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飄過。令人心煩。

打開日記一看，我寫下了這樣的話——

敵前渡河今天還會連續嗎?這個疑問，像烏雲一般壓在每個士兵的心頭。既然大家都是人，就沒有人“想死”。可是，渡河不管有多大的危險，如果我們不決然而行，後方的大部隊就不能前進。所以，我們必須去死。

我們被“死”這個怪物糾纏著。這幾天，“死”這個詞，我在身邊到底聽到了幾百遍啊!……

日軍的數次渡河被中國軍隊所粉碎，於是他們組織了“敢死隊”，並且搞來了渡河用的船只：

“船來啦!船來啦！”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3）

不知誰叫了起來。我聽到從老遠的後面傳來了一陣聲浪。“船”、“船”的急促的叫聲在壕溝內回蕩。在猛烈的彈雨中，唐橋中隊擡著十艘船，在一無遮攔的棉田裏前進。那越來越近的喊聲，使我們激動萬分，熱淚盈眶。“船!船來啦！”壕溝中沸騰起來，嘹亮的喊叫聲響徹壕溝。人們都充滿了殺氣。喊聲很快傳到後面，“來啦來啦來啦!”士兵們站了起來。……從左邊，從右邊，步兵們擡著的船，就像一種活物一樣，向吳凇渠前進。我緊緊地盯著它們，眼淚撲簌簌地流下來。

日比野士朗就是這樣，描述了日軍強渡吳淞渠的艱苦和“悲壯”。他們終於過了河，但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在我的周圍，到處布滿了渾身沾滿汙泥、被鮮血染紅的負傷者。與其說他們是人，不如說他們更像被染成紅色的泥人。”“我”本人“受傷最輕”，但也中了四彈。顯然，《吳淞渠》作者的意圖無疑是為了宣揚“皇軍”的“英勇”，而在今天的中國讀者看來，除了可以窺見當年日本侵華軍隊的瘋狂之外，也可以知道中國軍隊當年面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多麽頑強的抵抗!

和日比野士朗比較而言，棟田博(1908～)是一個真正的“外行”作家。日比野士朗在入伍前曾在一家雜志社任過職，甚至發表過小說，而棟田博在入伍並發表他的著名的《分隊長的手記》之前，完全和筆墨無緣。在七七事變爆發的一個月以後，棟田博就應征入伍，其處女作《分隊長的手記》所附“作者的戰歷”載：“作為赤柴部隊的上等兵(分隊長)，自塘沽登陸，經天津，由濁流鎮、靜海縣、馬場、滄州，進入山東，橫斷山東平原，南下津浦線，12月23日進入濟南城。後南下進軍徐州，昭和13年5月2日在臺兒莊戰線，強行突擊島隆橋東方突角時，被手榴彈炸傷，後由某地乘船回國。”1939年3月，在長谷川伸主持的《大眾文藝》雜志上連載《分隊長的手記》，連載完畢後出版單行本，在短時間內印刷三十版，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棟田博也被認為是和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齊名的“軍隊作家”。1942年，發表以臺兒莊戰役為題材的紀實小說《臺兒莊》，獲第二次“野間文藝獎”。後又多次赴中國和東南亞前線進行從軍采訪，不斷寫作並發表以戰爭為題材的所謂“軍隊小說”的寫作。1969年日本出版了九卷本的《棟田博兵隊小說文庫》。

《分隊長的手記》是棟田博的代表作。由《急赴前線》、《馬腰塢的戰鬥》、《敢死隊出發》、《黃河敵前渡河》、《突入濟南城》、《城墻的下士哨》、《出發前夜》、《夜襲》等多章組成。整篇手記大都是當時激戰的實錄，也寫到了軍隊的日常生活情景、士兵的心理狀態。它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出現的篇幅較大、影響較大的“軍隊文學”作品之一。杉山平助最早發表評論文章，對《分隊長的手記》給予高度評價。他寫道：“最近讀了一位以前從未聽說過的作家棟田博的新著《分隊長的手記》，深感他又給日本的戰爭文學添了異彩。事變以來作為從戰場上出現的作家，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最為有名。而《分隊長的手記》和他們中任何一位的作品相比，都不遜色。而且在許多方面，在我們以前渴望得到而沒有得到的方面，給了我們以滿足。在這些方面棟田博高出了他們。我讀著讀著，好幾次流出了眼淚。又好幾次禁不住欣慰地笑起來。(中略)‘誰想了解日本人，誰就得讀這本書啊!’我一邊讀，一邊在心裏喊著這話。” (《東京朝日新聞》，1939年12月2日“槍騎兵”欄)

中村武羅夫在《新潮》雜志1940年2月號上發表《戰爭文學的多樣性》一文也寫道：

圖18《分隊長的手記》、《續分隊長的手記》書影

“這裏有一個日本人。他是最前線的尖兵，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地前進。他把這樣一個日本人的赤裸裸的靈魂和赤裸裸的行動，極為正直、坦率地記錄了下來。讀者在這裏可以看到沒有任何套子、沒有任何虛飾、披肝瀝膽的棟田氏的樣子，——由棟田氏而得以表現的日本人的樣子。(中略)

火野氏的軍隊作品及其他作品，令人感動的不是在士兵本身的描寫上，而是把描寫的重心放在‘戰爭’方面。而棟田博的《分隊長的手記》，對於‘戰爭’、‘作戰’的來龍去脈不作辨析，從士兵的立場上也不能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戰爭。作為一個日本士兵，在那生命輕於鴻毛、困苦無可言喻、實況無比悲慘中，士兵們只管戰鬥、只管勇往直前地行進。他只是貼近士兵，最充分地描寫了這些士兵的情緒和狀態。所以，可以說，從了解戰場上士兵的真實立場和情緒這一點上看，《分隊長的手記》比《麥與士兵》或《花與士兵》還要優秀，還要令人感動。”

那麽，《分隊長的手記》究竟如何描寫士兵的呢?請看其中的一個段落：

剛進入一條小路，剛才那個士兵就驚慌地叫了起來：

“步兵兄弟，步兵兄弟!班長死啦！”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軍隊作家”及“軍隊文學”的產生（4）

我雖吃了一驚，還是沈著地走到後面。那地方我曾經過了兩次，怎麽就沒看見呢?在倒下的死馬之間的血泊中，軍曹仰面朝天，攤著手腳。腰部被打得稀爛。他的大胡子蓋在鋼盔裏頭看不見，但他那純棉的小襖上繡著的“忠君愛國”，和我前不久看到的完全一樣。不，不一樣。我站在那裏凝視著他。現在所看見的“忠君愛國”四個字， 已經不是剛才還活著的軍曹背上的那四個字了。

“嗯，是那件小襖。這個軍曹叫什麽?”我問。那三個士兵似乎和他不屬於同一個小隊，所以不知道。

“是嗎?也罷。我來背著他走。”我說道。他們吃了一驚。

“沾身上血可不好。我們一人一只手腳擡著走吧。”

“不，那像什麽話!血又怎樣?不要小看人!混蛋!步兵哪能對這點事大驚小怪!血怕什麽?混蛋!”

我一下子生起氣來。不問青紅皂白地訓了他們一頓。好容易把軍曹扛在肩上，走了起來。軍曹那血淋淋的胡須靠在我的脖子根上，涼颼颼的，鼻子裏又湧出了血。我拄著槍當拐杖，搖搖晃晃地走。

血順著我的右臂流下來。軍曹慢慢地變得沈重了。這使我更加吃力。走到小路上，我在他們三人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下來，喘一口氣。大汗淋漓，胸口發悶。我蹲下去，使勁地用腰把癱軟了的軍曹放到我的脊背上。軍曹的臉一下子耷拉到我的眼前來了。血在流淌。只見他嘴巴微張，在被血染成黑色的胡須中， 白牙齒露了出來。當我開步走的時候，他的一顆金牙閃了一下，嚇了我一跳。

驀地，我的眼前仿佛閃過了和戰爭毫不相關的火盆、衣櫃、茶碗之類的東西。我感到了一種難以抑制的憤怒。對敵人強烈的仇恨，使我忍無可忍。我想，幹脆，就把軍曹放下，拿著地雷或什麽可怕的東西，沖到馬腰塢上，把那些家夥殺個精光!

“唉，混蛋!唉，混蛋!”我咬著牙，嗚嗚地哭了起來。“唉，混蛋!唉，混蛋!”我一邊罵著，一邊走。

我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戰友，每次戰鬥時，都氣得破口大罵。但是，士兵們又是多麽健忘的善良的人啊！戰鬥結束後，就把這種事忘到腦後，他們親近當地的老百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用漢語去和他們搭訕。他們給茶喝，就一個勁兒地說“謝謝”；要是有孩子，就說“小孩，過來過來”，老想給他們點東西。然而現在我真想再也忘掉這些，還是那句話：“中國的老百姓，統統殺掉!”

這就是棟田博筆下的“我”，這就是日本士兵!踏上中國國土的侵略者，對“自己人”的“人情味”、對中國人民的仇恨和瘋狂!阪垣直子在《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中說：“棟田的才能在於，即使在寫到戰爭的時候，也沒有落入浮泛的武勇傳的窠臼。他寫得從容，找到了某種藝術感受。有的批評家說，假如棟田的作品比火野葦平發表得早的話，也許社會上會因為棟田的作品而對戰爭文學感興趣。這種說法似乎有點像為棟田的作品作‘推銷’，顯出了無批判性和盲從。(中略)棟田作品的趣味，很難獲得文學教養比較高的讀者。但是，無論如何，即使是盲從也罷，有人公然這樣評價是值得註意的。至少，棟田作為大眾作家的文學才能是不能否定的。”在我們看來，日本當時的有些評論家之所以給《分隊長的手記》以過高的評價，真正的原因不在文學，而在於借此進行“戰爭”宣傳；當時日本的很多讀者之所以樂於讀它，也不是從中得到文學欣賞的樂趣，而是期望從中獲得對戰爭的了解和認識。棟田博的“優勢”正在於，他本來不是什麽作家，而是一個純粹的士兵。並且是一個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立即奔赴戰場，並在侵華戰場上轉戰南北，經多見廣的士兵。《分隊長的手記》從七七事變的爆發一直寫到徐州會戰中的臺兒莊戰役，北線戰場的主要戰役的情況都寫到了。當時的日本還沒有一本書如此迅速、全面地描述了北線戰場的戰況。由於這些原因，處於戰爭狂熱時期的日本讀者青睞這本書，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上田廣對華北占領區的描寫（1）

除了上述描寫正面戰場的作品之外，“軍隊作家”的“軍隊文學”還有一種類型，那就是描寫日軍占領區的“軍隊文學”。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領了我國華北的廣大地區，並駐紮軍隊維持“治安”。日占區作為日軍的所謂“槍後”地區，沒有正面戰場，沒有大規模的戰役，但中國軍隊，特別是八路軍和中國抗日民眾組成的游擊隊，仍然不斷地給日軍以各種形式的打擊。在這個地區，有一支日軍的鐵道部隊，在這支鐵道部隊中有一個日本士兵，名叫上田廣。他制作的以華北占領區鐵路沿線為背景的“軍隊小說”，在日本侵華軍人的“軍隊文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上田廣(1905～1966)，本名浜田升，小學畢業後，由於夢想當火車司機，便進了鐵道部門做工。邊工作邊在“鐵道省教習所機械科”學習，畢業後當了火車機車的司爐，又做了機車庫的助手。後又當了兩年鐵道兵，任陸軍工兵伍長。那時的上田廣除了喜歡鐵道和火車之外，還喜歡文學，並受到了左翼文學的影響， 曾以“上田廣”為筆名在左翼文學雜志《文學建設者》上發表過作品。1937年，上田廣應征入伍，被編入鐵道部隊。在聯系華北——石家莊和山西太原的正太鐵路線上，修覆和保護被中國抗日軍民破壞的鐵路，鋪設新線路，保證軍事物資的運輸和沿線的警備，並對沿線的中國居民作所謂“宣撫”工作。從此， 上田廣和“鐵路”與“文學”這兩種東西發生了更密切的關系。他在緊張的鐵道戰之餘，以日軍占領的山西鐵路沿線的中國人為題材，寫作了短篇小說《鮑慶鄉》、長篇小說《黃塵》等，並把稿件寄往日本。1938年8月，《改造》雜志發表了《鮑慶鄉》；三個月後發表短篇小說《歸順》。《黃塵》也在1938年10月號的《大陸》雜志上連載，並在11月出版了單行本。1939年回國後，又發表了以鐵道戰為題材的《建設戰記》(1939)、《續建設戰記》、《本部日記》、《指導物語》、《臨汾戰話集》(均1940年)等一系列作品。並被時人視為“和火野葦平並列的兩大戰場作家” (見改造社1940年版《新日本文學全集》第24卷《上田廣、日比野士朗集·年譜》)。對此，日本“戰爭文學”研究者阪垣直子指出：“〔上田廣〕的重要作品全都是以他服兵役時作業的鐵路為題材的鐵路文學。像這樣反覆地執拗於同一題材，會有助於強化社會上對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印象。而且他的作風極為樸素。這使人想到，在普遍追求華麗作風的文學時代，上田廣因為這兩點也許要成為了不起的作家。”(《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第103頁)事實上，上田廣的作品沒有像火野葦平的作品那樣引起那麽大的轟動，但在今天看來，他的獨特的鐵道題材，他以中國人為主人公的作品，在日本侵華士兵的“軍隊文學”，乃至整個日本侵華文學中，代表了一個重要的側面，是值得特別註意的。

上田廣的作品，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日軍鐵道兵同破壞鐵路的中國軍隊作戰、修覆線路為題材的作品。這類作品主要是《建設戰記》、《本部日記》、《續建設戰記》(上田廣把這三部作品以他的部隊首長的姓名為據，統稱為《水間隊記》)。此外還有小說集《指導物語》等。一類是中國人為主人公的作品，包括《鮑慶鄉》、《歸順》、《黃塵》、《燃燒的土地》等。

圖19被打得千瘡百孔的日軍列車車皮

第一類作品中的代表作是《建設戰記》。其背景是山西北部地區的正太線和同蒲線。日軍為了保障前線的戰爭物資的供應，極力確保華北有關鐵道線路的暢通。而中國軍隊則不斷地破壞鐵路，常常炸毀鐵道橋梁。所謂“建設戰”，指的就是日軍修覆和建設鐵路的戰鬥。作品寫了為保護鐵路和中國軍隊的幾次戰鬥，寫了日本的鐵道兵們如何英勇頑強，官兵如何團結一致，在艱苦的條件下如何克服困難，犧牲自我，保證任務的完成。至於是中國的什麽部隊在破壞日軍的鐵路線，日軍主要在和誰作戰，作品中語焉不詳，但從中不難看出，日軍的主要威脅來自八路軍。其中寫到了日本士兵們在閑談中談到當時在山西的國民黨方面的閻錫山時，有這樣一段話：

對於閻錫山，我們的感覺是，他雖然代表著敵人的一方，是當前的關鍵人物，但我們對他是很有好意的。我們都聽說，閻錫山本人很有決心投降我軍，但由於中央方面的牽制，他沒有辦法。我們對他抱有同情。

這當然是日軍在山西、在鐵道“建設戰”中對閻錫山所作所為的親身感受了。此外，和其他的侵華文學一樣，《建設戰記》中也充斥著軍國主義的表白和說教。如：“為了自己民族的發展，我必須把剛才敵人發射的炮彈的威力壓下去，我必須代表我們民族的意志來擊退他們。我的眼前閃現著父母的影子，妻子的影子，兄弟的影子，閃現出剛會說話的孩子的笑臉。我仿佛聽到了照顧我家庭的國鐵同事們的聲音……我更加意識到了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我握緊了拳頭。”這個中篇紀實性的作品發表後受到日本讀者的喝彩，後來日本的“戰爭文學”的選本大都選了它。主要原因是采用了鐵道的“建設戰”這樣的獨特的題材，滿足了日本的讀者了解日占區，特別是鐵道運輸情況的需要。但是僅此而已。總體上看，《建設戰記》和其他的戰場文學沒有多大不同。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上田廣對華北占領區的描寫（2）

上田廣有特色的作品是第二類，即以中國人的形象描寫為中心的一系列小說。其中發表較早的是短篇小說《鮑慶鄉》。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鮑慶鄉是鐵道旁邊一個村裏的年輕姑娘。她家在村裏很有勢力。村裏駐紮著中國軍隊，村長為了不讓自己的兒子被拉去當兵，就企圖讓兒子與鮑慶鄉結婚。但鮑慶鄉已與一個清貧的鐵道員周德生相愛，她拒絕了村長兒子的求婚。為了不讓周德生被拉去當兵，她還籌措了二百元錢，夢想著與周成婚。不料駐紮在此的中國軍人向她求歡，鮑慶鄉不從，求救於周德生，而周德生無能為力。鮑慶鄉在絕望之下，向中國軍隊的隊長交出了貞操，並在黎明時分離家出走，不知去向。這篇作品完全是道聽途說和胡思亂想的產物，情節荒誕不經。但寫作動機卻一望可知，那就是醜化中國抗日軍民。在他筆下，中國的老百姓都不想當兵打仗，而中國軍隊強行征兵，在村裏為所欲為。

這樣對中國軍隊的肆意誣蔑在中篇小說《歸順》中更加露骨。《歸順》描寫中國軍隊的情況：士兵得不到軍餉，甚至連槍都得自己買。對戰死者棄之不顧，對受傷者不送醫院。失散的小隊，在追趕部隊的過程中，每天都有許多人掉隊，人數越來越少，看了日本人的勸降傳單，他們就動搖了。看到日本兵追了上來，他們就驚恐萬狀。他們擁進村子裏，搶老百姓的飯吃，強奸婦女。有的兵偷偷串聯想開小差。最後，他們認為日本軍隊是他們的“最後的救助者”，於是決定投降……上田廣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在中國呆的時間還很短。而且，在華北，在山西的日本占領區，主要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和日本軍隊進行游擊戰，日本軍隊難以正面接觸到中國軍隊，正像上田廣自己在《建設戰記》中所描寫的，日本軍隊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誰在破壞他們的鐵路，在同他們戰鬥。在這種情況下，上田廣當然也就根本無法了解中國軍隊。然而，出於誣蔑中國抗日軍隊的動機，“聰明”的上田廣在小說中采用了投降日軍的一個中國士兵孫丙山的手記形式，一切由孫丙山的口說出，似乎真實可信。但這當然也只是“藝術手法”罷了。聯系上田廣的其他作品中的描寫，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中國軍隊都是這個樣子，那麽是誰不斷給日軍以沈重打擊?是誰在猛烈地破壞日軍的鐵路?日軍的所謂“建設戰”又是同誰打的呢?

對中國人形象的歪曲還集中地表現在對漢奸的描寫上。這方面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黃塵》和短篇小說《燃燒的土地》。

圖20日本報刊為《黃塵》做的廣告

《黃塵》采用以第一人稱“我”(作者的化身)自述的形式。寫了作為一名鐵道兵的“我”，從石家莊，經娘子關、陽泉到太原的所歷所見，但描寫的重點是“我”和兩個中國青年——柳子超和陳子文——的交往。小說分為三篇。第一篇以石家莊、娘子關為舞臺。部隊已先行，“我”接受了留守任務隨後而行。其間“我”雇傭了二十一歲的柳子超作苦力。在娘子關遭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而柳子超拿起槍來幫助日本人作戰。“我”詫異地對柳子超說：“你是中國人啊!”柳子超卻說：“即使我們是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了。為了活命不能不這樣做，在這個事上馬虎不得。比起亡國來，自己的事更重要。”而且柳還勸說旁邊的中國難民來幫日本人幹活。“我”讓他們把糧秣運到火車站。活幹完後，柳子超被一個難民叫出來，兩人先是吵架，最後那個難民大罵柳子超是“漢奸”，舉刀就砍。“我”眼看著柳被砍傷肩膀，倒了下去。第二篇的背景是陽泉。“我”仍然隨部隊之後而行。除柳子超之外，又雇傭了一個中國青年陳子文當幫手。兩個中國青年關系緊張，動輒吵罵。在中國軍隊的襲擊中，“我”的左腕受傷。柳子超得知要遭襲擊便逃之夭夭。這回是陳子文要過槍來幫日本人打仗。第三篇，寫“我”回歸了駐太原的大部隊。不久部隊向同蒲線進發，“我”和陳子文告別。重點寫了和中國軍隊的兩次交火。此外，還寫到了“我”石家莊遇到的一位中國年輕女人如何“愛”著“我”，受到中國軍隊的殘兵敗將搶掠的陽泉的老百姓如何歡迎和信賴日本軍隊，日偽的“治安維持會”的活動如何得到中國老百姓的支持，等等。從這個簡單的情節線索中就不難看出，《黃塵》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人如何沒有國家觀念，如何沒有民族意識，如何甘當亡國奴，如何容易做漢奸。兩個中國青年，在一起就互相挖苦、嘲諷、吵架，這顯然是為中國人鬧不團結的所謂“國民性”作的註解。而這兩個鬧不團結的中國青年，卻同樣對祖國絕望，同樣咒罵自己國家的軍隊，同樣投靠日本人，同樣為日本人效犬馬之力，同樣為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可恥。

第三部分：“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上田廣對華北占領區的描寫（3）

《燃燒的土地》和《黃塵》的主題和思路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黃塵》中的兩個中國男青年在這裏變成了兩個女青年，《黃塵》中的兩個日本軍隊的苦力在這裏變成了日本軍隊中的“宣撫官”。小說采用了一個日本的“宣撫官”的“手記”的形式，而表現於小說中的顯然是作者本人的觀念。兩個中國的年輕姑娘朱少雲和李芙蓉，雖然一個性格直率，一個寡言少語，但都甘心情願地為日本軍隊做“宣撫”工作。她們跟日本兵學說日本話，幫日本兵在鐵道沿線的村莊中走村串戶，對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散發日本人的傳單，進行奴化宣傳，為的是讓老百姓協助日本人維護“治安”，“愛護”鐵路，創建所謂“鐵路愛護村”。日本人讓她們單獨出去完成任務，她們也決不借機逃跑。而“我”也逐漸愛上了她們，並認為“這絕不是可恥的事情。”在一次“宣撫”中，一個老村長當場氣憤地罵朱少雲為“你這個漢奸”。朱少雲反問：“什麽是漢奸?你再說一遍。”老村長說道：“說多少遍都一樣!你這樣的人不是漢奸，誰是漢奸?”朱少雲惱羞成怒之下，說他是假村長，並告訴日本人說：這些村子裏有兩個村長，一個是跟中國軍隊打交道的村長，一個是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村長。前者是真的，後者是假的。“我”聽了這些話，對她以前一直秘而不宣“感到非常氣憤”，而朱少雲則辯解說這是迫不得已。不久，朱少雲因為日本人賣力而被一個憤怒的中國年輕軍人刺傷。當這個中國軍人被日本人抓來後，朱少雲要求日本人殺死他。小說最後寫朱少雲巴不得立即就離開她的家鄉，她再次懇求“我”把她帶到日本去。值得註意的是，而朱少雲就是這樣一個漢奸，卻最忌諱人家說她是漢奸。小說寫道：

朱少雲說， 自己被罵做漢奸，比什麽都委屈。一提起這個話題，什麽傷痛啊，現實中的不順心啊，苦惱悲傷啊，似乎全都忘了。只是一個勁兒地大發雷霆：以前從來沒記得有人說我是漢奸。如果我真是漢奸，我寧願死!漢奸就不能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一直害怕成為漢奸。不，我是為了把自己從漢奸中救出來才活著。不是救我自己，而是大家。所以我才和老百姓們共同生活，共同受苦。這怎麽是漢奸呢?

當時上田廣在從事“宣撫”活動的過程中，和漢奸接觸較多，單從技巧上看，這篇小說對漢奸的覆雜心理的表現是比較細致和準確的。作為一篇以日軍在中國占領區的“宣撫”活動為背景的小說，《燃燒的土地》意在表明，日軍在中國搞的“宣撫”活動“成效”有多麽大，“宣撫”不但維護了日軍鐵路命脈，而且也在精神上征服了朱少雲那樣的喪失民族自尊和廉恥之心的中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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