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這兩人應該很鄙視自己。敵對方就算想騙人，也不必這樣沒技術含量的來吧！沒別的，連李師中帶派去調查的人都貶職撤走，給王韶騰出地方來。但問題馬上又出現了。

關於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輸法都得由國家出本錢的，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綾羅綢緞往邊疆上運，朝裏的大佬們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擺著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沒事都要去打劫，放這麽多錢過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氣樂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邊兒的地主老財都敢囤積家產，堂堂國家居然害怕被搶。這還有天理嗎？國家大臣不去想法強國，居然每天想著裝窮躲賊，這還有王法嗎？”

等等等等，一通亂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實行。所以現在王韶在賺了錢，打了勝仗之後，要強調一下效果。可是他還是太幼稚了，不要以為賺到了錢就是好事，更不要以為打了勝仗就是硬道理，在一個有經驗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麽樣的驢，都會變成一頭豬。

軍方大領導、樞密使文彥博說——大家明白怎麽蓋房子嗎？建築商在開工前，總是會把預算說得很低，引誘房主動工。等到蓋到中途時，各種要求就都提出來了，那時不得不蓋，不得不被宰。現在王韶的所謂勝利，也不外如是。

幾十年間沒有的外戰大勝，就換來部門領導這樣的評語，換你能氣死不？還好神宗說了一句話，把文彥博打啞。

——請問愛卿，房子壞了你不修嗎？

一般來說，皇帝問到了這句話，中國歷代的大臣們都會有些不同的反應。漢朝的，會怒目揚眉，脫掉朝服換鎧甲。

——陛下，我幫你去蓋房子。用不著那個招人煩的王韶！

晉朝的會很溫存，他意態優雅，輕擺拂塵，和皇帝用一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細細地談一下蓋房子的問題。基本上會從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沒有必要有房頂，都會一一道來，娓娓動聽。說到興起，還會招來三五同好，加入論點；

唐朝的很特別，他一邊像漢朝的臣子那樣換軍裝，一邊在換的過程中不斷和皇帝交流。註意，態度不會太友好，無論是藩鎮還是內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頂得七竅冒煙的時候。其結果嘛，多半衣服也換好了，皇帝也被說服了，這場架不必打了。

當然，一少半真就操家夥沖了出去，到外國砍人了事；

元朝很統一，殺人是唯一的硬道理。從他們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種軍事、政治活動，而是一種傳統運動……

明朝的官員不必多講了，義之所在，雖千萬記大板子，俺也一往無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脫掉褲子打屁股的心理準備；

清朝的很可愛，皇帝的臉色稍有不對，立即跪倒磕頭，痛哭流涕，同時念念有詞。拜眾多經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宮戲所賜，全國百姓都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麽。

——奴才該死，奴才有罪，奴才……

這還是滿人的嫡系，如果是漢人，奴才二字都沒資格說出口，得自稱“臣”如何。誰讓你是外人。

好了，啰唆這麽一大堆，一來是突然興起，湊點字數換稿費，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煩躁；二來這裏面也有個大學問大論點。

——論，中華民族為何在做人做事的態度上每況愈下，底氣越來越不足，到後來比個孫子都不如？為什麽就沒了當年執理直言，堅持不屈的氣魄？

這也許才是我們讀史、研史的價值所在，不想這些，歷史就只是些陳年變質，或好玩或無聊的與己無關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點，宋朝的大臣，具體到神宗年間文彥博這一批，對於皇帝發怒的反應是——沈默。俺有話，但不說，家裏只要不缺工資，不少補貼，才犯不著跟你惹氣。

看著很平和，很文雅，可是問題一點都沒解決。因為互相沒有交心啊，沒有吵鬧。自古以來男人都是種特殊的動物，心裏不爽，不是當場罵出來，就是事後使絆子，反正絕對忍不住。

除非您是聖人。

像文彥博這樣的，心術超深，不可測度。這是可貴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時，就是個操蛋品格。於是這就形成了宋朝官場的普遍風氣。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辦起來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沒死罪，不合作不會殺頭的。在這種風氣裏，要做振興國家的大事，難度可想而知。

當初王安石所說的“易風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拋開沈默了的文彥博，嗯，對不起，他只是暫時沈默。回到王安石的變法強國之夢上去，河湟之戰打得很好，可我們卻不能再把目光拋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戰鬥暫停了，他必須消化掉剛吞並，或者說是收覆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寧年間的戰爭並不止這一處。

甚至不是只兩處、只三處、只四處。神宗朝的氣向，就像時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時趙匡胤的時代，或者更前些，是後周柴榮的時期。爭戰不斷，恢覆國土，為中華大國正名。

可在剛開始時，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得替趙光義擦屁股。太多當年沒做成，一直是隱患的事，都在辦公桌上擺著。誰都知道，可誰也不做。

現在王安石終於把那份材料拿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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