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根本上師只有一個，那就是倉央嘉措。你敬信倉央嘉措嗎？你相信倉央嘉措遺言嗎？你準備殫精極慮、死而後已嗎？”

苯波甲活佛緊張地說：“當然，當然。”

古茹邱澤松開對方說：“那你就不能走，你就在布達拉宮以峰座大活佛的身份修煉‘七度母之門’。要走的是我，我已經決定了。”

苯波甲活佛不相信地說：“沒有用處，你的決定。真正的決定應該來自瓦傑貢嘎大活佛，他不會讓你走的。”

古茹邱澤說：“你等著，我立刻就去請求。”

本來他想等到第七次集結結束以後，再向瓦傑貢嘎大活佛提出，但現在他覺得有必要搶在苯波甲活佛宣布放棄最後一場競任考試之前，得到尊師的首肯。他在喇嘛群裏穿行著，悄悄來到瓦傑貢嘎大活佛身邊，站了一會兒，小聲說：

“‘七度母之門’的第六門是伏藏之門，伏藏之門就要開啟了。”

瓦傑貢嘎大活佛乜斜著眼睛，沒好氣地說：“你不會是來向我炫耀的吧，發掘伏藏也有你的功勞？”

古茹邱澤低下頭說：“第七門是踐行之門，也就是利益眾生之門。尊師，我要走了。”

瓦傑貢嘎大活佛似乎早有準備，半晌不語，突然喟嘆一聲說：“布達拉宮峰座大活佛的位置真的對你沒有吸引力嗎？它可是藏區絕大部分活佛喇嘛修行一生都不能達到的峰巔。何況我們九位考官已經沒有分歧了，大家都說，既然世界佛教第七次集結是因為‘七度母之門’的即將現世，那就應該順應潮流，讓修煉‘七度母之門’的人繼任布達拉宮峰座大活佛。”

古茹邱澤喇嘛擡起頭，崇敬地望著瓦傑貢嘎大活佛的側影說：“請原諒尊師，相比之下，我更願意把‘七度母之門’修煉到底。踐行之門要求我們走出廟堂，走出教典和僧人集團，走向世俗的需要和眾生的心靈，這應該是釋迦牟尼的本意，也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願望。”

瓦傑貢嘎大活佛把深刻的慈悲之光隱藏在發黯的皺褶裏，口氣突然變得平和而柔美：“其實我已經想到了。也好，信仰的人，就應該像你這樣，用心靈和行動念經，而不是光用嘴皮子念經。”說著，拉起古茹邱澤喇嘛的手懇求道，“那就請你為布達拉宮做最後一件事，給香波王子加冕，他應該享受到人間佛子最高規格的待遇。”

古茹邱澤喇嘛出現在香波王子身邊。他讓幾個喇嘛從西日光殿請來了一尊掌管一切經典文字、伏藏教言的文殊菩薩像，又把一尊密典大神金剛亥母像安放在了司西平措大殿中心。香波王子虔誠地望著。金剛亥母是一尊他向往已久的女神：空慧光明，大智不衰，只要她大笑一聲，萬孽難忍。但香波王子感覺到的卻是女性的慈眉善目、溫潤可愛，望著她，也就是望著瑪吉阿米和梅薩的靈魂，望著她們最秀麗、最鮮艷、最芳香的那一面。

安置妥當了神像之後，古茹邱澤喇嘛來到香波王子跟前，把一件稱作“達喀姆”的黃色大披風披在了他身上，又把一頂稱作“卓姿瑪”的黃色豎穗雞冠帽戴在了他頭上。

香波王子知道，高冠大氅是榮耀，也是信仰必勝的象征，惶恐不安地說：“我得到了不該得到的。”

古茹邱澤喇嘛微笑著：“眾生對佛教的期望太高，如果沒有‘七度母之門’，它就無法擔當。現在和將來的人們都會認為你是最後一個掘藏大師。你雖不是僧人，也未受戒，但你大佛如俗，凡心護教，有著遼闊的慧心、無量的功德，應該得到的比這更多。”

高高聳起的黃色雞冠帽讓香波王子陡然高大明亮了許多。古茹邱澤喇嘛欣賞著他，小聲說：“不會再有人幹擾了，掘藏吧，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你聽，高僧們已經朗誦起《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了，那是獻給你的法音。”

高亮而渾厚的誦經聲中，香波王子又一次想起了《地下預言》裏的話：

打開七度母之門的結果，將不脛而走，在眾生陷入迷惘之日，它是佛法圓滿的太陽般的見證。

香波王子朝著誦經的僧眾長身膜拜。

一只山魈不聲不響穿越人群，來到香波王子身邊，親切地在他身上抓了一把，又抓了一把，好像在示意什麽。看他不明白，它就搖搖晃晃趴下了，趴在了他的腳前——焰火門的旁邊，長長地喘口氣，然後忽的一下，身子一塌，閉上了眼睛。

一陣清風透過誦經的潮音吹起，撫摸著香波王子，像是留戀，又像是告別。香波王子望著突然無疾而終的山魈，意識到邊巴老師的靈識已經禦空而去，再也不回來了，它完成了幫助他開啟“七度母之門”的使命，要升入天堂或者去別的地方轉世成人了。

香波王子依依不舍地呼喚著：“邊巴老師，邊巴老師。”

似乎所有人都聽到了一個掘藏者對另一個掘藏者的呼喚，誦經的聲音驟然變得輕輕的，柔柔的，暖暖的，就像無數不沾地的靈魂正在舞蹈而行，就像心焰正在靜靜燃燒、太陽正在悄悄升起，不是從東方，而是從四面八方升起，不是從山後，而是從布達拉宮內部升起。已經不一樣了，世界在即將開啟“七度母之門”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太陽從所有人的心中冉冉升起。它象征了信仰對自身的描述，象征了倉央嘉措遺言對未來人類的影響。永恒的光明將從西藏開始溫暖，走向所有的寒冷與黑暗。明天的太陽，和今天的太陽，不是同一個太陽。

香波王子淚如泉湧。他邊哭邊唱，依然是倉央嘉措情歌，是倉央嘉措的現世代言對佛性與愛心的深情表達：

那一日，我聽了一夜梵唄，

不為參悟，只為尋找你的氣息；

那一月，我轉動所有的經筒，

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長頭擁抱塵土，

不為朝佛，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我翻越十萬大山，

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能和你相見；

那一瞬，我飛升成佛，

不為長生，只為保佑你喜樂平安。

香波王子跪了下來，義無反顧地把手伸向了熠熠閃爍的焰火門，伸向了孔雀尾毛一樣的藍色樹結中間那個凸起的按鈕。安靜了，什麽聲音也沒有了。誦經的浪潮突然停息，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眼睛都凝望著他。他默念著倉央嘉措的生日、那個尋常而又神聖的數字1131，深情無限地摁了起來：一下、一下、三下、一下……

尾聲

香波王子離開布達拉宮的時候，世界佛教第七次集結還沒有結束。他想到了家鄉雅拉香波神山，想到了天天等兒子回來的媽媽，就只能匆忙離開了。離開時，他來到布達拉宮西側的僧舍向古茹邱澤喇嘛告別，意外地看到，警察王巖也在這裏。他們正在交談。

王巖說：“原本是來破案的，到了布達拉宮卻變成了接受洗禮。”

古茹邱澤望著他，深澈的眸子裏有了幾絲鼓勵和欣賞：“這是一個警察走進信仰的機會。法律和宗教的區別是，法律不接受懺悔，宗教卻必須懺悔。懺悔是洗禮的前提。”

王巖一把抓住對方的手，以從未有過的熱切說：“你已經看到我的內心了，‘度母之戀’，你能做我的上師，給我灌頂嗎？”

古茹邱澤喇嘛釋然而笑，雙手合十，眼睛裏射出兩股亮如燈炬的慈光，緩緩地說：“可以，履行警察職責，皈依慈悲佛門，這本來就是我的期望。灌頂之後，你就不僅僅是一個警察了。你一生的追求就是‘圓滿’與‘虛空’，‘圓滿’是有愛之圓滿，‘虛空’是無恨之虛空。”

在香波王子的見證下，警察王巖跪在無上上師古茹邱澤喇嘛面前，接受了心生善意、敵寇不傷的大威德怖畏金剛秘密灌頂。

灌頂完了，古茹邱澤喇嘛感喟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灌頂。從明天開始，我就不是一個喇嘛了。”

王巖知道為什麽，奉勸道：“再想想吧，說不定你會反悔。”

古茹邱澤搖搖頭：“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家鄉做個鄉長，完成我弟弟的遺志。弟弟說得對，我的爸爸媽媽、父老鄉親，不能一生都在磕頭，磕頭，磕頭，然後心甘情願地去忍受別人不能忍受的貧窮和落後，這種一千年以前的生活應該結束了。”他顯得悲傷而興奮，望著墻上的鏡框，鏡框裏白得耀眼的雪山、綠得發光的草原和清澈見底的河流，眼睛漸漸濕潤了。

剎那間，他仿佛已經回到家鄉，眼前出現了觀想中出現過許多次的情景：

巴顏喀拉山腳下，爸爸還在轉山磕頭。他嘴唇幹裂了，臉上紫紅一片，每一條皺紋都像一條刀痕。他的木頭手套已經很薄很薄，牛皮圍裙也磨得千瘡百孔，磕爛的額頭上結著疤，流著血。他一絲不茍地把雙手舉起來，在空中拍一下，在額頭處拍一下，又在胸間拍一下，然後全身撲地，清晰地念一遍六字真言，再說一句：“兒子快回來，雪山白起來，草原綠起來。”和媽媽不同的是，他用身體丈量土地的行為總是伴隨著矚望，他不時地停下來，望著山頂或者原野發呆，喃喃地說：“兒子怎麽還不回來？雪山怎麽還不白？草原怎麽還不綠？”轉山磕頭的還有許多鄉親，還有孩子。妃寶一會兒抓住這個孩子，一會兒拉起那個孩子，喊道：“上學去，上學去，都給我上學去。”她已經是民辦小學的老師了，是個常常來到轉山磕頭的人群裏捉拿學生的老師。

古茹邱澤撲通一聲跪下了，他朝著沒有雪的雪山磕頭，朝著沒有草的草原磕頭，朝著爸爸和父老鄉親們磕頭，朝著民辦小學的老師妃寶磕頭。

布達拉宮的大喇嘛，來自信仰高峰的大喇嘛，磕頭磕到了人群跟前，哭著喊了一聲：“爸爸，兒子回來了，兒子要讓雪山白，要讓草原綠。”

就在這一刻，草原那種一片黃、一片黑、一片灰的破敗風景突然不見了，黑鐵似的巖石被冰雪覆蓋，一望無際的翠綠、深厚而濃郁的翠綠，高高地托起了一片冰白，座座耀眼的雪山列隊而來，綿延而去，就像最早的草原、最古的雪山那樣。一灣清澈而飽滿的河流在陽光下流淌。河床狹窄的地方，木質的轉經筒又隨著河水流暢地轉起來。轉經筒的旁邊，依然聳立著高高的鄂博，下面的嘛呢石經堆被洗刷得幹凈明亮，七彩的經幡向四面瀑瀉著，鮮艷如初，獵獵如鼓。而在更遠的地方，是畜產品生產基地的廠房和牧民定居點的白墻紅瓦，是牛羊馬狗奔跑的身影。人們還在轉山磕頭，但那已經不是苦難中的祈禱，而是節日的儀式了。

古茹邱澤沈浸在自己的觀想中，激動得熱淚盈眶。

王巖打斷他的觀想說：“我明後天也要離開了。回到北京，我想做兩件事，一是去自首，盡管伊卓拉姆有自殺的意圖，但畢竟死在了我的車輪底下，讓法律判定我有罪無罪吧。二是把珀恩措的啞巴妹妹接到身邊來照顧，如果可能，我會娶她。我相信戒毒的力量會從她心裏長出來。”

香波王子說：“看來倉央嘉措不僅把愛伏藏在了遺言裏，還伏藏在了所有人的心裏。伏藏之門，其實就是人心之門，普天之下，人人都可以是掘藏師。”

分手時，香波王子靦腆地向王巖借錢：“我身上一分錢也沒有了，我需要路費，還要給我媽媽買一斤水果糖、一雙棉襪子。”王巖給了他五百塊錢。他說：“你留個地址吧，我一定寄還你。”

王巖說：“你的媽媽也是我的媽媽，就算我送給她老人家的禮物吧。”

香波王子彎腰道謝，又向古茹邱澤喇嘛行了告別禮，然後悄然離開。

除了古茹邱澤和警察王巖，沒有任何人知道香波王子要走。但是幾乎所有的高僧大德、上座比丘、活佛喇嘛都感覺到了：香波王子就要離去，如同當年倉央嘉措默默無聲地離開教界那樣。他們走出彭措多朗大門，站滿了長長的石階，站滿了“防雪柵欄”內的每一塊地方，祝福平安的誦經聲浪響起來，深情送別的信仰合唱響起來。布達拉宮越升越高，為了送別的布達拉宮高挺起頭顱，已經是摩天觸雲了。

而匆匆離去的香波王子不過是一個背影，一個平凡而世俗的背影，帶著倉央嘉措遙遠的微笑和情歌永恒的悠揚，在人們的視野裏，漸漸遠去。此刻，他心裏只有家鄉和媽媽，只有溫暖深摯的情歌，仿佛唱給媽媽的歌也是倉央嘉措情歌，唱給西藏的歌都是倉央嘉措情歌。

一想起媽媽，他就滿眼淚光，他就笑了。

唉，我的好媽媽呀，兩三年才增加一歲的八十多歲的好媽媽，如今又要增加一歲了。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不知多少次修改

2010年2月28日定稿

後記：再讓我們期待一次未來

這些年我去北京，總是喜歡囚在《當代》，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後樓。在許多著名的院子裏，後樓都是領導幹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內大街166號院子裏，它卻是《當代》。所以盡管後了又後，倒比前樓熱鬧開放些。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話可說，有書可看，有雜志可拿，有飯可吃的地方。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臨到中午，《當代》人總是從訂餐的飯店裏拿來盒飯，坐在沙發之間到處都是書、報、雜志的擁擠的房間裏，圍著茶幾，吃著，聊著。他們知道我吃素，給我的盒飯裏一絲葷腥都沒有，感覺爽口而清凈。當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為了我的接風，散場後才意識到，念頭一閃，又忘了，記牢的還是那素素的盒飯、無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飯，還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參加一個隆重的集會，人家要求正裝出席，我卻吊兒郎當T恤進京，而且是無領的。所有人都是西裝革履，你怎麽可以雞立鶴群？《當代》的楊新嵐拿來她老公的西服，新的，號稱“你們兩個身材差不多”。一穿，褲子寬得能裝我一個半肚子三條腿。那也得穿。可小楊拿了西服，卻忘了領帶。她東跑西顛要了一條來披掛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會打領帶，連北大畢業的新生代編輯石一楓也不會，連時尚女生徐子茼也不會。說是清波會，好不容易等來了，他卻呵呵笑著說：“不會，不會。”神情是落拓不羈的，暗藏著一絲對西服領帶的嘲諷，似乎不會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愛人也來了，在我脖子上比劃了幾下，滿懷希望她能打好，結果發現她不是在打領帶而是在系絲巾。昌義更不會了，興高采烈地總結一句：“這就是《當代》。”又不甘心地解釋道，“這幫人曾經也是會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裝作為“奇裝異服”的時候，我們穿過，後來人都西裝了，我們也就不尿它了。但現在不是總結歷史的時候，現在必須立刻把領帶打好。為了不尷尬，我說：“奇了怪了，那麽小的時候打過的紅領巾，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是領帶，也算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濟濟，終於從發行部來了一位青年，翹起指頭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這樣他們不怕麻煩，把我捯飭成了一個幹部，翹著尾巴出現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當代》就是這樣一幫不會打領帶的當代文人在打造經營，脫略形骸的文人習氣，從容自若的處世姿態，讓他顯得開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裝，有板有型，脖子上卻是沒有拘束的，想吼什麽就吼什麽。所以像我這個粗放的、直率的、獨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還說領帶，穿西裝打領帶的文學太正式，像場合裏的朗誦；不西裝不領帶的文學太隨便，好比插了蔥的豬嘴，被厚道的人們說成了象；有西裝不領帶的文學似乎剛剛好——要先鋒那是懷舊的先鋒，要時尚那是積澱的時尚，要歷史那是當下需要的歷史，要文化那是可以發行的文化，這大概就是《當代》的模樣。不墮“常邊”，也不墮“斷邊”，中道即佛道。

喜歡囚在《當代》，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羞於見人。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約見和約稿已經記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讓我歉疚，有時是見了面吃了飯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辦雜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寫得太慢，總不能老是許願而不兌現。想做一個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許願，老老實實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許了第一個，就勇嫁到底。朋友們，我是得罪了你們的，在這慘淡動人的懇摯裏，有你們的寬宥和諒解，那就是我的陽光。

就在囚於《當代》的某一天，昌義問起我《藏獒3》之後的計劃，我談到了倉央嘉措，談到了“伏藏”，但當時我並沒有確定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義聽了很激動，比我激動多了，一上午都在說這個話題，吃了盒飯送我去機場時還在說。我很想把我們的談話記下來，卻沒有時間，上了飛機再記，發現許多細節已經隨著激動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猶豫了，就是那個香音無敵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來唯一要做的就是心無旁騖，專心致志。

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時時刻刻誘惑著我，但這並不是我寫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當下生活中日益嚴重的精神沖突。

精神的沖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茍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沖突之前就死得一幹二凈。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屍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屍走肉時，不至於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關於人與靈魂的書。靈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個信仰佛教的人，一個有神論者，這本書也是表現佛教的作品。但我無意於奉勸大家皈依佛教，因為我並不認為信仰就等於宗教，並不認為皈依了宗教就等於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尋找一個集團，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說既沒有眾生也沒有佛，只要你積德行善，你就是佛。作為包括宗教在內的人類精神現象，信仰首先關註的是人類精神的純潔與高尚，是虔誠的自我奉獻而不是可恥的損人利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清貧、節制、利他、救度、和諧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裏，信仰正以驚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無主正在成為刈害生命的幫兇，炸藥嗆人的熱息正在銷蝕所有的涼爽，人心在義無反顧地走進黑夜之後卻沒有迎來朝暾與雲光。

沒有道德約束，沒有良心發現，沒有神，沒有魂，沒有救贖，沒有主宰，自然就沒有誠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與人為善已是難上加難。當世界性的精神危機電掣而來時，當無數人不能用信仰保證自己擁有靈魂時，當早已沈入淵谷之底的“底線”仍然被我們踐踏得七零八碎時，我找到了寫作《伏藏》的現實理由。

《伏藏》中我試圖表達這樣一種信念——其實也是事實：用仇恨消除仇恨，永遠不是我們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夠撼動我們的力量一定是友善與高尚，是愛的思想。信仰的表現最不摻假的方式就是愛。在文學的範疇裏，那些被苦難培養而超越苦難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歸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人類最美好的風景，就像流淌之於江河、蔥蘢之於林木。雨果告訴我們：完美的人生不是沒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懺悔就贖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與罰”的命題拷問了人類在善與惡之間徘徊的靈魂，然後得出結論：有愛就有一切。而托爾斯泰卻讓我們幡然醒悟：當生存的危機、不公的待遇、貧富的懸殊已成事實，能夠拯救人類的，只有愛一切包括愛敵人的博愛。為了愛的死亡是再生，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愛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經濟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現：甘地的不抵抗是愛，他因此贏得了一個獨立的印度。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愛，他因此實現了一個種族的夢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愛，他讓我們看到了政治可以達到的寬度，看到了一個和平的南非。

還有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是阿爾巴尼亞人，她十八歲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著小車，去垃圾堆裏、水溝中、教堂門口、公共建築的臺階上，揀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遺嬰，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後四處奔波，為他們尋找食物和藥品。很多人把她當成乞丐和瘋子，罵她打她趕她走。但當他們看到她從水溝裏抱起被蛆蟲吃掉一條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額頭貼在瀕死的病人臉上，看到她從一只狗的嘴裏搶下還在哭叫的嬰兒，看到她把愛滋病患者緊緊摟在懷裏時，他們終於被感動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數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們，按照他們的信仰處理他們的後事。

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美金的資產，全世界最有錢的公司都爭相給她捐款。但她一生卻堅守貧困。她的住處只有兩樣電器：電燈和電話。她的全部財產是一個耶穌像、三套衣服、一雙涼鞋。她努力使自己成為窮人，她的修士修女們也都把自己變成了窮人。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服務的窮人才會有一絲尊嚴。她認為，給予愛和尊嚴比給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個國家有六百多個分支機構。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發展機構，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兒童之家。但是她的總部只有兩個修女，一臺老式打字機。她的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來訪者總是在她的工作崗位——貧民窟、棄嬰院、臨終病房、麻風病院、愛滋病收容所等。來她這裏服務的有銀行家、大企業家、政治家、大學校長、大學生、演員、模特、富家小姐等。他們千裏迢迢來到特蕾莎修女身邊，做了他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洗碗、給病人穿衣服、餵水餵飯、洗衣送藥、搬運屍體。之後才認識到：“我們一直在躲避著人類的真正窮困和不幸，其實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愛過。”特蕾莎修女的影響能使巴爾幹戰場交戰的雙方立即停火，她來了，愛來了，她要把婦女兒童從槍林彈雨中帶走。尖銳的戰爭突然有了柔軟的抒情，槍炮等待著，直到她和那些被救者離開。

1979年，特蕾莎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穿著一件僅值一美元的印度紗麗走上領獎臺，因為她沒有別的衣服。她對臺下的珠光寶氣、顯赫人等視而不見，說：“這個榮譽，我個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領獎的。因為我相信，你們願意借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當她知道頒獎大會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時，便懇求主席取消宴席。她說你們用這麽多錢只宴請一百三十五個人，而這筆錢夠一萬五千個窮人吃一天。宴會被取消了，特蕾莎修女拿到了這筆錢。同時拿到的，還有被她這句話感動後的四十萬瑞幣捐款。她一生都以窮人的名義活著，從來不穿遮體禦寒意義之外的衣服，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獎牌就問，去什麽地方可以賣掉它，因為那些窮人需要的不是獎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後，印度人說：“我們的母親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來，跪下的人群裏還有印度總理。當遺體經過大街時，兩邊樓上的人都奔跑下來，因為他們——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誰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總理說：“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萬萬人苦難的眼淚，她給世界帶來了榮譽。”人類固有的罪惡：貪婪、虛偽、享樂、驕傲、虛榮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沒有一絲痕跡，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們要彼此相愛。”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講給一個喇嘛聽，喇嘛說：“你不知道，你說的這個修女，她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轉世啊。”所以，《伏藏》中，“七度母之門”的第七門是踐行之門，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薩轉世”，走出殿堂，澤被蒼生。

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會性的體現，讓佛教閃爍人性之光，是現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尋找，希望有一種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滌罪錯而不是再造罪錯的精神支柱，能從渾濁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雖然沒有找到，但畢竟有了曦光。那就是倉央嘉措，是倉央嘉措寧死肉體不死愛的無量之情和犧牲自己從而消弭新仇舊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純情博愛對冷冷的世界給予的熱熱的擁抱，是“伏藏”提供給我們的走向崇高的無限可能和再造心靈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說中變成了“七度母之門”。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經典埋藏起來，讓千百年後的信徒發掘而成為當代的精神資源。“地伏藏”是埋藏在巖石、湖泊、寺廟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後人靈魂、內心和意識裏的伏藏。從2007年底告別“藏獒三部曲”之後，我就投入《伏藏》之中，斷斷續續歷時兩年多。我以為這是一種發掘，作為責任編輯的周昌義以掘藏師的執著和熱情在我心靈深處發掘出了先人或先聖的伏藏，他的督促關心以及各方面的幫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議、他晚上從家裏打來的連續三小時的電話、他“夜半醒來”，“豁然開朗”的郵件，如同灌頂的醍醐，激醒著我的愚鈍，又似剛猛的經咒，總讓我的精神時時堅挺。畫上句號的時候，我發現《伏藏》是我迄今寫作時間最長的一部長篇。時間長是因為難寫，最難的是我必須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碼，共同經歷那些危難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幾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麽走，直到寫出結尾，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

寫到這裏，又想起了領帶。《伏藏》出版的時候，我依然不會打這玩意兒。這說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歡應酬，不喜歡會議，不喜歡社會活動，不喜歡熱鬧場合。也不應景文章，不公眾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認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間便把自己疏離在了遙遠而沒有雜草的光丘上，而我向來以為平凡、平淡、平和、平靜是最好的狀態。——我是草，一棵迎風搖曳的無花之草，而且是雜草。孤雲野鶴，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獨立著也清潔著，和僅屬於自己的世界繾綣纏綿，歌哭而慟。對朋友們曾經和即將的邀請，對我曾經和即將的拒絕，我只能表示歉意，並誠摯鞠躬，唯願他們因為我的缺席而更加稱心滿意。

最後我要鄭重感謝給了我知識資源和思想資源的老師們：於道泉、曾緘、牙含章、葛桑喇、李雪琴、劉家駒、劉希武、王沂暖、索朗嘉措、周良沛、黃顥、吳碧雲、潘知常、何訓田、陳慶英、降大任、段寶林、毛繼祖、於乃昌、王振華、胡秉之、楊恩洪等等，正是他們給了我寫作的靈感。其中莊晶老師搜集翻譯的一百二十四首倉央嘉措情歌，因其數量超過他人，成為我欣賞、學習、參照、引用的主要藍本。尤其重要的是，讓我從其著作中獲益匪淺的著名藏學家諾布旺丹先生，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學之餘，“較長時間斟字酌句地研讀”了拙作，最終給了我鼓勵並以“審慎的態度”提出了意見，這些中肯的意見成為《伏藏》最後的修改。可以說，沒有以上各位老師的“授記”，就沒有我的《伏藏》。再次感謝。另外我在小說最後引用了不少人都在傳抄的《那一日，我聽了一夜梵唄》，這是一首現代版的倉央嘉措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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