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出這‘走之兒’部首的範圍。前頭原有些筆畫簡單的，什麽‘迅’、‘迌’、‘迎’、‘述’、‘迪’、‘通’之類的，都叫人認走了。後首只剩下什麽‘進’、‘過’、‘逸’、‘達’、‘遇’、‘游’、‘道’、‘遼’這一類的字，不大好寫的居多。我看你這一回就安分了罷？”

“為什麽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還是那句話——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頭絞成個小湯包兒似的圓球，笑道，“留下一條性命，就得留下個認記，日後也好叫人知道，你們這些吃著軍糧、揣著軍餉的，都曾經是‘走之輩兒’的人物！”

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語幾乎就是家父對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後的記憶了。他在電腦鍵盤上又使勁敲打了幾下，屏幕上跳出“張逵”兩個字樣。他顫著指尖摸觸兩下那個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關上一眼就看出我這‘走之輩兒’的來歷，還故意問了句：‘你是濟南人，有濟南的出生紙沒有？’我說沒有。關上的說：‘那就算你是個青島人了罷——總然是打從青島走的人嘛！’好了！咱們家從此以後子孫萬代都成青島人了。”

“這也沒什麽，青島人、濟南人，有什麽分別？”

“在當時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麽鍵，只見那“張逵”二字忽地變成了“張啟京”，隨即又變成了“張逵”，如此反覆不已，猶如一種百無聊賴的把戲。家父於此際朝我扶了扶眼鏡，道：“這就好比當年《水滸傳》裏的人物臉上刺了金印，從此成了罪犯、囚徒，永無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終沒有告訴我，頂著個“走之輩兒”的名字、改變了原籍、從此與前半生所經歷和夢想的一切永訣——這，是一種多麽奇特難堪的感受。我猜想他從未有一時一刻覺得安然，恐怕也正因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過於輕率，且導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轉捩，其間迷霧疑雲，委實難以撥視，他也才會在基隆、臺中、臺北之間流浪了將近四年以後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個充滿無解之謎的折返點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暫時寄居在臺北縣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東籍“國大代表”的家中，正愁悶無緒，忽然有訪客自臺北市來，聽口音是濟寧州人士，照面接談之下，家父只覺那一張麻子臉似曾相識，那人卻趨步上前緊緊握住家父的手，道：“久違了！張科長。”

王代表隨即為家父介紹了——原來此人正是與家父同艦來臺的李綬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綬武反而和家父熱絡地攀談起來，聞知家父賦閑無事，便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有個抄寫員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務人員考試途徑取得資格，日後敘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聽了，也在一旁勸說，直稱家父年富力強，學養亦佳，該替國家社會多盡些心。家父這才猜出：李綬武並非突然造訪，恐怕還是王代表居間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這一晤，三個人談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飯還不盡興，又一徑圍坐閑聊，直到夜半。這一席長談，家父才對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輪廓的了解。

原來早在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號，共產黨華東野戰軍的九個縱隊打下了國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指揮中心——陳官莊，生擒副總司令杜聿明。兵團司令邱清泉則飲彈自戕，徐蚌會戰結束。“老頭子”情知華中地區再無可恃之地，而華北平津一帶又已於前月失陷。萬裏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覓一棲枝，便只能依恃長江天險、勉為抵拒。為了保存經濟實力，“老頭子”遂下令其子——人稱“太子爺”者——與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二人共同負責，將央行所貯存的黃金、白銀全數移運至臺灣、廈門兩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當局又下了道密令，說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黃金必須緊急交運到廈門。此事外間無有與聞者，卻是由國防部保密局的毛慶祥直接指揮。毛慶祥原本是“老頭子”的貼身機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攬下了這個任務，還以為可以大大地表現一番。及至細細將密令讀了，才知道貯存在上海的黃金有二十萬之多，貯存的地方叫黃泥塘，位於蘇州河北岸。毛慶祥親自跑了一趟黃泥塘，只找著一間長寬各約八尺有餘的破板屋，門上貼著“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的封條。從門縫往裏望進去，但見蕭然四壁，其內竟空空如也。

好在這“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是保密局的外圍組織。毛慶祥回到局裏一查案底，找著負責相這“新社會”往來的專員徐亮，出示了“老頭子”的密令，徐亮一見密令卻為難起來，告以：這黃泥塘早在幾十年前是塊流沙地，光緒年間曾經起過一幢樓，旋即塌了。日後為哥老會徒眾尋著舊址，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頓修葺，蓋成一座地窖式的庫房。至於其中貯放的是什麽物事，旁人卻無從知曉。如今密令忒急，要將地底下這二十萬兩黃金於一夕之間掘出、清點以及移運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說須動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麽些可用的人力，又怎麽能叫眾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洩呢？

毛慶祥追隨“老頭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極易起疑，而這一趟啟運黃金的任務之難也就在此——試想，築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會徒眾，那麽開庫移運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萬兩黃金約莫有六七公噸之重，正因為不能委交尋常軍警單位處理，才會讓保密局全權負責。然則他又如何能在這兵馬倥傯之際調動一大批信得過的夫役，而將數量如此龐大、價值如此貴重的一筆財物安然交運抵埠呢？此外，既然這是“老頭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慶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鳳等大特務參詳討教了。

正躊躇無計之間，會逢當年“力行社”的老政訓特務賀衷寒也奉了“老頭子”密令來上海處理一樁為“太子爺打虎”善後的工作。賀衷寒一聽毛慶祥碰上了這等麻煩差使，便薦了個得力的部屬給他——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李綬武。

這，又要從“太子爺打虎”說起。原來在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頭子”實施幣制改革，以金圓為本位幣，限期收兌人民所有之黃金、白銀和外幣，並收兌法幣和東北流通券。根據這個“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幣三百萬元折合金圓一圓，金圓二圓折合銀幣一圓，美金一圓又折合金圓四圓。幣制一改，就怕物價紊亂。“老頭子”遂派出俞鴻鈞、張厲生、宋子文三名親信分赴上海、天津、廣州，以“經濟管制督導員”身份查辦這三個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擡物價情事。“太子爺”原本是協助俞鴻鈞任事的助辦，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獨攬大任，半個月之內連續扣押了幾個上海聞人——其中包括一個銀行界的巨子洪達展和一個紡織界的巨擘萬硯方。罪名分別是非法進行場外證券交易和囤積棉紗。

“太子爺”明明知道這二人都有“在幫”的身份，卻以經濟犯罪之名徑行逮捕，是以博得個“打虎”之名。不料整個經濟管制工作準備欠周，此舉非但沒能疏通物資、平抑物價，反而受到富商巨賈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價看似穩定了，老百姓卻買不著東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時騰貴，只在黑市裏做得成交易。“太子爺”鐵腕實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這是十一月初的事。數日之後，上海便發生了幾十起饑民搶米的糾紛。非徒米店、碾坊遭殃，連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時外縣並無荒歉，只那居於產銷之間的盤商多為在幫光棍，一方面為報覆、一方面也恐盜劫，更不肯將米運入上海。偏偏徐蚌會戰又在此時開打，共產黨的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和地方武裝部隊分兵南下，眼見這東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內憂外患、岌岌不保了。

賀衷寒潛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爺”收拾殘局的。他的任務看似單純，實則亦非易事——“老頭子”是希望他“不計任何代價”要“同時收服”洪達展與萬硯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產黨懷抱。

萬硯方獲釋時倒不像有什麽羞惱，只道這是一場誤會。“太子爺”指控他囤積棉紗，是“知其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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