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呢，去否認？去找證人，說自己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那就死定了，有些事越描越黑，越否認越被人相信是真的。王安石頂著雷走到了皇帝面前，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陛下日理萬機，不流連聲色，不貪圖享樂，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的安危，這不是害怕天變嗎？陛下能廣泛聽取臣子意見，不管大小，只要有理，就不會拒之門外（這是真的，壞事就壞在這一點上），怎麽能說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在位四十餘年，多次修訂法律，怎能說祖宗之法代代相傳，一成不變？

面對上面的記錄，不管這種解釋是不是最佳答辯，都映射出了王安石為人的本色。有事他不怕，絕不回避，正面交鋒，不管他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還是上陣交鋒的戰士，他都是個充滿陽剛之力的男人！

王安石答辯之後，司馬光沈默了，他已經找不到新的發力點，仔細地找啊，王安石身上還有什麽能放大的東西呢？

默默地搜尋，這註定了是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績怎樣，人緣如何，他身上的汙點幾乎可以歸零。這足以讓司馬光找白了頭也一事無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司馬光沈默艱辛地努力中，從遠方傳來了一個喜訊。

前首相韓琦成了他的戰友。這位三年前獨領朝綱的大宰相從大名府寄來了一份奏章，這份文件的力量是天翻地覆級別的，它一舉把宋朝當時的政局攪亂。

這份奏章很長，為了節省篇幅明確要點，我整理了一下，把它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青苗法執行走樣了，和發布時的原文件不符。有嚴重的硬攤派行為。而且韓琦說，之所以有硬攤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裏。

比如城鄉居民裏的上等戶，本身就是所謂的兼並之家，人家有的是錢，根本就用不著借貸。管你青苗黃苗，與人家無關。於是問題出現，他們不借，國家的利息就會少得，為了增加利潤，只有硬攤派給他們。可這公平嗎？

第二，強硬兇狠了一輩子的韓大相公突然間毫無征兆的慈悲了起來。他說小民們借錢，借時容易還時難，到時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勁地抽，那會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您的產業，不能這樣兇殘啊！

這兩點，把年輕的神宗皇帝給震住了。他的信心開始動搖，開始懷疑起王安石各種法令的妥善性。手捧這份奏章，他一連串地感嘆：“韓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為青苗法是利民的，誰成想害民到這種地步？”

接著他自動地順著韓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韓琦的代言人——朕想起來了，青苗法還有個大毛病。青苗法只針對農業，關城市什麽事，為何在城市裏也放青苗錢？

截止到這裏，可以說無論是韓琦還是神宗說的都對。本來嘛，上等戶有錢為何硬攤派，城市不種田你搞什麽青苗錢，還有動用國家機關去追債，那註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還不服，他面對一臉憂愁悔恨的皇帝，還怒了（勃然）：“如果能滿足借錢者的需要，就算是城市居民又怎樣？”

一腦門子的錢，無可救藥的錢癆！

好，說到這裏了，我們就應該換個角度來想事了，然後兩方面對照，來看哪個有理。

以韓琦奏章兩個論點，第一，硬攤派。這是只針對上等有錢人來說了，不許硬攤派，那就是要以國家法令的形式，來維護兼並人家的既得利益。讓吃進去的再也吐不出來，除非改朝換代時天下大亂，全民成土匪去搶，才能挖出來，這就是對了吧？！

明白了這一點，請允許我稍微的動用些猜想，王安石到底知不知道下邊在“硬攤派”，在向有錢的，成為國家蛀蟲的兼並人家硬攤派。我認為，他是知道的。可這有什麽不好呢，青苗法的原始文件裏的確有不許硬攤派這一條規定，可面對整個新法的大原則——濟貧困、抑兼並來說，它是正確的！

一切都是階級在作怪，偉大領袖說得對，一切的矛盾都存在於階級矛盾裏。大家要註意韓琦是什麽階級，他家世代為官，到他達到頂點，各種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議，曾經有篇文章計算過，以包拯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資就折合現在人民幣數千萬元。

請想像韓琦的收入！

再參照他在家鄉買田置地，莊園大到無邊無沿，到北宋末年，連岳飛都是他們家的佃戶。知道為什麽反對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這類人的樹根。

再說第二，追債。

這真能讓人氣樂了，國家以一年四分利來追債，在韓琦的奏章裏就能達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慘狀，那麽請問民間一年七十二分利的高利貸能追到什麽程度？為什麽那時不見你出來說話，這時面對四分利就鬧得不共戴天？！

一句話，不是國家追四分利的債有多狠，而是這斷送了他們每年追七十二分利的大油水，這幫兇殘成性的官僚，根本就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搖旗吶喊！

可憐年輕的宋神宗還是太年輕了，他每天坐在金鑾寶殿上遙控全國，根本就不知道底下有這麽多的鬼花樣，根本就不知道韓琦的真面目是什麽。

他只知道，韓琦是他父親的大恩人，沒有韓琦，就沒有他父親的皇位，沒有他現在的皇位。於是，天下如果還有一個人可以相信的話，那就只有是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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