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莫斯科十月流血事件為分水嶺，俄羅斯聯邦內部的政治局面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轉，克裏姆林宮在鎮壓代表會議反叛過程中所采用的暴力手段，令聯邦所有反對派以及支持反對派的民眾們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所謂“街頭革命”並不是奪取國家政權的最佳辦法。當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覆滅，並不意味著用暴力機器維護國家統治這一手段的徹底失效，在現今的聯邦政治環境下，僅僅依靠街頭上的游行示威以及議會內的爭論，並不能有效的控制國家權力，無論是誰，要想順順當當的進駐克裏姆林宮，都需要求得那些控制著軍隊的實力派人物的鼎力支持。

受此影響，在十月流血事件結束之後，無論是克裏姆林宮的當權者，還是以反對派身份出現的亞博盧集團、俄共組織、“團結運動”等勢力方，都開始竭盡所能的拉攏以郭守雲、霍多爾科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寡頭集團，同時呢，再加上六巨頭在莫斯科事件中所攢去的大把權力，俄羅斯聯邦政壇上別具一格的寡頭幹政時代全面開啟了。

在九三年末的最後兩個月時間裏，俄羅斯聯邦中央的人事變動頻繁，從塔斯社、奧斯坦基諾國家電視臺，到克裏姆林宮總統辦公廳、最高法院、政府各部部長，直至各軍區的將領，這些人選變動之頻繁，足以令人瞠目結舌。為了奪取並鞏固自己的權力、勢力範圍，寡頭集團的東西兩大勢力方頻頻出手，雙方在各方面的爭奪只能用如火如荼來形容。

與此同時，在社會範圍內，兩大寡頭實力方的廝殺也從未間斷。

十一月末，原本盤踞在伏爾加格勒地區的一個名為“坎弗洛”的黑手黨組織大舉進犯赤塔地區，短短三天，赤塔州範圍內十二位富商遭綁架，兩名州議員被人刺殺，前後三十餘名警員陳屍街頭，就連阿布拉莫維奇也遭到槍手的襲擊，只不過最終得以脫險。

十二月初，遠東黑手黨幫會進入赤塔，雙方在赤塔州的四個城市裏公然火並，先後造成數百人傷亡的巨大損失。

十二月十三日，“坎弗洛”的當家人，來自頓河哥薩克族的坎貝托在其寓所遭遇炸彈襲擊，包括其妻子以及兩個兒子在內的四口人無一生還。

十二月中旬，包括維諾格拉多夫在內的六位寡頭在莫斯科雀山別墅舉行十月流血事件後的第一場會晤，隨後不久，赤塔州的黑手黨火並事件告一段落，阿布拉莫維奇真正鞏固了其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基礎。

正如郭守雲此前所猜測的那樣，由於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在莫斯科地區的勢力蔓延，尤其是隨著斯模棱斯基的正式加入，克裏姆林宮在對待六巨頭的態度問題上，產生了很大的傾向性。別、古集團最終因為他們自己的囂橫，而惹來了諸多勢力方的不滿，幾位巨頭之間的抗衡，正在向著有利於遠東的方向發展。

同樣是在九三年年末的這一階段，郭氏集團的主要工作方向也在發生著轉變，作為郭氏集團的當家人，郭守雲在穩定了遠東共和國的局面之後，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推行了戰略收縮的態勢，而這一點尤其可以體現在對外聯系方面。

在十一月中旬，郭守雲正式拒絕了肯尼迪家族的董事會議邀請，同時呢，也拒絕了北京方面邀請他參加第二次中俄經濟論壇的提議，對於他來說，現在遠東作為一個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共和國，它需要的是相對獨立的政府決策，而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北京方面還是華盛頓方面，肯定都不樂意看到他的決策成功。

郭守雲深知，北京方面現在對遠東共和國的態度有兩個方面：第一，他們希望遠東共和國能夠成為中國與俄羅斯構建全面合作關系的一道橋梁，希望他郭守雲能夠成為北京與莫斯科討價還價的一枚籌碼；第二，基於地緣關系的現實，北京希望遠東能夠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個廉價原料來源地以及技術出口方；第三，北京希望遠東，尤其是郭氏集團，能夠成為他們與華盛頓打交道的一枚附棋，甚至希望遠東能夠在盡可能大的規模上，強化與美國人的外交對峙，從而為國內對外關系的改善提夠有利條件。

而反過來呢，作為遠東的決策者、當家人，郭守雲需要的不是這些，恰恰相反，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北京希望他去做的這些事，他一件都不能做，他真正需要的，是根據遠東目前的真實狀況來決策自己的對外交往關系。

正是出於這一點考慮，在九三年末九四年初的幾個月份裏，郭守雲開始逐漸偏離舊有的對外合作關系政策，將主要的交往方向從華盛頓、北京身上移開，力主發展兩條“東西雙贏”的外交路線。

十二月中旬，也就是趁著前往莫斯科與別古等人舉行“雀山會談”的時機，郭守雲與正在莫斯科進行訪問的英國內閣議員撒切爾夫人以及意大利終身議員安德烈.朱利奧展開了兩次非正式會談。正是在這次會晤結束後不久，九四年三月份，郭守雲接到來自倫敦、羅馬的邀請，正式前往英國、意大利兩國進行經濟訪問。也就是從這兩次出訪開始，遠東共和國揭開了與西歐國家的正式合作進程。

憑著前世的記憶以及今生的敏銳政治眼光，郭守雲敏感地察覺到，隨著歐洲聯盟在九三年的正式成立，傳統意義上的泛西歐主義強國觀念將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覆興，而這一覆興的過程，勢必會伴隨著歐盟與華盛頓在各個層次上所出現的利益碰撞。換句話說，自二戰以來一直扮演著“美國小弟”的西歐諸國，將會在歐洲聯盟的旗幟下走一條屬於他們自己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華盛頓的權威將遭到他們的抵制。

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自二戰後美國人便在這裏享有著絕對的權威，而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出現，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策下，西歐諸國對插足這一地區的要求日漸明顯，在這個節骨眼上，遠東共和國的成立等於是制造出了一個催化劑。郭守雲認為，只要自己把步子邁出去，讓歐盟諸國感受到一種契機，那麽毫無疑問，他們會在第一時間撲過來，一方面建立自己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一方面以遠東為跳板，向東亞地區擴張勢力。

“遠交近攻，”這是老祖宗在千餘年前所提出的高明決策，郭守雲現在雖然成了實打實的俄籍華人，可他畢竟還記得自己的老祖宗是誰，當然，更不會忘了老祖宗所流傳下來的那些高明見識。受地緣關系的影響，遠東共和國的對外交往方向相對狹窄，毫不客氣的說，它根本就是處在中、美、俄這三大勢力的包圍之中，為此，每當這三大勢力糾纏爭鬥的時候，遠東共和國的政策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郭守雲要尋求自主之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與決策來打造遠東未來，要徹底擺脫莫斯科、華盛頓、北京這三方對自己的影響，那麽他該怎麽辦？毫無疑問，歐盟的正式組建為他帶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契機，而他現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抓住這個機會，為三大勢力方引進一個全新的、遠離遠東地緣的爭奪者。

偉人曾經說過：“未來的國際關系將走向一個多極化的格局，”這句話，郭守雲並不怎麽認同，而且事實證明，這句話在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從冷戰結束之後，人類所生活的這個地球，就是處在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戰爭陰影之下的，他們的霸道世所共睹，這又怎麽能算是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呢？

就因為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郭守雲在加強與歐盟聯系的同時，在對待華盛頓的問題上，也一直保持一種不即不離的決策基準，在一些並不直接關乎遠東利益的問題上，他願意唯華盛頓馬首是瞻，而一旦華盛頓的要求影響到了遠東利益，他照樣會跳出來高舉反對大旗，同“國會山”爭個面紅耳赤。

或許正是因為選擇對了外交的方向，在遠東共和國成立之初尤其是在其建設的過程中，郭守雲以及他的郭氏集團，贏得了一個最佳的發展時期，獲得了一個最為優良的外部發展環境。

“國家風雲出我輩，一入政壇歲月催。”

作為一個由商入政、由毀及建的遠東梟雄，郭守雲在九三年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份裏，憑借著他的機智與見識，獲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場成功。而與此相對的是，一個將畢生精力進獻給俄羅斯聯邦的政壇常青樹，最終還是在九四年初的第一個月份裏，黯然雕零了——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維克托這頭老狐貍，在莫斯科國立第二醫院十四號病房內，永久性地閉上了眼睛，他為自己留下的最後一份財產，就是披在屍身上的那面布爾什維克黨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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