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的材料又非依循時序的推移而為我所得——許多較早發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細讀高陽的手稿之際才顯跡露相的，當這些材料正補充著我行將遺忘的一些生命記憶之時，我就活像是一個誤把八厘米紀錄片的畫面植接到劇情片裏去的導演，讓胸口已經冒出一枚血紅的“終”字的“陳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廳，準備面對門墻外正噴出硝煙的槍陣，怒喝一聲……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個曠野之中不進不退無前無後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間，我決定將高陽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團》的情節裏面。也正由於這份手稿的篇幅龐大、內容蕪雜，抄也不勝抄，只好揀擇篩濾，裁去其中大抒思鄉之情、憂國之感以及痛詆學、官兩界袞袞諸公貪鄙庸懦的章節。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見高陽行文，常隱端緒於枝蔓，令讀者初讀如隔霧看花，再讀則撥雲見日，三覆斯旨，則赫然發現：那些看似無關宏旨的細節、議論甚至個人感慨，其實卻是把來調劑情節，制造“穿插藏閃”趣味的佐料。盡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精簡刪削，載抄載惜了。以下便是高陽之文，原亦無題，姑名之曰“殘稿”——

【高陽殘稿】

記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閱書讀報之餘，偶有所悟，而時過境遷，往往茫然；有時寫稿，更覺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當於心，此看法如何？則每每不覆省憶，輒大憾，遂作“隨手”，欲矯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罷手了。

“隨手”算是一體，清朝軍機章京的術語，辦某事畢，隨手錄其緣由，動筆則免思，多記以備忘也。

某夜與周棄公、沈雲公、徐高公、張佛公小酌，聽周棄公說“縣太爺的笑話”，其中有“錢收發”一則，大意是說：民國二十年前後，有趙某經發表為蘇北某縣縣長，接獲委令，趙某之父便與新官兒子扃戶密商，該如何在任上搞錢。當時縣長兼理司法，縣府收發處收受狀子，是個極有膏水的關口，老太爺堅持自充其職，卻礙於兒子是太爺，卻怎好委屈老子幹收發呢？遂想出個改姓的主意，讓老太爺冒姓錢，賃居邸外，彼此皆不認父子的關系。老太爺得以自營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於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聞訊，即命兒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豈不也斷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協，但是堅持讓老太爺下班之後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爺無奈，只得日日等縣府職員走光，看清了四下無人，才一溜溜到後進，躲在老太太房裏。不意終有一日失風，叫一名新來當差的衛士誤作賊人追擊，最後卻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裏便哄傳開了：縣長老太太偌大年紀還偷漢子——偷的是錢收發。

笑談也就罷了。席散之後，徐高公與我同車，徑謂：“棄子的故事不是笑話，而確有其事。你還記不記得你當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個叫田仲武的貼身扈從？此人便是拿住那‘錢收發’的衛士。那一回捅了個大婁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運，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際遇果爾大大不同。此人現在臺北，開一爿餃子莊，生意做得極好，得閑一同去嘗嘗。”

原本是一席閑話，徐高公並未深談——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運？又有了怎樣不同的際遇？待我訪著田仲武，大啖其山東風味的手搟皮韭菜豬肉水餃之時，徐高公已經物故了。

於此不得不補說我在王叔銘將軍任總長期間與田仲武初識的一段舊事與見聞。

一九五七年，我適在岡山空軍官校任上尉文書官，承老友魏子雲介紹，北上到參謀本部總長辦公室服務，因而結識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東萊陽，北人南相，是個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麽保總長的駕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學晏平仲的車夫，只好低身處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計，無乃生得命‘短’。”其應對之速捷、語鋒之智巧，渾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與之交，才知道他是一位李資政薦了來的。而仲武身懷絕技，有飛黃賁石之勇，雖然矮小些，倒的確是深藏不露的。我與田仲武所隸不同、職司亦異，但是時相過從，卻也過了年餘，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覆粘另一瓶口，如此連連，可至七八之數。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後見識過一回。

徐高公歸道山後未幾，我從饕友唐魯孫處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開了爿“田翁餃子莊”，即驅車往訪，果然重逢故人。“舊翁”的餃子好在餡食結棍而綿軟，更好在面皮勻潤而堅實；內藏不膩、外披不滑，決非尋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數十個，始悟其佳處必與田仲武的拳腳功夫有關，乃殷殷探問個中緣故。渠徐徐告我：“的確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來他老兄在那趙知縣衙中闖了禍，混不下去了，聞聽人說“南昌行營”方面有招募什麽青年團的部曲，便乘小輪溯江，投了軍，未料到了“行營”派差，幹的仍然是衛士。

一日，忽然來了命令，要找個練家子替賀衷寒辦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現，當下應卯去了。孰料賀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給囚在一間辦公室裏，吃他打了一頓，居然不慍不惱、不抵不拒，反而指點了他一套舉法。日後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賀某的股肱，留在“行營”聽用，於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時日稍久，非徒講談些古往今來的掌故，開益其心智，還點撥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後又把田仲武薦給王叔銘的李綬武。我知田仲武敦實謹慎，非妄言者，從而對李綬武產生了好奇的興趣。

據田仲武形容，這李綬武似非甘心情願為“力行社”所用，可以從一樁小事上看出。

是時約在一九三二年，李綬武在“南昌行營”居停，形同軟禁。大多數的時間裏，他是足不出戶的，只在計劃科翻讀文書。每隔二三日，賀衷寒便前去叩門，二人隨即密談數刻。由於例行的端茶送飯，以及偶爾要陪同李綬武到附近街市游走閑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類的瑣事，都由田仲武打理，兩人交接漸密，仲武也漸漸看出了李氏的郁郁。

某日，賀衷寒又來密商了一兩個小時，仲武正待為二人換茶，賀衷寒剛要出門，回頭拋下兩句話：“‘大元帥’自有‘大元帥’的盤算，我是保不住他倆了。”賀離去後，李綬武叫仲武進門，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對仲武道：“可否請老弟給張羅幾樣物事？”

李綬武要的東西是幾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筆，一卷宣紙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來，這幾樣東西頗為尋常，更不虞觸犯“行營”安全規定，隨即給備辦了。而李綬武果真就伏案揮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畫來。其間約莫有兩晝夜的工夫。

仲武畢竟是莊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識丹青，只知道畫中有兩個對坐飲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樹石之類。畫成之後，也不知李綬武作何處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過了一天，賀衷寒忽然神色倉皇地跑來——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徑自沖口而出，對李綬武道：“戴笠有諜報來，說‘大元帥’險些遇刺！據傳是馮玉祥所主使。”

李綬武卻氣定神閑地答道：“這事，應該已經化險為夷了罷？”

“你日日足不出戶，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貴‘行營’，那位居先生不是說‘戴公來電報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麽？試問：是什麽樣的差得勞駕兩位練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麽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設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麽會放出個‘大元帥’險些遇刺的諜報來呢？”

賀衷寒聞言似是寬了心，也才瞥見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勢要將他揮出，李綬武卻接著說道：“賀公當真要擔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雙呢！”

“噢？此話怎講？”

“那日居先生還說：‘這差事幹下來，我也許能跑一趟山東泰安。’又說：‘各位還記不記得我說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機關，其價值不亞於十萬雄師？’敢問賀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亞於十萬雄師’的寶貝機關，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帥’跟前，又該是如何地風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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