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通道，加上這樣的作案特點，案子指向兩個方向：要麽，這是碰上熟悉情況的內賊了；要麽，這是“燕子李三”一類的飛賊來過了。

飛賊？這年頭有飛賊麽？

那可難說，前幾年東城區就鬧過兩回專偷大宅門的飛賊，一捕一斃。

那麽，是先查內賊呢，還是先查飛賊呢？

這警察的思維和普通人不一樣，他們既不查內賊，也不查飛賊，而是沖著德國專家去了——先查他報的是不是假案。理由也很簡單，這位德國專家說不清他們家到底丟了什麽。

要按老薩說，警察同志這是個不通情理的思路，假如真的把你們家所有東西都搬走了，然後讓你說丟了什麽，擱誰都說不明白。

不過老侯聽了一樂，說你不明白警察辦案的做法，比如前兩天日本那酒井法子跑了，好多人都很同情，我們警察看了，第一個想法就是這人可能涉毒。而且，那幾年，外國人報假案的也不在少數。這句話引起了老薩的好奇心，忍不住打聽，這外國人幹嘛沒事兒給咱們報假案呢？

外國人報假案？

可不是嗎，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咱們警察讓外國人蒙過不少次呢。

那時候，外國人來的多了，問題也來了。北京警方接二連三收到報案，要不就是丟了手表，要不就是讓人搶了照相機，不一而足。這件事開始讓警察們十分惱火，要知道當時北京的治安很令人自豪，雖然達不到“文革”前95％的破案率，但也不至於滿街有人搶外國人吧？

周恩來總理說過，外事無小事。警察們雖然有點兒迷惘，但還是認真辦案的。也有真破了案的，比如，老侯就破過這樣一起案子。

北京飯店的一個老外，報案丟失美元若幹。老侯出現場，查問發案時間、地點後，很快鎖定幾名嫌疑人。偵察員註意到其中一名服務生生活奢侈，與收入不符，被列入重點偵破對象。繼續調查後發現其窩點，一訊而伏。

案情並不覆雜，老侯印象深刻的卻有三點：

第一，這名服務生頗為聰明，他回到家非大中華不吸，在班上抽煙卻只抽最便宜的黃金葉。在單位人人都說他老實，聽說把他抓了，大感不可思議。

第二，此人作案手段與心理學暗合，發現目標從不竭澤而漁，每次只拿不到三分之一。這種情況下，外賓即便發現錢變少了，多半也會認為是自己放錯了地方，很少懷疑被盜。他作案數十起，警方只接到這樣一起報案。

那就要問了，這個老外怎麽如此個別呢？

一點兒也不奇怪，這位是拿信封裝了兩千美元現金，準備交房費的，被這個服務生抽去幾張後錢不夠了沒法結房賬，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報案。

第三，搜查這個服務生的窩點時，發現此人竟然在12平米的鬥室中裝了六個豪華壁式大座鐘，估計到整點的時候一起敲響，比鐘表店還熱鬧。

讓錢燒的。老侯說。

說起來這位也是無奈——當時北京沒有多少消費場所，也沒有太多奢侈品供應，這種灰色收入不買座鐘他也想不出還能買啥。

不過，這種案子極少，更多的時候是破不了案。報案的外國人似乎對破案也不怎麽感興趣，這種情況很不正常。時間長了才發現，這些外國人只對警方開具的被盜證明感興趣。調查之後真相大白：原來，這幫家夥要麽把相機手表賣了，要麽把外匯倒給“黃牛”了，這些東西入境的時候都登記的，不開具被盜證明沒法過海關，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利用警方開具的被盜證明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

這些玩意兒在當時的北京市場屬於稀缺貨，很受歡迎，賣了高價再拿一筆保險，老外們的腦袋太聰明了。以後，再碰上外國人報案，警察們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是不是報的假案。

這次的案件中，那位德國專家是個中國通，對警方的調查十分配合。問題是，他的確說不清自己到底丟了哪些東西——你說你丟了一條波斯地毯，可先生你能證明你有過這東西麽？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調查中這位專家一拍大腿說，有辦法了。

【2.神奇的“縮骨功”與“指紋”】

原來，此人回國前夜，曾與幾個中國同事在家中喝酒告別。告別之後大家拍了合影留念。這合影上不但可以看到波斯地毯，還可以看到蘇格蘭茶具呢！

有照片為證，德國專家很快開列了靠譜的被盜物品清單。

現在，輪到警方坐蠟了。

老侯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警方人員，分隊長，至今他依然能回憶起案件的細節。

德國專家所住的是對大學校門主路西南邊第三排樓，發案地點在這座六層樓的三層，裏外套間，基本搬空了，門窗鎖都完好，屋內也沒有發現有價值的可疑痕跡。

案子發在單元樓，讓老侯很是不爽。

有位當警察的朋友曾對我講笑話，說有些影視劇描寫不夠真實。電視裏面只要報案的電話鈴聲一響，警察們就會“像打了雞血一樣瘋狂”。其實真正的警察對於報案電話是很煩的，恨不得一輩子也不要聽到。但是，真要那個樣子，警察們也會面臨失業的威脅。所以，只能祈禱發案的地方好一點，讓案子好破一點。

什麽地方的案子好破呢？最好是傳統的居民院，那裏鄰裏之間近乎透明，有沒有來過生人，誰家的日子過得好不好，很容易得到信息，如果能發現一兩個喜歡說道東家長李家短的“八婆”，那就該稱之為“破案寶貝”了。

像德國專家所住的單元樓就沒有這樣的好條件了，單元樓的居民大多關系冷淡，很少相互交往，這一點無論在中國外國都是如此。日本艷星飯島愛就是死在單元樓中，多日無人知曉。

尤其是大學，鄰居們都是知識分子，更加有些自掃門前雪的傾向，讓警察叔叔十分懊惱。

向左鄰右舍了解情況如預期的一樣無功而返，大多數鄰居只知道這家是個外國專家，連這人是哪國的都不知道。

由於門窗完好，偵破方向一度指向內賊，但所有可能是內賊的懷疑對象又很快都被證明沒有作案時間。

百思不得其解的老侯走出樓門，神差鬼使地回頭看了看，忽然若有所悟。

他問陪同的保衛幹事：“能不能了解一下，最近有沒有人在這附近看到過一個瘦子？”

“很瘦的人？”陪同的保衛處的工作人員一楞：“瘦到什麽程度？”

還沒等老侯回答，一位“教授”忽然搭腔了：“瘦子？有啊，有個像弄堂裏竹竿一樣的家夥，前些天老在這裏轉來轉去的，現在可有辰光沒看到了。”

“哦？有多久沒看到他了？”

“33天。”

一個月以前，恰好是偵查員們推斷的作案時間！“教授”馬上被請到辦公室，專門說說他所見過的這個瘦子。

問題是，這位“教授”何以記得如此清晰，準確判斷出那個瘦子在33天前消失呢？何止如此，老爺子甚至能描述出瘦子腳踝骨粗大，上身比下身長一類非常詳細的特征來。

可他又完全記不得那瘦子的長相！

你要是去問老侯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教授”們的看法，他一定表示特尊敬，恨不得自己兒子當“教授”。

哎，把“教授”比成兒子，這算怎麽個尊重法？

這一點兒也不奇怪，老侯的文化程度有限，估摸著自己當“教授”的機會不多了，但是他真心尊重有學問的人，希望自己兒子多念點兒書將來當“教授”，這不是屬於很正常的理想麽？

當年出國熱的時候，每每有拿不著簽證或者綠卡的兄弟咬牙切齒決心生個美國或者法國兒子，從此不用再看簽證官的臉色，所謂“我不當美國人，我當美國人他爹”，思路和老侯頗為相似。

不過，要感受老侯私下的想法呢，尊重之外只怕還頗有微詞——這“教授”一流人物啊，多半屬於智商不低、情商很低的家夥，要不怎麽連對門鄰居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呢？假如想挑起“教授”家的內戰十分容易，只要當著“教授”夫人問問他丈母娘的生日是哪天就行，或者支支吾吾，或者胡說八道，多半“教授”家門口賣雞毛撣子的會開張。

不過，這等人物畢竟智力很高，而且好奇心重，用老侯的話說有點兒像大孩子，別人該記住的他記不住，別人很容易忽略的地方，他倒常常能提供出意想不到的線索。比如老侯提到的這個瘦子吧，別人沒註意，偏偏此“教授”記住了，而且能夠把瘦子的各種特征說得如此清晰。

問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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