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奴化多年的臺灣，許多人早已忘了自己與大陸同文同種，他們說日語，起日本名字，穿和服，吃魚生，甚至挎東洋刀，盤浪人頭，認倭寇為父的也不在少數，然而認定自己是中國人的硬骨頭也不少，甚至遠比許多mainland上的人要愛國，情報局臺灣站站長葉明深就如此，他雖然也有個日本名字卻頭腦清楚有血性，知道那幫孫子再玩命的奉承日本鬼，以做日本鬼為榮，他們也改變不了自己的血統，改變不了自己的民族，真正的日本鬼卻永遠在內心深處鄙夷的稱呼他們為下賤的支那豬，所謂做人生不逢時比做鬼還慘大概指得就是這種情形。

葉明深的信念很簡單，放著大好的中國男兒不做，做甚東洋走狗？他被吸納為日本特高課高級特工的那一天，與老友有這樣一段對話：“中國人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原則——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

老友說：“現在只有繼續投降，繼續屈服，從而繼續活命。”

葉明深說：“假如這樣下去，那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是Sumb（滅亡）。”他因此很早就把獨子送回了大陸，臨別的贈言就是：“我不願你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民。”有了這樣的想法，他在抗日的問題上就不大在乎派系這點小事了，甚至於對他的上司杜若柳最忌諱的蕭從雨，他也認為不是不能結交，這種在大是大非之外的問題上保持模棱兩可的冷靜態度的能力大概是所有特務人員的天性。

蕭從雨倒當真想起了葉明深，是因為他聽說葉明深在情報局的對日經濟戰行動上很有辦法。目前重慶政府禍不單行，轟炸結束之後就開始發大水，秋稼盡毀，到了冬季又遇上大旱，再加上人口膨脹，物價飛漲，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即便剔除戰禍與外來人口的影響，重慶這個地方也幾乎是每隔兩三年就會出現秋大水而冬大旱的災年，當地官員在這種時候所忙碌的不外乎災後救助工作、災後重建工作、災後總結工作等等，這說明他們災前沒有工作。每到這種時候，當地政府就要求百姓負責兩件事——捐款與愛國，其目的是化多難為興邦；而他們自己也對等的負責兩件事——花錢與獎懲下級官員，其目的是化災難為機遇。其實這種分工已經普遍應用在國內的各個領域，然而對於試圖再次渾水摸魚的官員們，蕭從雨的態度是拒絕被騙。

蕭從雨是一個意志堅決的執行者，認定清廉、勤政至多是官員的基本素質，要想整頓秩序還得下狠手，而他的優勢就在於重慶政府原本就不是他的班底，動起來也就沒什麽顧忌。故此，他首先宣布重慶不再使用現行貨幣，而是使用他早在西南地區統一發行的貨幣，並要求重慶市民限期將舊幣悉數兌換為新幣；其次，發布限價令，要求物價一定要保持在《重慶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布時的水平，決不能突破；接下來，他又把重慶的工商界巨頭請進自己的司令部，要他們帶頭執行他的政策，並交出黃金、外匯以穩定幣值。

對軟弱的，他娓娓勸說，對強梁的，他聲色俱厲，甚至還親自撰文刊諸報章曰《告重慶市民書》，宣稱“本人此次實行整頓，決心不折不扣，絕不半途而廢，有挾身份而違法亂紀者必辟之攘之！”

他的得力幹將金斯吾更是擺出一副一定要大幹一番，如不成功絕不收兵的架勢，口號也不比蕭從雨溫和，他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並以北宋政治家範仲淹 ‘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格言自相標榜。

在蕭從雨的授意下，他很快成立了一支由三千人組成的“經濟戡亂大隊”，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一百多輛摩托車開路，幾十輛輕型裝甲車和一千多匹戰馬緊隨，後面是數萬人的游行隊伍，沿途高喊“嚴格執行緊急處分令”、“不準囤積居奇”、“打倒民賊”等等。幾天內，他兩次率領重慶六個軍警單位，到全市的商品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進行搜查。為了掌握真實的物價，還微服私訪小菜場，抄錄當日的蔬菜魚肉價格，並成立了十個“人民服務站”，專門接受告密舉報。如此大動幹戈無非是為了達到兩個目標，一是控制通貨膨脹，以穩定重慶政局；二是打擊當地根深蒂固的官僚資本集團，以收服民心。

重慶已經多年不見這樣的整肅陣仗，為這些口號著實激動了一把，也睜大了眼睛等著看結果。蕭從雨沒讓他們失望，在隨後的一個多月裏，64名參與投機的商人被關入監獄，舞弊勒索的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囤積居奇的林揚公司經理都被公審槍決。

在這種暴風驟雨般的鐵腕打擊下，重慶的物價一度穩定在“緊急處分令”防線之內，市民們不再觀望，乖乖地排隊將手中的黃金、美鈔換成西南幣。金斯吾接替蕭從雨，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日夜輪番接見重慶企業家，奉勸他們把硬通貨拿出來，否則，一旦發現，嚴懲不貸。

這是蕭從雨繼組織重慶空防與下江保衛戰之後第二次在重慶達到其名譽的頂峰，有人喊他為“蕭青天”，也有人說他是“包公再世”，這一點，既不能說是他有多麽偉大，也不能說是民眾的愚味，僅說明了重慶的民眾在奸商與惡勢力縱橫交叉的壓榨下喘息了幾十年，對於所謂青天包公似的官吏，很少遇見，如今半道中殺出一個蕭從雨，大刀闊斧的幹了一番，人們就把他像神樣的讚頌起來。

其實，蕭從雨目前作為重慶實際意義上的首腦所實施的經濟改革方案，只不過是做了一點公仆應當做的事情，在任何一個國家，這種事一點都不稀奇，可是在中國這個國家裏就的確不算平凡了。

漸漸的《重慶晚刊》開始發掘這個政治人物的私生活，他們很快就打聽出蕭從雨的年齡履歷作息喜好，稱“其工作忙碌，連娛樂消遣的時間都被剝奪，早晨七時左右起來，晚間十一時左右安息，為了公事太多，最近更是遲至夜二時才睡。

他有著學生一般俊朗自信的外表，也有著一般年輕人的愛好，駕吉普、打網球、愛照相。記者曾與他同坐輪渡，他著白襯衫、黃色卡其長褲，頸上掛著一個‘拉卡’照像機，拍著秘書的肩膀頭跳進船來……他也是個平常的人。

他沒有表現出一點公子哥兒的舊習，和大官的臭架子，此公生活相當節約，樸實，而又不拘小節。憑著他那一身衣著，那種隨便的態度，擠到輪渡到對岸的電影院去看場電影，恐怕沒人會相信他就是西南聯省主席。

他說話行動都很隨便，想說就說，想做就做，僅求無傷大雅而已。船在高橋靠岸，大家上岸，消息靈通的記者們像情報員，以冤枉官司似的和他訴起苦來，談到奸商的陰謀，談到高物價下的窮公務員，談到奸商以後的處理，最後談到因房子問題而不能結婚……他說：‘這問題倒嚴重!’談到房租，他很隔膜，從這點看來，他心目中的重慶，比實際的重慶還好一點，這有待於他更一度的深入。

返程時，他一個人在船頭上遙望遠處依稀可見的珊瑚壩，似在沈思。那時，沒有一個人註意他，因為他在船上待了半小時後，舉止隨和，與我們一樣，絕無奇特之處。

五時半他與大家在船上就餐，他吃飯比任何人都快，吃完就摸起照像機給大家拍‘一掃光’的吃相，並聲明叫記者們不要害怕‘絕不登在報上’。飯畢，大家要他發表談話，他說‘沒有話可說’；‘沒有話說’，對他卻很恰當，認真做事的人都是很少說話，而說話的卻往往不做事。最後他的秘書簡單代他說了幾句，意思不外闡述蕭主席的工作，要求新聞界協助。

正七時船到碼頭，碼頭上已經堆了很多市民，都是來看蕭主席的。他正了正帽子，帶著照像機，吹著口哨，步伐安閑的爬上碼頭，市民們竟一時分別不出誰是蕭主席來。但他後來終於還是被發現了，被一群人圍擁著往司令部的方向走去。

要說今日之重慶，誰才是最出眾的明星？那既不是從東都遠道而來的交際花唐菲菲小姐，也不是天涯話劇社的頂梁柱田鼎立先生，而是西南聯省的蕭主席。”

這原本是一份極好的宣傳材料，特殊就特殊在結尾記者畫蛇添足：“據悉蕭主席初臨重慶指揮防空作戰時已與某劉女士交往，然其為了抗戰大業出生入死，至今未婚。回想此前一樁盛大婚禮，曾有‘人生若無美滿婚姻，一切皆無意味，故革命當從家庭始’之斷語令眾女士心醉神迷，然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今日蕭主席為抗日之前途而犧牲一己之家庭足為民族之表率……”

這是一顆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人們在認識到他的日益強大的同時不免對他本人更加感興趣，而蕭從雨想要傳達給公眾的形象絕非一個冷酷的軍閥，更是一個親民愛民，正直無私的領袖。

作者有話要說： 當街處決囤積居奇的奸商，相當的具有視覺沖擊力和震懾力啊，假如現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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