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前言（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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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山口，有山口的情婦、俄羅斯人奧爾迦，還有中國女共產黨員芳秋蘭。參木鐘情於土耳其浴室的女招待阿杉，但遭到夫人的嫉恨。後來阿杉被甲谷強奸而淪為妓女。參木也被銀行解雇，到了一家日本人開的紡織廠工作。在那裏他被潛入工廠的美貌的女共產黨員芳秋蘭所吸引。在上海工人暴動的混亂和危險中，參木兩次救出了芳秋蘭，於是兩人相愛，擁抱接吻。後來參木聽說芳秋蘭因被同夥懷疑為奸細，生死不明。參木來到貧民窟尋找阿杉，他似乎在阿杉身上看到了秋蘭的影子。……
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繚亂的、跳動的、閃閃爍爍、浮光掠影的新感覺派的寫法，表現了五卅運動前後上海的混亂情形。橫光利一似乎想表現各種勢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糾葛與沈浮，雖然他在單行本序言中聲稱要盡可能忠實於歷史事實，要人們了解五卅運動的“真相”，但他的立場和偏見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中國、對上海的了解和理解顯然是皮毛的和膚淺的。他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寫成了一場烏合之眾的暴力活動。在對中國共產黨員的描寫上，尤其反映了橫光利一的偏見、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筆下，甚至策劃工人暴動的共產黨員芳秋蘭，在暴動中陷入危險時，竟需要日本人來救她。更值得註意的是，《上海》還明顯地表現了橫光利一的日本國家主義的傾向。關於這一點，他在序言中已經談得很清楚了。他說：“那一年蔣介石掌握了政權，以那次事件為契機，他在東方的政治舞臺上變得引人註目，今天這已成了歷史的事實。當時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還不太為人所知。(中略)現在，日本和支那的戰爭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這個作品的主題和現在的戰爭的關聯的話，那就可以想象東洋的命運會有多少曲折。”原來，橫光利一著意要表現的，就是通過日中戰爭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動，來表現日本在中國推行的“東洋主義”。從這一主題出發，橫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對中國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寫，而且通過書中人物之口，對中國作了惡意的評論，如甲谷高重說：“謊言對於支那人來說，算不上謊言，這就是支那人的正義!如果不知道這種正義觀念的顛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橫光利一還正面描寫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山口的軍國主義言論：
——然而，只有日本的軍國主義，才是把東洋拯救出來的惟一的武器，難道不是嗎?舍此之外還有什麽辦法?看看中國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羅吧，看看波斯吧!承認日本的軍國主義，這才是東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邊走著，一邊想起前些天的亞細亞主義者的會合，並為此而興奮。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樸以日中簽訂的《二十一條》為靶子，破口大罵。對此，山口立刻回答說：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認可日本的軍國主義，亞細亞的聯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滿的租借權延長到九十九年，就對此憤憤不平，那我們豈不是一定要毀掉東洋嗎?我們必須記住： 日本由於租借南滿九十九年，就保證了九十九年的生命。”
就在《上海》出版單行本的兩個月後，日本終於悍然發動了吞並“滿洲”的“九·一八”事變。可見橫光利一筆下的山口的這些露骨的軍國主義言論，絕不是個別人的高談闊論，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的。
再看阿部知二的《北京》。
《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1903~1973)在1935年夏末到北京旅行，在北京逗留了一年多。在1952年東京河出書房出版的《阿部知二作品集》(全5卷)第一卷的“解說”中，阿部知二回憶說：“因為那是我初次到外國去旅行，所以對風物的印象特別新鮮。古都的魅力，很快把我吸引住了。然而，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已經著手侵略活動了，不安的空氣籠罩著那裏。即便是迂腐的我也感覺到了。那憂郁的美的幻影，直到回國後還久久地留在腦海中。”他還聲明，《北京》“不過是我的幻想的產物，我絕不是抱著觀察和研究中國的意圖來寫作的。(中略)它只是從我過去的感傷的旅行中產生的幻影。”誠然，阿部知二也許並不是著意描寫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前夕北京城的氣氛，但是，《北京》從頭到尾卻透露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緊張的空氣。作者通過主人公大門勇和他的中國房東王世金一家人的接觸，特別是他與王世金的兒子、北京某大學哲學系的教師王子明和王家的女家庭教師楊素清，以及和在京的日本人的交往，反映了1935年前後處於日本威脅之下的北京城的情景，——日本的飛機在北京低空盤旋，北京周圍的緊張局勢，北京學生的抗日活動，對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權的“彈劾”運動等等。作品的第四章，寫到了大門勇和日本的一個名叫加茂的青年在王府井一家茶館裏交談，加茂極力勸說大門勇到長城看看，因為——
“……只有長城，才是如今日本民族的一條新的、具有積極意義的生命線，您對這條生命線看都不看就要回國，真是太遺憾了!”加茂站了起來，用演說的語氣大聲說道，不時地用拳頭敲擊著桌子，使周圍桌上的中國人都為之驚愕。
…………
加茂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情，繼續說下去。內蒙方面的形勢，還有以河北為中心發生的事態，——於學忠的辭職，第51軍、第2師、第25師和保安隊的撤退，國民黨委員會的阻止，對於日本的進出， 以蘇聯為背景的共產勢力的拼命抗爭，紅軍由南方經四川迂回到達陜西方面，因而對北方增加了壓力，等等。加茂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地講著。
“總而言之，先生，現在，一場猛烈的暴風雨正在孕育中啊!”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裏傳達出的是全面侵華戰爭即將爆發的信號。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背景
“大陸開拓文學”是以日本在“滿洲”(我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活動為背景的。早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就在我國東北地區開始了移民侵略活動。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歷屆政府，都把向滿洲移民看做是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把它作為和俄國爭奪在東北的霸權、長期侵占東北、並以東北為基地侵略整個中國內地的重要途徑。滿洲移民方案的始作俑者，是東宮鐵男和加藤完治。早在1926年任奉天(即沈陽)獨立守備隊中隊長的時候，東宮鐵男就提出了向滿洲移民的初步設想。“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任吉林鐵道守備司令部顧問，來到長春，再次向關東軍作戰課長石原莞爾提出了移民方案，其要點是：讓武裝的農民(在鄉軍人，即覆員軍人)來北滿洲定居，在從事農業的同時，主要是為日本關東軍提供後援，維持當地治安，抵擋蘇聯的南進。和東宮鐵男的“武裝移民”方案相補充的，是所謂“農本主義”者加藤完治為代表的“農業移民”方案。其要點是通過向廣闊的滿洲地區大量移民，擺脫當時日本農村嚴重的經濟蕭條，解決日本國內的土地矛盾，把滿洲建成日本的糧倉。他說：“我確信，把勤勞的日本農民移居到滿蒙的天地，讓他們開墾荒地，把匪賊橫行的滿蒙變成世界上的和平之鄉，這是我們大和民族的使命。”“滿蒙的原野，才是我們神州人民敢於進出的天賜的土地”。1932年，加藤完治通過石原莞爾的介紹和東宮鐵男見面，兩人向議會提出“滿洲移民案”，並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這一年，日本內閣負責移第三章N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陸開拓文學”民的“拓務省”提出的“第一次試驗移民案”被臨時議會通過，從9月1日開始，以日本東北地區的十一個縣為主，招募在鄉軍人，經過短期訓練後來到佳木斯。次年4月完成了向永豐鎮的“入殖”(殖民定居)。這是日本第一次向滿洲實施有組織的“武裝移民”。殖民者把“永豐鎮”的移民村稱為“彌榮村”。這個“彌榮村”，作為日本在滿洲的第一個移民村，成為稍後“大陸開拓文學”的重要描寫對象。
此後數年，日本每年都向滿洲輸送成批的“武裝移民”。1933年的第二次移民在離“彌榮村”40公裏外的七虎力(千振鄉)，1934年的第三次移民在“北安省”王榮廟地區的北大溝(瑞穗圖7大日向村的“開拓團”打著太陽旗，敲鼓吹笛，向滿洲進發
村)，1935年成立了移民事務的實施機關——“滿洲拓殖株式會社”，並向“東安省”的城子河及哈達河進行了第四次移民。1936年的第五次移民在“東安省”的黑臺等另外三個地方。繼1936年岡田內閣倒臺以後，廣田宏毅內閣上臺，加緊實施對東北的移民侵略。這一年成立了所謂“滿洲移住協會”，向滿洲的移民由“試驗”階段而走向大規模實施階段，並把移民重點由“武裝移民”轉向所謂“農業移民”上。移民由以前的在鄉軍人，轉到了一般農民。他們制訂了一個龐大的計劃，決定在二十年內分四個五年，以逐年遞增的方式，分別向東北移民lO萬戶、20萬戶、30萬戶、40萬戶，以便二十年後，使日本的移民占那時的5000萬人口的十分之一，即500萬。在頭一個五年中，由加藤完治主持，編成了所謂“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並在日本內原設立了訓練所。加藤自任所長，培養訓練了一大批移民侵略的急先鋒。為了實施移民侵略計劃，1935年成立了“滿洲拓殖株式會社”，1936年成立了“滿洲移住協會”，1937年前後又在日本實行了所謂“分村”運動。所謂“分村”，是指將有關的村或鄉分出一部分人，以家庭為單位，除繼承家產的長子以外，都在移民範圍之內。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為“分村”運動做了一系列的動員，組織成立了“街村青年團”，制訂了《街村青年團滿蒙開拓活動綱要》。1939年，又出臺了《移民根本國策基本綱要》，進一步規定了移民侵略的目標，要求移民除了以“北滿”為主要入侵地外，要迅速入住整個滿洲的其他重要地區。接著，在此《綱要》的基礎上，修訂頒布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綱要》(1939)。這個文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進行移民侵略的總方針。至此，日本對滿洲的移民侵略完全制度化了。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為止，日本在“滿洲”的移民已達10萬6千戶，共318萬多人。這些移民，按照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需要，入住在滿洲的不同地區。日本當時把這些地區劃分為三個地帶。所謂“開拓第一線地帶”，即與蘇聯交界地區，其主要目的是為關東軍直接提供兵源，或充為兵站，這一地帶的移民占總數的十分之四；“開拓第二線地帶”，是指長白山、巴爾巴嶺、老爺嶺、大小興安嶺、松遼平原的外側等東北抗日武裝活躍的地區，目的是利用移民切斷抗日武裝和東北人民的聯系，這一線的移民達二分之一；“開拓第三線地帶”是指“滿鐵”沿線、重要河川沿岸的經濟交通比較先進的地區，目的主要是進行殖民經濟掠奪，移民人數達十分之一。但不管是哪個地區的日本移民，都有一個共同的、也是最高的目標，那就是使滿洲日本化，使日本“開拓民”成為五族(即日、鮮、滿、漢、蒙)中的領導者，把滿洲建成日本人統治下的“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
日本移民侵入我國東北地區後，首要的是對那裏的人民進行土地掠奪。在1923年10月“滿鐵經濟調查會”擬定的“選定及取得一段農耕地對策案”中，認為日本移民入住的土地，應該是治安、交通、農耕等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好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大都已被中國人所占據，因此，必須強制征收過來。他們在偽滿傀儡政權的協助下，先是以“處理”舊有官地為名占據了大量好地及林區。1936年又設立“地籍整理局”，頒布《土地審定法》以重新制定地籍、審核地權、確立土地制度等方式，大量侵占土地。還通過低價強行收買，強行“開墾”及商租的方法，大肆掠奪。被掠奪的土地，大都為中國人早已耕種過的熟地。
日本在對“滿洲”進行移民侵略活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首先，由於殖民者掠奪了東北人民的大量的財產和資源，剝奪了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家園和土地，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東北人民的抵抗。自從日本移民踏上東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斷遭到襲擊。日本移民侵略者提心吊膽，但同時也更瘋狂地對中國抗日軍民進行報覆和屠殺。他們把反抗的中國抗日軍民統稱為“土匪”，“馬賊”。其次，由於日本移民不習慣“滿洲”的高寒氣候，尤其是“試驗移民”階段物資缺乏，條件惡劣，以至發生了移民的動搖和抵制事件。為此，東宮鐵男處心積慮地推行了所謂“大陸的新娘”的方策，動員日本女青年遠嫁滿洲大陸，稱作“大陸的新娘”。“大陸的新娘”在“女子拓務訓練所”學習烹飪、裁縫、插花及農業技術，並以集體結婚的方式與男性“開拓民”結婚。東宮鐵男還親自作了一首題為《大陸的新娘》的歌曲，命人廣為傳唱。
上述滿洲移民侵略活動的種種情況，構成了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的背景，並且在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其中，“大陸開拓”的主要策劃者東宮鐵男，第一個移民村“彌榮村”，“分村運動”，“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乃至“大陸的新娘”等等，都是“大陸開拓文學”的重要題材。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團體組織（1）
對於日本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大陸開拓移民”的侵略活動，文學界表現出了積極配合的姿態。早在日本向滿洲移民開始的時候，不少作家就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自發地到滿洲旅行和采訪。1939年1月，作家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三人，在“拓務省”和“滿鐵”的支持下，成立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推老作家岸田國士為會長，委員除了上述三人外，還有田村次太郎、春山行夫、湯淺克衛，會員有伊藤整、高見順、豐田三郎、新田潤、井上友一郎等人。據福田清人在《昭和文壇私史》中的回憶，福田通過好友荒木巍和荒木中學時代的同學近藤春雄相識，想請近藤春雄的叔父、拓務大臣八田嘉明幫忙，為他們的滿洲旅行提供方便。為了帶動更多的人參加，就發起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據1940年出版的《文藝年鑒》記載，“懇話會”的目的是，“把關心大陸開拓的文學家集合起來，在有關當局的密切的聯系提攜下，對國家事業的完成提供協助，以文章報效國家”。“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設立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獎”，對“有關大陸開拓的優秀文藝作品的推薦和授獎”提供資金。同時，“懇話會”還決定對“大陸開拓事業的視察和參觀提供方便”，也就是對作家們去滿洲提供方便，對有關大陸開拓的文藝研究會、座談會、演講會的召開等也提供支持。除了作家個人的作品外，“懇話會”還決定出版創作集《開拓地帶》，創辦《開拓文藝叢書》等。
和日本的“大陸開拓”活動密切相關的，還有一個文學團體，那就是“農民文學懇話會”，這個“懇話會”幾乎和“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同時成立。和“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一樣有著官方的背景，一樣有著強烈的“國策”色彩。1937年，幾部以農民問題為題材的作品，——主要是島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和田傳的《沃土》、久保榮的《火山灰地》等，——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當時的近衛內閣的農相有馬賴寧對這些“農民文學”也給予了關註，企圖利用“農民文學”，推進他的農業政策。1938年10月，有馬賴寧召集當時比較著名的“農民文學”作家“懇談”。參加“懇談”的多是當時的所謂“鄉土文學”(也稱“農民文學”、“鄉土藝術”)流派的作家，他們是和田傳、田研一、和田勝一、丸山義二、島木健作、打木村治、鍵山博史、楠木寬等人。他們決定成立“農民文學懇話會”。11月，“懇話會”舉行成立儀式。“懇話會”決定有馬賴寧為顧問，主要成員除上述者外，還有伊藤永之介、橋本英吉、本莊陸男、德永直、森山啟等四、五十人。會議決定創辦會報，編纂作品集，設立“有馬賴寧獎”。其中更引人註目的舉動是決定向“大陸”，主要是滿洲派遣作家。關於這一點，有馬賴寧在“懇話會”成立時的講話中，說得很清楚。他認為，日本的農民問題不單是糧食的問題，而是今後農村是否能夠繁榮的問題，農村的繁榮就意味著日本的繁榮。不能把農村置於國家的發展之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甚至認為，沒有農民文學是不行的”。他還說：“讀了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和《土與士兵》，我想才能夠了解前線的戰鬥及官兵們的真實情況。松田甚次郎君的《土地上的吶喊》，編成戲劇，在新國劇上演了一個月，和農村沒有關系的人也許從中更多地了解了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希望在農民文學領域也有《麥與士兵》那樣的作品出現，從而使國民加深對農村的理解。願農民文學家協力。”很明顯，有馬賴寧是希望農民文學也適應當時的侵華戰爭的要求，把農民文學納入侵華戰爭的“國策”體制之內。為了使《麥與士兵》那樣的作品在農民文學領域出現，當然也就需要把作家派到中國來。事實上，“農民文學懇話會”在成立後，就向滿洲派遣了多位作家去了解“大陸開拓”情況，其中包括和田傳、島木健作等人。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團體組織（2）
“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和“農民文學懇話會”這兩個文學團體，集中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大多數作家，成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兩個基本的核心和陣地。“大陸開拓文學”所有重要的作品，大都是由這兩個“懇話會”的成員炮制出來的。
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不僅有著這樣的團體組織，而且有著它的“文學理念”。屬於“鄉土文學”和“農民文學懇話會”系統的作家們，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鄉土文學”作家一樣，從極端民族主義、國粹主義立場出發，強調鄉村和農民是民族文化的“根”，是傳統文化的體現。他們把傳統的農民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並以此為前提排斥現代外來的西方文化，認為日本的近代文學過分西方化了，只重視城市，忽視了鄉村和農民，以致給日本帶來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有害的思想。認為“大陸開拓”有助於糾正現代日本文化的弊端，並能夠為日本的農民文學的發展創造一個很好的機會。如菅野正男在給福田清人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我們〔在滿洲〕建立起獨立的村莊，那就可以努力使在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註)衰退了的鄉土文學獲得振興。宮澤賢治(1896～1933年，鄉土文學的提倡者——引者註)想做的事情，我們在滿洲的大平原中正在變成現實。”有些熱衷於“大陸開拓”的文學家，不但從政治經濟軍事角度看問題，更從文學角度看問題。認為日本在滿洲的“開拓”，能夠改變日本文學的狹小的格局，並期望在滿洲的日本作家創作出一種能夠體現“征服者”之驕傲的“大陸文學”。如到滿洲旅行視察過的評論家淺見淵在《關於大陸文學》(1940年9月《文藝情報》)中認為，日本文學、日本作家寫的“大陸小說”缺乏的是大陸文學那樣的“飄渺感”和“悠久感”，場面比較狹小，缺乏大自然的“野性味”，他寫道：“我想說的是一句話：大陸文學，不限於移民文學的真正的大陸文學，歸根到底，不在大陸紮下生活的根，是不可能一朝一夕產生出來的。”大陸文學就是“開辟從前的日本文學中從未有過的征服者的文學之路，也就是以大陸為背景的體現民族之驕傲的文學。同時我想，只有這一點才是新產生的大陸文學的當然的性格。這難道不是命中註定的嗎?這種意見不單是我個人的想法，也是在滿洲的嚴肅地從事作家修煉的多數作家的意見。”還有的認為，日本對滿洲大陸的“開拓”，將有助於帶來日本文學風格的變化，如評論家保田與重郎在《大陸與文學》一文中說：“我認為，日本要在大陸把日本的精神樹立起來，在它的光榮貢獻給世界歷史的時候，與此相適應，需要有大的營造。這話的意思是，將來需要有大藝術。需要偉大的舞臺，偉大的設計，偉大的臺詞，需要這樣的綜合的樣式。”他最後得出結論說：“大陸——它不在地圖上的滿蒙支之外——的出現，會最先引起文學鑒別法、批評的分類學的變革。更慎重地說，所謂的大陸，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風土(即不是地理學的現象)，今天的大陸作為皇軍的大陸，是嚴整的一個整體，因此是象征的浪漫主義。這是展望新的未來的理想主義的混沌的母胎。也就是說，作為文學母胎的大陸就是這種混沌。”
集中表達這種“大陸開拓文學”之“理念”的是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一書中，福田清人不但全面地論述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形成和發展，評論了數十位有關的作家作品，而且還極力為“大陸開拓文學”尋求文學理論上的依據。他指出：以“大陸開拓”為主題的文學，絕不是應時的“時流文學”或“旁流文學”，而是《古事記》、《日本書紀》和《風土記》等日本的古典文學所蘊含的“創造開拓精神”在當今的表現。他說：“在開拓文學的理念中，日本古典中的根本的精神，應該在今天得到表現。”他認為，“大陸開拓文學”對於日本文學“大陸性”的缺乏有重要的彌補作用。他批判日本近現代文學是“輸入性”、“城市性”、“文化人性”、“個人性”的，說它忽視了“傳統性”、“開拓性”、“地方性”、“農民性”。他列舉了明治時期那些在他看來關心“大陸”的作家，如二葉亭四迷、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森鷗外、夏目漱石，還有後來的芥川龍之介、橫光利一、前田河廣一郎等，推崇他們以“大陸”為題材的作品。福田清人的結論是：“日本已經在大陸的圈子裏頭了。在這個意義上，大陸文學這種樣式不是派生的，而是從古到今的日本文學流動的真正的河床。”大陸開拓文學“築起了一條新文化的康莊大道。它不局限於滿洲文學一個地盤，而是包括日滿在內的‘興亞文學’的萌芽。”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1）
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的大規模的出籠，大都開始於1937年以後，到1945年日本戰敗，移民撤回國內的八年間，“大陸開拓文學”數量龐大。而且1938年～1942年這五年中數量最多，小說、報告文學、詩集、評論、游記、隨筆、傳記等各種體裁都有。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中，光單行本就列舉了80多部。一般認為比較重要的有：
湯淺克衛：《先驅移民》，1937年
《遙遠的地平線》，1940年
德永直：《先遣隊》，1938年
菅野正男：《與土戰鬥》，1939年
打木村治：《制造光的人們》，1939年
《遲緩的歷史》，1940年
林房雄：《大陸的新娘》
島木健作：《滿洲紀行》，1940年
《一個作家的手記》，1940年
丸山義二：《莊內平原》，1940年
和田傳：《風土》，1938年
《生活之杯》，1938年
《大日向村》，1939年
《殉難》，1939年
福田清人：《日輪兵舍》1939年
《大陸開拓與文學》，1942年
《東宮大佐》，1942年
竹田敏彥：《開墾部隊》，1939年
田研一：《奉天城——滿洲建國記1》，1942年
《王道之門——滿洲建國記2》，1942年
《新京——滿洲建國記3》，1943年
淺見淵：《文學和大陸》，1942年
《滿洲文化記》，1943年
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編：《大陸開拓小說集(一)》，1939年
農民文學懇話會編：《農民文學十人集》，1939年
滿洲移住協會：《潮流·大陸歸農小說集》，1942年
滿洲移住協會：《開拓文苑》，1942年
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描寫日本對滿洲的初期移民活動的重要作家有福田清人、德永直、湯淺克衛、打木村治等。福田清人的“大陸開拓文學”的特點是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形式，表彰日本“大陸開拓”的先驅者。他的《日輪兵舍》以宮城縣遠田郡南鄉村的“高等國民學校”的校長杉山為中心，展現了初期移民活動的各個方面。作品寫到了日本農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杉山在時常來視察工作的加藤完治的指導下，在第一次武裝移民團員來信的感召下，決心動員學生向滿洲移民。他選擇了一些畢業生加以訓練，把他們派遣到滿洲。杉山本人也只身去滿洲考察，回國後辭去教職，成立了“南鄉村滿蒙移民後援會”，專門從事移民事務。福田的另一部作品《東宮大佐》是以“大陸開拓武裝移民”的策劃者東宮鐵男為主人公的作品，意在為東宮鐵男樹碑立傳。德永直本來是日本“普羅(無產階級)文學”作家，被捕“轉向”後積極參與法西斯主義文學及侵華文學活動。他的《先遣隊》以第六次“武裝移民”村湯原東海村為中心，從“分村”運動，一直寫到移民開赴滿洲以後的生活，幾乎包含了初期移民“開拓”活動的一切方面，描寫了滿洲大地的荒涼，移民的水土不服癥，強烈的思鄉情緒，與“土匪”作戰以及“大陸的新娘”的選定等等。打木村治是最早描寫日本移民在滿洲的所謂“建設”活動的人，他的《制造光的人們》以第一個“武裝移民”村——“彌榮村”為題材，描寫了一批來到了松花江畔、作為最初的“開拓者”的武裝移民如何同“土匪”、嚴寒、窮困及思鄉情緒做鬥爭，最後迎來了“大陸的新娘”。作者強調了“開拓”活動如何艱苦卓絕，把日本移民侵略者譽為“制造光的人們”。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2）
以“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為題材的主要作品是湯淺克衛的《遙遠的地平線》，特別是菅野正男的《與土戰鬥》。《遙遠的地平線》描寫了“大陸開拓”如何艱難。滿洲的大平原，展現在主人公面前的是“遙遠的地平線”，圖8《與土戰鬥》單行本書影象征著“大陸開拓”事業的任重道遠。《與土戰鬥》的作者菅野正男本身就是“青少年義勇軍”中的一員。作品以手記的形式記錄了“義勇軍”在日本茨城縣進行了兩個月的基本訓練，到達滿洲嫩江縣之後的一年多的生活經歷。描寫了食物如何粗劣得難以下咽，如何因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習慣患上“屯墾病”、流行病，還有那猛烈的沙暴，徹骨的嚴寒、橫行的“匪賊”等等。但作者為適合“大陸開拓”的宣傳需要，並沒有表現出悲觀和不滿。只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比較真實的感受。如寫到作者的一個夥伴這樣說：“義勇軍在三年的時間內，接受和軍隊同樣的軍事教育。可是並沒有參軍，而是直接來到了移民地。以前聽說只要提出志願，就可以參軍，來這裏一看，才知道全是假話。而且，說是根據志願和能力，可以從事農業以外的工作，這倒不假。可是從事農業以外工作的，凈是特殊的人。”不過盡管如此，作者還是極力表現他們如何義無反顧，在險惡的環境中，頑強地“與土戰鬥”。所以，即使作品的文學性很有限，還是得到了評論界的較高的稱讚，並獲得了1940年度的“大陸文學懇話會獎”。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一書中認為《與土戰鬥》“是產生於新的開拓地的文學的經典”。
在“大陸開拓文學”中，當時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和田傳(1900～ )。農民出身、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的和田傳，曾以農民文學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後，他寫作了一系列的“大陸開拓”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風土》、長篇小說《生活之杯》描寫了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農村的形勢。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說：“事變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當我們還以為大陸在遠隔大海的遙遠的地方的時候，農村還不會感受到戰爭。大陸就在這裏，每個村莊和耕地都在大陸上。”這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後記”中，他寫道：自從參觀了加藤完治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訓練所”以後，“對於農村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不能不和大陸聯系起來考慮了。我的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從此就開始思考大陸的事情了。覺得日本海已經被填平，已經和滿洲大陸連了起來。”
《大日向村》是和田傳的集中描寫日本農民向大陸移民的長篇小說。作品取材於日本中部信濃地方的一個叫做“大日向村”的窮山村，在“分村”後向滿洲移民的真實經過。大日向村雖雲“日向”，卻是地處深山溝、連太陽也不能全曬到的“半日村”。村裏四百多戶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於992平方米)多一點的“貓臉”似的土地，在種地不能維生的情況下，農民們又砍林燒炭賣。但木炭價錢低，樹木砍伐殆盡，農民因為借錢買木頭，陷入了“借債地獄”。在昭和初期的“農村恐慌”中，農民更加貧困，村長因無可奈何，相繼辭職。在這種情況下繼任村長的淺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持下，決定向滿洲移民，把村子一分為二，將其中的一百五十戶移至滿洲。於是他們浩浩蕩蕩，來到吉林省舒蘭縣的四家房，在那裏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們唱著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燒在大陸上，大和島國先驅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滿洲四家房，移住而來千人強，男女老少喜洋洋。嚴寒零下三十度，嚴寒酷暑何足懼，挽起鐵腕揮起鋤，從南嶺山到水曲柳，開拓廣漠十萬裏”。然而，這些“開拓民”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如何“開拓”的呢?有一封寫給“母村”的介紹“新村”情況的信，便洩漏了天機：
新村的區域，水田約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約合992公畝——引者註)，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還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聽說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後再開始開墾的比較多。但是在這裏，凈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經有了兩條長達六裏和四裏半的水渠，雖說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種了不過三四年。所以，看來，今後至少十年間，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鬥的收成。
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夥移民不僅侵占到了中國的領土，而且還從中國農民手裏掠奪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設施。可見，他們的“開拓”其實就是掠奪。以“大日向村”為代表的日本移民對貧困和危機的擺脫，是建立在我東北人民的巨大犧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傳出版作品集《殉難》。其中的中篇小說《殉難》，以大陸移民村為舞臺，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續篇。關於《殉難》，作者交待說：“大陸的新村過去是沒有的。年輕人們都從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為了嶄新的生活而奔忙。這些人的行動的美好、壯烈，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這篇小說所描寫的行動的世界，都是以北滿的開拓地發生的真實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難》中所描寫的是什麽樣的“真實的故事”呢?他寫了中國的農民在受到“匪賊”襲擊，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日本的移民如何舍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趙海山相當於村裏長老的中國農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長”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誼和信賴；日本移民團夜間巡警隊如何保護著中國村民。在小說的最後，被“匪團”抓住的清三郎面對著槍口——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3）
冷靜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語調說：開槍吧!再說一遍，本人是但馬的窮苦百姓，在日本的時候沒有人敢回頭瞧我。現在本人要作大陸開拓的柱石，把骨頭埋在這裏，正合本人的心願!開槍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這個時候，“乒”的一聲，手槍響了。
於是，清三郎做了“大陸開拓”和“五族協和”、“日滿一體”的“殉難”者。不難看出，這裏所描寫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野蠻移民入侵的實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國農民的保護者!
日本“大陸開拓”的作家作品，就是這樣自覺地做了日本軍國主義“大陸開拓”的“國策”的宣傳品。在眾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島木健作的創作是個例外。島木健作(1903~1945)原屬於無產階級作家，“轉向”後加入了“農民文學懇話會”。1938年11月他被“懇話會”派到滿洲視察，歷時三個多月。回國後以在滿洲的見聞為題材，發表《滿洲紀行》和《一個作家的手記》。《滿洲紀行》收錄了作者十幾篇紀行文章。在這裏，島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擺脫了“國策”宣傳的需要，用冷靜的、客觀的觀察分析，披露了“大陸開拓”的實相。他指出，迄今為止日本人所寫的絕大多數有關大陸開拓的文字，都是憑空杜撰的東西。在他看來，日本移民在滿洲獲得了土地，但並不等於他們的問題解決了。條件的惡劣、土地的荒蕪、勞動力的缺乏、不適當的耕作法，使得“大陸開拓”問題成堆。他還第一次大膽指出：日本移民在滿洲的農業活動，實際上靠雇傭“滿人”作勞動力來支撐的。他寫道：
現在， 日本開拓民依靠驅使滿人勞動力，才獲得生存的基礎。這個事實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兩者的關系是主人與雇傭者之間的關系。兩者間的親睦伴著感傷。在被雇傭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農，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有沒有交換來的土地呢?他們賣地的錢總是能留在手上嗎? 日本開拓民的能力還小，現在還需要他們，把他們留在這裏，他們也覺得這種聯合還好。但是，這種聯合到底能持續到什麽時候呢?
像這樣明確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滿人”由土地的主人淪為被雇傭者，就等於戳破了“大陸開拓”的實質：原來“大陸開拓”就是變“滿人”為奴隸!從這一點上看，《滿洲紀行》雖然不是純文學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實的勇氣，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在“大陸開拓文學”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總之，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為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煽風點火，興風作浪，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移民侵略的宣傳工具。當時就有評論家指出了它們存在的只顧宣傳實用的“素材主義”和缺乏藝術性的傾向。在今天，它們除了讓我們從中了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動，看到日本文學在侵華戰爭期間的可恥的墮落，此外已沒有別的用處。實際上，“大陸開拓文學”已經隨著日本在滿洲“大陸開拓”移民活動的徹底失敗，而宣告了自己的破產。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1）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指移民於我國東北地區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學。日本學者在談到“滿洲文學”的時候，一般把“滿洲文學”分為中國人的“滿系文學”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學”兩大部分。這裏所說的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也就是“滿洲文學”中的“日系文學”。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與日本在滿洲的殖民侵略活動相始終的。從發展線索上看，以1932年偽滿洲國的成立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日俄戰爭結束到偽滿洲國的“建國”(1905~1931)。這一時期日本對“滿洲”的移民侵略活動，主要以總部設在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滿鐵”的有關人員，所以文學的中心也在大連。長春、撫順、遼陽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學活動。從事文學活動的人“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大多數也是“滿鐵”的職員。隨著移民人數的逐漸增加，殖民者的“滿洲”意識也逐漸增強。他們不但希望滿洲成為日本的經濟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學上使滿洲日本化。於是，進入20年代以後，在大連、長春等地出現了許多沙龍式的文學小團體。並且有人還提出了建立“滿洲文學”的初步主張。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雜志《我們的文學》的二月號上，刊登了題為《滿洲與文學雜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滿洲的一種文學雜志”，“我們所希望的雜志出現的時候，作為地方特色，會帶有殖民地的氣氛和氣質，也有表現鄉愁的美麗詩句。但時代要超越這一切，而要求表現世界主義的實現、民族和民族之間的融合。”在此前後，文學雜志不斷湧現，如1920年俳句雜志《黑煉瓦》出刊，1924年綜合性文藝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詩刊《亞》出刊，1928年短歌雜志《合萌》出刊，1929年《滿洲短歌》出刊，1930年文學雜志《街》出刊，1931年，詩與短歌雜志《胡同》出刊，等等。此外，《讀書會雜志》(後改稱《協和》)、《大連新聞》、《新天地》、《大陸》、《大陸生活》、《滿蒙之文化》(後改稱《滿蒙》)、《月刊撫順》等日文報刊也辟有文藝專欄或發表文學作品。有的報刊還舉行文學作品的征集活動。如《長春實業新聞》分別在1924年和1925年舉行了短篇小說的征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舉行了兩次長篇小說征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明確提出征集的對象是“以滿洲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總之，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已經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規模。
在創作上，此時期已經出現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說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島蘇水的《三個世界》，詩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詩歌集《塞外詩集》、《三人集》等。清島蘇水(本名清島貢)是“滿鐵”的職員，是在“滿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說集的人。1924年，日本國內的巖崎書店出版了他的《三個世界》。《三個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說，全部以滿洲為背景，其中不少小說描寫了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的生活和見聞。如《鹹魚》描寫了一個放蕩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滿洲”的窮鄉僻壤過著忍辱負重的生活；《三個世界》表現了“滿鐵”職員的過失；《飯》描寫了主人公如何惡作劇地捉弄饑餓的中國小孩兒。這些小說雖不免幼稚，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態，所以被認為是“滿洲文學”的先驅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編輯，1930年出版的《塞外詩集》，收入了安西冬衛、稻葉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樹、島崎恭爾、城小碓、龍口武士、市川賢一郎等人的以描寫滿洲風物及中國內地為主要內容的詩歌。其中寫到了黃河、黃土高原、敦煌、遼河、哈爾濱、旅順等。《三人集》是移居於奉天(沈陽)的三位詩人——土龍之介、高橋順次郎、落合郁朗——的詩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胡同社”刊行。表現了滿蒙的荒涼、遼闊以及滿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賢一郎在跋文中認為，雖然這三個人的作品還沒有擺脫日本人的“潔癖”，但是，“我並不失望。在迄今為止滿洲出版的詩集中，還沒有發現像這樣態度真摯的作品”。他希望詩人們“今後要喝著滿洲的泥水，吸著蒙古的黃沙生長起來”。
“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時開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幾年的時間裏，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有了不同於前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2）
第一，從以前的文學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自發的活動，變為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滿洲文學”的建設。敵偽當局也從文化殖民主義出發，積極支持和扶植“滿洲文學”的發展。光文學獎就設立了“滿洲文話會獎”、“建國紀念文藝獎”、“滿洲國民生部大臣獎”等好幾項。還通過制訂《文藝指導綱要》(1941)等官方文件，對文學活動加以引導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傳以日本殖民主義為基礎的所謂“建國精神”，並用日本“內地”的文學來指導“滿洲文學”，確立日本文學對“滿系文學”的指導地位。如《文藝指導綱要》在第二條“我國文藝的特質”中明確寫道：“我國文藝以建國精神為基調，致力於八纮一宇的大精神的顯現，以移植於我國的日本文藝為經，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藝為緯，取世界文藝之精華，而形成渾然獨體的文藝。”此前，在滿洲的日本殖民文學家也提出了“在滿洲建立滿洲的文藝”的口號。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從內地(指日本本土——引者註)來到滿洲，幾年以後又回到了內地。日本人為什麽不能在滿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滿洲還沒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繪畫、文學之類的優秀的作品呢?通過以滿洲為背景的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能使滿洲的印象立刻浮現在人們面前。滿鐵率先把中意的作家，從內地請到滿洲，保證他們五年六年的生活，為他們寫出好的作品創造條件。這種作法被證明是必要的。筆者雖然不能無條件地全部讚成，但目的和他們是一致的。我們不一定要借助內地作家的力量。難道我們的條件不是得天獨厚的嗎?我們生活在這真實的滿洲，為了我們的目的而竭盡全力，這難道不是我們的重大使命嗎?”《作文》雜志也認為，所謂“滿洲文學”必須和它的國土相照應，必須寫出滿洲的獨特性來，為此，“滿洲文學”決不可以指望來滿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並對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開滿洲文學之門”。
第二，和前期文學刊物的小型分散的狀況不同，後期文學刊物開始發展為大型化、核心化。1932年9月，《高粱》在新京(長春)創刊，同年10月，住在大連的小說家、詩人青木實、吉野治夫、竹內正一、町原幸二、城小碓、落合郁朗、島崎恭爾、日向伸夫、富田壽等人創辦了《作文》雜志，一時形成了所謂“北有《高粱》，南有《作文》”的格局。1935年，《新京》雜志易名為《摩登滿洲》，成為又一家重要的文藝刊物。1938年，日本文壇在侵華戰爭期間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日本浪漫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北村謙次郎在“新京”發起創辦《滿洲浪漫》，其同人有木崎龍、綠川貢、逸見猶吉、橫田文子、大內隆雄、長谷川濬等。北村謙次郎說：“《滿洲浪漫》不是日本浪漫派的分派，但卻是日本浪漫派的‘延伸’和‘實踐’。”《滿洲浪漫》創刊後，便形成了“北有《滿洲浪漫》，南有《作文》”的新的格局。《滿洲浪漫》和《作文》兩家刊物從創刊到1942年先後停刊，一直是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的兩大陣地。當時的評論家淺見淵在《滿洲的文學、文化運動》一文中說過：“說起來，現在看到的滿洲文學，是由原在奉天刊行的名叫《作文》的同人雜志開其先河的。(中略)後來在新京出版的《滿洲浪漫》的同人們築起了今日的滿洲文學。”
第三，與文學刊物的核心化相適應，出現了比較集中的文學團體組織。先是有“滿洲筆俱樂部”、“新興詩社”、“一家”等三個較大的文藝團體，到了1937年，又在大連成立了“滿洲文話會”(後移往新京)。這不是單純的文學團體，它網羅了滿洲的幾乎所有的文化人，不但是日本人，也包括“滿人”，會員有433名。“文話會”設有會刊《滿洲文話會通信》，並決定設立“滿洲文話會獎”，編纂發行滿洲文藝作品選集。“文話會”在1937~1939年的三年中，分別編修了三部《滿洲文藝年鑒》。在此前後，大連、奉天、新京、哈爾濱等地還有二十多個大大小小的文藝團體，如“滿洲歌友協會、撫順文學研究會、刺槐短歌會、滿洲鄉土藝術協會、滿洲短歌會、北滿歌人社、平原俳句會、大連俳句會、川柳大陸社”等等。到了1939年，由日本殖民當局在滿洲的文化權力機構“弘報處”召集成立了全滿洲的文學家(包括“滿系作家”)組織“滿洲文藝家協會”。該“協會”的會長是山田清三郎，會員有近80名。和“滿洲文話會”不同的是，這是一個專門的文學團體。關於“滿洲文藝家協會”成立的原委，該“協會”出版的“指南”寫道：“我滿洲國的文藝政策，今年三月已由政府發表。為了確保《文藝指導綱要》的實施，今後要在《文藝指導綱要》的基礎上，在與政府的緊密的聯絡下，準備結成文藝界同仁的團體……。”
總體來看，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雖然有時搞得比較熱鬧，都始終是“業餘愛好者”的文學。說它是“業餘愛好者”的文學，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沒有職業作家，除了《滿洲浪漫》的北村謙次郎在“滿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掛了個虛職，專門從事寫作以外，作者們都有自己的職業；二是文學寫作的水平還處於“愛好者”的檔次上。當時的日本政府曾試圖改變這種局面。淺見淵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說：“在滿的日本作家全都是業餘作家。不過，我前些日子在東京參加了一個滿洲新聞的座談會。會上，聽說最近政府要根據創作的實績在滿洲認定一些專家，政府將為這些專家們的創作活動作後援。”(《在滿的作家們》，載1941年7月《現代文學》)日本軍部和政府的確為“滿洲文學”費了不少心機，除了不斷派“內地”作家到滿洲視察督促之外，為了促使“內地”的日本讀者關註“滿洲文學”，權威的“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也向“滿洲文學”加以傾斜。如，日本在滿殖民作家日向伸夫的《第八號道岔》獲第13屆芥川龍之介獎的“候補”作品，第14屆芥川獎的候補作品仍然是在滿日本殖民作家野川龍的《狗寶》，第17屆芥川獎的獲獎作品是石塚喜久二的《纏足的時候》，第19屆的獲獎者是八木義德的《劉廣福》。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都切合了日本的殖民主義的意圖。盡管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從內容上看五花八門，但引起註意，或得到當時的好評的卻都是宣揚日本在滿洲的殖民主義思想的作品。因此，今天我們有必要站在客觀的歷史的角度，對這些作品加以剖析。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所謂“建國精神”與“建國文學”（1）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以所謂“建國精神”為中心思想的。什麽是“建國精神”?就是在滿洲建立日本殖民國家所需要提倡的精神，也就是在滿洲推行日本的殖民主義。其要點，第一是極力宣揚滿洲“獨立”的思想，意在使滿洲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來；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義文化對滿洲的中國人民進行文化同化，即實行所謂“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揚日本文化的優越和先進，中國的野蠻和落後，以此消滅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使之甘願服從日本文化的“指導”；第三，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後，把偽滿說成是“五族(即日、滿、漢、蒙、鮮——引者註)協和”的“獨立的新國家”，是什麽“王道樂土”。在“建國精神”的基礎上，他們還進一步提出了“建國文學”的主張。有的人認為，“滿洲文學”就是體現“滿洲建國”的文學，如《滿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長谷川濬在《建國文學私論》一文中說：“建國”思想就是思考在滿洲如何建立新國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這個過程中實際存在的精神為母胎而產生的文學，我稱為建國文學。這是滿洲文學精神的基礎的理念。”他還說：“以前我主張滿洲文學就是世界文學，這個主張始終沒有變。就是說，滿洲建國就是世界的建設，……這兩者是相互貫通的大道。滿洲文學和滿洲建國必須同時存在，必須是同呼吸的亞細亞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岡倉天心——引者註)所謂亞細亞是一個，——這句話就是新興滿洲國文學發展方向的預言。”有的認為“滿洲文學”是在日本的指導下實現滿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學，如青木實在《義不容辭的使命》一文中說：“滿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國家，那麽，日本人就不能獨善其身。(中略)要以文學表現民族融合之實。”有的人則強調滿洲文學的獨自性，如吉野治夫在《滿洲文學的現狀》一文中認為滿洲文學的特色應該是：“一、在滿洲發現獨特的主題；二、擺脫對日本文壇的依存心理；三、發現滿洲文學的獨特的文學形式。”這些主張都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在“建國精神”之上的“滿洲文學”的理念。在創作上，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盡管形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貫徹著這種“建國精神”。
最早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建國精神”的，是詩歌雜志《亞》的創辦者安西冬衛。安西冬衛在《亞》中發表了不少以大連為背景的詩，後結集為《軍艦茉莉》(1929)出版。他的短詩《春》這樣寫道：
一只蝴蝶，向韃靼海峽那邊飛去。
這首乍看上去平淡無奇的詩，在當時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它用詩的形象的語言，說出了當時一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願望。在滿洲完全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的1938年，作家長與善郎在《少年滿洲讀本》中，進一步發揮了安西冬衛這首詩的意思。書中一開頭寫一個少年請父親帶他去滿洲，於是找出了《世界地圖》和《最近遠東地圖》。當父親給他指出地圖上的“滿洲國”的時候，少年驚喜地說道：“真大呀!滿洲!真像是蝴蝶的形狀。”父親說道：“啊，是啊，蝴蝶正朝著日本的方向飛呢！”作者接著寫道：
的確，從東方的帶著濃顏色的長白山脈，到東側的國境都是蝴蝶的身子；烏蘇裏江和黑龍江交匯處的西伯利亞的哈巴羅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邊關東洲的大連旅順一帶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國境向熱河省方向展開著翅膀。
“哈哈哈，真的呀!一只漂亮的大蝴蝶從亞細亞大陸方向朝著日本，展翅飛來，真是太好啦!”
為什麽這只“蝴蝶”要向日本飛，為什麽日本必須抓住這只“蝴蝶”呢?在他們看來，首先是這裏的民族及其歷史文化的衰落和退化。1936年，滿洲“建國”前夕，詩人石川善助在題為《移北》的詩中這樣寫道：
向北方移住的吉爾亞克吉爾亞克是黑龍江河口地區以漁獵為生的蒙古族——引者註
那空空的草舍中的秋氣
那散落著的鯨魚的白骨
令人想起民族的退化。
用貝殼和羽毛裝飾的神
就是一種可悲的暗示
——向北， 向那極光的方向，
建立我們新的國家吧!
蒙古民族“退化”了，漢民族又怎麽樣呢?一個名叫稻葉亨二的人在題為《夜航船》(1932)的詩中寫道：
中華，患上了神經喪失的
不治之癥，昏睡不醒
黑暗中，“永利”號悄悄地在龍口解開了纜繩，
滿載著山東的雜草
在渤海的夜空下高唱民歌
邦傑船長忽然感到一陣戰栗
抱著元寶跳進海中
失去了船長的輪船
在黑暗中盲目漂流
除了等待鍋爐的死滅，別無辦法
不安的船員們
得知了漂流的真相
拆掉了甲板
當成新的燃料來燒
野花在黑夜中開了
中華，就像在動脈上紮了一根針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所謂“建國精神”與“建國文學”（2）
在這位“詩人”看來，“中華”民族就是失去舵手、盲目漂流的“夜航船”，如果沒有人來拯救，那麽等待他們的必然是滅頂之災了。於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中，就出現了為“拯救”滿洲各族人民而“犧牲”、“奉獻”的日本人。如長谷川濬在短篇小說《烏爾順河》(1941)中，就描寫了一位為“滿洲建國”而獻出了生命的人，用浪漫的手法表現了他所主張的“滿洲文學”的“建國精神”。這篇小說以一個三角戀愛故事為線索。兩個生活在滿洲、並熱情地致力於滿洲“建國”的日本青年——“我”和竹村——都愛著名叫若子的姑娘，因而成為情敵。竹村從事危險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討伐“匪賊”的戰鬥中，“壯烈”地戰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後也自殺身亡，用自己的死對愛情做出了選擇。為“滿洲建國”而殉身，成全了他們的愛。小說中，特別反覆描寫了竹村自己作的題為《烏爾順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烏爾順河呀，可愛的亞細亞的人民”。每當聽到這首歌，“就會感到自己融會到了那在日本無法感覺到的廣袤的天地之中”。
表現相同主題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謙次郎的長篇小說《春聯》(1942)。這部小說有三個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東京、只身一人在滿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館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貞造，還有和這兄弟倆作鄰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剛剛擔任國境警備隊分遣隊長的小野，遇上了滿洲地方司令蘇炳文的“叛亂”，小野在和叛軍作戰時被包圍，險些喪命。逃出後被一個在俄羅斯牧場做工的俄羅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來，後來平安返回。聽了小野的故事以後，在新京因失業而意氣消沈的貞造，決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滿的日本人的“開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經厭倦了單調乏味的生活的作決心重新認識自己的生活……這部小說是應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寫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過建國當初的蘇炳文的叛亂，國境警備的警官的遭難，救助他們的白系俄羅斯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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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繚亂的、跳動的、閃閃爍爍、浮光掠影的新感覺派的寫法，表現了五卅運動前後上海的混亂情形。橫光利一似乎想表現各種勢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糾葛與沈浮，雖然他在單行本序言中聲稱要盡可能忠實於歷史事實，要人們了解五卅運動的“真相”，但他的立場和偏見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中國、對上海的了解和理解顯然是皮毛的和膚淺的。他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寫成了一場烏合之眾的暴力活動。在對中國共產黨員的描寫上，尤其反映了橫光利一的偏見、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筆下，甚至策劃工人暴動的共產黨員芳秋蘭，在暴動中陷入危險時，竟需要日本人來救她。更值得註意的是，《上海》還明顯地表現了橫光利一的日本國家主義的傾向。關於這一點，他在序言中已經談得很清楚了。他說：“那一年蔣介石掌握了政權，以那次事件為契機，他在東方的政治舞臺上變得引人註目，今天這已成了歷史的事實。當時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還不太為人所知。(中略)現在，日本和支那的戰爭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這個作品的主題和現在的戰爭的關聯的話，那就可以想象東洋的命運會有多少曲折。”原來，橫光利一著意要表現的，就是通過日中戰爭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動，來表現日本在中國推行的“東洋主義”。從這一主題出發，橫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對中國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寫，而且通過書中人物之口，對中國作了惡意的評論，如甲谷高重說：“謊言對於支那人來說，算不上謊言，這就是支那人的正義!如果不知道這種正義觀念的顛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橫光利一還正面描寫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山口的軍國主義言論：
——然而，只有日本的軍國主義，才是把東洋拯救出來的惟一的武器，難道不是嗎?舍此之外還有什麽辦法?看看中國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羅吧，看看波斯吧!承認日本的軍國主義，這才是東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邊走著，一邊想起前些天的亞細亞主義者的會合，並為此而興奮。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樸以日中簽訂的《二十一條》為靶子，破口大罵。對此，山口立刻回答說：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認可日本的軍國主義，亞細亞的聯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滿的租借權延長到九十九年，就對此憤憤不平，那我們豈不是一定要毀掉東洋嗎?我們必須記住： 日本由於租借南滿九十九年，就保證了九十九年的生命。”
就在《上海》出版單行本的兩個月後，日本終於悍然發動了吞並“滿洲”的“九·一八”事變。可見橫光利一筆下的山口的這些露骨的軍國主義言論，絕不是個別人的高談闊論，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的。
再看阿部知二的《北京》。
《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1903~1973)在1935年夏末到北京旅行，在北京逗留了一年多。在1952年東京河出書房出版的《阿部知二作品集》(全5卷)第一卷的“解說”中，阿部知二回憶說：“因為那是我初次到外國去旅行，所以對風物的印象特別新鮮。古都的魅力，很快把我吸引住了。然而，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已經著手侵略活動了，不安的空氣籠罩著那裏。即便是迂腐的我也感覺到了。那憂郁的美的幻影，直到回國後還久久地留在腦海中。”他還聲明，《北京》“不過是我的幻想的產物，我絕不是抱著觀察和研究中國的意圖來寫作的。(中略)它只是從我過去的感傷的旅行中產生的幻影。”誠然，阿部知二也許並不是著意描寫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前夕北京城的氣氛，但是，《北京》從頭到尾卻透露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緊張的空氣。作者通過主人公大門勇和他的中國房東王世金一家人的接觸，特別是他與王世金的兒子、北京某大學哲學系的教師王子明和王家的女家庭教師楊素清，以及和在京的日本人的交往，反映了1935年前後處於日本威脅之下的北京城的情景，——日本的飛機在北京低空盤旋，北京周圍的緊張局勢，北京學生的抗日活動，對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權的“彈劾”運動等等。作品的第四章，寫到了大門勇和日本的一個名叫加茂的青年在王府井一家茶館裏交談，加茂極力勸說大門勇到長城看看，因為——
“……只有長城，才是如今日本民族的一條新的、具有積極意義的生命線，您對這條生命線看都不看就要回國，真是太遺憾了!”加茂站了起來，用演說的語氣大聲說道，不時地用拳頭敲擊著桌子，使周圍桌上的中國人都為之驚愕。
…………
加茂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情，繼續說下去。內蒙方面的形勢，還有以河北為中心發生的事態，——於學忠的辭職，第51軍、第2師、第25師和保安隊的撤退，國民黨委員會的阻止，對於日本的進出， 以蘇聯為背景的共產勢力的拼命抗爭，紅軍由南方經四川迂回到達陜西方面，因而對北方增加了壓力，等等。加茂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地講著。
“總而言之，先生，現在，一場猛烈的暴風雨正在孕育中啊!”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裏傳達出的是全面侵華戰爭即將爆發的信號。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背景
“大陸開拓文學”是以日本在“滿洲”(我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活動為背景的。早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就在我國東北地區開始了移民侵略活動。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歷屆政府，都把向滿洲移民看做是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把它作為和俄國爭奪在東北的霸權、長期侵占東北、並以東北為基地侵略整個中國內地的重要途徑。滿洲移民方案的始作俑者，是東宮鐵男和加藤完治。早在1926年任奉天(即沈陽)獨立守備隊中隊長的時候，東宮鐵男就提出了向滿洲移民的初步設想。“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任吉林鐵道守備司令部顧問，來到長春，再次向關東軍作戰課長石原莞爾提出了移民方案，其要點是：讓武裝的農民(在鄉軍人，即覆員軍人)來北滿洲定居，在從事農業的同時，主要是為日本關東軍提供後援，維持當地治安，抵擋蘇聯的南進。和東宮鐵男的“武裝移民”方案相補充的，是所謂“農本主義”者加藤完治為代表的“農業移民”方案。其要點是通過向廣闊的滿洲地區大量移民，擺脫當時日本農村嚴重的經濟蕭條，解決日本國內的土地矛盾，把滿洲建成日本的糧倉。他說：“我確信，把勤勞的日本農民移居到滿蒙的天地，讓他們開墾荒地，把匪賊橫行的滿蒙變成世界上的和平之鄉，這是我們大和民族的使命。”“滿蒙的原野，才是我們神州人民敢於進出的天賜的土地”。1932年，加藤完治通過石原莞爾的介紹和東宮鐵男見面，兩人向議會提出“滿洲移民案”，並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這一年，日本內閣負責移第三章N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陸開拓文學”民的“拓務省”提出的“第一次試驗移民案”被臨時議會通過，從9月1日開始，以日本東北地區的十一個縣為主，招募在鄉軍人，經過短期訓練後來到佳木斯。次年4月完成了向永豐鎮的“入殖”(殖民定居)。這是日本第一次向滿洲實施有組織的“武裝移民”。殖民者把“永豐鎮”的移民村稱為“彌榮村”。這個“彌榮村”，作為日本在滿洲的第一個移民村，成為稍後“大陸開拓文學”的重要描寫對象。
此後數年，日本每年都向滿洲輸送成批的“武裝移民”。1933年的第二次移民在離“彌榮村”40公裏外的七虎力(千振鄉)，1934年的第三次移民在“北安省”王榮廟地區的北大溝(瑞穗圖7大日向村的“開拓團”打著太陽旗，敲鼓吹笛，向滿洲進發
村)，1935年成立了移民事務的實施機關——“滿洲拓殖株式會社”，並向“東安省”的城子河及哈達河進行了第四次移民。1936年的第五次移民在“東安省”的黑臺等另外三個地方。繼1936年岡田內閣倒臺以後，廣田宏毅內閣上臺，加緊實施對東北的移民侵略。這一年成立了所謂“滿洲移住協會”，向滿洲的移民由“試驗”階段而走向大規模實施階段，並把移民重點由“武裝移民”轉向所謂“農業移民”上。移民由以前的在鄉軍人，轉到了一般農民。他們制訂了一個龐大的計劃，決定在二十年內分四個五年，以逐年遞增的方式，分別向東北移民lO萬戶、20萬戶、30萬戶、40萬戶，以便二十年後，使日本的移民占那時的5000萬人口的十分之一，即500萬。在頭一個五年中，由加藤完治主持，編成了所謂“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並在日本內原設立了訓練所。加藤自任所長，培養訓練了一大批移民侵略的急先鋒。為了實施移民侵略計劃，1935年成立了“滿洲拓殖株式會社”，1936年成立了“滿洲移住協會”，1937年前後又在日本實行了所謂“分村”運動。所謂“分村”，是指將有關的村或鄉分出一部分人，以家庭為單位，除繼承家產的長子以外，都在移民範圍之內。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為“分村”運動做了一系列的動員，組織成立了“街村青年團”，制訂了《街村青年團滿蒙開拓活動綱要》。1939年，又出臺了《移民根本國策基本綱要》，進一步規定了移民侵略的目標，要求移民除了以“北滿”為主要入侵地外，要迅速入住整個滿洲的其他重要地區。接著，在此《綱要》的基礎上，修訂頒布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綱要》(1939)。這個文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進行移民侵略的總方針。至此，日本對滿洲的移民侵略完全制度化了。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為止，日本在“滿洲”的移民已達10萬6千戶，共318萬多人。這些移民，按照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需要，入住在滿洲的不同地區。日本當時把這些地區劃分為三個地帶。所謂“開拓第一線地帶”，即與蘇聯交界地區，其主要目的是為關東軍直接提供兵源，或充為兵站，這一地帶的移民占總數的十分之四；“開拓第二線地帶”，是指長白山、巴爾巴嶺、老爺嶺、大小興安嶺、松遼平原的外側等東北抗日武裝活躍的地區，目的是利用移民切斷抗日武裝和東北人民的聯系，這一線的移民達二分之一；“開拓第三線地帶”是指“滿鐵”沿線、重要河川沿岸的經濟交通比較先進的地區，目的主要是進行殖民經濟掠奪，移民人數達十分之一。但不管是哪個地區的日本移民，都有一個共同的、也是最高的目標，那就是使滿洲日本化，使日本“開拓民”成為五族(即日、鮮、滿、漢、蒙)中的領導者，把滿洲建成日本人統治下的“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
日本移民侵入我國東北地區後，首要的是對那裏的人民進行土地掠奪。在1923年10月“滿鐵經濟調查會”擬定的“選定及取得一段農耕地對策案”中，認為日本移民入住的土地，應該是治安、交通、農耕等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好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大都已被中國人所占據，因此，必須強制征收過來。他們在偽滿傀儡政權的協助下，先是以“處理”舊有官地為名占據了大量好地及林區。1936年又設立“地籍整理局”，頒布《土地審定法》以重新制定地籍、審核地權、確立土地制度等方式，大量侵占土地。還通過低價強行收買，強行“開墾”及商租的方法，大肆掠奪。被掠奪的土地，大都為中國人早已耕種過的熟地。
日本在對“滿洲”進行移民侵略活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首先，由於殖民者掠奪了東北人民的大量的財產和資源，剝奪了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家園和土地，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東北人民的抵抗。自從日本移民踏上東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斷遭到襲擊。日本移民侵略者提心吊膽，但同時也更瘋狂地對中國抗日軍民進行報覆和屠殺。他們把反抗的中國抗日軍民統稱為“土匪”，“馬賊”。其次，由於日本移民不習慣“滿洲”的高寒氣候，尤其是“試驗移民”階段物資缺乏，條件惡劣，以至發生了移民的動搖和抵制事件。為此，東宮鐵男處心積慮地推行了所謂“大陸的新娘”的方策，動員日本女青年遠嫁滿洲大陸，稱作“大陸的新娘”。“大陸的新娘”在“女子拓務訓練所”學習烹飪、裁縫、插花及農業技術，並以集體結婚的方式與男性“開拓民”結婚。東宮鐵男還親自作了一首題為《大陸的新娘》的歌曲，命人廣為傳唱。
上述滿洲移民侵略活動的種種情況，構成了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的背景，並且在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其中，“大陸開拓”的主要策劃者東宮鐵男，第一個移民村“彌榮村”，“分村運動”，“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乃至“大陸的新娘”等等，都是“大陸開拓文學”的重要題材。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團體組織（1）
對於日本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大陸開拓移民”的侵略活動，文學界表現出了積極配合的姿態。早在日本向滿洲移民開始的時候，不少作家就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自發地到滿洲旅行和采訪。1939年1月，作家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三人，在“拓務省”和“滿鐵”的支持下，成立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推老作家岸田國士為會長，委員除了上述三人外，還有田村次太郎、春山行夫、湯淺克衛，會員有伊藤整、高見順、豐田三郎、新田潤、井上友一郎等人。據福田清人在《昭和文壇私史》中的回憶，福田通過好友荒木巍和荒木中學時代的同學近藤春雄相識，想請近藤春雄的叔父、拓務大臣八田嘉明幫忙，為他們的滿洲旅行提供方便。為了帶動更多的人參加，就發起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據1940年出版的《文藝年鑒》記載，“懇話會”的目的是，“把關心大陸開拓的文學家集合起來，在有關當局的密切的聯系提攜下，對國家事業的完成提供協助，以文章報效國家”。“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設立了“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獎”，對“有關大陸開拓的優秀文藝作品的推薦和授獎”提供資金。同時，“懇話會”還決定對“大陸開拓事業的視察和參觀提供方便”，也就是對作家們去滿洲提供方便，對有關大陸開拓的文藝研究會、座談會、演講會的召開等也提供支持。除了作家個人的作品外，“懇話會”還決定出版創作集《開拓地帶》，創辦《開拓文藝叢書》等。
和日本的“大陸開拓”活動密切相關的，還有一個文學團體，那就是“農民文學懇話會”，這個“懇話會”幾乎和“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同時成立。和“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一樣有著官方的背景，一樣有著強烈的“國策”色彩。1937年，幾部以農民問題為題材的作品，——主要是島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和田傳的《沃土》、久保榮的《火山灰地》等，——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當時的近衛內閣的農相有馬賴寧對這些“農民文學”也給予了關註，企圖利用“農民文學”，推進他的農業政策。1938年10月，有馬賴寧召集當時比較著名的“農民文學”作家“懇談”。參加“懇談”的多是當時的所謂“鄉土文學”(也稱“農民文學”、“鄉土藝術”)流派的作家，他們是和田傳、田研一、和田勝一、丸山義二、島木健作、打木村治、鍵山博史、楠木寬等人。他們決定成立“農民文學懇話會”。11月，“懇話會”舉行成立儀式。“懇話會”決定有馬賴寧為顧問，主要成員除上述者外，還有伊藤永之介、橋本英吉、本莊陸男、德永直、森山啟等四、五十人。會議決定創辦會報，編纂作品集，設立“有馬賴寧獎”。其中更引人註目的舉動是決定向“大陸”，主要是滿洲派遣作家。關於這一點，有馬賴寧在“懇話會”成立時的講話中，說得很清楚。他認為，日本的農民問題不單是糧食的問題，而是今後農村是否能夠繁榮的問題，農村的繁榮就意味著日本的繁榮。不能把農村置於國家的發展之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甚至認為，沒有農民文學是不行的”。他還說：“讀了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和《土與士兵》，我想才能夠了解前線的戰鬥及官兵們的真實情況。松田甚次郎君的《土地上的吶喊》，編成戲劇，在新國劇上演了一個月，和農村沒有關系的人也許從中更多地了解了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希望在農民文學領域也有《麥與士兵》那樣的作品出現，從而使國民加深對農村的理解。願農民文學家協力。”很明顯，有馬賴寧是希望農民文學也適應當時的侵華戰爭的要求，把農民文學納入侵華戰爭的“國策”體制之內。為了使《麥與士兵》那樣的作品在農民文學領域出現，當然也就需要把作家派到中國來。事實上，“農民文學懇話會”在成立後，就向滿洲派遣了多位作家去了解“大陸開拓”情況，其中包括和田傳、島木健作等人。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團體組織（2）
“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和“農民文學懇話會”這兩個文學團體，集中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大多數作家，成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兩個基本的核心和陣地。“大陸開拓文學”所有重要的作品，大都是由這兩個“懇話會”的成員炮制出來的。
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不僅有著這樣的團體組織，而且有著它的“文學理念”。屬於“鄉土文學”和“農民文學懇話會”系統的作家們，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鄉土文學”作家一樣，從極端民族主義、國粹主義立場出發，強調鄉村和農民是民族文化的“根”，是傳統文化的體現。他們把傳統的農民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並以此為前提排斥現代外來的西方文化，認為日本的近代文學過分西方化了，只重視城市，忽視了鄉村和農民，以致給日本帶來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有害的思想。認為“大陸開拓”有助於糾正現代日本文化的弊端，並能夠為日本的農民文學的發展創造一個很好的機會。如菅野正男在給福田清人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我們〔在滿洲〕建立起獨立的村莊，那就可以努力使在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註)衰退了的鄉土文學獲得振興。宮澤賢治(1896～1933年，鄉土文學的提倡者——引者註)想做的事情，我們在滿洲的大平原中正在變成現實。”有些熱衷於“大陸開拓”的文學家，不但從政治經濟軍事角度看問題，更從文學角度看問題。認為日本在滿洲的“開拓”，能夠改變日本文學的狹小的格局，並期望在滿洲的日本作家創作出一種能夠體現“征服者”之驕傲的“大陸文學”。如到滿洲旅行視察過的評論家淺見淵在《關於大陸文學》(1940年9月《文藝情報》)中認為，日本文學、日本作家寫的“大陸小說”缺乏的是大陸文學那樣的“飄渺感”和“悠久感”，場面比較狹小，缺乏大自然的“野性味”，他寫道：“我想說的是一句話：大陸文學，不限於移民文學的真正的大陸文學，歸根到底，不在大陸紮下生活的根，是不可能一朝一夕產生出來的。”大陸文學就是“開辟從前的日本文學中從未有過的征服者的文學之路，也就是以大陸為背景的體現民族之驕傲的文學。同時我想，只有這一點才是新產生的大陸文學的當然的性格。這難道不是命中註定的嗎?這種意見不單是我個人的想法，也是在滿洲的嚴肅地從事作家修煉的多數作家的意見。”還有的認為，日本對滿洲大陸的“開拓”，將有助於帶來日本文學風格的變化，如評論家保田與重郎在《大陸與文學》一文中說：“我認為，日本要在大陸把日本的精神樹立起來，在它的光榮貢獻給世界歷史的時候，與此相適應，需要有大的營造。這話的意思是，將來需要有大藝術。需要偉大的舞臺，偉大的設計，偉大的臺詞，需要這樣的綜合的樣式。”他最後得出結論說：“大陸——它不在地圖上的滿蒙支之外——的出現，會最先引起文學鑒別法、批評的分類學的變革。更慎重地說，所謂的大陸，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風土(即不是地理學的現象)，今天的大陸作為皇軍的大陸，是嚴整的一個整體，因此是象征的浪漫主義。這是展望新的未來的理想主義的混沌的母胎。也就是說，作為文學母胎的大陸就是這種混沌。”
集中表達這種“大陸開拓文學”之“理念”的是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一書中，福田清人不但全面地論述了日本“大陸開拓文學”的形成和發展，評論了數十位有關的作家作品，而且還極力為“大陸開拓文學”尋求文學理論上的依據。他指出：以“大陸開拓”為主題的文學，絕不是應時的“時流文學”或“旁流文學”，而是《古事記》、《日本書紀》和《風土記》等日本的古典文學所蘊含的“創造開拓精神”在當今的表現。他說：“在開拓文學的理念中，日本古典中的根本的精神，應該在今天得到表現。”他認為，“大陸開拓文學”對於日本文學“大陸性”的缺乏有重要的彌補作用。他批判日本近現代文學是“輸入性”、“城市性”、“文化人性”、“個人性”的，說它忽視了“傳統性”、“開拓性”、“地方性”、“農民性”。他列舉了明治時期那些在他看來關心“大陸”的作家，如二葉亭四迷、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森鷗外、夏目漱石，還有後來的芥川龍之介、橫光利一、前田河廣一郎等，推崇他們以“大陸”為題材的作品。福田清人的結論是：“日本已經在大陸的圈子裏頭了。在這個意義上，大陸文學這種樣式不是派生的，而是從古到今的日本文學流動的真正的河床。”大陸開拓文學“築起了一條新文化的康莊大道。它不局限於滿洲文學一個地盤，而是包括日滿在內的‘興亞文學’的萌芽。”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1）
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的大規模的出籠，大都開始於1937年以後，到1945年日本戰敗，移民撤回國內的八年間，“大陸開拓文學”數量龐大。而且1938年～1942年這五年中數量最多，小說、報告文學、詩集、評論、游記、隨筆、傳記等各種體裁都有。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中，光單行本就列舉了80多部。一般認為比較重要的有：
湯淺克衛：《先驅移民》，1937年
《遙遠的地平線》，1940年
德永直：《先遣隊》，1938年
菅野正男：《與土戰鬥》，1939年
打木村治：《制造光的人們》，1939年
《遲緩的歷史》，1940年
林房雄：《大陸的新娘》
島木健作：《滿洲紀行》，1940年
《一個作家的手記》，1940年
丸山義二：《莊內平原》，1940年
和田傳：《風土》，1938年
《生活之杯》，1938年
《大日向村》，1939年
《殉難》，1939年
福田清人：《日輪兵舍》1939年
《大陸開拓與文學》，1942年
《東宮大佐》，1942年
竹田敏彥：《開墾部隊》，1939年
田研一：《奉天城——滿洲建國記1》，1942年
《王道之門——滿洲建國記2》，1942年
《新京——滿洲建國記3》，1943年
淺見淵：《文學和大陸》，1942年
《滿洲文化記》，1943年
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編：《大陸開拓小說集(一)》，1939年
農民文學懇話會編：《農民文學十人集》，1939年
滿洲移住協會：《潮流·大陸歸農小說集》，1942年
滿洲移住協會：《開拓文苑》，1942年
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描寫日本對滿洲的初期移民活動的重要作家有福田清人、德永直、湯淺克衛、打木村治等。福田清人的“大陸開拓文學”的特點是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形式，表彰日本“大陸開拓”的先驅者。他的《日輪兵舍》以宮城縣遠田郡南鄉村的“高等國民學校”的校長杉山為中心，展現了初期移民活動的各個方面。作品寫到了日本農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杉山在時常來視察工作的加藤完治的指導下，在第一次武裝移民團員來信的感召下，決心動員學生向滿洲移民。他選擇了一些畢業生加以訓練，把他們派遣到滿洲。杉山本人也只身去滿洲考察，回國後辭去教職，成立了“南鄉村滿蒙移民後援會”，專門從事移民事務。福田的另一部作品《東宮大佐》是以“大陸開拓武裝移民”的策劃者東宮鐵男為主人公的作品，意在為東宮鐵男樹碑立傳。德永直本來是日本“普羅(無產階級)文學”作家，被捕“轉向”後積極參與法西斯主義文學及侵華文學活動。他的《先遣隊》以第六次“武裝移民”村湯原東海村為中心，從“分村”運動，一直寫到移民開赴滿洲以後的生活，幾乎包含了初期移民“開拓”活動的一切方面，描寫了滿洲大地的荒涼，移民的水土不服癥，強烈的思鄉情緒，與“土匪”作戰以及“大陸的新娘”的選定等等。打木村治是最早描寫日本移民在滿洲的所謂“建設”活動的人，他的《制造光的人們》以第一個“武裝移民”村——“彌榮村”為題材，描寫了一批來到了松花江畔、作為最初的“開拓者”的武裝移民如何同“土匪”、嚴寒、窮困及思鄉情緒做鬥爭，最後迎來了“大陸的新娘”。作者強調了“開拓”活動如何艱苦卓絕，把日本移民侵略者譽為“制造光的人們”。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2）
以“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為題材的主要作品是湯淺克衛的《遙遠的地平線》，特別是菅野正男的《與土戰鬥》。《遙遠的地平線》描寫了“大陸開拓”如何艱難。滿洲的大平原，展現在主人公面前的是“遙遠的地平線”，圖8《與土戰鬥》單行本書影象征著“大陸開拓”事業的任重道遠。《與土戰鬥》的作者菅野正男本身就是“青少年義勇軍”中的一員。作品以手記的形式記錄了“義勇軍”在日本茨城縣進行了兩個月的基本訓練，到達滿洲嫩江縣之後的一年多的生活經歷。描寫了食物如何粗劣得難以下咽，如何因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習慣患上“屯墾病”、流行病，還有那猛烈的沙暴，徹骨的嚴寒、橫行的“匪賊”等等。但作者為適合“大陸開拓”的宣傳需要，並沒有表現出悲觀和不滿。只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比較真實的感受。如寫到作者的一個夥伴這樣說：“義勇軍在三年的時間內，接受和軍隊同樣的軍事教育。可是並沒有參軍，而是直接來到了移民地。以前聽說只要提出志願，就可以參軍，來這裏一看，才知道全是假話。而且，說是根據志願和能力，可以從事農業以外的工作，這倒不假。可是從事農業以外工作的，凈是特殊的人。”不過盡管如此，作者還是極力表現他們如何義無反顧，在險惡的環境中，頑強地“與土戰鬥”。所以，即使作品的文學性很有限，還是得到了評論界的較高的稱讚，並獲得了1940年度的“大陸文學懇話會獎”。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一書中認為《與土戰鬥》“是產生於新的開拓地的文學的經典”。
在“大陸開拓文學”中，當時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和田傳(1900～ )。農民出身、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的和田傳，曾以農民文學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後，他寫作了一系列的“大陸開拓”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風土》、長篇小說《生活之杯》描寫了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農村的形勢。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說：“事變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當我們還以為大陸在遠隔大海的遙遠的地方的時候，農村還不會感受到戰爭。大陸就在這裏，每個村莊和耕地都在大陸上。”這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後記”中，他寫道：自從參觀了加藤完治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訓練所”以後，“對於農村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不能不和大陸聯系起來考慮了。我的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從此就開始思考大陸的事情了。覺得日本海已經被填平，已經和滿洲大陸連了起來。”
《大日向村》是和田傳的集中描寫日本農民向大陸移民的長篇小說。作品取材於日本中部信濃地方的一個叫做“大日向村”的窮山村，在“分村”後向滿洲移民的真實經過。大日向村雖雲“日向”，卻是地處深山溝、連太陽也不能全曬到的“半日村”。村裏四百多戶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於992平方米)多一點的“貓臉”似的土地，在種地不能維生的情況下，農民們又砍林燒炭賣。但木炭價錢低，樹木砍伐殆盡，農民因為借錢買木頭，陷入了“借債地獄”。在昭和初期的“農村恐慌”中，農民更加貧困，村長因無可奈何，相繼辭職。在這種情況下繼任村長的淺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持下，決定向滿洲移民，把村子一分為二，將其中的一百五十戶移至滿洲。於是他們浩浩蕩蕩，來到吉林省舒蘭縣的四家房，在那裏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們唱著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燒在大陸上，大和島國先驅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滿洲四家房，移住而來千人強，男女老少喜洋洋。嚴寒零下三十度，嚴寒酷暑何足懼，挽起鐵腕揮起鋤，從南嶺山到水曲柳，開拓廣漠十萬裏”。然而，這些“開拓民”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如何“開拓”的呢?有一封寫給“母村”的介紹“新村”情況的信，便洩漏了天機：
新村的區域，水田約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約合992公畝——引者註)，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還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聽說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後再開始開墾的比較多。但是在這裏，凈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經有了兩條長達六裏和四裏半的水渠，雖說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種了不過三四年。所以，看來，今後至少十年間，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鬥的收成。
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夥移民不僅侵占到了中國的領土，而且還從中國農民手裏掠奪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設施。可見，他們的“開拓”其實就是掠奪。以“大日向村”為代表的日本移民對貧困和危機的擺脫，是建立在我東北人民的巨大犧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傳出版作品集《殉難》。其中的中篇小說《殉難》，以大陸移民村為舞臺，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續篇。關於《殉難》，作者交待說：“大陸的新村過去是沒有的。年輕人們都從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為了嶄新的生活而奔忙。這些人的行動的美好、壯烈，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這篇小說所描寫的行動的世界，都是以北滿的開拓地發生的真實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難》中所描寫的是什麽樣的“真實的故事”呢?他寫了中國的農民在受到“匪賊”襲擊，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日本的移民如何舍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趙海山相當於村裏長老的中國農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長”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誼和信賴；日本移民團夜間巡警隊如何保護著中國村民。在小說的最後，被“匪團”抓住的清三郎面對著槍口——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制（3）
冷靜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語調說：開槍吧!再說一遍，本人是但馬的窮苦百姓，在日本的時候沒有人敢回頭瞧我。現在本人要作大陸開拓的柱石，把骨頭埋在這裏，正合本人的心願!開槍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這個時候，“乒”的一聲，手槍響了。
於是，清三郎做了“大陸開拓”和“五族協和”、“日滿一體”的“殉難”者。不難看出，這裏所描寫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野蠻移民入侵的實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國農民的保護者!
日本“大陸開拓”的作家作品，就是這樣自覺地做了日本軍國主義“大陸開拓”的“國策”的宣傳品。在眾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島木健作的創作是個例外。島木健作(1903~1945)原屬於無產階級作家，“轉向”後加入了“農民文學懇話會”。1938年11月他被“懇話會”派到滿洲視察，歷時三個多月。回國後以在滿洲的見聞為題材，發表《滿洲紀行》和《一個作家的手記》。《滿洲紀行》收錄了作者十幾篇紀行文章。在這裏，島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擺脫了“國策”宣傳的需要，用冷靜的、客觀的觀察分析，披露了“大陸開拓”的實相。他指出，迄今為止日本人所寫的絕大多數有關大陸開拓的文字，都是憑空杜撰的東西。在他看來，日本移民在滿洲獲得了土地，但並不等於他們的問題解決了。條件的惡劣、土地的荒蕪、勞動力的缺乏、不適當的耕作法，使得“大陸開拓”問題成堆。他還第一次大膽指出：日本移民在滿洲的農業活動，實際上靠雇傭“滿人”作勞動力來支撐的。他寫道：
現在， 日本開拓民依靠驅使滿人勞動力，才獲得生存的基礎。這個事實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兩者的關系是主人與雇傭者之間的關系。兩者間的親睦伴著感傷。在被雇傭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農，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有沒有交換來的土地呢?他們賣地的錢總是能留在手上嗎? 日本開拓民的能力還小，現在還需要他們，把他們留在這裏，他們也覺得這種聯合還好。但是，這種聯合到底能持續到什麽時候呢?
像這樣明確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滿人”由土地的主人淪為被雇傭者，就等於戳破了“大陸開拓”的實質：原來“大陸開拓”就是變“滿人”為奴隸!從這一點上看，《滿洲紀行》雖然不是純文學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實的勇氣，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在“大陸開拓文學”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總之，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為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煽風點火，興風作浪，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移民侵略的宣傳工具。當時就有評論家指出了它們存在的只顧宣傳實用的“素材主義”和缺乏藝術性的傾向。在今天，它們除了讓我們從中了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動，看到日本文學在侵華戰爭期間的可恥的墮落，此外已沒有別的用處。實際上，“大陸開拓文學”已經隨著日本在滿洲“大陸開拓”移民活動的徹底失敗，而宣告了自己的破產。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1）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指移民於我國東北地區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學。日本學者在談到“滿洲文學”的時候，一般把“滿洲文學”分為中國人的“滿系文學”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學”兩大部分。這裏所說的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也就是“滿洲文學”中的“日系文學”。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與日本在滿洲的殖民侵略活動相始終的。從發展線索上看，以1932年偽滿洲國的成立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日俄戰爭結束到偽滿洲國的“建國”(1905~1931)。這一時期日本對“滿洲”的移民侵略活動，主要以總部設在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滿鐵”的有關人員，所以文學的中心也在大連。長春、撫順、遼陽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學活動。從事文學活動的人“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大多數也是“滿鐵”的職員。隨著移民人數的逐漸增加，殖民者的“滿洲”意識也逐漸增強。他們不但希望滿洲成為日本的經濟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學上使滿洲日本化。於是，進入20年代以後，在大連、長春等地出現了許多沙龍式的文學小團體。並且有人還提出了建立“滿洲文學”的初步主張。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雜志《我們的文學》的二月號上，刊登了題為《滿洲與文學雜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滿洲的一種文學雜志”，“我們所希望的雜志出現的時候，作為地方特色，會帶有殖民地的氣氛和氣質，也有表現鄉愁的美麗詩句。但時代要超越這一切，而要求表現世界主義的實現、民族和民族之間的融合。”在此前後，文學雜志不斷湧現，如1920年俳句雜志《黑煉瓦》出刊，1924年綜合性文藝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詩刊《亞》出刊，1928年短歌雜志《合萌》出刊，1929年《滿洲短歌》出刊，1930年文學雜志《街》出刊，1931年，詩與短歌雜志《胡同》出刊，等等。此外，《讀書會雜志》(後改稱《協和》)、《大連新聞》、《新天地》、《大陸》、《大陸生活》、《滿蒙之文化》(後改稱《滿蒙》)、《月刊撫順》等日文報刊也辟有文藝專欄或發表文學作品。有的報刊還舉行文學作品的征集活動。如《長春實業新聞》分別在1924年和1925年舉行了短篇小說的征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舉行了兩次長篇小說征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明確提出征集的對象是“以滿洲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總之，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已經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規模。
在創作上，此時期已經出現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說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島蘇水的《三個世界》，詩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詩歌集《塞外詩集》、《三人集》等。清島蘇水(本名清島貢)是“滿鐵”的職員，是在“滿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說集的人。1924年，日本國內的巖崎書店出版了他的《三個世界》。《三個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說，全部以滿洲為背景，其中不少小說描寫了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的生活和見聞。如《鹹魚》描寫了一個放蕩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滿洲”的窮鄉僻壤過著忍辱負重的生活；《三個世界》表現了“滿鐵”職員的過失；《飯》描寫了主人公如何惡作劇地捉弄饑餓的中國小孩兒。這些小說雖不免幼稚，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態，所以被認為是“滿洲文學”的先驅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編輯，1930年出版的《塞外詩集》，收入了安西冬衛、稻葉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樹、島崎恭爾、城小碓、龍口武士、市川賢一郎等人的以描寫滿洲風物及中國內地為主要內容的詩歌。其中寫到了黃河、黃土高原、敦煌、遼河、哈爾濱、旅順等。《三人集》是移居於奉天(沈陽)的三位詩人——土龍之介、高橋順次郎、落合郁朗——的詩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胡同社”刊行。表現了滿蒙的荒涼、遼闊以及滿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賢一郎在跋文中認為，雖然這三個人的作品還沒有擺脫日本人的“潔癖”，但是，“我並不失望。在迄今為止滿洲出版的詩集中，還沒有發現像這樣態度真摯的作品”。他希望詩人們“今後要喝著滿洲的泥水，吸著蒙古的黃沙生長起來”。
“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時開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幾年的時間裏，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有了不同於前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2）
第一，從以前的文學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自發的活動，變為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滿洲文學”的建設。敵偽當局也從文化殖民主義出發，積極支持和扶植“滿洲文學”的發展。光文學獎就設立了“滿洲文話會獎”、“建國紀念文藝獎”、“滿洲國民生部大臣獎”等好幾項。還通過制訂《文藝指導綱要》(1941)等官方文件，對文學活動加以引導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傳以日本殖民主義為基礎的所謂“建國精神”，並用日本“內地”的文學來指導“滿洲文學”，確立日本文學對“滿系文學”的指導地位。如《文藝指導綱要》在第二條“我國文藝的特質”中明確寫道：“我國文藝以建國精神為基調，致力於八纮一宇的大精神的顯現，以移植於我國的日本文藝為經，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藝為緯，取世界文藝之精華，而形成渾然獨體的文藝。”此前，在滿洲的日本殖民文學家也提出了“在滿洲建立滿洲的文藝”的口號。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從內地(指日本本土——引者註)來到滿洲，幾年以後又回到了內地。日本人為什麽不能在滿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滿洲還沒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繪畫、文學之類的優秀的作品呢?通過以滿洲為背景的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能使滿洲的印象立刻浮現在人們面前。滿鐵率先把中意的作家，從內地請到滿洲，保證他們五年六年的生活，為他們寫出好的作品創造條件。這種作法被證明是必要的。筆者雖然不能無條件地全部讚成，但目的和他們是一致的。我們不一定要借助內地作家的力量。難道我們的條件不是得天獨厚的嗎?我們生活在這真實的滿洲，為了我們的目的而竭盡全力，這難道不是我們的重大使命嗎?”《作文》雜志也認為，所謂“滿洲文學”必須和它的國土相照應，必須寫出滿洲的獨特性來，為此，“滿洲文學”決不可以指望來滿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並對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開滿洲文學之門”。
第二，和前期文學刊物的小型分散的狀況不同，後期文學刊物開始發展為大型化、核心化。1932年9月，《高粱》在新京(長春)創刊，同年10月，住在大連的小說家、詩人青木實、吉野治夫、竹內正一、町原幸二、城小碓、落合郁朗、島崎恭爾、日向伸夫、富田壽等人創辦了《作文》雜志，一時形成了所謂“北有《高粱》，南有《作文》”的格局。1935年，《新京》雜志易名為《摩登滿洲》，成為又一家重要的文藝刊物。1938年，日本文壇在侵華戰爭期間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日本浪漫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北村謙次郎在“新京”發起創辦《滿洲浪漫》，其同人有木崎龍、綠川貢、逸見猶吉、橫田文子、大內隆雄、長谷川濬等。北村謙次郎說：“《滿洲浪漫》不是日本浪漫派的分派，但卻是日本浪漫派的‘延伸’和‘實踐’。”《滿洲浪漫》創刊後，便形成了“北有《滿洲浪漫》，南有《作文》”的新的格局。《滿洲浪漫》和《作文》兩家刊物從創刊到1942年先後停刊，一直是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的兩大陣地。當時的評論家淺見淵在《滿洲的文學、文化運動》一文中說過：“說起來，現在看到的滿洲文學，是由原在奉天刊行的名叫《作文》的同人雜志開其先河的。(中略)後來在新京出版的《滿洲浪漫》的同人們築起了今日的滿洲文學。”
第三，與文學刊物的核心化相適應，出現了比較集中的文學團體組織。先是有“滿洲筆俱樂部”、“新興詩社”、“一家”等三個較大的文藝團體，到了1937年，又在大連成立了“滿洲文話會”(後移往新京)。這不是單純的文學團體，它網羅了滿洲的幾乎所有的文化人，不但是日本人，也包括“滿人”，會員有433名。“文話會”設有會刊《滿洲文話會通信》，並決定設立“滿洲文話會獎”，編纂發行滿洲文藝作品選集。“文話會”在1937~1939年的三年中，分別編修了三部《滿洲文藝年鑒》。在此前後，大連、奉天、新京、哈爾濱等地還有二十多個大大小小的文藝團體，如“滿洲歌友協會、撫順文學研究會、刺槐短歌會、滿洲鄉土藝術協會、滿洲短歌會、北滿歌人社、平原俳句會、大連俳句會、川柳大陸社”等等。到了1939年，由日本殖民當局在滿洲的文化權力機構“弘報處”召集成立了全滿洲的文學家(包括“滿系作家”)組織“滿洲文藝家協會”。該“協會”的會長是山田清三郎，會員有近80名。和“滿洲文話會”不同的是，這是一個專門的文學團體。關於“滿洲文藝家協會”成立的原委，該“協會”出版的“指南”寫道：“我滿洲國的文藝政策，今年三月已由政府發表。為了確保《文藝指導綱要》的實施，今後要在《文藝指導綱要》的基礎上，在與政府的緊密的聯絡下，準備結成文藝界同仁的團體……。”
總體來看，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雖然有時搞得比較熱鬧，都始終是“業餘愛好者”的文學。說它是“業餘愛好者”的文學，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沒有職業作家，除了《滿洲浪漫》的北村謙次郎在“滿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掛了個虛職，專門從事寫作以外，作者們都有自己的職業；二是文學寫作的水平還處於“愛好者”的檔次上。當時的日本政府曾試圖改變這種局面。淺見淵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說：“在滿的日本作家全都是業餘作家。不過，我前些日子在東京參加了一個滿洲新聞的座談會。會上，聽說最近政府要根據創作的實績在滿洲認定一些專家，政府將為這些專家們的創作活動作後援。”(《在滿的作家們》，載1941年7月《現代文學》)日本軍部和政府的確為“滿洲文學”費了不少心機，除了不斷派“內地”作家到滿洲視察督促之外，為了促使“內地”的日本讀者關註“滿洲文學”，權威的“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也向“滿洲文學”加以傾斜。如，日本在滿殖民作家日向伸夫的《第八號道岔》獲第13屆芥川龍之介獎的“候補”作品，第14屆芥川獎的候補作品仍然是在滿日本殖民作家野川龍的《狗寶》，第17屆芥川獎的獲獎作品是石塚喜久二的《纏足的時候》，第19屆的獲獎者是八木義德的《劉廣福》。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都切合了日本的殖民主義的意圖。盡管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從內容上看五花八門，但引起註意，或得到當時的好評的卻都是宣揚日本在滿洲的殖民主義思想的作品。因此，今天我們有必要站在客觀的歷史的角度，對這些作品加以剖析。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所謂“建國精神”與“建國文學”（1）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以所謂“建國精神”為中心思想的。什麽是“建國精神”?就是在滿洲建立日本殖民國家所需要提倡的精神，也就是在滿洲推行日本的殖民主義。其要點，第一是極力宣揚滿洲“獨立”的思想，意在使滿洲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來；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義文化對滿洲的中國人民進行文化同化，即實行所謂“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揚日本文化的優越和先進，中國的野蠻和落後，以此消滅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使之甘願服從日本文化的“指導”；第三，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後，把偽滿說成是“五族(即日、滿、漢、蒙、鮮——引者註)協和”的“獨立的新國家”，是什麽“王道樂土”。在“建國精神”的基礎上，他們還進一步提出了“建國文學”的主張。有的人認為，“滿洲文學”就是體現“滿洲建國”的文學，如《滿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長谷川濬在《建國文學私論》一文中說：“建國”思想就是思考在滿洲如何建立新國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這個過程中實際存在的精神為母胎而產生的文學，我稱為建國文學。這是滿洲文學精神的基礎的理念。”他還說：“以前我主張滿洲文學就是世界文學，這個主張始終沒有變。就是說，滿洲建國就是世界的建設，……這兩者是相互貫通的大道。滿洲文學和滿洲建國必須同時存在，必須是同呼吸的亞細亞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岡倉天心——引者註)所謂亞細亞是一個，——這句話就是新興滿洲國文學發展方向的預言。”有的認為“滿洲文學”是在日本的指導下實現滿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學，如青木實在《義不容辭的使命》一文中說：“滿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國家，那麽，日本人就不能獨善其身。(中略)要以文學表現民族融合之實。”有的人則強調滿洲文學的獨自性，如吉野治夫在《滿洲文學的現狀》一文中認為滿洲文學的特色應該是：“一、在滿洲發現獨特的主題；二、擺脫對日本文壇的依存心理；三、發現滿洲文學的獨特的文學形式。”這些主張都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在“建國精神”之上的“滿洲文學”的理念。在創作上，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盡管形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貫徹著這種“建國精神”。
最早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建國精神”的，是詩歌雜志《亞》的創辦者安西冬衛。安西冬衛在《亞》中發表了不少以大連為背景的詩，後結集為《軍艦茉莉》(1929)出版。他的短詩《春》這樣寫道：
一只蝴蝶，向韃靼海峽那邊飛去。
這首乍看上去平淡無奇的詩，在當時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它用詩的形象的語言，說出了當時一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願望。在滿洲完全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的1938年，作家長與善郎在《少年滿洲讀本》中，進一步發揮了安西冬衛這首詩的意思。書中一開頭寫一個少年請父親帶他去滿洲，於是找出了《世界地圖》和《最近遠東地圖》。當父親給他指出地圖上的“滿洲國”的時候，少年驚喜地說道：“真大呀!滿洲!真像是蝴蝶的形狀。”父親說道：“啊，是啊，蝴蝶正朝著日本的方向飛呢！”作者接著寫道：
的確，從東方的帶著濃顏色的長白山脈，到東側的國境都是蝴蝶的身子；烏蘇裏江和黑龍江交匯處的西伯利亞的哈巴羅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邊關東洲的大連旅順一帶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國境向熱河省方向展開著翅膀。
“哈哈哈，真的呀!一只漂亮的大蝴蝶從亞細亞大陸方向朝著日本，展翅飛來，真是太好啦!”
為什麽這只“蝴蝶”要向日本飛，為什麽日本必須抓住這只“蝴蝶”呢?在他們看來，首先是這裏的民族及其歷史文化的衰落和退化。1936年，滿洲“建國”前夕，詩人石川善助在題為《移北》的詩中這樣寫道：
向北方移住的吉爾亞克吉爾亞克是黑龍江河口地區以漁獵為生的蒙古族——引者註
那空空的草舍中的秋氣
那散落著的鯨魚的白骨
令人想起民族的退化。
用貝殼和羽毛裝飾的神
就是一種可悲的暗示
——向北， 向那極光的方向，
建立我們新的國家吧!
蒙古民族“退化”了，漢民族又怎麽樣呢?一個名叫稻葉亨二的人在題為《夜航船》(1932)的詩中寫道：
中華，患上了神經喪失的
不治之癥，昏睡不醒
黑暗中，“永利”號悄悄地在龍口解開了纜繩，
滿載著山東的雜草
在渤海的夜空下高唱民歌
邦傑船長忽然感到一陣戰栗
抱著元寶跳進海中
失去了船長的輪船
在黑暗中盲目漂流
除了等待鍋爐的死滅，別無辦法
不安的船員們
得知了漂流的真相
拆掉了甲板
當成新的燃料來燒
野花在黑夜中開了
中華，就像在動脈上紮了一根針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所謂“建國精神”與“建國文學”（2）
在這位“詩人”看來，“中華”民族就是失去舵手、盲目漂流的“夜航船”，如果沒有人來拯救，那麽等待他們的必然是滅頂之災了。於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中，就出現了為“拯救”滿洲各族人民而“犧牲”、“奉獻”的日本人。如長谷川濬在短篇小說《烏爾順河》(1941)中，就描寫了一位為“滿洲建國”而獻出了生命的人，用浪漫的手法表現了他所主張的“滿洲文學”的“建國精神”。這篇小說以一個三角戀愛故事為線索。兩個生活在滿洲、並熱情地致力於滿洲“建國”的日本青年——“我”和竹村——都愛著名叫若子的姑娘，因而成為情敵。竹村從事危險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討伐“匪賊”的戰鬥中，“壯烈”地戰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後也自殺身亡，用自己的死對愛情做出了選擇。為“滿洲建國”而殉身，成全了他們的愛。小說中，特別反覆描寫了竹村自己作的題為《烏爾順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烏爾順河呀，可愛的亞細亞的人民”。每當聽到這首歌，“就會感到自己融會到了那在日本無法感覺到的廣袤的天地之中”。
表現相同主題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謙次郎的長篇小說《春聯》(1942)。這部小說有三個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東京、只身一人在滿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館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貞造，還有和這兄弟倆作鄰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剛剛擔任國境警備隊分遣隊長的小野，遇上了滿洲地方司令蘇炳文的“叛亂”，小野在和叛軍作戰時被包圍，險些喪命。逃出後被一個在俄羅斯牧場做工的俄羅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來，後來平安返回。聽了小野的故事以後，在新京因失業而意氣消沈的貞造，決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滿的日本人的“開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經厭倦了單調乏味的生活的作決心重新認識自己的生活……這部小說是應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寫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過建國當初的蘇炳文的叛亂，國境警備的警官的遭難，救助他們的白系俄羅斯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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