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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萍不免問他：“你是剛出國口來還是怎麽著？知道得這麽清楚！”來人端起茶來，呷了一口，嘆聲氣說：“我？哪就輪著我了呢？我還不是聽說的，昨晚上我剛在他家喝了人頭馬柯涅克，那酒名氣不小，其實不如峨塔自蘭地！”韓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這時候抖落，他與其說是炫耀關於西方社會的社交習俗，不如說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壇所達到的程度。他所說到的，是文壇上眼下極紅的作家之一，剛從國外訪問歸來，韓一潭雖然早就跟認識那時候這位元來客還不知道跟哪兒窩著呢但始終沒有達到與其促膝共飲什麽“人頭馬柯涅克”的地步。現在的文壇就是這樣讓你眼花繚亂閃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閃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幾何級數的增長。葛萍畢竟單純一些，她坐到折疊椅上，面對著來客，同他對談起來。來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問及他對一篇新作的評價，對方欣然作答不過，先引用了若幹著名評論家的意見，有的還並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言論，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剛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問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讓我別給他傳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說：傳出去，人家又該說我定調子了！……”葛萍竟坐在那裏，如聆佛音。

韓一潭皺著眉，只覺得耳膜刺痛，悶悶地抽煙。這位來客有一個響亮的筆名，叫龍點睛。算起來，韓一譚跟他認識也有六、七年了。他頭一回來韓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個栽絨雙耳帽，穿一身樸素的中山裝。韓一潭一聽他是從工廠來的，又說是剛開完支部會，便自然而然地對他肅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詩來，畢恭畢敬地說：“請韓老師給我改改！”韓一潭當時就看了他那十幾首詩，主題都是“捍衛革命樣板戲”，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寫得相當“有激情”，而且也比較生動、形象，只是不夠洗練。韓一潭看完，便在燈下一首一首地給他講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優點，提出修改的建議……送走他後，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來信和改好的詩，信中說：“因為參加支農小分隊，馬上要奔赴農業第一線，來不及當面傾訴我的感激之情了……幾首詩請您全權修改並予以處理……您現在、將來、永遠都是我的老師，我將永遠在您的親切指導下，為繁榮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這以後他們常來常往。盡管韓一潭幾次把他的詩推薦出去，幾次都未能發表出來，他卻毫無怨言，每次見到韓一潭總是說：“您千萬別對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塊頑石，有您的耐心輔導，也總能琢成個硯臺的哪怕是只配給小學生描紅模用的硯臺！”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詩終於經韓一潭力爭在刊物上發表了出來。第一回 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鉛字，那激動的心情真難以形容，他那靈感的閘門，在油墨的香味啟動下猛地打開了，於是乎詩情如黃果樹大瀑布般地奔瀉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發表的短詩已達二十七首。進入一九八年後，他及時地意識到：憑著寫詩闖入文壇遠比憑著寫闖入文壇費力而遲慢，於是他“試著寫起來”，而在這一年裏，他也就發表出了他的第一個短篇。他認識的編輯自然不止韓一潭一個了。

他出入於若幹編輯部。他出席了某些方面的座談會。因此他不那麽經常去韓一潭家了。這也都不足為奇。但是他變了。對於韓一潭來說，他的變化不是漸變而是突變。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龍點睛來到了韓一潭他們單位，韓一潭恰好在一進樓的走廊頭上遇上了他。龍點睛戴著個米黃色的鴨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風雨衣。盡管韓一潭頗有一段時間沒見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還是很高興的。韓一潭剛想問他怎麽這時候跑來了？並想領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間辦公室坐坐，沒想到龍點睛卻只是淡然對韓一潭點了個頭，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你們主編在哪間屋？”韓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將主編的辦公室指給了他。他便繞過韓一潭，徑直地朝主編辦公室走去了。沒有“伏筆”，沒有“鋪墊”，弄得韓一潭毫無思想準備，尷尬不堪。回到自己辦公室，韓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許龍點睛同主編談完，還是會到自己辦公室來的，哪怕僅僅是敷衍一下。然而龍點睛卻並沒有來。

都紅的血在往臉上湧。她說了一句什麽，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說了一句什麽，然而，話筒不在她的手上，說了也等於沒說。小提琴的旋律已經被推到了**，戛然而止。在戛然而止的同時，女主持人的話剛好畫上了句號。女主持人摟住了都紅的肩膀，扶著她，試探性地往下走。都紅一直不喜歡別人攙扶她。這是她內心極度的虛榮。她能走。即使她“什麽都看不見”，她堅信自己一定可以回到後臺去。“全社會”都看著她呢。都紅想把女主持人的手推開，但是，愛的力量是決絕的，女主持人沒有撒手。都紅就這樣被女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攙下了舞臺。她知道了，她來到這裏和音樂無關，是為了烘托別人的愛，是為了還債。這筆債都紅是還不盡的，小提琴動人的旋律就幫著她說情。人們會哭的，別人一哭她的債就抵消了行行好，你就可憐可憐我吧都紅的手都顫抖了，女主持人讓她惡心。音樂也讓她惡心。都紅仰起臉來，驕傲地伸出了她的下巴音樂原來就是這麽一個東西。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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