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史上經常舉一個例子，福樓拜寫作《包法利夫人》，當作品中的愛瑪喝下毒藥時，福樓拜感到惡心、難受，情不自禁的吐了出來。

對這種現象，可以做很直接的心理學解讀，對自己創造的角色愛瑪，福樓拜愛之過深，當愛瑪走向最終的命運時，已經投入了太多感情的福樓拜同時也“毒害”了自己。

其實，對作品過度的代入感，不僅僅體現在作者身上，也體現在讀者和觀眾身上。

在歌劇《白毛女》上演時，陳佩斯的父親陳強演的黃世仁因為十分典型，多次被群眾咒罵，甚至差點被一位看戲的解放軍戰士拔出配槍槍斃。

關於作家和作品的距離感，有過很多的討論。在整個文學史上一直延續不斷、占有重要地位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強調的是作家和作品的整體契合，零間隔。而在自然主義，比如左拉的《小酒店》，存在主義，比如說加繆的《局外人》看來，作家應該客觀的描述萬事萬物，不避諱其中的汙穢、荒謬之處，追求一種客觀記錄的零度風格。

這種風格在中國作家餘華的作品中得到了某種回響。他曾經不無得意的說，有評論家稱，餘華的血管裏，流的不是血，是冰。

這種對作品、對作品所展示的一切的表現出來的冷酷態度，是文學的另一大姿態。

那麽，熱血的青年們，你是否更喜歡福樓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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