三人的住所當然不能容留一個半大姑娘居停，是以一周之中倒有五日，紅蓮得寄宿在魏誼正的宅子。只周五和周六兩天錢靜農南下臺中赴“人文書店”理事，紅蓮總要隨同，仍舊是游玩的意思多。

據陳秀美的記憶所及，重返臺中的紅蓮經常提起的是中正路火車站附近老正興食堂的客飯、民權路鐵道邊玉光美容院自創的新款發型、河街醉月樓小北投浴室中的蒸騰霧汽，以及臺中公園裏倒影著怪狀紅頂角亭的小小湖塘。紅蓮再也沒有獨自前往基隆海邊遙望或追想一個永遠回不來的父親。

陳秀美說著這一切的時候，我隱約可以聽見忽而濃烈呼嘯的風吼，隨風掃灌而入的雨水似乎也不時地從建築物中每一個縫隙或撲、或滴、或沖淋、或滲漏到我的臉上和身上。我絲毫不以為意，感覺這一陣一陣的潮濕冰冷只不過是幻象，真正踏實的反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思索：我正在一絲一縷地縫綴著一個我還來不及遇見的女子的人生。在她初訪這世界的十二年裏，一個稚嫩、脆弱的生命已經鑄就了難以移易的主題：她必須不停地躲藏、不停地逃遁、不停地向每一個佇留停頓的當下告別。唯其如此，她才能免於那告別所帶來的寂寞罷？也正由於對一個稚嫩、脆弱的生命而言，寂寞太過強大，除了抗拒它，紅蓮便再也沒有愛人的力量。她當然也沒有愛過我——假如過去這麽些年來我們熱烈的交媾還有什麽肉體渴望以外的意義，恐怕只是讓我們彼此都膠著在那寂寞的邊緣，而不知道自己終將成為它的一部分。

“她不會回來了。”我隔著張珠簾兒也似的漏雨排串對陳秀美冒出這麽一句，說時已自覺可笑，仿佛還竊竊巴望著她會反駁我。但是陳秀美肅然點了點頭，從書桌抽屜裏摸出一個信封，小心地避過淋漓的雨勢，遞到我的手上，道：“上回她走之前來看過我，說你要是平靜下來，還會問起她的話，就把這個還給你。”

在那個臺風天，人稱臺風眼無風也無雨的一段時間，天似乎是晴了，空氣有如凝結起來的膠質，吸進腔子裏便塞成泥狀。我抄起那信封，跨步出門、走到街邊，看見滿地是折斷了的路樹枝葉、商店殘破的招牌、從不知哪一幢大廈的頂樓或陽臺上砸下的塑膠浪板、東倒西歪的交通號志鐵桿。積雨的路面浸泡著散落的電線，轎車的擋風玻璃窗中央杵著張麥當勞門前的歐式長木椅，消防栓頂掛著條不知是女人或是孩子的三角褲，敞著蓋的地下管線出入口斜斜栽著輛機車——仿佛那騎士仍俯伏洞中、正在和地底之人熱切商議著如何修覆這城市的創傷。

我沿著自由路那麽走下去，滿目瘡痍的城市看似再也無法修覆，一如時間曾摧折、輾壓過的生命已不能還原。但是我仍舊像探訪一處又一處傳聞中發生過動人傳奇故事的廢墟一般，穿透臺風撲襲過後零亂破敗的景觀，揭開四十多年來人們悉心經營維護的繁華樣貌，在重覆疊砌的瓷磚、玻璃帷幕、壓克力板和經由狂風暴雨滌洗而顯得益發明亮新鮮的廣告字圖底下，我看見現實中早已消影匿跡的醫院、藥房、洗染店、委托行、照相館、食堂、美容院和浴池。最後我走進公園，蹲在幾乎漂滿了塑膠袋、保特瓶、錫箔包和鋁罐的人工湖畔。若非緊接著發生的一切，那會是一次悲涼的巡禮、淒美的憑吊。我長達十年、純屬肉欲之歡的所謂初戀也將劃下一個塗染著懺情傷感色彩的休止符。

然而，這一程我走得太遠、太率性、也太漫不經心。我忘了多年來我身上一直背著的那道符咒：無論如何不要獨自一個人出入任何的地方。幾乎就在我曲膝下腰蹲定之際，一個碩大的黑影從我的頭頂掠過，筆直地鉆射到粼粼波光之間，冒出一圈只有腦袋瓜大小的白色泡沫。幾秒鐘之後，水面浮起來黑黝黝的一只皮鞋。我猛回身，萬得福早已一個箭步躥到我旁邊，探頭朝那只黑皮鞋打量了老半天，搖頭喟道：“老啦！勁頭兒不足了，這一家夥紮得不夠深。再下去三寸，這只鞋是斷然不至於漂上來的。真他娘的費事！”一面說著，他一面就地拾起根樹枝，抻臂踮腳，好容易從水裏夠起那只皮鞋，順手又往湖中一擲，其勢如強弓發疾矢，皮鞋入水無蹤，再也沒浮上來。

“是個縱貫線的嘍，打從你白面書生南下的那一程起就跟到臺中來了——看這態勢，恐難善了。”萬得福雙臂環胸，似是極不放心地瞅著那人先前落水之處，目不轉睛，眉頭卻越鎖越深，“人家可是鳩集了幾十個新幫、數萬名光棍，終有一日要摸索到醫院來，殺咱們一個積骨成山、血流成河的痛快！”

萬得福並未危言聳聽，實證都已歷歷在目。在返回“人文”的路上，他一樁一件地指給我看：牛埔幫莊炳寅座車擋風玻璃上那把長板凳不是臺風吹的，而是孫孝胥的手筆。栽進地下管線出入口的機車騎士是臺西吳添福的小弟，幹下這起勾當的則是我老大哥。傾倒在中山路和三民路口的紅綠燈桿乃是李綬武所為，情急出手，只是為了不讓天道盟派出來的探子太接近“人遁陣”巽位陣腳。還有消防栓上的那條三角褲衩亦非罡風吹至——那是個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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