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的事情，讓朱祁鈺在短短五年內仿佛變了個人一樣。對於這個已經進入了而立之年，正在向不惑前進的皇帝來說，五年的時間不算短，但同時也不算長。對於一個將征戰視為自己使命的皇帝而言，在國內的五年時間確實讓他覺得很漫長。不過，對於一個需要學習更多的治國手段的皇帝來說，五年的時間，卻又顯得太短了。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從學生變成了主導者，當於謙一步步的將治理國家的重任交給了皇帝時，朱祁鈺感到了很大的壓力。雖然，在知識系統上，朱祁鈺比於謙提前了幾百年，但是在管理國家的能力上，朱祁鈺仍然遠遠不如於謙。特別是在這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已經深刻的體會到，做一個管理國家的皇帝要遠比做一個率軍征戰的皇帝更為困難。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難，這句話他算是徹底的明白了。要擊敗一個敵人並不難，但是，要保證不被敵人給擊敗，那就太困難了。特別是當這個敵人就是自己的時候，那就要戰勝自己，而戰勝自己，遠比戰勝其他的任何一個敵人都更為困難！

從本質上講，朱祁鈺是一個將征戰放在了首位的皇帝，在他的眼裏，打天下就是一切，不過，他卻更清楚，如果打下了天下，卻無法守好天下的話，那麽，打下的天下就沒有任何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更大的拖累而已。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去學習守天下的本事，同時，也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熟悉該怎麽將打下的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做的事情遠遠不止為帝國建立一套更完善的行政與管理系統。從多個方面講，這五年中，朱祁鈺為帝國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在此之前，雖然明帝國的鐵騎已經征服了半個世界，但這也僅僅只是征服而已。要在征服之後保證今後的穩定與利益，那麽就還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而僅僅是依靠軍隊的征服是永遠不夠的。當然，這一切還得從國內開始，只有一個穩定的，強盛的帝國，才是控制世界的基礎，所以，在朱祁鈺擬定治國方略的時候，將國內的穩定，發展等工作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政府改革是治理國家的基礎。早在平定了京城叛亂之後，朱祁鈺推廣新政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改組政府，趁著那些反對新政的舊黨在叛變中都被鎮壓下去的機會，朱祁鈺手握兵權，首先就對舊的政府制度動手開刀，解散了六大部門，成立新的內閣政府，由十多個規模較小的內閣部門管理國家，另外，設置內閣總理，使原本只作為皇帝參謀機構的內閣成為了國家的最高行政機構。當然，這一來，除了內閣總理的權力得到了提高，成為了類似與之前的丞相之外，其他各部的大臣的權力都得到了極大的削弱，再也無力對抗皇帝，反對新政了！

從這裏看得出來，朱祁鈺的第一次政府改革的目的是要鏟除新政的障礙，其中驅逐舊臣，重用新人，分化內閣大臣權力，這些都是為了保證以皇帝為核心的新政能夠在全國得到推廣。當然，地方政府的改革也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內閣政府在推廣新政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比如，在當時，為了能夠讓新政在政府中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朱祁鈺空出了很多內閣大臣的位置，只設置了副臣，也就是各部的副部長。而這些副臣都是朱祁鈺的學生，同時也是新政的堅定擁護者。顯然，由這些年輕人當權，為了對抗舊臣集團，他們必然圍繞在皇帝的周圍，借助皇帝的支持，鞏固自己的地位。

這些政策，讓朱祁鈺與年輕大臣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於同盟的利益關系，皇帝將這些年輕官員當作了手裏的武器與工具，反之，年輕官員則將皇帝當作了他們的靠山。兩者都配合，讓新政在十多年的時間裏迅速的推廣，並且很快就深入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並且廣泛為百姓所接受，成為了帝國發展的最大動力！

不過，這種制度也有自身的缺陷，其中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內閣總理大臣的出現，實際上是讓帝國多了一個類似於丞相的人物，而相權與皇權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於謙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這個問題還不明顯，畢竟於謙並無奪權的任何想法，同時，於謙本人也是新政的擁護者，是皇帝的擁護者，他沒有任何理由要與皇帝爭奪對帝國的控制大權。不過，誰能保證在於謙之後，就沒有其他的“丞相”來與皇帝爭權嗎？

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畢竟於謙已經老了，經歷了這十多年的風雨，他已經從一個意氣風發的中年人變成了一個老頭。再偉大的人，能夠戰勝所有的敵人，但是卻永遠無法戰勝時間，任何人在時間面前都會失敗。當然，於謙也不例外，他可以陪伴著年輕的皇帝走過最為艱苦的歲月，可以輔佐皇帝戰勝任何一個強大的敵人，但是當蒼老到來的時候，於謙也只能倒下！

可以說，當時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控制住內閣總理大臣手裏的權力，不僅僅朱祁鈺這麽想，於謙也是同樣的想法。歷史上對於謙的評價很多，所以也就不多說了。在兩人都認識到，如果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過大的話，這對帝國的穩定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此，兩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用了兩個重要的辦法。

一是再次改變政府結構，通過新增加部門來削弱內閣總理大臣對各部門的影響。當然，其中有一點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各部門的部長除了接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直接領導之外，還直接向皇帝負責。換句話說，內閣總理大臣並沒有辦法直接控制內閣的各個部門，在內閣大臣都有權力向皇帝提請奏章，以及稟奏國務的情況下，內閣總理大臣實際上就成為了被皇帝安排在了內閣中的大管家，如果內閣總理大臣想要與皇帝爭權的話，那麽他首先考慮的就應該是怎麽去對付下面的那些大臣，以及繞過皇帝對內閣的控制。顯然，這本身是不可能的，因為不管是誰，絕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內閣大臣，皇帝也不例外。顯然，這一辦法實際上是加強了內閣政府的權力平衡，在增設了更多的部門，更加細化了各個部門的權限之後，任何人在內閣中都無法擁有絕對的控制大權了。

二是改變內閣總理的任命，監督辦法。以往，內閣總理是由皇帝任命，然後在貴族議院走了個表決的過場之後，就可以上任了。現在，朱祁鈺取消了貴族議院在這一事上的權力，內閣總理直接由皇帝任命，並且直接向皇帝負責。作為交換條件，朱祁鈺將罷免與彈劾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分了一半給貴族議院。即貴族議院有權力提出罷免與彈劾內閣總理的議案，該議案在議院通過之後，將直接呈交給皇帝，經皇帝批準，就能罷免內閣總理大臣。當然，如果皇帝願意的話，也可以直接罷免內閣總理大臣，並且任命新的內閣總理大臣。而這麽做的目的，除了將內閣總理完全變成皇帝在內閣政府中的大管家之外，還有一層意義，那就是，將議院完全設置成為了內閣的監督機構，內閣總理大臣也將受到議院的監督！

采用了這兩個辦法之後，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實際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而且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可以說，於謙是帝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內閣總理大臣。在他的那個時代，帝國的內閣總理大臣，實際上就是帝國的二號元首。這雖然與帝國當時的情況有一些關系（沒有太子，也就沒有副元首），但這也是皇帝對於謙的信任所產生的直接結果。顯然，在於謙之後，絕對沒有第二個內閣總理大臣還能夠得到皇帝的完全信任。比如，朱祁鈺在親征的時候，就將帝國的的所有權力都交給了於謙，這需要多高的信任？顯然，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歷史人物決定了這一特殊的現象，而在此之後，就絕不可能出現類似的事情了！而朱祁鈺這次通過兩個主要的手段來限制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實際上，就是要為於謙的離任做好準備。當時，皇帝才三十六歲，而於謙已經有六十多歲了，顯然，這個皇帝最為依賴的助手不可能陪伴他走完這一生，那麽，於謙離任之後，自然需要有一個更為有效的手段來約束內閣總理大臣！

如果看得更深一層的話，這次的政府改革本身還是為了強化皇權。可以說，在第一次政治改革之後，內閣總理大臣已經成為了皇權的最大威脅者，或者說是約束皇權的最大力量。顯然，在於謙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因為他本人就是皇權的擁護與支持者。可於謙之後，問題就沒有這麽簡單了。新任的內閣總理大臣必然是年輕官員，顯然這些有新思維的年輕官員不一定會繼續支持皇權，特別是在資本經濟大規模發展的時候，資本家已經成為了帝國政府中的主宰力量，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如果在皇權與資本發生了沖突的時候，顯然，這些資本家的代言人就不會衷心的擁護皇權了。因此，在無法保證今後的內閣總理大臣能夠擁護皇權的情況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限制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削弱內閣總理大臣的影響力，以此來保證皇權！

當然，要鞏固皇權，僅僅是依靠削弱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是不夠的。從政府改革的各個政策來看，比如擴大政府規模，限制官員經商，清查官員資產等等政策來看，這些其實都是在鞏固皇權。不過，也正是如此，才導致這次的政府改革困難重重，五年時間，也許還僅僅只是個開始而已。而且，從這次改革一開始，就遭到了眾多人的反對，特別是其中對政府官員的兩點限制，更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一是限制官員經商。這是朱祁鈺堅決要完成的改革任務。寡頭商人集團能夠在帝國造成那麽大的危害，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商人在政府中有代言人，因此他們可以控制一些政府官員，從而為自己牟取高額利潤。而這種官商勾結的現象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了，顯然，這對新的資本經濟是沒有半點幫助的。朱祁鈺在政府改革的初期就提出了這一點，既任何人在成為政府官員的時候，都得放棄一切商業活動。為此，朱祁鈺甚至讓錢廣入專門成立了一個官員委托基金，由該基金委托管理官員的財務。當然，這個政策本身是好的，不過在當時卻直接涉及到了官員的基本利益，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即使最後朱祁鈺強行推廣了這一政策，甚至不惜辭退了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員，不過，真正完善這一制度，恐怕還要等到數百年之後了。

二是清查官員資產。這是個讓所有人都頭痛的問題，廉潔的官員並不擔心，不過，又有幾個官員能夠做到真正的廉潔呢？而通過南昌案，廣東案（柴氏家族案），朱祁鈺對貪汙官員是深痛惡絕的。當然，因此而引發的大案並不少，甚至在朱祁鈺下令凍結所有官員在銀行的存款，並且動用帝國警察部隊開始徹底清查官員資產的時候，還有不少的官員因此而自尋短見呢！

不管怎麽說，朱祁鈺在國內用了五年的時間來改組政府，這一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這也是鞏固帝國基礎的必要措施。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高效的，廉明的政府，那麽就沒有辦法推動帝國發展。當然，在更大的程度上，朱祁鈺實際上將政府當作了自己手裏的工具，沒有好的工具，怎麽來構建他理想中的帝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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