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已經盡到自己的全力了，但他卻依然無法阻擋住中國軍隊。

如果給他換一個戰場，在雙方實力大致相等的情況下，或許這位莫斯科保衛戰的總司令還能發揮出更高的才能，但現在現實情況卻已經不允許了。

3月12日，已經有部分中國軍隊突入莫斯科，戰鬥開始轉入殘酷巷戰。

相比於其它的戰鬥，巷戰無疑是更加讓人覺得恐懼的。在這裏，你將缺少飛機大炮的支援，天知道那些冷槍會從什麽地方打來。

隨著中國軍隊的入城，朱可夫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

“同志們，拿出你們的精神來，和侵略者戰鬥到底吧！”在自己的指揮部裏，朱可夫下達了這樣的命令：“保衛莫斯科，保衛蘇維埃，保衛偉大的俄羅斯！”

在朱可夫的命令下，所有的紅軍官兵、莫斯科平民，都投入到了對這座城市的保衛戰中。

他們的表現是英勇的，也是可圈可點的，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當自己的首都都受到了最直接的威脅之後，那麽，最激烈的保衛戰也必然將在所難免。

中國坦克也隨著步兵進入到了莫斯科，他們旁若無人的碾壓過莫斯科的土地，然後將炮彈射到任何一個可以看到的目標之上！

一輛坦克剛剛將一座房屋摧毀，很快車長的視線內就出現了兩個頂多十二、三歲的俄羅斯孩子的身影。

機槍手正想開槍，車長急忙阻止了他：“只是兩個孩子……”

話還沒有說完，兩個燃燒瓶已經朝著坦克扔了過來，好在沒有砸到坦克，車長被嚇了一跳，接著就看到那兩個俄羅斯孩子手裏高高舉著炸藥包朝著坦克沖了過來。

坦克上的機槍響了，伴隨著兩聲“轟——轟——”的聲音，兩個俄羅斯孩子被炸得屍骨無存……

機槍手喘息著停了下來，然後朝冒出腦袋的車長疑惑的問了一句：“只是兩個孩子？”

“只是兩個孩子……”驚魂未定的車長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反應過來：“以後……遇到孩子也一樣開槍吧……”

這就是處在戰爭中的莫斯科……這裏不再有平民，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成為了士兵……

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傳到了朱可夫的耳朵裏，但這位莫斯科的總司令表現得非常冷靜，縱然他知道戰爭已經沒有任何的挽救餘地了，但他依舊決定盡到自己的全部職責。

不到最後一刻，他是絕對不會輕言放棄的……

他唯一不明白的是，俄羅斯為什麽會變成現在的這個樣子？“偉大的”俄羅斯究竟是怎麽了？

在自己的身後，是斯大林同志，是中央政治局，是整個蘇維埃。如果必須要犧牲的話，那麽就讓自己第一個犧牲吧……

唯一值得讓人慶幸的，是自從入城以來，中國人的步伐一下放慢了，他們遇到了來自莫斯科最強力的抵抗。

但朱可夫非常清醒的看到，這不過是暫時的而已。一座缺乏著必要外援的城市，淪陷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而已。

而對於這一點，斯大林也同樣非常的清楚。

他之所以要固執的留在這座很快將被戰火徹底摧毀的城市裏，除了在俄羅斯他已經再也沒有地方可去之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不願意放棄千辛萬苦才到手的權利。絕不！

他幾乎就要被列寧和他的政敵們打倒了，但憑借著自己的周旋，終於成功的讓自己坐到了今天的寶座之上。

還有什麽是比權利更加重要的呢？沒有了！

他到現在還記得自己和曾經的繼列寧之後的第二號人物托洛茨基以及自己和其之間腥風血雨的對於權利的爭鬥！

當初沒有人看好斯大林能夠打敗黨內的第二號人物托洛茨基！

但是，斯大林卻最終打倒了托洛茨基。

1929年1月，斯大林判決了前領袖的命運，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國境外。季諾維也夫說得很精辟：上告無門。

斯大林在驅逐托洛茨基時，保留了幽默感，用“伊裏奇”號客輪把自稱為忠實的列寧主義者的托洛茨基驅逐出俄國。他為什麽不把他弄死呢？當時他需要活著的托洛茨基，為了下一步的棋局。托洛茨基將成為反革命中心，他可以控告自己的敵人同這個反革命中心有聯系。這是他用來釣未來的犧牲品的魚餌。一切都算計好了，預先算準了好幾步棋。現在，他需要對付另外一個敵人布哈林，就開始采取行動，通過……托洛茨基。

布哈林在臨刑前夕，給斯大林寫的絕命書中寫道：“1928年，我在你那兒時，你對我說‘你知道嗎，我為什麽跟你好？你是不會搞陰謀的。’我說‘對。’其實當時我找過加米涅夫。”

“小布哈兒”一點都不懂事。他同加米涅夫會見的談話紀錄，斯大林迅即就得到了，而且通過好幾個渠道。他為了嘲弄那個不幸的知識分子，故意問：“你是不會搞陰謀的吧？”他是在扮演奧賽羅。這樣對方違心地說了謊，他就獲得了刻骨仇恨騙子和叛賣者的權利。

他的格別烏作了布置，讓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談話紀要落到托洛茨基手裏。同以往相同，全都算計好了：托洛茨基仇視布哈林，是不會憐憫他的，就會立即發表談話紀要。果然，“獅子”一出境就公布了這場談話內容，給了斯大林一顆炸彈——有了指責右派同前反對派勾結的理由。

這時，斯大林有了新的支持者。拉傑克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獲得了投誠的機會，既然斯大林已“轉而向右開火……應該支持他。應該站在黨的左側戰線，趁別人還沒有站過去的時候。”他們在流放地相互寫信轉告。

要回頭，就只好犧牲托洛茨基了，反正他是已經消失了的領袖。

拉傑克迅即寫信給流放中的托派：“我們流放和坐牢，是自作自受。我已同托洛茨基決裂，我同他現在已是政敵。”

為了黨可以而且應該……

他們為什麽如此輕易地改變觀點，相互出賣？

托派主將之一、後來成了忠實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亞塔科夫對目瞪口呆的瓦連京諾夫說：“為了黨，可以而且應該在24小時內改變自己的一切信念，迫使自己顛倒黑白。”

他們的黨同教會一樣，永遠是純潔的，那怕教士犯了錯誤也罷。因為黨同教會相同，有一個基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聖訓，這樣，黨從總體上就不會犯錯誤，黨員有罪也改變不了黨的神聖本質。

由此產生了一條原則：“一切為了黨”，這條原則準許相互出賣，使他們忠於他——神聖黨的首領。

這時，悔過書如大潮湧來。

他把悔過了的“左傾分子”從流放地叫回來。

於是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得了黨內最高的權利，甚至，他把自己置身在了列寧之上，仿佛列寧所做的一切也都沒有他那麽大的成就一般。

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

他的命令非但無法傳出莫斯科，甚至在莫斯科城內許多地方也都無法得到他下達的命令了。這對於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悲哀。

斯大林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這麽失去手中那巨大的權利……

葉諾夫走了進來，靜悄悄的，連一點的聲音都不願意發出。當他進來之後，看到領袖正在沈思，於是他就站到了一邊一句話也不敢說。

斯大林擡起頭朝這位自己的情報頭子看了一眼，起碼，自己的情報機關還是值得信任的！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前身的“契卡”，無疑是從列寧到斯大林都最值得信賴，也是最可以依靠的武器了！

契卡的創始者是列寧，但是實際運作者是亞戈達。

十月革命後，亞戈達進了契卡機關。早在20年代，就擔任了權力無邊的格別烏的領導。恰恰是他，在蘇維埃政權初年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情報員網。在亞戈達領導下，列寧的公式“每個黨員都應成為契卡工作人員”變成了普遍現象。現在，每個公民都應成為契卡工作人員。讓你當情報員就是黨對你的信任，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契卡大慶年，頓巴斯煤礦裏抓了幾十名工程師，他們被指控搞破壞……1927-1928年兩年，都在搞偵查工作，說得確切點，是在排練一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亞戈達的偵查員們對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師極為坦率。他們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為起先他們當然極力辯白，但他們被告知：誰也不相信他們有罪，用不著辯白，而要合作。他們對這群可憐蟲解釋，對他們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當前在搞空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如果他們承認搞破壞，就會激起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義憤，提高對真正的敵人的警惕，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

為此，保證他們不會被判極刑。

5月20日，莫斯科舉行了首演：公審頓巴斯煤礦的破壞者。

53名工程師被送上法庭。外交使團包廂擠得水洩不通，世界各報的記者都來了。戲演得很成功：被起訴者全都極力地痛斥自己，甚至還請求撤掉辯護人，因為後者為他們辯護過頭了。他們好像是在同檢察長克雷連科比賽，看誰提出的罪名更重……

檢察長要求判22人死刑。可是為了感謝他們態度好，下令只處決5人。僅僅五條冤魂，在全球性偉大任務中，這算得了什麽！

他在中央全會上可以作出必要的總結了：“階級鬥爭顯然在加劇……不用說，這類案子還會發生……”這是一聲號令，所有的企業都開始挖掘破壞分子。

這一切都得感謝“契卡”！

“外面的情況怎麽樣了？”斯大林終於開口問道。

“敵人已經進城了，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總司令正在進行著努力的抵抗。”葉諾夫低聲回答道。

“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同志的忠誠還是不用懷疑的。”一直到了現在，斯大林還是糾纏在“忠誠”二字之上，在他看來一個不忠誠的人造成的殺傷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準備得怎麽樣了？”

“都已經準備好了。”葉諾夫用很輕的聲音，生怕打擾到斯大林一樣：“一旦莫斯科無法繼續堅守，那麽我們的潛伏者將會潛伏下來，給予中國人以任何可能的破壞……”

斯大林仔細聽了部下的報告，然後插了一句：“一定要堅決肅清在莫斯科失守後的那些投降分子！對這些人絕對不能容情，要給予堅決的鏟除！就像當年我們鏟除那些富農一樣！”

“是，我明白。”葉諾夫盡管如此回答，但還是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當年鏟除富農的運動，給所有俄國人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

1929年末，在斯大林壽辰前不久，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偉大轉折之年》，定下了“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

“20世紀，我國準備有組織地殲滅在農田上耕作的同胞。將同消滅富農一起完成的任務是：消滅俄羅斯的舊農村。革命把土地分給農民。現在又要農民歸還土地和牲畜，集體使用。要放棄農民感到親切的概念‘我的’，去學會講‘我們的’。富農當然不願意，會阻撓。為了節約時間，我決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幹脆把他們消滅。”

他任命忠誠的莫洛托夫為一個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徹底解決問題。莫洛托夫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

該委員會於最短期限內制訂了從總體上消滅富農的計劃。富農被趕到北部地區——烏拉爾、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

當時的知名經濟學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羅夫斯基、恰揚諾夫建議利用富農這些最能幹、最熱愛勞動的農民去墾荒，把哈薩克游牧民族拋下的生荒地長期租給他們使用。但這些經濟學家不理解，斯大林如今要搞的不是經濟，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務：徹底消滅一個階級。革命家特卡喬夫的公式“應當考慮的是該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風。

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員會把富農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反革命富農分子，送勞改營或者槍決，家屬遷到最遙遠的地區。第二類是其餘最有錢的富農，送到遙遠的不毛之地。第三類是破落富農，遷到集體農莊外。

誰都說不清，該把誰劃到哪一類。

如何確定誰是富農？如何把中農同富農分開？不幸的富裕農民，命運全掌握在格別烏、黨員幹部和貧農手裏。殷實的農民自動把財富捐給集體農莊，懇求不要把他們劃為富農。

“剝奪富農是在貧農積極參與下進行的……貧農成群結隊地同委員會一起去沒收牲畜和財產。晚上，他們主動守在村口路邊，扣住逃跑的富農……”中央委員、莫洛托夫委員會成員瓦萊基斯在《真理報》上滿意地指出。

全國各地，在婦女的哀號和眼淚中，這些不幸的人被裝上大車，在格別烏的押送下離家而去。他們回頭望著全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如今已經空空蕩蕩的房子，離開了這輩子再也看不到的生活。

狗在空蕩蕩的院子裏吠叫。

密檔裏保存著他無數的殘忍電報。莫洛托夫委員會把5萬戶富農遷到北方邊疆區。邊疆區黨委說，只作了接收2萬戶的準備，其餘的，連無火爐、無油燈的工棚都沒有建好。斯大林答覆：“這種說法是想推翻黨已經通過的移民計劃，中央無法同意。斯大林。”

“新西伯利亞城，西伯利亞邊疆區委書記艾哈：采取一切必要的準備措施，以便在4月中旬起碼接收1500戶富農。斯大林。”

電報飛往西伯利亞所有的邊疆區委和州委。他的計劃在執行。火車開到草原，幹脆把人趕到圍著鐵絲網的饑餓的荒野。

委員會成績不小。斯大林安插的克裏姆林宮新貴、地方黨大權在握的領袖——州委書記，當然還有代表格別烏的亞戈達，都參加了這個委員會。當時該委員會的主席莫洛托夫得意地說：“我們搞集體化搞得不錯……我親自劃定了驅逐富農的地區。共驅逐了40萬戶。”

該委員會成員、新的政治局委員科西奧爾寫道：“對富農的確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

列寧格勒的負責人基洛夫形象地寫道：“拖拉機排成行，為富農掘了墓。”

基洛夫哪兒會知道，還為誰掘了墓……

基洛夫、科西奧爾和瓦萊基斯後來都被殺。委員會21名成員中有19人很快會躺進無名墳墓，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殺。不過，此時此刻，他們正在為消滅別人而緊張地勞作。

列車不停地運、裝牲口的篷車運農民，裝上探照燈的客車裏，坐的是帶警犬的警衛。

貧農和幸存的中農組成了集體農莊。被富農餵得膘肥體壯的牲畜、富農蓋的結實的房子、農民世世代代積累的財富、存的錢，都交給了集體農莊。集體農莊就是從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財富起家的。

現在，又到了大屠殺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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